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文明的起源与教育的目标》（2018-01-29 志道教育）报道：
随着教育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和普及，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明的——“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渐渐成为启发从教者的名言。雅斯贝尔斯是哲学家，《什么是教育》是关于教育的哲学，并且和作者所专注的人类轴心期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对轴心期文明和教育的存续发展作简要并举梳理，抛砖引玉，希望能唤起更多从教者的“灵魂感”。
轴心期学说
今天全球通用的公元纪年，使公元〇年——上帝之子的降临，看起来妥妥地成为世界历史的轴心。雅斯贝尔斯指出基督教并非全人类的信仰，他想要寻求一个新的世界历史的轴心，这个轴心必须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事实，而且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在此轴心期之前，人性尚未形成，而在之后，人性形成和发展的源流清晰可见，而且人性发展的原始动力都来自这一轴心期，这样世界上所有民族——不计特殊的宗教信条，包括西方人、亚洲人和地球上一切人，参照这一轴心期，就有了对历史进行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
雅斯贝尔斯找到了人类哲学家集中出现的时期——公元前500年左右，作为轴心期的大致定位点。他搜集了这一时期全世界最不寻常的事件作为依据：在东方，孔子和老子活跃地开坛立说，其余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纷纷涌现；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讨的人性内容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哲学可能性的极大范围；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查拉图斯特拉）不惧挑战地提出人世即善恶之争；在巴勒斯坦，先知层出不穷；在希腊，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阿基米德……贤者智者云集。在综上几个世纪内，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处互不知晓的文明建立和发展了起来。
以上文明皆由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的起源。在此之前，人类神话时代的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复返了。
除了跨地域共同出现大批哲学家，轴心时代还有几个特点：一、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诸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如三星堆文化，这些文化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仿佛还罩着一层面纱，人在其中没有真正苏醒过来；二、地球上其他未同轴心期取得联系和影响的民族，继续保持“原始”状态，继续过着已达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比如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玛雅人；三、直至今天，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比如文艺复兴。
轴心期学说所指的文明发生地
轴心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处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学术界，轴心期学说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学说，几乎成了讲古代思想的常识，也是很多研究者立论的起点。为什么轴心期对后世能产生如此宏大的影响呢？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三个地区的人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面对空无，人类力求解放和拯救，开始探寻根本性的问题。
人不再封闭在自身之中，哲学家出现了，他们开拓了人类的视野，不急于确定自己，开始向无限进行探索：中国的隐士和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异，但都努力实践自己的能力，不是向外，而是向内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虽然途径不同，但哲学家们都追求在整体上不断意识到自己从而超越自己。
那么从被解释的东方思想的衣钵持有者的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角度，问题出现了：轴心期学说阐述的是东方文明的因还是果？从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原文，我们不难查找到，所谓轴心期，实际上是为了符合结论而制造出来的。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已经有哲学家拉索尔克斯和维克多·冯·斯特劳斯在著作中提出“轴心时代”这一设想，雅斯贝尔斯不过是引而伸之。就中国文明而言，雅斯贝尔斯把孔子以前划为原始神话时代，这是有欠考虑的。孔子讲，自己不过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也就是把自己当做殷周文明的继承者，而不是崭新的创世说。
因此，雅斯贝尔斯把春秋战国之前归为不自觉的蒙昧时期，是为了推导出自己的结论——春秋战国是一场精神性的飞跃。而因为春秋战国有一场哲学的突破，所以之前的历史必须是不开化的神话时代，这种自我循环论证，不符合东方文明的因果发展律。
并且，所谓精神性的飞跃，以及哲学上的突破，乃至文明的自觉云云，这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性的概念，是从希腊哲学发展出来的特征，对孔子、庄子而言 ，他们完全没听说过什么是“哲学”，什么又是“自觉”，及至今天，也不符合普通中国人的经验，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初衷，这种共同经验的缺失，印证的是轴心说的欠妥和牵强。
