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宁：谢选骏小传

《谢选骏小传》

刘小宁

1988.10.30.夜深人静

序，中国的精神之花“注定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重放异彩，洞彻天地。我们这一代人注定了要把中国的自信心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拾缀起来，高擎过顶”。

这番话的作者叫谢选骏，男，34岁，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研究员。

啊，失乐园

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上帝一怒之下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失去乐园的人类于是就拼搏、就抗争，繁衍出数不清的牺牲与悲戚、快乐与沉思；尽管有软弱与不幸，但毕竟凭籍坚忍的跋涉去超越自然的局限，不懈地追求幸福的彼岸。

如果谢选骏在学习雷锋、焦裕禄的歌声中，在父母的慈爱关怀下，上完小学、中学，再上大学，在校园和书斋里走过这三十四年，也许谢选骏就不是今天的谢选骏了。然而，他被撵出了伊甸园。

三十四年，中国大地的变化无异于沧海桑田。这些，谢选骏全赶上了。

童年是玫瑰色的。八岁那年，谢选骏和全家人来到江苏省南通市。江南的秀美山水和古朴和谐的风土人情，对童年的谢选骏来说，是那样陌生而富有魅力。在这富饶的土地上，他编织未来的梦幻、开垦理想的乐园。

有那么一天，一切全变了。

革命造反派群情激昂的辩论破裂了，昔日的战友反目成仇，相互诉诸棍棒来解决“灵魂深处”的问题。大街上乱石飞舞，楼房里不时付出可怕的惨叫，小谢纳闷，这是怎么了？

焦虑的父亲从大街上找回了这个爱看热闹的小儿子，交给哥哥，要他好好照看，千万别到外面乱跑。

一个大活人怎么能看得住：哥哥用“暗示疗法”，给弟弟找来好多书，转移他的目标。

小人书、小说、诗歌集等等，五花八门，收拾了一大堆。

无心栽柳柳成荫。谢选骏找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从开始读书、爱读书，渐渐迷上了书，不顾一切地寻找可以看到的书，懂不懂的他都读。他不再听得见文攻武卫的枪林弹雨，那个只背语录，“开门办学”的两年中学生活也不知不觉地“读”过去了。

1970年，谢选骏中学毕业，社会剥夺了他继续上学的权利。当接到去一个小副食店工作的分配通知后，谢选骏一下子懵了！

1970，红色的年代；16岁，如火的青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青年人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谢选骏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可是他不明白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难道就在这巴掌大的小店里？

谢选骏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

他请求父亲想办法，那怕去当工人，死也不干售货员。父亲乃一介平民，没有改变儿子命运的能耐，只好婉言相劝：“当售货员比当工人好，旧社会店员是“先生”，工人只能叫“工友”。

他发誓，宁可不工作，也不当售货员。母亲长年病卧在床，苦苦相求：“我有病，家里的日子这么紧，你还是去工作吧！”

谢选骏何尝不理解父母的心，无奈要让他接受这个现实，实在太残酷了。在那间昏暗的小屋里，一瓶葡萄酒下肚，谢选骏把自已送进黑沉沉的梦幻世界。

但是，酒总有醒的时候，谢选骏别无选择。

走完南通市的大街，再去串小巷，在一条僻静的小巷的尽头，也许还能找到那座全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门口挂着xx区xx街副食品商店的牌子。小楼的存在已年代久远了，楼体整齐的向左倾斜，但稳定的木质结构仍顽强地支撑着它的存在。岁月侵蚀，人们已看不清楼的本来面目了。小店是这方土地上百姓们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的重要集散点，它日出开张，日落打烊，有板有眼地运动了好多年。虽然那红色的狂潮此起彼伏，但这个角落依然沉寂和死气。

