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纳粹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

《河南大学生公开信：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的前奏》（2021-08-09 RFA）报道：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热传一封署名为“石可”的二零二零届大学新生的《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 

余杰评论文章：一封大学生的公开信敲响了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的前奏。

近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热传一封署名为“石可”的二零二零届大学新生的《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作者留下了手机号和QQ号，自称是一名来自河南新乡的大学生，目前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这封信应当不是伪造的。

作者在信中说，在其准备高考的全过程，也就是高中三年，亲眼目睹了美国和西方如何伤害“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华为，他们用贸易战来让我们的经济受挫，他们靠打击华为来卡我们的科技，他们甚至用军事威胁，试图消灭领导我们走向富强的党”。他希望中国发起反击，但中国受六亿收入不到一千的穷人的拖累，无法发起反击，因为“我们国家太爱老百姓了，和美国打仗，这些穷鬼就会吃不饱，我想，正是他们，才导致我们国家现在处处受辱！”因此，他深思熟虑之后提出建议：“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全部有钱的正常人，正式向国家提意见：让我们参军，让我们去杀掉这些不努力，拖累国家的人，全国的大学生应该联合起来，一起杀敌，这些人阻碍国家前进，就是敌人，就该杀。我们大学生，虽然没社会经验，但知道什么是国仇家恨，知道什么是大事大非，更知道，什么叫有国才有家。只要我们大学生联合起来，一个月来杀光六亿低收入废物，就可以省下无数的钱，土地，水，空气等，让剩下的一半人达到和美国一样的水平，大房子豪车，哗，想想就诱人！！……我知道，我们河南很穷，但这只能意味着，更需要杀，我会很坚定的，如果国家需要，我随时向父母开枪。”

中国的网络审查和封锁，宛如天罗地网，稍稍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差异的言论，立即遭到删除，作者还会被喝茶。然而，这封杀气腾腾的公开信，却一直在中国的网络上安然无恙，广为流传。毫无疑问，这名作者说出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敢说的心里话：穷人就是党国的敌人，中国现在不是要杀富济贫，而是要杀贫济富。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名叫石可的大学新生，并非富裕人家出身，却争先恐后地向党请命，他愿意亲手向父母开枪，通过杀戮父母来赢得一张受党重用的投名状，然后跻身富人的行列。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通过杀戮让革命者从穷人变成富人，毛泽东、朱德、贺龙，无不如是。如今，这位并未研读过马列主义和毛选，公开信中也没有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大学生，居然无师自通跟当初的青年毛泽东心有灵犀。

历史学者王友琴在《一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披露，在文革初期，学生打老师的风潮中，年龄仅十三岁的小学生也参与其中，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仅北京西城区就打死了七个校长。有相当一些女学生，抡皮带，抽人，打得很凶。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女红卫兵用锤子挨个儿敲他们的头。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据有的被访者说，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龄有关。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父母开枪的大学生，打老师自然不会手软。在中共纪念其建党一百年的时刻，官方出版了经过篡改和阉割的党史，这本党史再次为文革翻案，以“艰难的探索”取代“十年浩劫”。这封大学生的公开信就是对这一风潮的直接响应。习近平是毛泽东和希特勒的精神之子，这位名叫石可的大学生则是“习近平的孩子”。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的鼓点由远及近，触手可及。

中国培养出来的纳粹学生，如何在美国危害言论自由

德国学者古多·克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中，第一次全面尝试描写希特勒时代的青年人的历史。那些在一九三零年代至四零年代初成长的少男少女完全被第三帝国所占有。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高调宣布：“这些年轻人，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什么也不用学习。”希特勒的孩子们以为他们追随元首、参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愿景，他们因此变得如此重要。“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而死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实际上，他们是坚决地支持了一种背弃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

希特勒的孩子在后来的德国几乎绝迹了，却在今天的中国如蟑螂泛滥成灾。有人以为，发表杀戮穷人的公开信的石可本人是穷人，出身在穷乡僻壤的河南乡下，就读的只是边陲的一所三流学校，他没有到过西方、没有见过世面，才会如此蒙昧、狂妄、冷血。然而，那些在西方名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又如何呢？他们在西方真切地体验到什么是民主、自由、人权，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石可一样蛮荒、粗鄙、卑贱。

日前，香港民主运动领袖罗冠聪在脸书上披露，他获邀到芝加哥大学与学生对话交流，却获知芝大的“中国学生及学者联会”在事前向活动主办方发信，强烈反对该校邀请他作为嘉宾，并以各种中共所散播的阴谋论（例如指他“煽动暴力”）抹黑他，表示此举“伤害”了在芝大的中国学生。

罗冠聪指出：“无疑，即使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能接受中国网络城墙以外的信息，但大量留学生仍是以微讯作为接受信息的途径，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都只会停留在中共的说辞，并且无意识或主动地配合中共的大外宣。这种施压要求校方取消讲座的行为，赤裸地传播中共的假消息外，更挑战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间接散播中共的威权主义。中共小粉红以‘伤害中国人情感’作幌子，企图以中国留学生庞大人数作为筹码将反对中共霸权的人灭声，是各个民主社会正在面对的危机。”他痛斥这些中国留学生是“流氓爱国者”。最后，他宣誓说：“我会与芝加哥大学校方持续跟进，务求院校坚守言论自由底线，亦要采取相同措施，勿因这些爱国流氓的压力而自我审查，将中共限制言论自由的红线带到自由国度上。我也绝不向中共恶势力低头，继续在国际社会宣扬民主自由价值。”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谴责“中国学生及学者联会”是中共的随附组织。此后，该组织蛰伏了一段时间，如今杀气腾腾地卷土重来。此一事件中的中国留学生，明明是言论自由的杀手，却偏偏装扮出一副受害者楚楚可怜的模样，是为“扮猪吃老虎”。他们都是菁英中的菁英，但他们的言行却自我认证了“习近平之子”的血统。他们或许学业有专攻，却不假思索地充当中国极权政府的辩护士，并毫不掩饰地破坏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人们过高估计了西方价值对中国留学生的同化力道，同时也过低估计了极权主义洗脑后遗症的深重与长久。在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多年的这群中国留学生，大都来自中国大城市中非富即贵的中产以上家庭，却与就读广西籍籍无名的一所学院的、来自河南乡下的石可，在精神结构上如此同构，这表明中共的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何其有效和成功，将十三亿人变成了一个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概是个毛派分子，至少不懂毛共政治——所以他似乎认为“中国社会全面纳粹化”是个不好的现象，却不懂得纳粹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纳粹再不好，毕竟是一群城里人，不会像土八路那样倒行逆施。纳粹再不好，毕竟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不会全面毁灭文化。纳粹再不好，也会去马列主义化——现在的中国，可能去马列主义化吗？如果不去马列主义化，中国社会又怎么可能全面纳粹化？至于上文所说的“石可”，主张残杀同族——这肯定不是纳粹的主张，而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只是根据形势的需要，用“穷人”代替了“地富反坏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