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道统”之作为思想主权

网文《道统》报道：

道统之说最早于孟子，其言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

唐代的韩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天道的传播脉络，起源于黄帝。天道心法古代是依靠心传，历经公元前两千年的心传后，只留心法不见心传，从老子而分支形成了两支中国的古老的思想体系，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儒家传道的脉络上接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孔子形成儒家学派，传至子思、孟子。独存心法不见心传。这符合韩愈之说，我们现在的儒家思想遗失了心传。只是道教将老子道教化，韩愈的现实主义排除宗教而淡漠了老子。
道家传道的脉络上接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庄子形成道家学派。自庄子起心传尽失。
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孟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并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 “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朱熹则认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颢、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反道学家认为，道统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护身符，因而进行猛烈抨击。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宋代的程颐把其兄程颢尊为道统传人，他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宋代朱熹进一步将韩愈儒道传授系统的思想概括为“道统”，把伏羲列为首位，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朱熹筑成沧洲精舍，率诸生行释菜之礼，祝文曰：“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周程授受，万理一原。”

但朱熹把韩愈排除在外，认为是程颢、程颐继承孟子，朱子认为“千百年来无人晓得，后都黑了。到程先生后，说得方分明。”又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黄斡《朱子行状》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之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宋史?道学传》更充分肯定朱熹继承儒家“道统”的地位。但朱熹本人亦承认：“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清鞑康熙有言“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道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清初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民国时代，伪基督徒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伪基督徒蒋中正说：“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某些新兴宗教，如一贯道，亦受到道统之说的影响。

批判指出：道统之说则受到陆九渊、叶适等人的批判。陆九渊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甚事？”又说：“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

叶适不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前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又说“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认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可强立也”，“是则敬者，德之成也。学必始于复礼，故治其非礼者而后能复。礼复而后能敬，所敬者寡而悦者众矣，则谓之无事焉可也。未能复礼而遽责以敬，内则不悦于己，外则不悦于人，诚行之则近愚，明行之则近伪；愚与伪杂，则礼散而事益繁，安得谓无！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

陈寅恪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所谓“道统”，是思想主权的一种表达，一种人文主义的表达，而且，还或多或少被官府化了。显然，孟子所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其中大多是官府首领。孟子又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有人认为他是“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但上述排列方式不免让我觉得孟子具有争权夺利的意识。再加上孟子篡改十伦为五伦，其机心深不可测也。从此推断，孔子周游列国的举动，其实是在发动一场文化战争——孟子也是如此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涉嫌颠覆各国政权，并阴谋篡改和篡夺“道统”这一思想主权。至于后来韩愈、程朱，都是官迷，因此近人陈寅恪不够了解他们的强权意志。陈寅恪认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但事实上，禅宗并不求官心切，因此和道统学说形似神异，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