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枢轴时代》（2019-02-22 许倬云）报道：
雅斯贝斯是一位态度积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的一本小书《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讨论人类历史上的所谓枢轴时代，认为人类有意识的提出了若干重要的价值时，人类的历史遂有别于生物的历史。他的枢轴时代观念，引发历史学家的热烈反应。在他的百龄周年前后，各地历史学同仁举行过数次讨论会，阐述雅氏的基本观念。
《二十一世纪》既有专号，再度讨论这一问题，我即不必赘述雅氏理论的大旨，此处只拟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雅氏认为枢轴时代的几位重要人物，都有凿窍之功。这一想法，以孔子一例言之，颇似中国人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而，历史是累积的形成过程。孔子论「仁」，指出人性的根本价值，从此开启儒家的丰长发展，蔚为人类主要文化体系的根本。孔子功在人类，无可置疑。若再推敲孔子思想的来源，其实也不是无中生有。在孔子的当时，在传中已有若干他所钦佩的人物（如管仲、子产），其言论均可能对孔子有所启发。《周易》与孔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段聚讼的公案。《周易》本身，内容极为复杂，其卜筮部分与哲学思想部分之间，如何衍生转换，至今仍有不少未易解决的问题。然而，孔子以前有此一本极为复杂的经典，而孔子又自承好《易》，则《周易》的启发，当也是孔子思想渊源之不可忽视的一个成分。
再往前推，商周嬗易之际，商人知识分子有所反省，我在拙作《西周史》中，曾提出商末卜辞中有两个贞卜系统，一个是理性的传统，将祭祀排列为整齐的周期，祭祀成为例行的礼节，不再顾及被祭先祖的意义。这是一种解除迷咒的态度，鬼神意志及其对于人间的影响，已不在考虑之列；宗教遂是人间社会典章制度的一部分而已。
商末另一传统，则是将商代祖先的祭祀的自族性格放在一边，这一派的祭祀对象极有包容性，甚至外族也可列入祀典。如上两种态度，固然层次不同，故已有理性与超越的性质。
周初天命观念，姑且不论其中有无传的成分，周人却确实以为天命有其道德的裁决。而且周人族人持之不疑，于是有周公与召公对天命何为的辩论：召公以为天命降于周人，周公以为降于周王。同时，周人谆谆告诫自己人，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不可自己骄奢，以致失落天命。这种戒慎恐惧的态度，在传中原不一见，而且早于孔子，以至孔子时代，古代贤哲训诫世人的主调一致，殆是相当确立的道德意识。
由此，孔子的理性主义超越意识，源远流长，不是忽然出现。同样的现象，也见于犹太教／基督教的超越意识。摩西的独一真神观，令人以为颇与埃及阿克那教法老的独一真神观念有关，这位真神（太阳神）是生命之源。而其思意所及，故施万物，不但人类，凡是生物的生命，皆由神赐，一枝山草之微，也沾雨露之恩。这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其来源可以早于摩西。
巴比伦的马度克大神，原是两河神祇源流中一位尊神，但不是独一真神。这位大神，在巴比伦时代，确是代表冬去春来，生命复苏的复活现象。犹太人曾大批被掳入两河，他们在尼尼微城下哭泣，亡国之痛，一定也会转化为复活的指望。
更往前推，两河吉尔格玛弗传说，流传长久，而且遍及各处。这一传说的主题，即是追问生命的意义，传说则以为「不朽」，不必在肉体的生命，而在于有值得后人纪念的功业——这也是超越了自然生命的价值。
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在中东地区逐渐发展，期间不断接受早期人类文明埃及与两河两个文化系统的影响，其后基督教又承受希腊／罗马文化系统的浇灌。犹太教／基督教系统的众位先知，耶稣基督，以至后者的几位重要使徒，都是今天基督教系统超越观念的有功之人。
另一个问题，则是曾经历枢轴时代的文明，到底有哪几个？这一问题，涉及空间区别的观念。雅斯贝斯以为中国、印度、地中海等地区、希腊，都曾经历枢轴时代，而亚述帝国、日本……不与焉。如果将这一命题，严格界定曾经枢轴时代的空间，则今天「中国」的大部分，今天地中海东地区的不少部分，希腊半岛的北半部，都只是承受枢轴时代影响，而不是其发生之地。循此原则，日本于弥生时期以后，承受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也有了超越的价值意识，日本又何尝不是今日中国文化圈的一个份子？正如英伦三岛的西欧文化，又何尝不是枢轴时代的后裔？
这一问题，与前节所述个别枢轴时代文明的渊源一样，都涉及历史演变长流的分合。历史长流的任何一点，既是上承无数的因，也是开启下游无数的果，正如柴束拦腰一扎，两端都是分歧百出，难以究诘于一丝一线。
最后，雅斯贝斯指出，近代开始的科学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另一次重大发展，其意义不逊于当初枢轴时代之开启鸿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命题已经不言可喻。科学时代文明，其主要动力是科学家求「真」的动机，然后随波经过科技结合，改变了人类生活形态，其影响将是一个全世界性人类文明的涌现。这一发展，自然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绝不下于人类第一次发展的超越意识。
现在全人类困惑之处，则于求「真」之外，如何延续求「善」求「美」的超越意识？以及如何开创与之相关的价值？人类社会生活，必有群居。许多个别的个人，当有一套群居的价值，规范其彼此互动的方式，庶几能互济合作，而不致冲突排斥。这些规范，各大文化系统都已在枢轴时代逐渐界定其基础，衍生、阐释发展为整套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这些文化系统，因其基本立论颇有差异，由基本点引伸的价值观念及规范也有所不同。在人类社会势将「定于一」的前夕，如何将各文化系统间观念格逆不能兼容之处，求取共同机关，当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
