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治者害怕的逻辑学，屡屡遭难》（2022-06-10 温哥华港湾）报道：
逻辑学是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的科学。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教授徐光启逻辑与数学，并通过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翻译出版，把逻辑知识传授给了中国的士大夫。
不幸的是，这些逻辑理性知识很快就在中国大地销声匿迹了。一直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派留学生到西方，才重新发现西方人熟练应用了两千多年的逻辑知识。
略言之，逻辑是一种思维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们的言行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会成为人云亦云的跟风派而遭愚弄。
▌“逻辑”幼儿遭受寒流
因此，20世纪初，逻辑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
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进入民国后：逻辑学逐渐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科学、目。金岳霖（1895-1984年）1925年回国，1926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专讲逻辑学，仅仅招到了一个学生，令人叹息。
192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文人，也于1920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
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批判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末，虽然声势浩大，却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1931年，金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与著名逻辑学家谢非教授一起学了一年的现代逻辑。1936年金岳霖《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1939年，蒋介石甚至还曾下达指示，欲聘请专家来讲授逻辑学，以改良公文的批示。1940年，金岳霖《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1948年金岳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逻辑教学遭受重创
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
苏联于1946年11月发布《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因此，中国的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
中国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建国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
金岳霖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指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金岳霖，在那时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先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
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演讲，批判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艾思奇讲完之后金岳霖带头鼓掌，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墙上批判金先生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毒草”。
1951-52年初，金岳霖要检讨过关，他跑去劝冯友兰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
这时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1952年报纸发表了金岳霖先生《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检讨。因为他的学生殷海光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自己培养了“一个反动分子”。
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系较多，他便在政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失了民族立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要肃清自己的“腐朽思想”。
“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使我认识到真正的科学哲学与真理……”
金岳霖曾对人说，他之前共写过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时，金再也不敢说“满意”。
58年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59年，金岳霖再次发文对自己过去的逻辑哲学观进行了批判。
在动荡年代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推理过程和论证……还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
“小将”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对方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用于运货）吧。”
“小将”本意只不过想揶揄一下金岳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睬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逻辑起死回生，又迅速被抛弃
19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
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但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
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如，高中语文课本曾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
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踢了出去。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逻辑学者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数十年来，逻辑常识教育的缺席，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
