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的避难所

 

《人类“轴心时代”的思想光芒》（学习时报 秦德君 2017-03-31）报道：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是人类的伟大时期，人类精神基础得到完善和奠定，终极关怀觉醒，一大批元典问世。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各地域规模化地出现了一批思想宗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他们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至今影响着人类的精神和生活。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交通和信息都闭塞不通，但不同地区创造的精神和文化却有着非常相通的地方。

尽管在这个时代之前，各地域文明都“厚积”已久，但“薄发”的景观更壮丽可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给这个时代贴了一个标签“轴心时代”。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在《人的历史》一书中，雅斯贝尔斯也论及那一时代。指出那一时代“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开始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思想者的时代。在印度，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在波斯，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等先知。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们，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

今天我们精神的基础，仍是这些人类先哲们创造的东西，我们没有超越。这正如雅斯贝尔斯指出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后来很多历史学家都谈到过这一时代的伟大之处。如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和拉尔夫在他们的《世界文明史》中提到：“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个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的基础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

坊间俚语说：“一岁看八岁，八岁定终生。”是说一个人到七八岁时，大致可看出其一生之端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个伟大时代，有点类似于人类“八岁”期，亦可洞悉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粗像轮廓。

严格意义上讲，最早提出“轴心文明”这一命题的并不是雅斯贝尔斯。在更早的时候，如1856年拉索尔克斯在他的《历史哲学新探》中就提出：公元前600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们、罗马的努马王，以及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和埃利亚人的首批哲学家，全都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而几乎同时出现，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

到了1870年，维克多·冯·施特劳斯也说到：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在以色列，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和哈巴谷作着他们的预言，而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公元前521—516年）。

在中国，闻一多先生较早论及了“轴心时代”现象。1943年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指出：“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雅斯贝尔斯秉承了先哲们的思想。但他觉得前辈们“仅仅是浮光掠影而已……人们从未有论证它们的意图，从未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获得当时人性的整个精神存在的普遍类似现象”。雅氏论述这一命题是想“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获得当时人性的整个精神存在的普遍类似现象”。

还有一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那就是雅氏深刻指出的：与人类的“轴心时代”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下降，只有一点可与以前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今天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人类从技术上造就了“第二自然”，但危险在于，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一切根基。

也许这正是“轴心时代”理论的现实映照价值。“轴心时代”成为人类文明和精神的一种经纬，是今天我们更好地反思、洞悉人类社会状况的一个坐标。

值得惊叹和进一步思考的，不仅是“轴心时代”人类思想宗师们林林总总的伟大智慧本身，更在于在一切似乎都还原始、落后、不发达的那个岁月空间里，这些伟大智慧的渊源究竟来自哪里？

在我看来，人类伟大智慧最主要的是来自对大自然最直接的体悟。苍苍茫茫的大自然，日月盈昃的田畴原野、千层叠嶂的山峦和深厚的大地土壤——正是这些“最本原的物质”，使人们获得了生命根基。大自然是人们最直接、最丰富的精神课堂，是先人们获得灵感和沉思不竭的源泉……

思想和精神只是辽阔土壤中生发的“自然之果”。当我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远离土地，远离草长莺飞，远离碧水雄山，只是偶尔与大自然打个简单照面，就体会到我们浅表和没有根基的状态。我们的心是飘浮的。如果说现代人有什么“本质”的话，这个本质就是把人从土地上拔出来，将人整合在都市的钢筋丛林和现代化的横平竖直中逶迤穿行。

人的灵魂是一棵树，须扎根于土壤，有泼洒的阳光雨露，才能“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才能郁郁葱葱。缺乏深厚土壤和风云雷电的激荡，就会如超市里出售的那些温室植物，不会有多少生命力。

只有在苍茫大自然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生发的东西才会成为“元典”。没有大自然生发的灵感和“元精神”，就不太可能有真正穿越时空和历史本质的东西。今天，我们身旁充满了华彩，却缺乏深沉和雄浑。这也没什么，只是我们不要把华彩和浅薄装点成雄浑和弘大。

本质上，今天我们缺乏睿知。睿知是很有重量、能瞥见星光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的避难所”——“对于已经不相信宗教但仍然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唯一的避难所。”——这句话就是雅斯贝尔斯的自供状。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在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

雅斯贝尔斯在许多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命题——“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的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雅斯贝尔斯为何需要避难？一是因为他生来体弱多病，而是因为纳粹上台后，雅思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也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思贝尔斯回答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认为，他需要创造一个“轴系时代”的概念，来取代丑陋的轴心国家。

据说在中国，闻一多较早论及了“轴心时代”现象。1943年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指出：“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谢选骏认为，闻一多已经接近真相的门槛了，可是闻一多依然没有进入哲学的殿堂——因为，并非像他说的“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而是“人类的思想已经积累了多少万年，然后其中的思想才被四个文字能够流通的社会记录下来了。”因为据我所知，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字，大多掌握在祭司阶层的手里，没有流传到民间，无法形成私学——因此只能抄写“死教条”，无法记录“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