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千古骗局

《与《史记》内容背道而驰的《竹书纪年》，谁才是千古骗局！》（2018-01-23）报道：

大家都知道，《史记》被史学家一直称为正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更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巨作。而孔子被封为孔圣人之后，历朝历代更是追捧《史记》为中华正统，鲁迅先生更是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史记》真的是秉公之作吗？小度认为，封建帝王为了自己的统治，宣传儒家思想，并不那么完美。

而编年体的古书《竹书纪年》为何被大部分学者所排斥，尤其是在古代，更是被天下读书人称为伪书。让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竹书纪年》。

在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

古人又为何对这本书如此排斥呢，甚至到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竹书纪年》？那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跟《史记》的记载千差万别，我们来看一看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在该书是如何记载的：

1、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

2、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

3、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

4、禹死，启即位，益密谋夺位，结果被启杀掉；

5、伊尹杀商王自立，后被杀；

6、商王文丁杀周文王父季历；

7、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国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8、周文王被纣王拘押，不是因为崇侯虎进了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军事冲突，败而受俘；

9、周武王乘纣王主力东征东夷，进而偷袭商都。

是不是亮瞎了大家的眼睛，这简直和《史记》背道而驰。更是违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如何能被古人接受。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这部书的依据有三：一是传说。西周以前的事，其实全部是传说，因为没有历史的文字材料。这个部分，价值不太大。二是春秋时代的部分，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所以价值也不算大。三是战国部分，由于是当时的纪年，所以价值之大，如同《春秋》一个样。这部书，仍可以纠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关于战国史事的错误。

那么小度就借此反问，既然都说西周以前的事是编写的，无史料记载。那么《史记》的三皇五帝也是瞎掰的，那么凭什么就是真的，而《竹书纪年》就是假的。孟子也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至少小编看来，如果就因为《竹书纪年》的内容太过惊世骇俗就认定为伪书，未免太过儿戏，也不能让人信服。

有人认为，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春秋笔法误人，一至于斯。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

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从黑暗到光明，从野蛮到优雅，而儒家笔下却总是倒置的，古人如何如何文明，古人如何如何禅让，古人如何如何贤明，实在是让人费解。竹书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不是古人文明，贤明，而是更黑暗，更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决然不是儒家的仁义之道。而且《竹书纪年》著世于魏襄王时代，那时候正是战国时期，各国相对独立，伪造历史也没有用，骗不了其他人，所以小度更倾向于《竹书纪年》的真实。

当然，《竹书纪年》肯定替代不了《史记》，小度也不是说竹书内容全为真实。小度只是想告诉大家，《史记》为历史正典，因为时代性质，在封建王朝，就算再直言的史官也不可能不为封建帝王服务。古书所述内容，需要我们去挖掘考证，还历史一个公道，而不是要某家之言所愚昧，同古人一样晃晃无知。至少《竹书纪年》被古人斥为伪书，只是古人在儒家思想的教义下，过于离经叛道，而不敢读。

谢选骏指出：从“真实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千古骗局——就像我们经历过的当代，一旦落墨为史，无不呈现为“漫画的骗局”。

网文《<竹书纪年>完全颠覆了<史记>的记载！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文史道 2019-03-28）报道：

西晋咸宁年间，一个盗墓贼，在盗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无意间解开了一段颠覆认知的历史。

晋人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其中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十三篇史书，被命名为"纪年"，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成书年限大概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了大约两百年，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极大的帮助。

对于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竹书纪年》与通常的史书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

一是重视构筑历史的时间及空间组成。二是重视描述三皇五帝时期的权力争夺，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政治阴谋。三是大量记载王朝中央与周边其他部族的和、战关系。

先秦史学作品中，有关三皇五帝这一时期历史的记录，成书最早且叙述相对集中的是《尚书》。

《尚书》的特点是记言，对其中所涉人物的事迹及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空间都关注甚少，即使有记录，也极为简略。

这里面有历史叙述的技巧还不成熟的原因，也是相关资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足所致。

然而，成书于战国偏晚期的《竹书纪年》在叙述此段历史时，却花费了很大的笔墨试图构筑出相对完整的历史时空。

传统史学界并不认同《竹书纪年》，历代史学家对其嗤之以鼻，称之为"异书"。因为《竹书纪年》所载实在太过骇人，其内容与《史记》几乎是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尧舜禅让故事，是儒家宣扬的最高统治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竹书纪年》的记载则完全不同。

舜为获取帝位，首先是趁帝尧年老，将其囚禁。为防其子丹朱作乱，舜软硬兼施，一方面切断帝尧与丹朱之间的联系，使丹朱不知其父尧已遭囚禁；另一方面，为稳住丹朱，又假意为其立城。而一旦大权在握，地位巩固，舜即出尔反尔，将城夺回，永绝后患。

在《竹书纪年》的描述中，舜完全是一位擅长玩弄政治手腕的阴谋家形象。有意思的是，《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周人始祖后稷在帝舜篡位过程中所扮演的“帮凶”角色。因为将丹朱流放到丹水的执行者，就是后稷。显然，后稷在《竹书纪年》中，其圣人形象也被完全颠覆，成为帝舜篡位的合谋者。