谢选骏人生的路就从这里起步了。世界如此之大，而他却必须蜷缩到那样一个可怜的角落，象死水一样生活。五尺汉子，戴上套袖，系上小围裙，象个小堂倌，每天同油盐酱醋，还有几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打交道，每天他必须蹬上板儿车，拉点心、灌酱油，小店一共只有六名职工，除了倒班休息，白天上班常常是两个人，说话和听到人说话的机会都很少，谢选骏感到沉闷，烦燥和无所适从。

母亲长年有病，谢选骏每天下班必须烧饭、洗衣服、干不完的家务，疲惫和抑郁困扰着他。

读书成了谢选骏唯一的精神支柱。

那年月，读书不吃香，谢选骏也没指望读书能改变他的命运，他只是以此来逃避现实，寻求心理上的补偿和平衡。

谢选骏忙前忙后地招呼顾客，一有空，就躲在柜台后面读书，他蹲在厕所里看书，两个钟头不出来，急得店主任团团转，找不到他的下落。每天下午到银行交款，返回的路上他绕道回家读书半个小时，然后再去上班，直到他离开也没被人发现。

那时的中学毕业生，语录背得不少，字认得不多。谢选骏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朋好多弄不明白，又没人教他，于是就蒙、就串，有些就硬背下来。中国古典文艺生动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境界深深吸引了他。

谢选骏幻想成为一名大诗人，写一部最巨大的史诗，赞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他创作了数百首诗歌，倾注了一个热血青年的感情、理想的追求。

江南的春雨淅淅沥沥，谢选骏站在那座二层阁楼前，默诵着陆放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前茶”的优美诗句，在灵魂的原野上开垦出一个个“结庐在人境，而无东马喧”的桃源。他崇尚恬静，追求和谐。

然而，“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仅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抪？）中，去实现一项待完成的反压抑、抗增熵的“升华”。这是谢选骏的心里话。“人的最深刻本能之一，就是渴望有力的、有效的行动。”

1976年，全国部分高校，恢复招生，消息传来，着实使谢选骏激动不已。下班以后，小铺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小伙子用5分钟时间上完20块门板，回到阁楼上给复旦大学写信。这封信他写了改，改了不行又另写，用了整整三个晚上的时间，中心只有一句话：我想上大学，希望能允许参加考试。其急切、自信和虔诚溢于言表。

半个月后，谢选骏收到回信，学校以单位推荐和接受优秀工农兵学员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一张铭印的言辞温和的条子，又一次把谢选骏推进绝望的深渊。

其实，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结果还有下文。

谢选骏所在的食品公司接到了他的原信和这所大学的复信，说谢选骏未经单位同意私自写信，要上大学，希望帮助教育，使其安心工作。这封信由公司到总店，再到分店，最后到这个小铺，逐级批示，层层落实，郑重其事。于是乎，从上到下，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干部或群众、老的或小的、盛传谢选骏想上大学，直接给学校写信，说法各有千秋。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中国的国粹。一部《春秋》，足以使千百年的文人学士穷经皓首。“谢选骏想上大学”这极简朴的一句话，在当时谢选骏其人其事的表述已绰绰有余。对“研究家们”来说，其动机、目的、过程、结论全在其中，满可以让街谈巷议、茶余饭后讨论好一阵子。

“他不安心工作！”这是态度问题。

“小伙子直接给大学写信，够狂的。”狂妄自大。

“听说公司原定让某某人去上大学，差点让他给搅了。”有干预权力的阴谋色彩。

“现在是推荐优秀人才，谢选骏还差点。”这属于政治审查。

各种费尽心机的琢磨，还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与人们对待“某某人离婚了”、“某某人作风不好”的态度相比，实在是毫无二致，它差点断送了谢选骏。

店主任是大学地质专业毕业生，他实在得多，把小谢找到阁楼上，循循善诱：如今读书上学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你必须习惯你能生活的环境，这样，社会才会接纳你。

事情坏就坏在这儿，谢选骏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习惯他所生活的环境，不甘心退回到命运为他安排的樊篱。

十八年过去了，但他无法忘却被耍弄的滋味。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想上学，有什么过错？文革十年，使一切学习环境都不复存在，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谢选骏扼腕叹息！

