《大多数死在了18岁，你还过屁的青年节》（2020-05-04 综合新闻）报道：
昨天好几个电话约我今天相聚青年节，由于父母远游，我只能在家守着孩子，就一一拒绝了相约。当然，即便父母在我也不想出去过这节日。我认为，再也没有一个节日比青年节更羞辱青年人了。
富兰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富兰克林时代已经过去了300年，也许正是因为富兰克林发现了大多数人被时代埋了，所以他才毅然决然走出实验室加入到反英殖民的独立运动中去。他们赢了，现在的美国青年人人都有一张阳光自信的脸，他们当然没有青年节，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活在青年时代。
25岁才死？只是富兰克林没有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他从地下爬起来到我们各个中学和大学走一走，他一定会修正为“大多数人死在了18岁，等到95岁才埋”。
那么，我说的是不是危言耸听？2020年3月5日，一位叫韩敬源的大学教师，他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叙事诗：“在一个将近100人的高校校长群中，从新冠病毒爆发一直到今天，既没有一个人退出群，也没有任何人发过一条信息，连一个字也没有，我好像进入一块墓地”。
别说100人的校长群，就是1000人的校长群，依然会是韩敬源先生所说的一样，不会有人发一条信息。即便把所有中小学校长拉进一个群，他们还是像韩敬源先生所说的一样，不会有人发一条信息。
校长都死了，他所治下的教师岂有不死之理？让一群僵尸去教学生，学生岂有不死之理？这些校长虽然都不在微信群里说一句话，但他们并不是哑巴，该轮到他们出来说话时，他们比谁都说得理直气壮。
当梁艳萍教授被扒出来有不荡言论时，湖北大学很快就成立了调查组并发布严肃调查的声明。当王小妮教授被扒出来有不荡言论时，海南大学很快就成立调查组并发布严肃调查的声明。任何一所大学，只要有学生举报老师不荡言论，根本不等老师走出教室，调查组就成立了。谁说校长不说话？哪个大学调查教师不荡言论的声明不是铿锵有力振振有词？
校长们死就死吧，那教师呢？然而，每每有不荡言论被调查时，你看见哪一所大学有教师站出来仗义执言？你看见有哪一所大学有学生站出来据理力争？没有，倒是有16岁的中学生给方方写信。昨天我还看见《海南大学大部分教师给校长鼠鸡的一封信》，同仇敌忾强烈谴责王小妮教授吃饭砸锅抹黑了海大。
过去的青年火烧肇家楼，现在的青年正在火攻方方、梁艳萍和王小妮，如果你叫他们去一趟校长办公室，他们会吓得连滚带爬。最不应该死的青年都死了，其他青年岂有不死之理？死了，全死了，根本等不到18岁就死了。还有脸过青年节？
青年已死，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鄙夷。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某天，两个北大毕业工作在京城某部委的年轻人，上了一辆出租车后座，一上车两个人就是讨论“如何在北京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出租车司机听不下去了，就问他们毕业哪个学校，两个十分自豪地回答：北大。司机慢条斯理对他们说：“我家拆迁分了两套在西二环，我就一开出租的，如果我的生活就是你们的人生理想的话，那你们读北大究竟是为了什么？”两个小年轻哑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曾经在文章中写过。有一次在孩子培训班上遇到一个家长，他是同济大学博士毕业生。我问他“读了博士你最大感受是什么”，他一秒也没犹豫就回答：“还不如一个拆迁户”。这次我哑了。
这你就知道了，北大哲学系王诚博士死死揪住方方别墅是怎么来的，一点也不奇怪。这锅的知识青年做梦都想做一个北上广深的拆迁户。小鲜肉，这个词非常精准，不能叫他们青年，只能叫他们是一堆嫩嫩的肉。
巴尔扎克说：“没有思想上的清白，就不可能有金钱上的廉洁”。
脑子里只有拆迁户的青年们，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他们会研发芯片么？他们会探索真理么？他们会做一个好官么？他们会悲悯哀民之苦么？别开玩笑了，个个早就张牙舞爪张开血盆大口向着他们共同目标奋不顾身地前进。
你在大街上随手抓两个青年过来，打开他们的颅腔，你一定会发现，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几乎全都是一模一样，并且一直到老死，他们都活得一模一样。他们别说从未年轻过，他们一辈子连人都没有认真活一回。
什么叫活一回人呢？
王尔德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王，但大多数人却在放逐中死去”。
所谓生下来都是王，就是每个人都天生是独一无二的“我”；所谓在放逐中死去，就是还没到18岁就搞丢了“我”。所谓独一无二的“我”，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的意志，要有独立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没有这些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不妨对比一下，这锅青年还有几人尚存“我”？搞丢了“我”，连人都不算，还谈什么青年不青年，也好意思过青年节？
然而，当我读到方方的日记时，当我读到梁艳萍教授的《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时，当我读到王小妮教授的《活着就是挣扎》时，我不但发现了她们仨各自迥异的“我”，我更闻到了她们青春的香味，尽管她们仨的皮囊早就不青春。因为在她们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涌流着对苦难的悲悯，对正义的渴求，对人性之美的无限向往。她们仨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青年节，因为她们的灵魂从未老去。
青年节不是人人都配过的，但前不久刚刚被入刑四年的刘艳丽是绝对配得上过这个节日的。这位年轻的湖北人，仅仅因为呼吁官员公开收入而被判寻衅滋事罪入狱。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想把这节日的祝福送给她，像纪伯伦一样祝福她：“你今天所经受的苦难，将成为你来日的桂冠”。