举例言之，基督教与回教两大文化系统，都主秉持独一真神观念。两个文化系统的冲突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又如，中国文化系统的「个人」是社会网络中一个结果，在社会空间中有其歧出的关系丛，而在时间轴在线，也有其承前启后的位置。相对而言，基督教文化的「个人」，理论上只与真神之间有「祂-我」关系，此外即是独来独往。这两种不同的「个人」观念，引发了今日常见「人权」内含的争辩。同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系统也有不同的认知，并且由此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念。
全球人类文化，如何与过去的主要文明相衔接，不应当是由某一个文化系统独占，排斥其他文化系统，并任其消灭。同时，现代科学文明中，是否也可有某些立论的基本之处，足以由此阐释引伸为人类共处及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并由此建构、规范，当是我们必须深思的大问题。
初步的构想，科学工作者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有其一定的职业习惯。为了求真，科学家必须持严谨的态度，锲而不舍，循一定的逻辑，观察与思考，科学家不能因为一己好恶而窜改数据或数据。凡此诚敬，正符合于儒家道德的「忠」。科学家常有存疑之心，不得武断，更不得护短，这是儒家「恕」字的内涵。孔子将忠恕合解为「仁」，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由「仁」出发，则整个儒家道德系统，都可由这一人性的根本点引伸发挥。于是，科学家的职业习惯，可以转化为职业道德。并进一步，职业道德即可普化为一般道德，则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诸般伦理与规范，也不难建构了。
在「美」的方面，「真」也有转化的余地。科学家寻求知识，总盼能成系统，而不是一堆散乱无以组织的材料。越是有解释力的知识系统，可能越是简单。例如爱因斯坦的理论系统，即是简单的一个算式。近世极有贡献的天文物理学家鞬陀罗色伽，曾屡次表示，他的理论，实际上即在追寻美学的干净利落。杨振宁先生称赞狄拉克（P. Dirac）的研究犹如明澈的秋水。凡此都是科学家从「真」中寻见了「美」，其境界其实也不让于文学家、音乐家与艺术家对「美」的追寻。
如果在科学文明的时代，我们能建构一个真、善、美互通的超越观念系统，则这一波人类发展，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占有重大的转轴作用。
谢选骏指出：许倬云研究《西周史》很有心得，果然可以力排众议——他的明白之处，在于指出了“轴心时代”并无真实的突破之可言；他的糊涂之处，在于忧心“全球人类文化，如何与过去的主要文明相衔接，不应当是由某一个文化系统独占，排斥其他文化系统，并任其消灭。”——他似乎没有读过我的《思想主权》，因此无法理解，“全球人类文化其实都与过去的主要文明相衔接，而任何文化系统的独占、排斥其他文化系统并任其消灭……无论怎样折腾，也都还是在思想主权的斡旋之下。”因此，“人类共处及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的共同价值观，无需建构、规范，定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因为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门。
《许倬云：“内卷化”的美国正在衰退，中国的“大同世界”超越霸权》（每日经济新闻 2021-02-06）报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每个人生活和工作的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当下，我们似乎格外需要智慧去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世界。城市进化论邀请到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从更宽广的时间维度，去思考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以及背后的问题。
每经记者 谢陶 每经编辑 杨欢
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全球经济深陷泥沼，潜藏已久的危机接踵而至。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酝酿着一系列深刻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场巨浪，不断荡涤过去的时代，将人类推向深邃的未来。
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我们究竟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秩序？又如何重新理解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在这样一个多元话语激烈碰撞的时代，知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向我们分享了他关于美国、关于秩序、关于中西文明的真知灼见。（以下内容获许先生及其团队特别授权。）
全文字数：3597字 阅读时间：4分钟
