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指出：十几年前的2006年——2007年间，我曾经先后发表了四篇有关“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文章（后来收入了《历史的别裁、发现、秘密、兴衰、研究、辨诬 Special, Discovery, Secrecy, Rise and Fall, Research, Vindication……of the History》2007年—2016年，2016年第一版，历史的初稿·第三卷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II，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三卷之第六章《历史辨诬》——第七节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第八节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第九节余英时误读欧洲蛮族历史、第十节余英时等人如何误解中国历史的？），对余英时后来的写作已经有所校正了。近闻余英时已于2021年8月1日离世，结合网上这篇《余英时回忆录节选》，于是再做一篇《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作为余英时话题之总结。
《余英时回忆录节选：从上海码头到新亚书院》（加拿大家园iask.ca 2021-08-04 21:13）报道：
从燕京大学转入新亚书院，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然而这是偶然中的偶然，当时我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
我在第三章中已谈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杨树浦码头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转往台湾时，便深感生离死别之痛，觉得此生恐已无重见之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几天以后，我在亲戚家中得到他们从定海托船主带回的平安讯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场。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说他们已从台北迁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间去探望他们。
我后来才从父亲口中听到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定居的原因。原来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湾的情势非常混乱，甚至国际地位也不确定。美国总统杜鲁门迟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才根据开罗会议和波茨坦宣言，正式声明台湾归还中国。但是他又说，台湾未来在中国内战中究将谁属，美国则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契逊（Dean Acheson，一八九一～一九七一）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更声明美国在东亚的防线不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当时不少从大陆逃至台湾的难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证，对比之下，他们似乎觉得香港不但较为安全，而且还可能提供向东南亚或西方移民的机会。
但决定在寒假期间赴港探亲之后，我立即面临一个困难问题：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能够得到离开国境的合法证件吗？通过和许多亲友的商议，他们都认为我必须向北京户口所属的警察分局申请离境公文。但这中间还有一层有趣的曲折，值得一记。在父母给我的信中，他们的住址是九龙青山道，而省去了“香港”的地名。因此一位长辈很郑重地提议，要我在表格中只说去“九龙”探亲，不必提“香港”两字。他觉得分局警察一听到“香港”之名便不敢擅自作主，一定会向上层报告，极可能延时误事。我听了他的指示，果然当下便获得批准。这一张从北京移居九龙的正式文件，我曾多年来保留在手头，作为一个稀有的纪念，但后来因为迁居过于频繁，终于失去了。
我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亲，但当时一心一意只是要在寒假一个多月的期间和父母重聚一次，事毕仍回燕京读书，完全没有长期留港的念头。我还凊楚地记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一天（一九五〇年元旦）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当时我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剎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精神异动？当时并没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后，经过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个比较近于情理的解释。一九四九～五〇期间，我在显意识的层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纲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因此，并未感到在大陆曾受到压迫。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顾颉刚的朋友汪叔棣将去香港，前来辞行和长谈。当晚顾为此失眠，在《日记》中写道：“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这大概是当时许多人的普通感觉，但我完全没有以“香港”象征“自由”的意识。所以我的精神变异必然是潜意识中的事。原来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许多价值，特别是“科学”和“民主”，因为《胡适文存》曾是我早年最爱的读物之一。抗战胜利后，当时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对我很有吸引力，如《观察》、《新路》等。