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相反用三十五年时间,出版完成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360卷+》兩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正在完成的思想主權系列,重量將遠超阿奎那的《神學大全》。
2020年8月2日星期日
谢选骏:天空的地狱是基于恐怖美学
网文《形象工程大师——张艺谋vs.Speer》(2007年1月)写道:
昨天,王朔同志以他一贯中肯的态度谈到张艺谋:“…国家要搞形象工程,要搞面貌工程。我送张艺谋同志装修大师(的封号),绝对没有贬义,他确实能把你破破烂烂的东西装裱得金碧辉煌。你看那个歌剧《图兰朵》,装修得多好啊,什么东西都能装修得好。他是摄影出身,造型感特别强,塑造大国形象非常好。张艺谋大师原创力不够,但是匠心独具,巨匠,当得起。张艺谋是个巨匠,在我中华复兴,大国崛起,需要这么个文化巨匠在这里头,勤勤恳恳给你铺张门面,咱中国人不是好面子吗?至少让他们知道中国是有一套…”
还是王朔生猛,几句大白话就把情况谈得透透的。
的确,在张大师的大制作中,那辉煌的宫殿,超大的广场,远处的崇山峻岭,跟前的遍地黄花,牛x烘烘“为天下而武力统一天下”、杀人如麻还有理的皇帝,整齐列队、铺天盖地的傻冒工兵,再调上眩眼的颜色,配上激昂的音乐,可不就是活脱脱一组中华物质、精神双文明建设的样板工程?
现正在纽约上演、还搞了场全球影院直播的歌剧《秦始皇》,去看了的朋友回来都只有两个评价:1. 好家伙,那场面可是相当大滴!2. 当多明戈-秦始皇带全台引吭高歌“China! China! China!…”,那可是相当让银热血沸腾滴!
张大师这些“国家主义美学”行为越来越让我想起上个世纪搞形象工程的终极大师,阿尔伯特·斯佩尔。
斯佩尔(Albert Speer 1905—1981) 在1930年代不光是德国第三帝国装备部长,还是备受希特勒恩宠的首席“国家级建筑大师” 。(顺便提下,斯佩尔的儿子小阿尔波特·斯佩尔Albert Speer Jr. 也是城市规划师,现正在中国猛搞项目,包括北京南北中轴线规划,上海安亭九镇中的“德国镇”规划等。)斯佩尔除了规划了整个柏林复兴计划,还用简化的古典语言设计了一大堆宏伟的政府建筑。在他所有的形象工程中,最高艺术成就当数“光的教堂”——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灯光工程”。为了把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政治集会“审美化”,斯佩尔在超大广场周边按十几米的间距排放了130架防空探照灯——动用了当时纳粹军队所有的探照灯,齐齐向夜空投射。一排排巨形光柱汇成了刺破夜空的超现代哥特教堂列柱。一个政治集会变幻为一件壮美的艺术品——手法之洗练、空间效果之震撼,在艺术表达上比张艺谋的视觉堆砌、比蔡国强的上海APEC烟花不道酷哪儿去了。
斯佩尔1934纳粹纽伦堡集会的“光的教堂”
斯佩尔自己说:“光柱的好处是将奇观景象彻底戏剧化,并且有效地掩盖了那些没什么吸引力、腆着大肚子在队伍中行进的我党官员 ”。
斯佩尔想张扬的很明显:把政治最高程度地审美化,把所有参与者和观众洗脑,使他们陷入感观晕眩和心智迷狂,陷入权力崇拜和种族狂热;而斯佩尔要掩盖的显然不光是纳粹党官员的大肚子——德国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彻底退到黑暗背景里去了。在这一点上,张艺谋的大制作倒是越来越接近了,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政治上的昏庸。
此后斯佩尔还把类似灯光工程用在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一场向世界展示第三帝国雄起、雅利安人种最优秀的盛会——闭幕式上。
斯佩尔1936柏林奥运会闭幕式“灯光工程”
1934年纳粹纽伦堡集会盛况,被当时才三十出头的美眉导演Leni Riefenstahl,以高度的摄影技术和美学创新,拍成记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宣传电影。1936年奥运会盛况被她拍成Olympia,同样有大量技术和美学创新。Riefenstahl的电影影响了众多好莱坞大片导演,他们小心避开原片中宣传纳粹的“政治问题”,模仿其摄影技巧和宏大场面,以供当代人娱乐。
同样在纳粹全面崛起的1936年,在巴黎流亡的犹太作家瓦尔特·本雅明写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名篇。(1940年5-6月法国沦陷后,本雅明为躲避纳粹追捕向南逃亡,计划取道西班牙、葡萄牙去往美国。同年9月,本雅明在法国-西班牙边境上绝望自杀)。本雅明认为像电影这样的新艺术,可以运用镜头如手术刀般切入历史和现实,通过对习以为常事物的特写、对隐蔽细节的聚焦、对一闪而过运动过程的慢放等手段,刷新和扩展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感知和思考。并且,由于不存在原本、其胶片可无限“拷贝”,电影激进地改变了传统的艺术定义,蕴含着使艺术全面走向大众的进步潜力。然而,在另一方面,可以启迪观众的电影艺术也同样可以把观众蒙昧化。它可以通过操纵图像和音效制造出奇观景象令人“分神”,令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机会,为一些反动政治如法西斯利用,以美化它们的政治暴力。文章的结尾这样写到:“……法西斯主义将政治美学化。作为回应,共产主义将艺术政治化”。