许倬云先生是历史学家傅斯年的学生，也是对王小波影响最深的老师，见证了美国60多年的风云变幻，是当代卓有建树的中国古代史学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大家，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曾先后执教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多所大学，于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讲座教授，著有《万古江河》《中国文化的精神》《说中国》《西周史》《汉代农业》等。
2020年疫情期间，许倬云新书《许倬云说美国》面世。他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一种不可阻挡的衰落。同时，在剖析美国的发展变化时，许倬云也在思考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中国如何发展。
许倬云分享道，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族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流，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还与“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
当下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愿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融合世界，为解决当前人类世界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贡献自身价值，并在此过程中重建自身，已是条势在必行的道路。
谈美国
这次疫情，在美国国内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极大的冲击，还造成了思想上极大的冲击。
美国文明久已成型，三百年来，进入美洲的欧洲移民设计出的体制，累积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文明。这个文明表面看来高楼大厦，富强无比，美国人也因此充满信心。
在我看来，今天美国陷入衰落，持续“内卷化”。这一过程中，存在两个“美国梦”。一个属于外国来的新移民：他们的美国梦是在世界最富的国家拥有立足之地，以美国低收入的工资，换算成他们故乡中等以上的生活标准；另外的美国梦则属于城市的中产阶层及其后代。他们希望可以从新兴产业中，通过创新或是冒险，靠着一个新的发明或是新的服务忽然变成另一个盖茨，或是另一个索罗斯。
后者有梦，却难以实现。在美国，一些失落者，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发生的变化。他们可能无法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甚至无法理解，外国进口的商品居然占满市场的货架。这种情绪转化为了一种内卷心态。
凡此内卷心态，遂将单纯贫富阶层之间的异化，转变为认知与情感纠缠难分的隔离。对外，他们坚决支持美国至上的霸权;对内，他们拒绝接受新移民。
谈经济
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秩序的演变及当前的状态？
新航路开通以后，航道与商业路线的存在将世界各处联系在一起，可并没有完全让世界各处的市场都统一在同一种经济秩序下。
经济制度直到近代才出现——在欧洲发展出来的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最早大概在意大利的几个沿海城市形成，这几个重要的口岸形成了银行中心、行业中心、航船技术发展中心、航商集中买卖或运输中心。伦敦则发展出了海上贸易的观念和海上保险制度。
另外就是汇率制度。当商品的交流、利益的计算、成本的计算都用同一种货币代替，就出现了新的秩序。这时候，普世原则（Ecumenical Order）是大家都能遵守的经济世界的共同秩序，就是有共通、共用、大家尊重的“货币”。
美国最终将一揽子货币制度恢复到美金作为代表的制度。到现在，美金还是作为世界准备金的地位。这种货币制度，发行货币者占了便宜，等于拥有了无限的超支量。谁的货币变成世界交换标准之一，或者世界标准独一，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新的经济制度下世界格局的特殊形态。
全球经济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危机，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其他的危机。
近代文明的主要动力，乃是来自于经济层面，亦即在工业革命之后，近代社会获得的巨大的生产力。经过二百年持续的成长，近代经济极度地扩张。经济动力本身发生了变化，不断冲击、重塑着全世界各处的秩序。
目前可以看得见的困境是：经济极度扩张以后突然的泡沫破裂，造成经济迅速萎缩和失业激增，这两个现象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欧美各国都在努力挽救这种颓势，他们所采取的方略，有的是用刺激性的扩张，使得经济可以回升；有的则以节省和紧缩来制止经济进一步的衰退。这两个方面哪个能够生效，还有待观察。
经济的持续扩张与波动给政治、社会带来困局，牵动世界各处的秩序。
谈文明
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观念。文化，我认为是一种行为和行为的准则，驱策我们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处理事务。凡此种种，总结在一起超越提升为系统，便是文明。
文明演变成一整套理论体系，达到一定水平，我称之为结晶化。如同碳变成水晶，坚硬不坏，一旦破坏就是破到底。因此，文化演变到文明，通常意味着它不能再持续改变，文明便“终结”了。而我们不希望文明走到终结的地步，我们盼望文化能进展，永远能够自我修整，求得更适合的道路。