甚至，东方儒家文明的守护者、学者龚鹏程直接指出，雅斯贝尔斯描述轴心期文明的用意，根本不是要谈古代史，而是要利用一个“世界历史的结构”来指明人类未来应循之道路——那就是西方现在的路子。
周文王
从法学、医学走向哲学
先不论轴心期学说能不能统摄中国、印度、西方三大文明，我们回到雅斯贝尔斯本人的视角，来看待相关理论的来由。
1883年，雅斯贝尔斯生于濒临北海的德国奥登堡。这一年也是东方的汪精卫、欧洲南部的墨索里尼的出生年。雅斯贝尔斯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他的祖先们有农民、商人和为数众多的牧师。广阔的海滩平原和沙滩给童年的雅斯贝尔斯留下了神奇的印象：“大海上漂浮着太阳的光带；我们脚下是我从未见过的无数珍贵的贝壳、水母；沙滩上是海藻。这一切就像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变幻而来的神奇莫测的现实世界——我当时像中了魔一样……”
雅斯贝尔斯的母亲的一生“有着伟大的、超乎寻常的胆识”，她用“她那令人惊奇的热情”，使家中变得生气勃勃。她操持家务，“却从不运用权威，而是有意识地运用生活的智慧和天生的外交策略”。
雅斯贝尔斯的父亲71岁时，他自己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了，因此退出了教会。“教会行动和教义的内容都向他证明，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真理。”
童年的雅斯贝尔斯在学校中并不出色，他在数学上毫不费劲，但语言课却使他感到很困难，用德语作文时他感觉有“说不出的费劲”。中学毕业后，身体不好但长得超过1.9米的雅斯贝尔斯决定学习法学，然后作为律师或者商人进入“实际生活”。
不过很快，他决定转学医学。他给父母写信：“一个多月来，我已经确定我要放弃法学而改学医学。……假如我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大脑，我首先想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直接加入科学院的发展进程。我想作哲学博士论文，但是在这之前必须很好地学习医学，它是一个基础，心理学和哲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结婚前后，他的工作转向了精神病学——“医学中最难的一个领域”。当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学还处在医院的经验水平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不久，他开始发表不同凡响的论文和著作——《幻觉分析过程中的肉体性与真实性的判断》《精神病理学的现象学的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中的命运与变态心理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理解的联系》等等。
中学和大学以来，雅斯贝尔斯是一个性格孤独的人。并且由于疾病，而使他感到一种对持续存在的威胁。在一个必定会与其他人相分离的此在中，会包含什么意义呢？如果由于存在着早死的可能性而不可能期待客观的结论，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不是科学可以回答的问题。“只存在着一条道路：哲学应该指出真理，指出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因此，雅斯贝尔斯很早就开始阅读哲学家的书：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谢林和康德，后来又阅读了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斯宾诺莎的书把他带入忍受疾病坦然处之的精神状态。就这样，雅斯贝尔斯终于走向了哲学。
青年雅斯贝尔斯
教育的直接传达和间接传达
雅斯贝尔斯从来没有在某一位教师的指导下在某一所大学里学习过哲学。他认为像数学、天文学及医学知识的内容与熟练的技巧都可以以简单的、直接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但是关涉人的存在本原和根本处境的哲学却无法传递。因为诸如：真理是什么？真理的正确性又在何处？可传授的知识与全部生命之意义从何而来，又将到何处去？这一切是人设定的标准么？要想加以回答，实在是非易事。
回到雅斯贝尔斯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20世纪，他在轴心期学说中所阐述的中国文明的轴心：孔子、老子等等，囿于语言的不同和翻译等等问题，对他的思想同样没有直接的传达。
那么东方儒家、道家的思想如何向海外这些“夷狄”的子孙传达呢？雅斯贝尔斯认为这种传达如果是本真的，就是超越语言、文字的，那是仅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传达，并不向所有的人敞开，而是选择那些具有敏感气质的人作为传达者。雅斯贝尔斯指出，柏拉图认为天才的人能够自助，这样的人才能承担传播真理种子的任务，而这一重任不是书籍传达的功能所能取代的。
相比之下，我们来看中国文明是如何传承的。四书五经必须逐字背诵，唐诗宋词有严格的格律和词牌限制的形式，宗族的家谱，已经预先规定好后代的字辈。这充分说明，作为文明的祖荫都是珍贵而先验的，一切都是后世的教育出了问题。雅斯贝尔斯非常直白地断言：“如果有人能准确地复述我所说出的一切，并能理解我所思考的事物，然而却从来不准备有些微怀疑精神和自主意识，那么，这样的思考者是可有可无、于世无补的。”
雅斯贝尔斯凭什么这么说呢？他明白地指出，教育中计划部分的必要性，以及全盘计划的危害性。人类的存续当然是以有意义的计划为基础的，比如为了控制大河洪涝，使人类从中受益而减低受害，就需要一套国家管理系统，这就是国家和管理机构的起源。但今日世界的复杂就复杂在出现了大量不可计划之事，比如马克思深信他掌握了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部规律，并对其作出全盘计划，试图将整个人类置于他的计划之内，但我们看到事实已经远远逾越这个计划。
值得考虑的是，对不可计划之事人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计划，那就是创造一个让它得以自由实现的空间。就像对待人类的宠物，人们不止是饲养它们，而且还要照料它们。那么对人类而言，则需要教育。真正的教育总是要靠那些不断自我教育以不断超越的教育家才得以实现。教育有直接传达，也仰仗间接传达的奇迹，这样的教育是跨文明的，不会拘泥于东方教授东方的文明，西方教授西方的文明。