如果活到今天,看到好莱坞“大片主义”在世界的横行,本雅明会认为是艺术走向大众的完美实现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一开始就强调,艺术在于呼唤观众以智性和感性来积极参与。通俗电影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容易把观众都变成被动的接收器,肆意蛊惑其感观,操纵其情感,让其放弃独立思考。激进的本雅明一定会把“大片主义”唾弃为另一种掩盖社会现实、将一切过度审美化、麻醉观众的软性暴政。
话说回来,张艺谋的大制作,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娱乐性,比起上述纳粹艺术家和好莱坞导演们都还差一大截:很多时候故事也编不圆,台词太弱智,煽情太做作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他在形象工程的铺张、奢靡、华丽、空洞方面,那可是已经相当的牛x了——而且可以明显看出他在加倍努力把这三种优良传统——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大片主义——融合在一起。王朔力挺他为广电部副部长,我认为都太屈才了:建设部、文化部、宣传部、统战部,所有这些部长都该他一人当啊!
我们就等着尽情欣赏他的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吧。背后有我们崛起的大国撑着,身边有斯皮尔博格艺术顾问锚着,头上有蔡国强的烟花炸着,中间诺大个场子可着他折腾,他想不超越Speer,都难!
网民linan评论:
“光的教堂”视觉感很震撼,仿佛一个“光”的牢笼
谢选骏指出:确实,我看过了“灯光工程”这部电影以后,比仅仅看过照片的网民linan,有了一层新的感受——那不仅是一个“‘光’的牢笼”,而且是一座伸向夜空的无尽地狱。这个地狱,不仅埋葬着纳粹和德国,也埋葬着欧洲文明和科学神话。
网文《阿尔伯特·施佩尔》报道:
贝托尔德·康拉德·赫尔曼·阿尔伯特·施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年3月19日-1981年9月1日)是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在战争局势极为不利时,他反对希特勒使用焦土政策毁灭德国的工业,战后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成为主要战犯,不过因为局势转变而从轻发落。他也是德国著名的高速公路,石化工业,喷射机,飞弹等的研发催生者,在纳粹的内政上有着相当的作用。
生平
施佩尔生于德国曼海姆。1930年在柏林第一次参加纳粹党的大会后很快入党。他的一切几乎都建立在和希特勒之间那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上,他当时在纳粹党里面资历很浅,希特勒仍选中他当帝国装备部部长,以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可是他自己却有独特的兴趣和目标,他对柏林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他的宏伟的设计必须符合一个作为全欧洲甚至全世界唯一首都的地位,当然也必须是超越罗马和超越巴黎的。
作为希特勒的装备部长,他在1942年接受了新的任务,为了帮助希特勒管理帝国经济,他和希姆莱一起加强了强制劳动,逼迫大量的战俘和犹太人等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越来越多的文件资料显示,当时他在战俘营和集中营等事件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希特勒把意大利地区内的一切军备和生产问题的管理权交给施佩尔。在他的组织下,德国的军备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这年秋天,盟国对德国进行的大规模轰炸,给军备和民用生产造成了困难。于是,施佩尔提出并实施让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大批生产衣服、鞋、纺织品和家具等民用商品,而把德国的同类工厂转为军用。这样就避免了因强迫征调外国工人到德国,引起工人逃离所在工厂而影响生产的弊病,使德国军备生产的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由于德国城市被炸,重建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施佩尔设法使希特勒授权他负责被炸未来的建筑计划。他利用这一职权,阻止了各大区区长要拆除被炸后的历代宫殿和教堂的企图,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建筑是反动派的堡垒。他还提供材料和工人,保护遭破坏的历史性建筑。