胡适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间在《独立时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和〈自由主义是什么？〉都是我很爱读的。大致说来，我当时的思想是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和北欧式）。但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击美国《白皮书》的思想战役。《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美国政府藉此表明：中国陷入共产阵营责在国民党，因为美国已尽了最大力量。不过美国对中国的最后希望却寄托在中国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身上。它认为这些接受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思潮的中国知识人将来也许会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当时的攻击重点便放在“民主个人主义”这一观念上面。从中共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种种描述来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这是我当时在理智层面所决不愿承认的。因此我相信，在潜意识中我一定极力压抑着原有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不让它们有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这一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和压抑积了好几个月之久，一旦回到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心理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精神变异便发生了。
我在离开北京时，原估计寒假探亲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事。但在香港和父母幼弟相聚以后，当下便感到恐怕不可能如期来去。第一是情感上的原因，寒假匆匆，一晃即过。父母都盼望我多留些时日，我也实在不忍说走便走。何况我这次回大陆，以后是不是还能自由来港，更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第二则是父亲此时还有十分急迫的事，非要我协力完成不可。上一年离开上海时，父亲把他的大批书籍（包括一部《清实录》）和多年收藏的文物和书画等都寄存在一位亲戚家中。但亲戚即将迁居，时机紧迫，所以我陪伴继母到上海办理此事，来回费去两个星期之久。我在上海找到几家旧书店，把所有的书都廉价出售，而将一部份文物和书画背回香港，交给父亲。我当时已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向燕大请假一学期，等到秋季再复学。
父亲很高兴我愿意多留半年，当即提出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建议：他告诉我钱穆先生刚刚在离我家不远的桂林街创办了一所新亚书院。我既然这学期不回燕大，何妨暂时跟钱先生学点中国史？钱先生是我早就敬仰的史学大家，我当然欣然同意。（详见下文）我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父亲想留我在港的方法之一，但是我的归志已定，并未动摇。所以七月底我终于束装就道。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在离港前一个多月中，是我情感和理智互相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传统语言所谓“天人交战”大概即指此而言。父母心中十分难受，但因尊重我的决定，不愿给我更多的情感压力，因而不再劝我留下。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绝对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层次，我始终不能接受香港这个殖民地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我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学术研究则是我最为向往的人生道路。新亚书院虽有钱先生这样大师在，但开学两三个月以后便已遇到经费的大困难，是否能办下去也在师生心中成了一大疑问。何况香港教育司只承认香港大学是唯一的大学，新亚在法律上仅具有中学的资格，毕业生只能教小学。总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在此一信念驱使下，我终于狠下心肠，独自坐上去广州的火车。
然而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我的香港火车本来和广州北上的火车是连接的，一到广州便立即换车开行。不料火车入境不久，竟在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发生了故障，必须停下来修理，而一修便是四、五个小时，和我的北上火车脱节，只有改乘第二天的火车了，因此心中甚为不快。但就在石龙这几小时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场极大的变动，使我根本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首先，我觉得太自私，只为个人的兴趣着想，完全没有考虑到父亲的处境：他年事已高，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于未来生活的忧虑。我离港前确有感受，但未及深思。这时在石龙车站回忆以往半年与父母相处的况，不禁愧悔万端，汗泪并下。我才领悟到，如果我留港不走，必要时或可成为家中一助力，父母一定会安心不少。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国本上，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最后，这时韩战已经爆发了一个月以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出入，两边都日趋严格。我回北京以后，再访香港的机会将十分渺茫。我和父母与幼弟这次分手便真成为不折不扣的“生离死别”了，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悔心大起。