柏拉图雕像
从西方的特殊性到东方的特殊性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雅斯贝尔斯轴心期学说和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关联和关系。雅斯贝尔斯大胆假设，人类在轴心时期虽然文明还没有互通，但已经大同小异。西方文明的一些小异，像一粒种子一样，后来生长为现代文明的参天大树。从结果来看，现代科学技术没有从中国和印度产生，而是诞生于欧洲，即是明证。雅斯贝尔斯说：“科学技术的起源，与日耳曼、罗马民族一起奠定。由于科学技术，这些民族完成了历史的突变，他们开始了真正世界性的、全球的人类历史。只有这些民族，才仍然能在决定人类命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样一边倒的说法，明确解释中国和印度在科学技术诞生上的落后，是因为中国和印度耗尽了轴心时期以来开辟的精神资源。只有欧洲，因为具有“西方的特殊性”，所以才能一枝独秀。
所以，雅斯贝尔斯大胆假设的人类文明轴心期学说，直接绕过了小心求证的过程，成为流行学说，直接指向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结论。而反观雅斯贝尔斯的学说，不难发现这一结论操之过急，直接违背了雅斯贝尔斯本人所珍视的文明不急于确立自己的态度。
相对于“西方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发现包括雅斯贝尔斯这样浸润在西方传统里的哲学家在内，对“东方的特殊性”的漠视和误解乃是常态。中国思想里的天、帝、命、道、天人关系，实在不能按照西方传统里的超越、自然法则、本质、客观规律、神圣与世俗、救赎、理性来解说和消化。以天道来说，《易经》中揭示天道建立在过程当中，是运动进行时的，而希腊精神中的形而上义，则偏重静止和永恒。天道观底下的东方秩序，三生万物，品物流形，并成族系方式递次展开无限的世界，这和西方那种由上帝这样的超越性的媒介带来的秩序建构，其框架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人所说的“道”，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则，而是宇宙自身的运动过程。从西方传统的超越视角来看“道”，最多也就是看出个“God”或者“The way”。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近代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西欧核心区国家所创造的“欧洲特殊文明”竟逐渐被普遍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有违文明本身就是融合之道。
教育的本质、权威和未来
所以，孤立地看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期学说，会直接滑向“西方特殊性”的有违文明融合的陷阱。只有不再锱铢必较于文明的起源之争，才能通向今日世界文明的融合。雅斯贝尔斯指出通过文明的问答方式，开启适合现代世界的教育方法。
因为追根溯源，文明的本质是人。人不只是经由生物遗传，更主要是通过历史的传承而成其为人的。在人作为个体赖以生长的世界里，通过父母和学校的有计划教育，自由利用的学习机构，最后将其一生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的内心活动相结合，人的教育唯有通过这条途径才能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体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也就是社会当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着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雅斯贝尔斯如此对教育意义的看法，是超越了任何文明的特殊性，对全人类有效的。
至于教育对文明的传承，对于不同的文明，雅斯贝尔斯都指出其权威性的必要和排他性。表面上看，权威来自外部，但同时它在人的内部和人问答。假如缺乏外在的权威，那人就成了人自己的权威，雅斯贝尔斯直指其荒谬。但他还指出如果权威只来自外部，就仅仅沦为一种强制力，人失去了内在的权威，只能屈从外在的权威，在此教育下的人就不再能够成人。
雅斯贝尔斯指出，在保留权威的过程中，哲学以所有大全的理性来照亮这种保留，理性不断地进行自我检验并对其它的一切开放。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标准，也不存在权威的标准，一切都须卷入理性的运动中去。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理性的精神，完全也当然可以运用到我们阅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去。
面对未来，雅斯贝尔斯欣喜地看到现代人将精神历史的所有可能性都接受下来，不管是希腊的、印度的，还是中国的，而当代人，不管是欧洲的、中国的还是非洲的，都对这些继承下来的精神历史拥有极大的行使主权的机会。“因为每一个在历史上被人们一时接受的观念都为现代人提供出来，人们会轻易地期望这些观念成为自由而真实的历史。”作为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本然的“在”是未来。只有当当下的生活是为未来服务时，那么这种生活才有意义。
雅斯贝尔斯所谓的教育，从人对人的、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主体间的灵肉交流活动出发，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这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真实意义。
（原创自志道教育所属杂志《新教育家》张喁）
谢选骏指出：“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个说法很合以为从小多病的精神病医生的想象，但却不是真的。或者说，这只是在极端情况和例外时刻才是真的，而在多数情况和一般时刻，教育只是印刻，是一种简单的复制罢了。不信看看孔子，他有三千弟子，可是有几个是有所谓的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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