发生在夏初的“益干启位，启杀之”故事，实际是舜夺尧位的翻版—— 都是以臣干君，只是结果不同：舜成功地击败了储君丹朱，而益则为储君启所杀。

发生在夏王朝末期所谓夏桀元妃末喜氏因遭遗弃而与敌国之臣伊尹“勾结”并终以弱夏的故事，表现的完全是战国时期常见的“国际”阴谋。

《竹书纪年》的出现，冲破了儒家的整个古代历史体系，自然是不会为当时已经主导史学界的儒家学者们所认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时，《竹书纪年》虽然比儒家史书更加贴近人性，但其真实性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历史，毕竟不是人们亲眼所见的现实。

……

关于尧舜禅让学说，历史上向来有两种说法，大相径庭。战国时期有大量讨论，不待竹书纪年而知。所以竹书纪年并没有改变儒家的历史观，更不要说颠覆了。

竹书纪年为战国时期的作品，无可厚非。可是战国史官，对于尧舜禹汤的记载就可靠吗？不好说。因为那些故事对于战国人来说也已经一两千年前的事了。那些故事研究成为传说了。

我们只能认为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记载不同，不能认定哪一个就是真实的。

孔子对于历史研究是相当严谨的，他一生遍观史料文献。而且孔子们对学问也是直言不讳的发问。如果孔子对于史料有故意修改，尤其是尧舜禹这么严重的问题，孔子不会默而不言的。

这些本不是历史所争论的对象。即便是竹书纪年出来了。大家对于禅让还是篡位也没有太多争论。因为韩非子本来就有记载。孟子对此事也有辩论。所以这些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

谢选骏指出：别说战国人论三皇五帝可以胡说八道，现代人谈国共两党也是语无伦次——由此可见事情一斑。更何况在我看来，三皇五帝本身就是“神话的历史化”——就像秦始皇帝的的名号也仅仅是一个暴君的杜撰。

网文《<史记>和<竹书纪年>之异同》报道：

首先，先介绍一下两本书的基本情况。

《史记》就不用多说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竹书记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记载自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不准（音Fǒu Biāo）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记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即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至宋明时期的"今本"和清代的"古本"，在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后，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由于《竹书记年》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所以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但由于其所记载的内容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完整本又在在宋代进一步亡失，导致后代的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其真实性，更有甚者甚至怀疑《竹书》为伪书。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纪年》亡失原因："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其次，根据考古发现和科学解释，似乎《竹书纪年》比《史记》可信度高。

1、关于商代：《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而《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确系二十九王；《殷本纪》认为中宗是太戊，而《纪年》以为中宗为祖乙，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中宗祖乙” 的称谓却完全相合；《殷本纪》以为盘庚自河北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至帝乙时才迁都今之殷墟，而《纪年》以为自盘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证明武丁、祖庚、祖甲、禀辛、康丁等确在殷墟，并不在河南的所谓汤之故居；又如《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无“王亥”之名，而《纪年》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对此，王国维说：“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却非虚构。”

2、关于战国年代的记载：《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的《六国年表》和《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而《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陈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据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

诸如此类，《纪年》还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但经过出土文物的核实后比较接近史实。

再次《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迥异之处，乃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长久被儒家学派斥为异端邪说，导致《纪年》长久不为世人所知，逐至遗失，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才得以略窥全貌。

目前双方的主要冲突表现在“禅让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远古尧舜盛世上：

1、尧是禅让，还是舜夺尧位。《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三条记载，脉络非常清晰。《韩非子·说疑》更是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2、益和启谁夺王位。传统儒家的孟子说法是禹禅让给益，启不服气，益控制不了局面就避位，启当权建立夏。《纪年》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后，“益干启位，启杀之。” 真相是禹没有正式的传位给益，夏部落中作为禹助手和东夷部势力代表的益自立并打算逮捕启，启发动支党和益对战。启益战争几乎是朱舜战争的翻版，区别是最后由于禹的声望取得的支持，39岁正值盛年的启战而胜之，杀死益称王。

3、伊尹辅佐大甲，还是自立为王。《纪年》载“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不过，《纪年》关于伊尹与大甲关系的记载，令人生疑。如果伊尹夺位，流放大甲，大甲潜出后又杀了伊尹，那么，根据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历代商王皆隆重祭祀伊尹就说不通了。若是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

最后，综上所述，从总体看，《纪年》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记载，比《史记》可信度高。一来春秋笔法误人，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二来《史记》的成书时代较晚，虽然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不下于古史官，但限于材料来源和个人价值偏好，追述先秦历史必会有失实之处。

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写道：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古代中国，此种政权更迭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们厉行德治。

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人类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

谢选骏：《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千古骗局——尤其《史记》，是帝国时代的产物，完全以独裁者为核心。难怪毛贼鲁迅抬举《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比较下来，编年体则属于多元化的时代，所以到了北宋这个“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再度兴起，并非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