我在石龙几小时内的反思所涉甚广，不过以上三点是最重要的，至今仍在记忆中。总之，我翻来覆去地检讨，最后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回北京有百非而无一是。在火车未修好之前，我已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决定：到广州后，我不但不北归，而且要重回香港。说起来教人很难相信，我在做了这一新决定之后，几个月来一直深深困扰着我的“天人交战”，突然消逝不见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静与和畅。有一个负面的念头确曾出现：我已入团，对于“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应有所承担，这在香港是办不到的。但是我很快便找到了一种自解之道：新民主主义团员不计其数，而且正在不断增加，少我一个人似乎无足轻重。我的新决定在我自己而言觉得是情理兼到，然而用当时中共的语言来表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火车到广州之后，我住进一家旅馆，询问回港的办法，因为那时香港方面正禁止大陆难民入境。我的出境证依然有效，但如何取得入港的许可却成为一大问题。幸而有人指示，广州黑社会的“黄牛党”和香港边境的警察相通，只要付出一笔钱即可进入香港。第二天我便循着这条途径重返香港。
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
转学新亚书院
书人早在一九四六年，先父在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主持文学院，曾礼聘钱宾四（穆）师为中国史教授。那时钱先生决意不在学潮时起的大城市（如北平、上海、南京、天津）任教，宁愿到边区，学生不太闹事的地方去，所以他表示可能来沈阳。我记得父亲曾很兴奋地对我说：“中国史数一数一的教授钱穆先生要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宾四师的名字。后来他去了昆明，我们当然感到很失望。但中正大学中国通史的课程是用《国史大纲》为教本，因此我最早接触到他的著作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季。两年以后，我在燕京翁独健先生“史学研究法”的课上要写一篇论文代替考试。由于我早年读过梁启超、胡适等人关于先秦思想的研究，对墨子一派为什么在秦汉以后忽然消失不见，十分不解，因而提出了〈墨学衰亡考〉的题目。翁先生指示我去看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书，这样我才读到钱先生最精深的学术专著。以我当时的程度，读《诸子系年》是非常吃力的，我在这部书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勉强通其大概。因此我对钱先生确是景仰之至。
父亲送我到新亚书院去谒见钱先生，说明来意。钱先生对我说：新亚初创办，只有一年级，但你应入二年级第二学期，必须通过一种特别的考试。他当下便要我写中、英文各一篇，叙述我的求学经过和目前的学术兴趣所在。然后钱先生邀父亲去他的房间聊天，留下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的长桌上写作。莫约一个多小时，我两篇文字都写成了。钱先生出来之后，先看中文，再看英文，最后微笑地对父亲说：你的孩子考试通过了，明天就可入学。我当时相当惊异，因为我知道钱先生是自修成才的，似未受过现代学校的完整教育，但想不到他也通晓英文。
我在新亚的第一学期修了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概论”一课，所用的教科书便是他早年写的《国学概论》。钱先生那时因受时局和流亡生活的影响，心情似乎不甚平衡。再加上学校经费又随时困扰着他，以致他讲课往往不能全神贯注。钱先生在北大特别以讲演生动著称，上世纪四十年代柳存仁先生有一篇写“北大人”的文章，曾绘声绘影地加以描述，传诵学界。但当时我听他的课，只觉得他有一股愤愤不平之气，随时会发作出来。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报上刊登了美国总统杜鲁门身穿夏威夷花衬衫接见宾客。钱先生指着照片大骂杜鲁门毫无尊严，并指着课室门口一只卧犬说，这狗便比杜象样多了。我第一次听见他这样骂人，实在大吃一惊，因为这和他平时待人接物所体现的儒雅太不相称了。
第一学期我始终认为在新亚是暂时歇脚，暑假后仍将回到燕京，因此不仅对书院不太注意，而且和钱先生也没有课外的交往。我真正认识新亚书院的性质，并奉钱先生为终身之师，是一九五〇年秋季决定长期留港以后的事，这是下面要交代的。
新亚书院创建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但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之“新”即是相对于“亚洲文商”而标出的。原来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迁来广州，当时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学人如张其昀（历史地理）、崔书琴（政治学）、谢幼伟（哲学）等计划创办一所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学，在广州教育部立案，在香港教育司登记开办，校名是“亚洲文商学院”。崔、谢两人先到香港筹建，因钱先生的号召力大，便用他的名字登记为“院长”。钱先生一再推辞不掉，只有承担了下来。但崔、谢两人不久都离港他去，钱先生于是请了唐君毅师（哲学）和张丕介先生（经济），共同维持；他们三位很便成为新亚书院的创校元老。
“亚洲文商”事实上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一九五〇年三月已蜕化为“新亚书院”。这是因为“亚洲文商”的创建人全部走了，而且经费从一开始便十分拮据，基本上靠少数个人的捐赠。学校连校舍也不具备，只能借一间中学的教室在夜间开课。但一九五〇年春季，有一位上海企业家王岳峯敬佩钱先生艰苦办学的精神，出资在九龙贫民区的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栋之三、四两层，作为校舍，三位创办人和部份学生都可以住宿其中，校名也改为新亚书院，意即“新的亚洲文商学院”。
亚洲文商学院没有留下任何档案或记录，仅钱先生有一篇〈亚洲文商学院开学典礼讲词摘要〉，其中表达了两个重要想法：一、“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莫过于书院制度”；二、“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的文化。”（收在《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十册《新亚遗铎》，页一～二）这两大重点都在新亚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的发扬。钱先生一九五〇年三月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招生简章节录”说：