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和同情，畸型的社会使生机　颓、精神枯萎。谢选骏深深感受到，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失去了最起码的现实条件，一切文人学士的浅吟低唱或引吭高歌都显得脆弱干巴、苍白无力。中国必须找回它那曾经光照环宇、生气勃勃的灿烂文化和民族精神。

谢选骏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先秦思想、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佛教文化。他发现，秦以前的中国社会心态是那样年轻，文化精神是那样朝气蓬勃。战国七雄并列，社会多元，机会均等，一（玫？）百虑，殊途同归，大家都想张统一，谁能拉揽人才，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竟争力。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土为知己者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谢选骏涉足中国神话，在反映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相相依相存的神话中，了解人类在文明史上的精神创造和物质发明，感受人类渴望幸福、力图控制环境的愿望，在扑朔迷离的千古天书中探求现实社会的真谛。

小店员的经历，社会底层的生活给予谢选骏的太多太多了！

他的妈妈在病痛中熬过了自己的中年，及进入老年，就离开了这个充满痛苦然而又难舍难分的人生。临死前，她没有看见小儿子，没有说上一句嘱咐的话；谢选骏的师傅是位老太太，七十多岁退休，每月退休金17元，但她也没多领上几个月，就溘然地下了。无数个师傅、无数个母亲，他们奉献极丰、索要极少，以默默的牺牲支撑着这个民族！

一位曾经是大学地质学专业的高材生，却当了这个小副食店的经理，在这里，科学和知识的价值等于零。

小店周围的百姓们说谢选骏是“子入太庙每事问”。谢选骏从副食店这个小窗口，瞭望社会，（9页）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等中国当代新发生的一切，感受南通地面上的风土人情，市民的喜怒哀乐。

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生气的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名状的压抑。若干年后，谢选骏把“压抑”作为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提出了“压抑”、“反压抑”的哲学范畴，以此来观照人类的文化。他必须感谢生活。

谢选骏说：“生活给了我对书本的独特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动乱中失去了良好的教育，走过了坎坷的生活之路。我的知识结构不是循序渐进夯出来的，对基础性的、技术性的把握不够。但是，生活斤　宝鉴无时不在映照着我，迫使我观注国家民族的今天与未来。所以，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更多一些现实色彩。我常常不只是在读书，同时借书启发我思考现实。”这种强烈的时代意识，激励谢选骏执著追求，义无反顾。

1978年，历史为谢选骏提供了一次重要抉择。他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研究生。

招生部门以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为由，拒绝他报考（名）。谢选骏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相当于大学学历，并且拿出了关于诸子百家研究的论文，共20多万字。招生的人看不懂，便交给一位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的“臭老九”鉴定。结论是：一位初中毕业生写出这样的文章，了不起。这句话给了谢选骏一个机遇，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于是，他成功了！

十年后，谢选骏在电视片《河殇》里饶有情趣地为观众讲述了一个二千多年前庄子曾经讲过的故事：

“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现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出了埀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谢选骏不是河伯，他没有被生活的浊浪所呑没，接受了一次次风雨波涛的洗礼，走出了埀塞的河道。当民族复兴的浪潮把他推入蔚兰色的海洋时，他激动、兴奋、忘情地作全部身心去拥抱这海洋的一切。

　　　　　　　浑沌之死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等之甚吾。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庄子笔下，“浑沌之死”是一大悲剧。但就世界、人与文化而言，“浑沌之死”却是新纪元的曙光。浑沌死了，才有了宇宙，有了世界，有了人类，才有了人类的精神之花。文明产生了。