谢选骏指出：上文痛惜现在的中国青年们自甘沉沦，却不知过去的中国青年们自甘堕落——他们充当俄国人的打手，愚公移山、祸乱中国，把中国人的家园彻底破坏，打土豪，分田地，自己也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这些青年团，不论叫做三青团还是共青团，都是孙越宣言的走狗——所谓的“五四青年节”，就是这些丧家犬的节日。
网文《孙文越飞宣言》报道：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从广东退居上海，绝境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1923年1月，苏联特使越飞来沪，在香山路中山寓所内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问题。以此为精神，1月26日，双方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表明孙中山开始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寻求国际进步势力援助的愿望，使国共第一次合作有了基础。
宣言发布——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同上海的孙中山的代表，互相访问和交换书信。孙中山曾派张继去会见越飞。经过张继的联系，1923年1月17日，越飞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去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颇久。此后，双方经过几次会谈，于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渡日。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原文内容编辑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事件分析——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的这一谈话纪要，前三点表明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支持以及平等待我中华的态度，当然这些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苏俄所采取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因为当时苏俄政府初建，国际上相当孤立，再加上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苏俄很难在资本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社会中寻求承认，因此只能把目光投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支持。支持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最大的心愿，但当时中共在中国还是非法，很难短期内取得中国的政权，只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合法政党，而且又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外国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孙中山的合作便成了当时苏俄最好的选择。作为中华民国精神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争取苏俄对中华民族的平等对待是他能与苏俄合作的前提，当然苏俄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也换来了孙中山先生对苏俄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换来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苏俄的真正盟友中国共产党有了合法合理的发展空间。
孙文越飞宣言的第四点是关于外蒙古问题，实际上也是民族问题，在宣言中苏俄表示了对外蒙古的态度：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立的一部分，但维持在外蒙古的驻军。从这一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当时苏俄是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同意苏俄在外蒙古驻军，是因为当时中国北京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统治这一地区，否则将造成该地区的混乱，甚至可能造成该地区的“独立”，这将对中国及苏俄都是不利的。
事件真相——这是孙中山与苏联大使签署的一份宣言，在宣言里，苏联承认“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则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
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苏联放弃吴佩孚——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外蒙古的独立——所以又有了宣言的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第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意义和影响——《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
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结成联盟，从此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谢选骏指出：上文为中共鸣冤叫屈，其实，中共才是“孙越勾结”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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