本书院创立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秋，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新亚遗铎》，页三）
钱先生这里将新亚书院的创立上溯至一九四九年秋，可知在他心中，文商和新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后者的宗旨也直接从前者一贯延续而来。可知中、外文化并重和沟通世界文化这两点自始即是新亚精神的核心所在。“宋、明书院讲学”和“西欧导师制度”的融合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上面略略陈述了我对于新亚书院的基本性质的认识：我的认识是从一九五〇年秋季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因为我既决定在新亚完成大学学业，自然不能再像第一学期那样对学校漠然视之。后来我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取径是通过与西方的比较以探求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显然是受新亚教学宗旨的长期影响所致。一九九九年我在新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学术讨论会上，讲“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总结了我对于母校的整体认识。（此文现已收入我的《会友集》增订版，台北：三民书局，二〇一〇年，上册，一三六～一五二）
学校的精神自然是通过教授个人传递到我的身上，因此接着我要讲在新亚的师生关系。钱宾四师是我最重要的指导教授，让我继续上文，略述一九五〇年秋季以后追随他治学的经历。
初入钱门
我在课外和钱先生个别接触，并得到他的指点，是从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因此我认为我正式进入钱先生门下应该从此时算起。我还记得，最早在课后到他的小房间中求教，是为了要精读他的《国史大纲》。我虽早已读过此书，但觉得内涵太丰富了，一时不易消化。这是因为此书采“纲目”体，“纲”的部份是简要断语，但何以能得到这些精确的断语呢？其根据则于“目”中。由于“目”所涉及的事实往往十分复杂，限于篇幅，作者只道其大略，无法详及。这就不是我当时的学力所能充分理解的了。所以我向钱先生提出一个课外求教的方式：我将《国史大纲》从头到尾精读一遍，对每章每节尽量作出简要的报告，然后请他指正和评论。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这一学期我便把写此书笔记当作主要功课，一直到全部完成为止。由于一面写，一面和钱先生讨论（主要是他为我讲解书中重要部份的撰述背景），这一工作前后经历了好几个月。不用说，钱先生的讲评使我受益无穷，让我真正走进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九九〇年九月所写的〈犹记风吹水上鳞〉悼文中已略举例说明，这里不必重复了。
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国史大纲》的实际内涵，而毋宁是钱先生对于求学问所持的基本态度。我可以从两方面对这一点加以说明。第一、他第一次发还我笔记本时说：“你不要一页接一页的写满全本，应该另换一个新本，每页隔一空页，不着一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书（指《国史大纲》）上讨论的问题，也有其他学者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往往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留下的空页可以将来择录这些异说，以为参考和比较。”（这当然不是原话，但表达的确是原意。）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指示。我因此才体会到：他虽自信《国史大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自具系统，然而却不轻视与他所见不同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他这样郑重地叮咛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为感动。
第二、通过钱先生详细指示，我才认识到《国史大纲》并不仅仅是直接从第一手史料中钩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时也充分吸收了现代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崭新创获，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顾颉刚等。大体上说，钱先生对于近贤新得不但随时采择，而且在撰《国史大纲》时更从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调整，然后才写入书中。所以我一向认为《国史大纲》融贯了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成就，钱先生在〈书成自记〉中说：“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决非一般客套语。
从以上两方面看，钱先生对于历史知识基本上抱着开放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符合司马迁所标举的“一家之言”，但它决不是“闭门造车”式的封闭系统。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一大特色，推之《先秦诸子系年》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无不如此。我感到受到他影响最深最大的主要在建立了对于“学问”的认识。
我在私下受钱先生开导和指点，最得益的是如何读中国文史哲的典籍。他把重点放在对文本内内外外的彻底认识上面。内则“一字之义”必不可放过，这相当于清代学人所强调的训诂之学；外则对文本必不可作孤立的理解，而当和同类的文本加以异同的比较，然后才能认凊它在整体历史脉络中的真实地位。详细的节目这里不必多谈，大致上说，他始终在尽量培养我读书、作研究的基本能力。