我认为，要保持文化的动力，就需要开放的环境、自由的胸怀、自己对自己诚实的态度并且没有禁忌的约束。这些是学术界必须信守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上，我们共同努力，将个人的所知所能贡献给大家，经过综合、比较、推演，做进一步的探寻和研究，这样才能实现知识引导生活，生活引导生命，保持持久的文化活力。
中国的天下观是从个人到全天下所有人类，甚至超越人类；也可以说是同心圆一样不断地扩大，扩大到最后是全世界一体。在这里面有共同秩序，是太平盛世、大同之世。
这种天下观在中国是逐渐形成的。从“天代表整个宇宙秩序”的观念开始，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才让整个大宇宙、小宇宙重重叠叠套在一起。在《礼运》里面，我们见的就是最后大同世界的状态。
在“大同”的圈子里，我们不期望有霸权，也不希望有王权。王权的最高境界，是没有王来决定，由老百姓自己决定，由天然的秩序来决定。这种想法非常崇高，也非常玄，代表人类一种最高的理想。
西方罗马天下（Pax Romana）和中国的大同世界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主头，而中国的大同世界没有里、没有外、没有大、没有小，整个地统一在一起。中国的大同世界是超越霸权的。
以西方世界构建的经济秩序为例，西方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霸主，这个霸主掌握最大一部分的资源，能把握住欧洲圈以外各地的市场，将其文化输送到各处开化为人类的共同文化，也就是西方文化作为大家共同的世界。
这种扩充式想法跟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是有差异的。总结一句话，中国文化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扩张到对宇宙的理解。以时间轴上看，个人接受了许多过去的积累，也许是包袱，也许是资产；向后看，由“我”开始，将我所取得的交给我的子女、后代。
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时间轴线三个向度上，中国文化组织了一个“恕”的境界，一个将“心”比“心”的巨大系统。我们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别人；人与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躏自然。
本文部分内容辑录自《许倬云说美国》、《万古江河》等书及许倬云先生所做“十日谈”讲座等公开讲话；文内图片系受访者本人提供
人物简介：许倬云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1930年生于福建厦门，历经抗战、迁台、赴美，在美国客居六十年。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许倬云与台大校长傅斯年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同时，许倬云还将胡适视为恩师。两人的治学精神与文人风骨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5年，美国斯坦福出版社出版了许倬云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令其在国际历史学界声名鹊起。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在1967年写给考古学家李济的信中赞誉到：“顾立雅手上有个学生，是你们史语所来的人。他写的这本书已经是小经典（minor classic）了。”
1970年，许倬云应邀到匹兹堡大学任教，开始撰写《汉代农业》。该书对汉代农业研究有革命性贡献。任教期间，许倬云还曾指导过李银河与王小波，并与王小波有过多次记忆深刻的谈话。
1983年，许倬云着眼于文化史，而不是政治史或朝代史，聚焦西周文化的渊源以及天命观念的滥觞写成《西周史》，为史学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2006年出版的《万古江河》则摆脱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着重于庶民观点及大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全球文化的高视点，诠释多元、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与《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一起组成了“中国三部曲”，是展示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集大成之作。
参考资料：
1.《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2.《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3.《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20.
（本文经「原本」原创认证，作者每日经济新闻）
谢选骏指出：正因为许倬云的明白和糊涂是并存的，所以他既能明白全球需要一个统一秩序，同时却糊涂地认为中国的“大同世界”可以解决问题——哪里懂得，《礼记》的《礼运》不过柏拉图的《共和国》，是无法操作的“理想国”。即使在中国，其实出现的也是完全违背了“大同世界”的秦汉帝国，那是一个比罗马帝国毫不逊色于血腥的“和平”（Pax Romana）——许倬云在此，却把不同性质的东西混为一谈，以为“大同世界”可以取代“全球政府”？太太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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