1944年1月施佩尔因病住院。这样他就离开了希特勒的权力中心,使他感到自己被希特勒一笔勾销了。此后,他也不再把自己当作希特勒宠爱的部长及有可能的继承人了。住院期间,戈林、鲍尔曼、希姆莱等人都乘虚而入,动摇了他的部长地位。两个半月后,施佩尔病愈,第一次感到希特勒面目可憎,说明他在思想上已经同希特勒有了距离。此后,施佩尔不再屈从于希特勒的个人影响,于是在受过希特勒多年青眼有加、特别恩宠之后,开始受到辱骂和谴责。他反对希特勒集中一切力量搞地下大型设施,以便把军备工业转移到山洞或地下生产的决定,并且表示不接受意见,就请求辞职。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延长病假,留在部长任上。施佩尔开始从颠峰滑向波谷。经过一番波折之后,他还是摆脱不了权利的掌握而获得的刺激,最终又回到希特勒的小圈子中。
1944年中期美国空军连续轰炸了德国的许多燃料工厂和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主要炼油厂,使德国飞机燃料的生产减少了一半,迫使希特勒命令戈林将空军军备生产也移交给施佩尔。7月,98%的飞机燃料生产都停止了。施佩尔立即组织35万名熟练工人进行抢修,到11月,日产量就上升到原产量的28%。因此盟国舆论认为,对于德国作战实力来说,他比希特勒本人更重要。
盟军诺曼底登陆,施佩尔认为局势已经毫无希望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失败后,施佩尔受到审查,因为政变的组织者在未来政府的名单中,给他留下了军备部长的位置,不过他后来没有事情。
1945年初德国国内工业生产已基本停顿,1月30日是希特勒掌权的12周年,他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宣称在重工业和军备方面的战争已经结束,应把粮食、电力、生活放在优先于坦克、飞机的地位予以考虑。他提出,盟国在物质方面的优势已不可能再用德国士兵的勇敢去弥补了。2月中旬,第三帝国败局已定,希特勒下达“焦土命令”。施佩尔曾计划用毒气除掉希特勒,后因希特勒下令修改了地下室的通风管道,而未能实现。但施佩尔仍决心阻止命令的执行。他说服大区区长们把彻底破坏工厂的命令改成使工厂临时瘫痪的命令。他还设法说服了莫德尔元帅,使他下令不准破坏工厂,尽可能在工业区以外战斗。他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维持战后德国人民群众生存的基础。希特勒自杀前几天,施佩尔冒着苏军的炮火,飞抵被围困的柏林,和希特勒做了最后告别。
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定为一级战犯,但没有判以死刑,因为往后数年才成立对抗华沙公约组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决定仍重用史的组职与发明长才,也因西德是北约联盟在欧陆次大国。战后,他与情妇一起前往英国伦敦,在接受访问时发生中风而逝世。
战后他写下了《第三帝国内幕》一书,是他本人的回忆录,也是研究纳粹德国的重要史料。
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施佩尔也是著名的城市规划设计师,是著名的城市规划设计所“施佩尔设计所”的拥有者和主设计师,主持设计规划了诸如上海安亭新城等大型城规项目。
谢选骏指出:斯佩尔家族先后为纳粹德国和共产党中国效命——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钱财,而是有种恐怖美学的“红线”一以贯之!这就是所谓的“狗行千里要吃屎,狼行千里要吃人。”从美学角度看,吃屎的狗好呢?还是吃人的狼好呢?
网文《恐怖美学》报道:
恐怖美学,是近代诞生的一个新新名词,可以认为是美学的一个新分支。字面的解释,即恐怖与美丽并存。一般来说,会留给人相当的想象空间,让人一边害怕,一边欣赏,一边回味,这在东亚的恐怖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恐怖美学的兴盛归功于近代的电影和摄影艺术的发展,实现了用更恐怖的景象拉抓住观众的心。韩国恐怖片尤其注重恐怖美学的表达。表达成功的影片有中国香港的《鬼域》,韩国的《蔷花,红莲》、《女高怪谈》系列、《公寓》和日本的《人形师》等。恐怖美学不是纯粹的恐怖,而是对美丽的感悟和对生命的诠释。在让人感受刺激的同时,又教人深思。
文学作品中也会呈现出恐怖美学的风格。比如说美国作家Edgar Allan Poe的恐怖小说就很好的体现的恐怖意向与唯美的结合,他的诗歌The Raven也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理论。恐怖美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好的体现在了吸血鬼文学中。吸血鬼本身是恐怖而神秘的存在,但是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中,都有美化吸血鬼的倾向,读者在恐惧其能力的同时又深深被其吸引,这也是恐怖美学的影响所在。
恐怖美学追究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哥特文学中的壮美(the sublime)。
谢选骏指出:恐怖美学不仅是艺术现象,而是渗透在生活之中——这就是“国家政权”、“专政机关”最为擅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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