另一方面，钱先生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价值系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相当于古人所说的“道”或“道统”）直接向我灌输。如果借用韩愈在〈师说〉中的词汇，我可以说，钱先生教学的具体着手处，是在“授业”和“解惑”上面，“传道”即寓于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家的“传教”方式。他似乎认为只要我具备了读书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最后自己便能找到“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孟子的信徒。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钱先生始终鼓励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求得一种深入的整体了解，找出它作为一个源远而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其实这便是他心中的“道”，但是我必须“深造自得”，不能直接把他求“道”所得接收过来，以为己用。
我在新亚肄业的两年多，即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毕业，正值新亚经济上最困窘的时期，学校的日常经费都没有着落。钱先生不得不到处奔走，捐募最低限度的经费。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年底他两度有台湾之行，每次都留台甚久。第二次更是不幸。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台北讲演，屋顶塌了下来，头部受伤，出医院后必须留台养伤，直到八月才回香港，以致七月十二日我的毕业典礼他都未能主持，我当时是相当失望的。
我叙述这一情况是要说明：在毕业以前我向钱先生单独求教的时间是很受限制的；据我记忆所及，反而在毕业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向他从容问学，特别是一九五三～五四学年。一九五三年秋季，钱先生得到美国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的支持，设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所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钱先生和三位研究生都住在所中，我则仍住家中，但每天到所中读书。这一年内，我几乎天天和钱先生见面。但更重要的，这也是我在他直接指导下，正式研究中国史的开始，我一生的学术路向可以说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所以我愿意略作回顾。
钱先生是我的研究导师，但并不给我任何研究题目：他要我自己选定题旨后再和他讨论。这仍然是孟子“深造自得”原则的实践。
我当时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研究的兴趣偏向中国社会经济史。由于二十世纪上叶中、日史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热烈，也取得很好的成绩，因此我决意追溯门第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儒、道两家（即“名教”与“自然”）互相争衡的关联。这大致相当于对“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一番经验性的考察。
钱先生知道了我的构想以后，持同情和肯定的态度，但随即给我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我的整体计划必须上溯至汉代，才能找到源头之所在，这一提示使我修改了原有的研究程序。我本来准备从《三国志》开始阅读，最后则决定以《后汉书》为精读正史的始点。所谓“精读”包括两点：第一是从首至尾，通读全书；第二是对书中一切相关数据加以系统的整理并作出纪录，以便将来查考和运用。关于第一点，我应作进一步的说明：相应于我的研究宗旨，我将《后汉书》所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变动，无论直接或间接性，也无论重大或轻微，都一一搜集起来，记录在卡片上，并加标识，以便将来作分门别类的研讨。原文较短的我便会抄下来，较长的则作提要，但是原文中关键性词汇和警句却尽量保存在卡片中。
九龙太子道的研究所仅存在了一年，次年（一九五四～五五）则并入嘉林边道的新校址，因为美国雅礼协会（Yale-in-China）资助新亚书院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我继续在研究所进修了一年。精读工作也从《后汉书》上推至《汉书》，下延至《三国志》，所写卡片前后积累了一千多张，奠定了我中国史研究的基础。经过近两年精读详记，我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便开始撰写专论，最初题作“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脱稿后，定名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这是我第一篇史学专论（monograph），全文约六万字，刊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上。一九五九年《新亚学报》出版钱先生六十五岁祝寿专号，我又从卡片所收第一手史料出发，写成了一篇十万字的专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不但如此，一九五八年秋季，我在杨联升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班上写“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论文（英文），也仍然是先从卡片数据中找出传统文献的证据，然后才去广求中外考古所获的地下材料。而且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多集事实，以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我所特别重视的是汉朝与外族（当时称之为“蛮夷”之类）经济交涉背后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所谓“朝贡”体制。这只能对两汉书中有关记述进行多层次的分析与综合之后，才能获致比较确切的认识。所以我原有的卡片资料在此文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多年以后，我以这篇论文为纲领，扩充成部专书，这便是《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Iations，一九六七年出版）。
