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副皇帝就是内部敌对势力

《当今中共政权，习近平之下有没有“副皇帝”？》（2020-06-15 RFA）报道：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曾经刊文《李克强正在转变总理的角色定位》，提醒读者：党媒《人民日报》已经“极为罕见”地对在任国家总理李克强公开“唱反调”，公然对“克强指数”发出质疑之声……。

该故事说的是，2015年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郭同欣”的分析文章《科学认识判断经济形势的指标体系——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等指标说起》。该文直接批评了曾经被中共御用媒体吹捧一时的“克强指数”——工业用电量新增量、铁路货运量新增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量……。

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视频截图/路透社）

当时即有外界评论文章指出：一般人都知道，《人民日报》是中共第一喉舌，其中的重要文章，比如对于政治、经济的评论，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想当年，温家宝先生推行四万亿计划等明显错误刺激政策，但其在位期间都没有任何官方媒体进行质疑批判（当然在其下台后，各种批判就铺天盖地地出现了）。现在李克强先生仍然在位，《人民日报》居然如此大胆，其中绝不可能是该文作者或者主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显暗含深意。

而用多维新闻网评论文章的话说，就是“符号不能错，但角色可以犯错，当然也可以接受批评，即便‘克强指数’挂着总理的名牌，过时就是过时……。”

推算一下，2015年的6月初，是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的第一届任期的两年零三个月。现如今，正好是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的第二届任期的两年零三个月，也是从6月初开始，党媒又再次给他难堪。

本月初李克强考察山东烟台时，曾高度称赞地摊经济能创造就业岗位，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地摊经济随后成为网络热词，正当各个城市纷纷推出相关政策、网友们热议摆什么摊时，中国官媒陡然转向。6月6日，《北京日报》率先发难，用毋庸置疑的坚定措词回绝李克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其文中声称，“北京是国家首都，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国家形象。……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文中还尖刻讽刺李克强大力推崇的“地摊经济”，势必会导致“街道脏乱、假冒伪劣、噪音扰民、游商满街、堵塞交通、不卫生不文明等曾经的城市顽疾一旦卷土重来，之前的治理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

继而，中共央视以及《人民日报》等主要官媒也纷纷发声，揶揄李克强“片面将地摊经济炒作成灵丹妙药，是捡到一粒芝麻丢掉一车西瓜”。

用英国BBC中文网评论文章的话说：官媒与李克强截然不同的表态引发外界猜测，一些声音质疑中共中央出现分歧，更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存在政策之争。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BBC的相关评论文章分析说：李克强在早前结束的中国两会总理记者会上称，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短短一句话传达的讯息，在记者会后迅速引爆讨论。而习近平早前才表示，2020年中国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这里说的“全部脱贫”的准确定义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而李克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全部脱贫”的最新解释是：“综合研判形势，我们对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这其中值得玩味的一句就是，所谓“现行标准下”。什么是“现行标准”？是否就是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出的，六亿人口的“人增月收入一千元人民币”？

按照中共官媒的宣传口径，是习近平在中共党的十八大报告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

党媒的宣传文章具体解释说：“小康社会”是由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其内涵和意义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在20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亲口说出了“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对此，北京政治学者吴强先生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李克强日前在记者会谈到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处于困难境地，面临大规模失业问题，中国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实际是在否定过去几年来习近平主导的扶贫奔小康路线，“实际是在谈扶贫奔小康的破产”，而中共官媒最近给地摊经济降温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斗争有关系。

而另外一位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则表示，从最初的中南海“南院”（中共中央）、“北院”（国务院）之争，到此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六亿人收入不足千元”的反差，似乎或隐或现一条“习李之争”的线索。但外界不要过高估计“习李之争”，“从当下中国的党政权力结构来看，习既是党的核心又是国家人民领袖，两人的权力结构根本不对称，怎么争得起来？另外，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纪律的约束下，李不可能挑战习的权威。因此，外界看到的习李之争更多是种假象。”

笔者更认同陈道银先生的分析。自2016年底习近平首次下令，自李克强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在向习近平本人“述职” 之后再做“自我批评”，中共官媒奉命对外公开发布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向习近平总书记述职的新闻稿中，也毫不讳言习近平的“唯我独尊”之后 ，习近平在中共党内个人独裁的程度已经比当年的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那以后，包括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在内的24名政治局成员，特别是他们中和几个部门负责人 - 国务院负责人李克强，全国人大负责人栗战书，全国政协负责人汪洋，以及中纪委负责人赵乐际，每年都必须向习近平“述职”的七项内容的前三项分别是：一是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二是带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三是带头落实重大问题及时向习近平报告，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请示重大问题、重要事项、重大工作……。

当时，官方的报道内容中公开透露说:习近平在这次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上，还训示李克强等全体政治局成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中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认识深刻，体会真切，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流充分……。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要求”。请各位看官和听众注意，这里说的可是“ 对照检查发言”。所以完全可以想见，李克强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面向习近平所做的“对照检查发言”内容，应该少不了“错误夸大地摊经济作用”，“不该暴露人均收入千元的国民经济短板”之类的内容。

记得前年三月的中共全国人大闭幕之后，因为当时的习近平和王歧山分别“当选”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习王体制正式出台”。笔者就在本专栏发表了《王歧山将以国家副主席之名行党中央副总书记之实？》一文评论说：2012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人们按照先前的“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的说法，称之为“习李体制”。但人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什么“习李体制”，李克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先前的朱镕基和温家宝…..。所以有评论人士认为：“倒是当时在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六的王岐山更重要，所以当时俨然是习王体制。”