令人不解的是，倏与忽捉弄了他们的后代。谢选骏当店员那会儿，浑沌在中国复活了。

十年浩劫，在每个经历过的中国人心中，至今记忆犹新。这十年，是社会的浑沌期，文化的浑沌期，人的浑沌期。愚味、专制、僵滞，人性、道德、文明、艺术受到了空前的亵渎和践踏。经过无数次的“批判、无休止的“横扫”，人们终于发现，历史并没有罪过，十年动乱只不过是它的子孙们在华夏的灿烂文明之前，感到颓唐和虚弱，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通歇斯底里。中华民族没有仰赖南海之帝、北海之皇，忍受着历史的巨痛，摘除了民族机体上“四人帮”这颗毒瘤。

人民凿死了浑沌，祖国迎来了春天的甘露。

谢选骏的追求，在全民族的复兴中获得了最佳效应。

1978年，谢选骏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专业方向：先秦至隋的文学。导师：余冠英。

文学研究所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机关，令人敬慕。先秦文学，历来被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谢选骏的专业方向令师兄们所垂涎。但这些，并未使谢选骏得意，他要寻求自己的路。谢选骏说：“我读（）研究生的意义就在于（12页）　取本身。与文学艺术相比，我更关心我的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文明。

千百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对古人的圣训经典，人们一遍遍句读、训诂、解释、改证，对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我们学习它、赞美它、崇拜它，甚而至于高山仰止，成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奴隶，于是，艺术的生命凝固了，创造停滞了。正因为如此，谢选骏不肯沿着祖宗们开拓的经院之路往前走，他确立了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谢选骏发疯似地读书，有专业书，但更多的是非专业书：古近世界历史、中外思想史、现代世界哲学流派、军事、法律、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各类学科的知识、一切似乎不大相关的材料，在谢选骏思想的调色板上进行着新的融合。他在一个全新的科学背景下为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设置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来重新审视它的右史方位。

谢选骏离经叛道，不师活度，有人颇不以为然，说谢选骏“不务正业”，这是最要害的指责。经过科班学习、自以为是的旁观者以为谢选骏在学术上不可造就。

而当时最敏感的，莫过于毕业后留在文研所工作，谢选骏年龄小，条件好，足以对别人造成威胁。

谢选骏不在乎什么“不务正业”和一切不公正的评价，他甚至公开宣布：谢某人从未有过留在研究所工作的奢望，自觉跳出这场角逐的圈外。他所追求的，是取法“居高临下”，用人类文明的海洋之水，溶解无数文人学士在书斋和故纸堆里倒腾了千百年的文学、思想和文化，寻求精神的甘泉，滋润那长期封闭、已经干涸的思想荒漠。

“古为今用”，我们讲了多少年，但对它的理解总是难免落入“对号入座”的窠血（14页？），于是，就有说不完的“杨家将”，唱不完的“包青天”，继而一出《海瑞罢官》打倒了彭老总。“影射学”、“文字狱”大兴。

传统文化研究的出路何在？生命国何在？

谢选骏认为：我们不仅是在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解释对象；研究与解释之不同在于前者的客观性和后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人类总在解释过去，还有对解释的不断再解释，在这解释中，批判过去，创造未来。解释是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则无关紧要，思想的闪电、理性的龃龉，促进了文化的演进、文明的发展。

“上帝对诺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要造用上好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谢选骏把“诺亚”解释为文化的创造者、人类文化史上创造者原像的缩影和代表；把“方舟”解释为文化的象征，阐释人类和它的文化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骨肉联系。

按照传统看法，董卓是社祸乱汉室、毁灭两京的杀人狂。谢选骏把董卓解释为文化史上的兀鹰，因多种原始和残忍的方法搜寻自己的猎物，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准备沃壤。他以“历史力学”而非道德说教的分解程式去正视这位千百年来历史舞台上的“白脸奸贼”。

这决不仅仅是方法上的变革，而是体现了精神的解放和文化心态的革命。

我想借用谢选骏的一句话说：谢选骏：“拂去了历史灰尘的新人们，抛弃了历史专家强加给他们的枯燥程式，而以自己的良知良（15页）预感到，“过去”与“未来”正在“当前”这艺术的汪洋恣肆中交换、转易。他们不是背负着传统的绅士，也不是反文化的匹夫；而是新生活的憧憬者，是激切的电极。凭着生命的力量，他起誓――各种过程的精华与糟粕，到了们的手中，都可以重新成为灵感的阴极。他们也许是貌不惊人的一群，但却是新文化电光的阳极。精妙的艺术和壮阔的思想，收在他的手中逐渐成形。醇透的新酒，就要飘香在历史的大原野上。”