以上回顾我早期史学研究的经历和成果，读者立即可以看出：一九五三～五五两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但是我和钱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在师生情感上，则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地方。一般而言，钱先生不但深于情而且富于幽默感，和他相处久了，便自然而然发生一种亲切的情感，可以长期持续不断。读他给弟子辈写的信，这一印象十分凊楚。这里只能谈一谈我和他之间的师生谊，但事情必须从我父亲和钱先生的交往说起。父亲早在抗战时期即曾读《国史大纲》国难版，纸张极为粗劣，上面多有详注，表示欣赏（我最早读的便是父亲此本）。所以一九四六年父亲一心一意要请钱先生来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任教，可惜未能成功。到香港以后，父亲和钱先生常有往来，在我入新亚后更为频繁。一九五一秋季因新亚得到台北资助，钱先生聘请父亲教一门西洋通史，一九五三～五四更聘父亲为太子道研究所专任导师一年。（见《新亚遗铎》，页一八及四八）我清楚地记得，从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钱先生曾多次和我们全家在一起欢聚，或乘缆车上太平山顶，或去海滨茶室畅谈。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石澳海边一整天的盘桓，钱先生讲了许多亲身经历的学术掌故，包括一些最著名的当世学人治学与为人的事迹，我们都听得非常人神。多年后他写《师友杂亿》，虽将这些往事包罗了进去，但究竟不及口述时的细致和生动。钱先生九十岁生日，我祝寿诗中有“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两句，即特指石澳之游而言。
这样的同游一直延续到钱先生访美时期。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钱先生将离耶鲁大学之前，父亲在邻州纽罕不什尔（New Hampshire，台译：新罕布什尔州）一个风景区的湖，租下了一座木屋，坚邀钱先生夫妇和我们一家同去欢聚一星期，那确是一次最令人难忘之游。二十多年后钱先生写下了一段充满着感的回忆，值得引述于下：
余夫妇在剑桥（即Cambridge）逗留一星期。接触多，人事忙。（按：指一九六〇年四月他来哈佛演讲之行。）临去，协中坚邀余夫妇离纽海文（即New Haven，耶鲁所在地）前再往，与彼一家作一星期之畅叙。余夫妇应允之。遂于离纽海文前，又去剑桥。协中先在一休假胜地租一宅，彼夫妇与二子英时、英华，及余夫妇，共六人同去。其地名已忘。四山抱一湖，山不高，湖不大，而景色幽美。两家或驾游艇徜徉胡上，或在宅外树荫草地闲行闲坐，七日之为况，至今尚留脑际。（中略）协中夫妇临离港前，余夫妇偕彼两人及其子英华，渡海游大屿山，黑夜登山，宿一古寺中。翌晨归来。协中不忘此游，故邀余夫妇来游此湖。适来者亦仅余两家。余夫妇留美近八月，亦惟此七日最为静。今协中已逝世，此湖真如一处之雪泥，而鸿爪则仅留余夫妇心中矣。（《师友杂忆》，全集本五十一册，页三四六～七）
先严下世在一九八〇年，钱先生回此游则适在其后不久，所以感慨特深。钱先生和我父亲及全家情谊如此，他平时对我的关怀有如家人子弟，远在一般师生关系之上，那便是极其自然的了。有时和他单独谈话，我深深感受到他对我的精神以至身体的健康十分关切，甚至还在学术得失之上。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在耶鲁给我写了一封极长的论学信，信末有下面几句话：
又念秦弟之生活，却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时，起居无节，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时再起床。弟求远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纵晏起。心之所爱，无话不及，谅弟当不为怪也。（《素书楼余渖》，全集本，页四三〇）
他显然担心我步梁启超后尘，不能终其天年。当时读到这几句话，我的感动是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
关于钱先生，后文还将谈及，暂止于此。
谢选骏指出：读完上述亲笔文字，自然可以理解，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就在于他的内心混乱（他自称“天人交战”）——他本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于加入了共青团，但后来却用了黑社会的偷渡方式逃到英国殖民地，他自己承认是“一秒钟的精神变异”，其实触发了“贯穿一生的精神变态”。在余英时的内心，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后来的反共需要纠结在了一起，自然形成了一团团思想疮疤，此可谓“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也。
《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信念终生反共 史学泰斗余英时91岁辞世》（自由亚洲 2021-08-05）报道：
一代史学泰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寿91岁。其学生，也是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余先生一生捍卫人权，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的信念。更关注中国文化、香港和台湾的命运，本于良知坚决反共，毕生一以贯之。
“六四是对我最大的刺激。从前还不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后来绝对是原则上绝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余英时作为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但他不从政，只在思想上表达意见，他形容对政治保持“遥远的兴趣”，“批评政治到此为止”。“我不想我抓了权，别人都听我的。这是我不需要的，而且是我很看不起的东西。”
一代史学家殒落 余英时辞世 享年91岁
周末茶馆：余英时谈新书《余英时回忆录》
磨了12年《余英时回忆录》出版2019年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观点”节目访谈，触及核心价值，包括他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我在那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中国文化好的地方我都吸收的。所以我在哪里，我过的生活，运用的价值基本上就是从中国来的。
RFA记者唐琪薇：所以您想保留的是中国文化最精华的？