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谩骂口水战。
1949年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多次在杂志上公开抨击蒋介石死不退休的精神。
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殷海光强调人们的演说必须做到“就事论事”。意即：“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
当诸多力量想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
网民嚎叫：
kshdjj 2022年06月10日 15:48
数学类这门具有超高哲学思想境界的数理逻辑学科，我知道世界各国著名大学都有设立，如牛津大学，莫斯科大学等等。美国的数理逻辑人才培养，有太多学校了。那么，一个大国设立这门学科它有什么意义呢？
就单单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是与不少的逻辑有关的专家撑起或参与。
后来，2000年后逐渐地，部分缺乏科学高瞻远瞩的科技工作者，瞧瞧这些逻辑学家怎么没像其他的科员，给编个什么软件，搞点营收？于是，再继续搞点数理逻辑，看来不大符合潮流了. 最后，计算机研究所内的中国唯一现成的研究机构“数理逻辑室”（组），就在中国大地消失了（不知道台湾是否有）。
我说了，一个大国失去了自己的具有超高哲学思想境界的数理逻辑学科人才的坚实根基，要创新解决或优先登上世界计算机理论科学难题和巅峰，是极其困难的。2008年，海外的数理逻辑学家，已经在互联网上明确地证明了这观点。
谢选骏指出：金岳霖用他的悔改表明了，欧洲的逻辑学在中国确实无用，因为这和欧洲语法一样，完全不合中国语言。难怪他没有离开共产党统治——按照他的逻辑学，他应该而且必须离开共产党统治，否则必然沦为奴隶，而且不得好死。由此可见，金岳霖并不相信自己传授的逻辑学；其结果，金岳霖还被迫沦为一条断了脊梁骨的毛泽东狗。
网文《金岳霖》报道：
1895年7月14日出生于满清湖南省长沙府（今湖南省长沙市）。
教育经历
1901年，金岳霖进入胡子靖创办的长沙私立明德学堂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教育。1907年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预科。后考入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
1914年，金岳霖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官费留美。191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本科毕业到哥伦比亚大学念硕士，于1920年获美国的政治学博士学位，10月把177页论文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omas Hill Green 出版。1921年曾回国，12月再赴美到纽约。1922年2月初经利物浦去伦敦，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
讲学经历
金岳霖1925年11月回国，清华大学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1948年，金岳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1966年文革开始，金岳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革命派不准其搭公车去医院看病，只让金岳霖踩著三轮木板车去看病，借此羞辱他，毛泽东对其说过：“你要多接触社会”。
1977年文革结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下的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1984年，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9岁。
家庭
父亲金珍原，浙江诸暨人，太平天国时期为避战乱投奔堂叔祖金兆基来到湖南长沙。母亲唐淑贤，湖南衡阳人。因爱上林徽因又不得与其相爱所以终生未娶。
轶事
1924年赵元任夫妇赴欧洲旅行，遇见留学的金岳霖与 Lilian or Lilyan Taylor（秦丽琳？秦丽莲 1898年5月出生）。丽琳在英国出生于一犹太家庭，1906年全家迁居纽约。她在1916至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女子学院念大学，但未有上大四。在1917年到哥大的金岳霖有可能这时认识她。金毕业会在1921年回国一次。12月离开在1922年1月初抵美后到伦敦。半年后的1922年7月，丽琳与40岁的 Hugh Morrow 在纽约结婚。Morrow 原是阿肯色州大学化学系教授，1922年1月，患病两年妻子因肺癌出世，Moorow 留下唯一儿子一人来纽约，当了康奈尔大学在纽约市医学院的化学讲师。丽琳婚后一年许，在1923年10月到法国学习舞台艺术。大约此时与金岳霖重会与同居。1924年6月丽琳丈夫曾到法国一段时间，后独自回纽约，1929年6月去世。丽琳在1925年11月随金来到北京同居到1931年夏天。两人同游回美后去英国，1932年4月中在伦敦分手。丽琳在4月底回美恢复夫姓 Morrow 至死。而金在7月中回国。后来，丽琳曾回中国在山东大学教学，在1935年回美，参加女权、控制生育等运动。二战后在军情单位工作。退休后在罗省定居终老。1966年（68岁时）曾去信李约瑟查询《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进程，提到在中国十年。1982年，丽琳在罗省去世。遗产赠与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成立 Morrow-McCombs Memorial Lecture，促进基督与犹太信仰的相互认识。
据传金岳霖曾在1931年当梁思成在宝坻考察时，在北平北总布胡同向梁思成之妻林徽因示爱未果 。[这是无中生有。1931年三月初，从沈阳回北平的林徽因病重，与家人上了香山休养到“九一八”后。1931年无宝坻考察，这是发生在1932年6月中，当年5月至8月底，林徽因在香山待产。金岳霖与丽琳早在1931年7月底一起离开中国，8月17日到美国。两人在1932年2月初到英国。丽琳在4月下旬独自回纽约。之后，金岳霖与朱自清游巴黎与英国其他地方如剑桥。金与朱夏天回国。8月初两人在上海还与其他朋友重聚。]。
金岳霖与梁家是邻居和挚友；晚年一直都与其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从诫则称其为“金爸”，情同父子。
学术成就
金岳霖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出版有《金岳霖学术论文选》、《金岳霖文集》等。
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金岳霖担任首任会长和常务理事；常务理事还有中国数理逻辑教育和研究的开拓者，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莫绍揆，负责中国逻辑学会数理逻辑分支学科。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奴隶制度无需创新，而且害怕创新，因为创新会颠覆现存的社会秩序。至于科学技术，运用窃取、收买、抢劫的方式就可以获得，而且可以从重从快。万万不可因此舍本逐末，危害国家安全。（这是我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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