1979年，中国正从劫难后苏醒过来。冬去春来的北京城，那特有的大风沙仿佛要把往昔的岁月全部掩埋掉，把历史留给人们的余悸荡涤无存。由于拼命读书和艰辛的生活在，谢选骏病倒了。在那间工字楼阴石拐角的宿舍里，谢选骏不得不离却生活的喧嚣和知识思想的压抑，去接受身体的补偿和灵魂的小憩。病弱、阴冷，风的呼啸和空的斗室，使谢选骏感到孤独和空旷，意识似乎在逐渐消退，一切目的、过程、结果都变得杂乱无章且无意识的碰撞，不时有点点星光在思想的穹隆上闪烁。

谢选骏激动了，从那以后，他用了四年时间，记下这些无意识的意识，写下这些流动的思想，完成了一部关于“文化主体”的专著《荒漠.甘泉》。谢选骏认为：人，面临着心理界域的压抑、社会界域的压抑、有机界域的压抑、无机界域的压抑。这四重压抑一重比一重深刻，激起人们的想象，涌出点点滴滴的甘泉式的文化创造。谢选骏提出了“压抑”、“反压抑”这个颇具个性的哲学范畴，以随笔的文体和（16页）间的形式，表述了他基本的文化思想。他把读者的思绪，时而带到幽远玄秘的太空，时而带到纷纭喧嚣的社会，以独到之笔阐述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十年动乱，其悲剧后果莫大于对人的蔑视，时至今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还不敢把互相信任、关心人、理解人（16页）　　正正地提出来。但在差不多十年前，对人性、人生、人的智慧的肯定和赞美就成为《荒漠.甘泉》的主题之一。谢选骏说：任何科学或文化的结晶，都是人类智慧动人行程的纪念碑。人生不是通向（16页）和乌托邦的阶梯，人生是本位，是目的本身。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有缺点的，其价值都不如人本身。我们的道德教育强迫人们去服从某些抽象的条条框框，我们用人的创造的科学审判人本身，这是人类文明的悲剧。

在开凿浑沌的工程中，谢选骏最先开凿人的浑沌，拯救那湮没多年的“人”的本位。在今天，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成为推进改革的基本动因。

劫难过后，这里是一片瓦砾废墟和荒原，对自己民族的虚无、自卑意识，盲目的反传统和对西方文化的崇释，笼罩着每个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对此，谢选骏表现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活力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他的。”“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老大”是当不成了，中国文化不可能再是（17页）文化中的主体文化，但是，中国文化有其历史给定的主体，我们可以改变它，但不可能弃绝它，闭上眼睛说过去的一切全都不算数，“重敲锣鼓另开张”，这是天方夜谭！

在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谢选骏，这位年轻的学者，以强烈的时代意识，为中国思想界挣脱束缚、为华夏精神的解放而呐喊、呼号！

谢选骏说：“也许这声音太微弱了，也许我们的呐喊没有回声，给后代留不下任何遗产。但是，我们毕竟奋斗过，并且还将奋斗下去，要不就太没劲（儿）了。”

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谢选骏的一切学术研究和思想成果都变得沉甸甸。他丝毫不能够放下包袱，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谢选骏正是这样一个人，只要他选定了目标，就坚决向前走，决不回头。

也许你不能理解，他和妻子一起上街买自行车，商店里只剩下一辆，还有点毛病，可他依然买了。尽管妻子不乐意，但谢选骏想，既然是决定买自行车的，怎么能不买回一辆呢？

研究生毕业后，谢选骏去的单位很不理想，可他没有放弃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成果。