余英时：“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我那句话的意思基本上不是说我。我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至于今天如何才能做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认为：“王阳明讲的一句要紧的，就是良知的问题。你有没有良知？知识人有没有尊严，你对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负责任。”
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余先生是有良知和风骨的思想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老师说过年轻时在安徽家乡，有一个营长欺压当地百姓，他写了一封信要告他，信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营长找人跟他解释。老师谈到这故事强调，『不许任何人欺负任何人』。这是他对人权的尊重和信念。”
王泛森提到，他受余先生指导时，正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余先生全心投入援助流亡学生、学人和保护异议分子的行动，对中共政权火力全开批判，他对香港占中运动，对台湾民主运动发表很多支持的言论和作为。他到人生最后阶段仍很关心香港问题。
王泛森说：“很多人知道我是他学生希望介绍去见面，但是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一位香港抗争运动的教授去普大访问的时候想要见他，他马上就（答应）。”
研究从“尧”到“毛”的中国史学者
王泛森提到余先生是写诗出身，对旧诗、音韵掌握非常好。他在台大念书时余先生到台大演讲自我介绍说是研究汉学、从“尧”到“毛”整个中国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的不朽跟长生，曾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余先生对汉代经济交通、贸易与扩张研究甚深。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看到老师在看一本剑桥的中亚史，他一问原由，老师说，他很惊讶这本书居然收录他很早期写有关匈奴的稿子，他也是研究匈奴的专家。
王泛森说，余先生是世界少见曾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授的学者，希望他创造的学术宝库的“利息”，在人间源源不绝地生息。
王泛森相信，中国受到共产党统治后，对文化的摧残、人权的打压，使得余英时非常痛苦。他反共，毕生一以贯之，对中国文化的命运非常关注。2006年获颁“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该奖对他的褒词提到，余先生大量著作是文革之后，刺激年轻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源头。
中国文化在文革被摧残 倡议设“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
王泛森说，余先生认为文革时期，中国文化饱受摧残，他曾在香港明报写过一篇文章倡议设立“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无处非中、无处不是中国。
王泛森提到，最后一次和老师通话是两、三个月前。“老师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说太久没有跟老师通电话，老师说，没有打电话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余先生思想非常澎湃，其实他内心非常平静。老师讲过几次，老年能平静在家，安安静静看看书就很福气。”
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7月25日他才和余先生通电话，精神都还很好，忽然听到他辞世，心很痛，他原本准备在疫情之后，将《余英时回忆录》荣获的金鼎奖和香港书奖的两项奖座，亲自带到美国给余先生，岂料心愿未能达成。
对生死豁达 与后辈侃侃而谈自己的墓园
廖志峰提到，余先生对人很温暖，对生死豁达，回想2018年9月赴美拜访余先生，他听到余先生说父亲活到八十多岁，他还说那您会活到100岁。当时两人第一次见面一开始聊的话题，居然就是墓园，他还没看到老师，就先看到老师预备的墓园。
廖志峰说：“我第一次见到他，见他之前，师母先带我去普林斯顿墓园，我还先去他父亲的坟上致意。那时还没见到余老师，后来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将来就会葬在那里。我就跟老师说，好！我将来再到这边看你。”
提到余英时反共的源头，廖志峰说，中共在六四打压、集体杀害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是对香港。余英时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认为中共扼杀、谋杀的是中国的希望，至今没有平反。余英时跟他说，一定要守住台湾最后这块华人自由民主的净土。
关心香港、台湾前途 “若畏共投降 何必跑到台湾？”
2013年中国流亡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时任总统马英九、文化部长龙应台未与陈会面，余英时接受台湾联合报系专访时曾批评“畏共、没出息到极点、很丢脸”。另曾呼吁马英九检讨大陆政策。余英时过去受访曾谈到，“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
余英时2014年接受台湾天下杂志访问，曾鼓励香港人为自由和民主抗争，他的结论是 : “（港人）不能做乖孙子了，不然下一个又来一个命令，你又做乖孙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后你不变成百分之百的奴隶了吗？” 余英时当时肯定港人“公民抗命”，强调虽然要付出代价，但“坐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曾预言，香港出来反抗的都是年轻人、大学生，“这是很可怕的，表示会有很长期的抗争”。
余英时1930年出生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把他送回安徽老家，他在乡下过了9年。遇到新四军屠杀乡民，新四军之后成为共产党基本势力。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被游说申请加入共青团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在回忆录提及，感染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与“左倾幼稚病”，但很快觉醒，却也造成他“60年每思及此就无地自容”的罪过。
搭上一班故障列车 从北京转向香港 改变一生命运