笔者当时在这篇文章里，比较认同从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之间的5年时间里，与其说当时的中共党内有所谓“习李体制”，还不如说有一个“习王体制”更接近实事。正如十八大之后 笔者在本专栏的《习近平十六岁那年即已经和歧山大哥“苟富贵毋相忘”了》一文中介绍过，大明王朝宦官魏忠贤因为极其受万岁爷皇帝的宠信，所以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王歧山之于魏忠贤，除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点相像，更相像的还有王歧山的中纪委在中共党内早就被人类比为当年魏忠贤把持的东厂和锦衣卫。

但是，对于十九大上王歧山在党内“祼退”，日后又在次年3月的全国人大上，被习近平安排出任一届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幕后考量，笔者更相信完全是基于政治犒赏的考虑，而不是要继续借重王歧山来进行党内制约。因为十九大之前的王歧山已经利用他5年的中纪委书记任职，成功地完成了借反腐替习近平扫荡党内潜在政敌，并成功起到了威胁所有继续留在台上者，既无心更无胆成为习近平政敌的作用。

如此之后 ，习近平已经在十九大上彻底实现了唯我独尊。在大树特树习近平的绝对权威，习近平每说一句话都只会引来喏喏连声的中共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已经不存在一个需要一个王歧山以列席者的身份来附和习近平自己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前提。

总之，如果说中共十八大上的习近平把一个原本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接班人选的王歧山安排在中纪委书记的岗位上，是基于从权力的角度让王歧山为自己助威，壮胆，充当政治打手的考虑，那么习近平个人权力已经达到顶峰的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之后 ，已经不再需要一个王歧山在体制内帮助自己巩固权位和把持权力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分析王歧山先出“局”又以 “局外人”身份出任国家副主席一职，应该首先，或者说主要是基于政治犒赏的角度。

现如今，中共领导人排名顺序上王歧山是“老八”（七个政治局常委之后 ），李克强依然是“老二”，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已经完全实现了“唯我独尊”的十九大之后，中共党内已经再无“二把手”一说，就好比封建帝王体制下没有“副皇帝”之说。习近平尤如皇帝，政治局众常委和政治局众委员都是大臣。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有远近亲疏之分，但没有哪个大臣会成为“副皇帝”。

谢选骏指出：“自由亚洲”虽好，却不懂得中国没有所谓的“副皇帝”——那是罗马帝国的玩意儿。共产党中国最多只有毛泽东的“副统帅”、“副主席”、“接班人”，或是邓小平的“总书记”、“隔代指定”——而这些也就是最大的“内部敌对势力”了。既然有了“内部敌对势力”，那么也就有了“外部敌对势力”了——

《2020年，中共真正的外部敌对势力出现了》（2020-06-15 KZG/夏闻）报道：

2020年5月20日，士兵们在北京紫禁城外操练……严防敌对势力——它（中共）一出现，就与整个外部世界为敌。天是敌人、地是敌人，人更是敌人，“改天换地斗人”，是它的本性，这是一件异物。 哪怕在窃政成功后，它也要时刻宣传有外部敌对势力，保持民众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因为它没有自信，所以要绑架民众。

那些自由国家的领导人，在和中共党魁们握手时，他们没有料到，对面的人虽然或戴着牛仔帽，或看似憨厚的笑，但骨子中的敌意黑心却未停一刻。自由国家的领导人们曾希望中国会成为自由国家中的一员，但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中国梦”，而且在做梦的同时，有些人还要“闷声大发财”，就更是被玩弄于股掌。或有心或无意，他们在“与狼共舞”，他们并不是中共一直担心的外部敌对势力，他们和中共同迷于一场大梦。

但是在2020年，真正的外部敌对势力出现了，它来自于想象不到的方向。它不来自于“党政军民学”，不来自于“东西南北中”，更不来自于海外。它来自于微观，它不是从东南西北中来，但却又是从一切方向中来。

爆发于武汉的新冠病毒，并没有因为宣传部门的“清零”而离去，它还在继续。虽然它已经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和世界。但它现在只是推开了门，现出了可怕的影子，它的真样子，还没有完全显现。

共产党一贯轻蔑的嘲笑古人，但中国的先人们，至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敌对势力”。大多数皇帝们，敬天畏地，兢兢业业，不敢造次。有少数统治者，放纵自己，背弃了这种敬畏，那就真的招来了天谴，或葬送了自己，或失去了天下。他们作为反面教训，更加强了后世皇朝统治者们的谦恭谨慎，自我反省。

但是在党的意识形态中，把历代皇帝们贬的一钱不值，但那只是狗眼看人低，他们自己已经瞎到连什么才是敌对势力都看不清。

天谴，是他们无法战胜的“敌对势力”。每一笔罪恶，它以为是在巩固自己的政权，其实都是在给自己掘墓，在加速天谴的到来。

超英赶美是为了尽快解放全世界，也就是统治全世界，它以为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却导致中华大地平添数千万冤魂，每一具白骨，都是一笔命债。

坦克加子弹，是为了保住已到手的钱袋，但自家的后人却或已进了秦城监狱，或即将面临清算，万贯家财反而成了引信快要烧尽的炸弹。

当正的信仰广传，人心终于开始向善，戾气消减，社会变得宽容忍让，这本是统治者化解血债的最后机会，党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必欲除之而后快，用尽残酷手段，不惜犯下反人类大罪。

随便一个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如果把他时光穿梭到现在，看到这一切，他都会清楚的说出瘟疫爆发的原因，中共罪行恶于禽兽，与狼共舞的国家就是在与禽兽为伍，前所未有的瘟疫降临当然就成了必然。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不知“七十年大限”（1949年——2019年）的道理。内忧，并不可怕；外患，也还好说——内忧外患夹在一起，才是致命的了。这就是《圣经》启示的“七十年大限”预先决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