谢选骏以神话研究为主。他为什么研究神话，因为神话是他在专业研究中选择的坐标点；更因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谢选骏要超越生命，大踏步后退到中华民族的史前史，从而扩大视角，在更加宏阔的画面上把握现实和未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神话研究经历了复苏，从单纯的文学研究向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的综合研究发展，谢选骏取法乎上（？），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中国神话》、《神话与民族精神》、《空寂的神殿》等专著及大量学术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知微见著”、“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历来被视为有效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定式或则难免一孔之见、一鳞半爪。在神话研究中，谢选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出发，在广阔的视野上探讨我们的祖先怎样为生存而拼搏，为未来而献身，从而使神话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谢选骏高屋建瓴，以神话为纬，以民族精神为经，相互交织，展示了希腊、希伯来，中国等各民族神话系列的千姿百态，在对不同神话的比较中，揭示各民族不同的精神倾向和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探讨原始文化、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有机联系。同时，研究各民族神话不同的历史化过程，以及神话与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的密切联系，探索神话背后蕴藏的政治、经济及意识的范围。

神话，顾名思义，神化也。自古以来，人们对神话的认识总是同人类的幼稚、勇敢、或儒弱连在一起；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只是无数个爸爸妈妈讲给孩子动听的故事。然而，谢选骏以思想家的睿智和无情，为神话研究注入了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哲学的因子，在历史的法庭上，剥离掉千百年来赋予神话的一切世俗伦理的表象，在人类文明的参照系中，探寻神话之所以成为神话和今天人们依然依恋神话的奥妙。

谢选骏认为，不论是海洋文明，还是内陆文明，在不同的文化圈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童年期的神话，这神话也都经历了各自的萌生、发达和衰落的过程，同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奇妙的相似性。神话的兴衰，归根结蒂取决于它对民族生活或部落生活的贡献或“功能”。当民族的、部落的生活，不再能从神话中得到相当的帮助时，神话的发展就陷于危机并基本停滞。海洋文明在频繁的迁徙和一次次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依靠神话来团结人心，抵御敌人。中国是早熟的民族，神话没有来的及形成严密的神系，在中国这个大的文化圈内占有主导地位，但它仍然反映了人类的智慧之光，人对自然奥秘的敬意、对宇宙和谐的憧憬。只是在封闭、稳定的大一统帝国里，神话被过早的加官进爵，披上世俗伦理的外衣，加入了古史帝系的行列。不入流的，则被挤出庙堂，沦为小说一类的野史杂记。这种彻底的历史化和伦理化，要使一切虚幻的、神秘的东西都从属于愚民统治的需要，要把人的一切非理性的愿望和情感统治统统否定掉。因此，神话的历史发展不仅分裂了中国的上古神话，也分裂了中国人的灵魂。

这是何等理智、冷静的批判！

1986年，谢选骏的专著《神话与民族精神》出版，对他的精辟阐述和全部研究成果，我不能表述于万一。

《神话与民族精神》出版后，一年内两次印刷，成为1987年上海图书市场的畅销书之一。

有人说，这是谢选骏的“神话哲学”。

《书林》1987年第7期发表的书评说：中国的青年学者谢选骏们，正在成为“远东的斐罗”，他们受过西方文化教育面向西方社会阐释中华民族文化，同时也阐释西方文化。这正是对文化精神进行哲学研究的世界历史意义。

神话毕竟是神话，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它显得那样苍白。谢选骏的“神话”不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不在飘渺的天堂异域，而在生生不息的华夏土地上，在八十年代的华夏民族中。