余英时1949年曾执意回北京完成学业，余父已在香港，局势非常不稳，他搭乘的列车故障。他一个转念，认为应留在父亲身边，就此转向去了香港。余英时曾说，如果列车没有故障，他留在中国，一生的命运将大为不同。
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四八、四九年，中国跟世界面临巨变的十字路口，民国政府把很多中研院院士接出来，很多有学问的人留在大陆，但胡适去了台湾、钱穆去了香港。余英时一度要坐火车到中国北京念大学。
陶杰形容余英时年轻时对共产党也“差点中招”：“他那时候的选择是最惊心动魄的，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还是中国在那个时候的选择。余教授著作等身，最重要是讲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他一生也是在彷徨、抉择当中去研究中国未来的方向。香港年轻人、海外华人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他的著作，尤其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物质横流的时代。美国知识界也应重新认识余英时，在这个十字路口上。”
陶杰：美国政界智库错失聘余英时担任美中外交政策策士
陶杰认为，余英时到了美国的学问非常有用，可惜在美国被大材小用，他不只应该在学术界。美国的政界、智库，至少二十年前就应该请他，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代，他们不是提倡多元文化吗？应该早就请余英时当一个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组长。
和美国很多知识界 、智库所谓“中国通”、“汉学家”相比，陶杰认为，余英时最不一样的是他看得透：“他看得透！其他很多学者看不透，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而且他对新儒家的批评非常地独到。当然他人很厚道，讲的很含蓄，就说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出路，看新儒家没有用，因为新儒家提倡的道统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气的、故作深奥的，你只要讲良知就够了，是不是？所以他是比较寂寞的一个人，他对中西文化具有非常智慧的批判精神。”
罗冠聪：感谢老师声援香港 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脸书放上与余英时的合照，并写下：“感谢余英时先生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启廸了众多后起之秀，奠定了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也感谢老师对自由的支持，鼓励着在各地争取个人权利的有志之士，也曾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台湾副总统感谢余曾在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为“党外”发声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脸书悼念表示，“余院士关注人权、自由与民主，曾为『党外』发声、为美丽岛事件投书国际媒体、声援六四、支持香港。也时常提醒关心台湾，面对香港问题除了支持之外，更要不断深化台湾的民主自由。余英时院士的胸襟、敢言、不屈、无畏与执着，已为许多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立下不朽的典范。”
宋永毅看余英时：坚持理想和良知的人格者
文革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英时有渊博的学识和胆量，最重要是他崇高的人格，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曾说如果共产党不倒台，他再也不去大陆，他就坚决地做到。
宋永毅说：“我知道中国大陆千方百计，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一直引诱他，想给他种种诱惑、荣誉、待遇。有太多学者在共产党掌权后就投靠共产党。自由世界的学者倒过头拍共产党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但他就是不和中共打交道，这是非常珍贵、崇高的理想人格，是最值得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王丹：余择善固执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发文送别余英时，王丹说，余先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择善固执”，“善”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他涉猎很多现实问题，跟他聊天可以感受到他真正安身立命的基础，还是知识而不是激情，他有“士大夫”气质、宽厚的胸襟和对年轻一辈的包容。
前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参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胡平提到，余英时是一位很纯粹的学者，住在普林斯顿一个僻静的森林里，生活相当简朴，彼此还约好疫情后再见呢。
余英时8月1日辞世，享寿91岁。四天后，中央研究院8月5日发布这项讯息。中研院表示，余院士为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1974年当选中研院第10届院士。一生获颁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获唐奖后，为鼓励年轻学人投入人文研究领域，委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余英时先生人文研究奖”，提携后进不遗于力。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言者，好像都没有认真读过余英时的东西，看来他们的“悼念”，都是为了自己“露脸”，不是为了探求真相，所以不能明白“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而余英时所谓的“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宣传。可见余英时到死，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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