　　　　　　　　长城情结

现在，理性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思想家、知识界在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意识形态等问题上陷入了没完没了的纠緾，断定孰优孰劣、调合抑或用一个取代另一个几乎都不好办。文化开放与寻根反祖并存，莫衷一是；“先前阔”与自卑、自弃难解难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但判断谁为精华，谁为糟粕要比法定去取更困难，于是，有人说，“对一块有毒的蛋糕，当无法搞清哪　部分有毒，哪部分无毒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扔掉，不要在那里没完没了、毫无结果的分析了。”其实，扔得掉吗？在民族面临挑战的时候，很多人失去了平静、从容、耐心、客观的心态。他们渴望飞跃，没有介绍西方文化或深入改造传统的耐心。有人说：人类能有今天这样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灿烂文化，有赖于各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统的保留。如果扔掉了民族的文化遗产，不仅是自身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损失。

这其中的推推搡搡、诘难指责、赞美肯定，包含着强烈的博爱，体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理。还有，人们总想使“理性”纯而又纯，但理性又常常被丰富的感情和性格所淹没――“两面神”无处不在。

这便是“情结”。

面对失重的天平，谢选骏努力寻找最佳依托，来支撑这沉重的主体。

一个夏日的中午，我走进了谢选骏的这家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既做饭又睡觉，还兼书房办公，煤气灶、水龙头、锅碗瓢盆，书桌椅子，显得拥挤零乱，使我联想到了如今的思想界。

饭桌上三盘菜：爆炒西瓜皮、麻辣烧豆腐、现成的午餐肉。话自然从菜蓝子说起了。

再轻松的话题在谢选骏那里都会增加份量。似乎很不了解自己，很不了解左邻右舍、家长里短。说起他这三十多年的生活，呑呑吐吐，舌三　四，“顾左右而言它”。但对现实、对生活，他却异常清醒，有着更深刻的把握。

生活琐事，发了一百遍已毫无味道的牢骚，在谢选骏的心灵上仍然十分沉重。

“全国抢购”、“全民经商”及至于大人小孩都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谢选骏说，这里最缺乏的是自信心，更多的是失落感和恐惶；

迪斯科文化、霹雳　文化、气功文化、打牌下棋文化，坐享其成的文化――

谢选骏说，“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文化自豪感，失去了激发进取的动力，那就只有醉生梦死了。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这关我什么事？但我是中国人，祖国经历了千灾百难，面临时代的挑战，我不能容忍它的衰落。”

谢选骏崇拜自信心！

在小副食店里啃“子（知）乎者也”时，他自信能成功；给复旦大学写信时，他自信有上研究生的能力。

强烈的自信心，再加上执著追求、勇往直前的毅力，这就是谢选骏，而不是别人！

当然，谢选骏有他的两难选择。

谢选骏认为：

中国的文化像太极拳，适合老年人琢磨；西方文化像武术，适合青年人运动。

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墓；中国是儿童的游戏场、青年的训练所、中年的工作间、老年的王国。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善的“法定”，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了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然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内部有生命力的东西，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

然而，谢选骏又说：我十分喜欢中国的国粹，他大声疾呼：“回归祖辈的文化！”

佇留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孤独思索和论辩中，是思想家懒惰的表现，谢选骏努力寻找自己的答案。

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等现实问题上，谢选骏提出了创造弘扬和吸收材料的基本思想。

谢选骏说：中国文化精神没有也不可能灭绝，只要我的敢于酝酿，它的力量就能获得再生。西方文化并不包括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活力和创（？25页）生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对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吸收，而不是作结构性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在回归。我们吸收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收。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能极大的自由。我们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和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的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分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

不知谢君是否同意我对他思想的感觉。

其实，谢选骏和理论构建似乎也实现了一个结构性创造和材料性吸收的过程。

谢选骏说，动乱的时代，坎坷的生活，激发了我对国家民族的强烈关注，用全部注意力去探索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到的挫折及如何复兴这逝去的文化。这是我坚定不移的目标。

在对文化的反思中，谢选骏有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学术圈子。

谢选骏的妻子，和谢选骏过日子，不如合作。家里的彩电买了好几年，但只有“新闻联播”时才能打开。其它时间，谢选骏有工作，不能看，于是也不让妻子看，妻子也应当工作。谢选骏搬家，家什杂物全部装箱包扎，他突然想起一只碗没有洗干净，于是又打开包装，重新返工。谢选骏的固执和死板，常常使妻子不快。

遗憾的是，妻子的指责很难有别人证明。在学术活动中，同行们都视谢选骏为得心应手的合作者。

谢选骏经常参加科研学术活动，每次的组织者总是尽力吸引更多的合作者。对此，谢选骏都特别当真，千方百计牵线搭桥，组织更多的同行。

他的知心朋友告诉我，谢选骏乐于从事任何合理的、需要的工作，从不挑剔，不提出个人的要求，不计较得失。

细心的读者也许注意到，电视片《河殇》解说词第六集的撰稿人是谢选骏和远志明。谢选骏在接受了撰稿任务后，主动提出与远志明合作，那时，他与远志明未有一面之交，只是阅读了远志明的专著《沉重的主体》，深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上，他们有共同的理解和追求。为了事业的成功，谢选骏渴望更多的理论碰撞，不断吸取丰富的思想成果。

为此，谢选骏不得不请朋友帮忙，为两位素不相识的合作者搭桥。在思想的征程上，谢选骏迈出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无私、正直和质朴。

电视片《河殇》的播出，以其强大的震撼力使中国的大街小巷为之晃动。电视界与思想界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合作。谢选骏作为参与者之一，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把一代思想精英的忧患意识和对民族精神的深刻反省变成中国老百姓的亢奋情结和这个时代变革的主旋律。

谢选骏参与《河殇》的工作，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和内省，对华夏的农业文明、长城情结、城墙文化以及经济、政治、心理意识等所做的科学观察，还有对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陆地与海洋的对比分析，在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空寂的神殿》、《中国神话》等专著中表现得异常清晰和深刻。

关于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谢选骏认为，各个民族文化传统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生成发展，既有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也有宗教改革和思想斗争，还有民族间的渗透，特殊的人际关系等等。民族的命运也像个人的遭遇，在其传统或基本性格趋于定型的年代。所经历的事变与感受，将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最久远的烙印。人类将为这两种文明的融合付出更大的代价。

谢选骏为我们列举了中国与它的邻邦：“居于内陆腹地的中国和处于海岛上的日本，在同时面对同一个西方文化的压力时，反应的区别之大，可以证明上述的分析。中国许多有志之士，在目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后，并想起而效仿，使中国也走上日本式的“富国强兵”之途。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却以维新志士的头颅和鲜血证明了：“适应于日本这个海岛民族的发展道路，并不那么适应于中国内陆的发展需要。”

谢选骏抓住了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的发展与区别。至于能否用这种“地缘学说”解释西方的发达和中国落后，目前的思想界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长城，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千百年来，长城内外，游　与农耕以不同方式你来我往，演出了无数活剧。修筑长城，成为我国农耕社会的一个重要防卫手要，长城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然而，谢选骏为这“长城情结”注入明晰的历史意识。

在封建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了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受到持久的崇拜，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重大要素。但是，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在今天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以上参见《神话与民族精神》）。

面对那么一股尊孔复古、一切都讲“先前阔”的情绪，谢选骏的阐释无疑是空谷足音。它的意义决不在于仅仅提出某个问题，而是在阻止思想界的大滑坡。

令人欣喜的是，一个五年前写进一部神话学术专著的历史性思考，五年土丘中在电视片《河殇》中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未曾预料的积极反响。

一个夏日闷热的夜晚，我与谢选骏同坐在荧光屏前，欣赏他们的杰作。《河殇》已属于社会，谢选骏作为一个观众在审视它的出现及其后果。他没想过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围绕诸多观点的说三道四，也都无关紧要。在全民族的反思和振奋中，他感受到的是更加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

跋：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尽管其思虑相歧、途道各异，但其归宿却不免指向于：力图把中国精神的活性，从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逢的泥淖中超渡出来，让它重展迷人而雄健的十面之翼，自主翱翔在中国的大地、海洋、天空上。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1987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