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政治正确掩盖了肮脏的贪欲

《中美关系为何两年内急转直下？中国的出路在何方？》（清和 智本社社长 2020-07-24）报道：

疫情以来，中美关系从贸易战快速演变为国家对抗，国家对抗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当两国所有分歧及个体行为，都被“政治正确”绑架，都预设国家立场，都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理性的声音式微，正常行为被曲解，两国之路则越走越窄。

01、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中美过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关闭了一切对话窗口。十余年后，中苏破裂，苏压制美，中美走到了合作的历史关口上。

1969年2月1日，就职仅12天的尼克松总统便要求国务院官员尝试与中方接触。同年7月，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管制，并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

1971年基辛格绕道巴基斯坦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次年，尼克松正式访华。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两国四位领导人搁置民族仇恨，打破坚冰。

1979年，邓小平亲自主持谈判，中美正式建交。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达成经贸合作共识及政治互信。

80年代，美国里根上台改革，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中进入蜜月期。

1990年前后，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垮台，中美关系骤冷。1992年，邓小平再次出手，明确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之路。老布什，这位曾经担任过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总统，始终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化。

90年代，中美进入微妙时期。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

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边试探一边接触，爆发了南海、大使馆等事件。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务实外交，处理得当。整个九十年代，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美对华投资高歌猛进。

于是，美国的建制派、商业界、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给中国时间，中国必然会拥抱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千禧年后，小布什忙于反恐，与克林顿联手说服美国政界，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抓住机会，中国成功入世。之后，中美贸易一日千里。2007年，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创造“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拐点。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但是，中国精英并未意识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总统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

2016年大选，美民主党希拉里败选，建制派失势，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从中美建交到中美“共生”，经历了两国多代领导人的精细筹谋与理性维系。但是，中美关系破裂，甚至走向“新冷战”，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到底是特朗普所为，还是中美之间存在根本的不稳定因素？

如今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和国会的共识。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

有人说，中美之间存在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显然存在，但40年前这一冲突更为严重，为何两国还是破冰、携手、共发展？今天争论的出口补贴、技术转让等问题，美国为何之前一直能够容忍？

这里面是有蹊跷的。

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这一压舱石并不稳定。我在《脆弱的“中美国”》中分析了两个原因：一是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二是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

简单来说，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畸形的，这种经贸关系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则未必。

自从里根总统开始，美国一直是共和党、民主党的建制派执政，他们代表着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在这种畸形的贸易关系中，建制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都是最大的获利者。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享受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将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赚钱，两头得利。

比如，中国的外汇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农民获利；采购美国国债，对建制派、华尔街有利。中国的外汇是集中管理的，中国长期持有天量的美国国债。又如，中美之间维持着汽车关税保护及准入门槛，通用、福特汽车与中国国企合作，开发中国汽车市场。如此，通用、福特受益，但美国汽车工人失业。所以，建制派、华尔街、跨国公司、美国商会长期在这种扭曲的贸易规则中获利。但是，美国农民及产业工人并未从中获利。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终于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是，奥巴马错过了改革这一秩序的绝佳机会。2016年，愤怒的美国农民、产业工人将票投给了特朗普，后者上台便掀桌子。

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对既得势力发起的挑战。所以，今年11月的大选非常关键，特朗普还是拜登，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有人说，拜登甚至会比特朗普更狠，中美关系不可能改善。

这其实是不了解美国政体。拜登上台前后，中美表面上的对立都会很严重。因为对华强硬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如果拜登不够强硬，他很难获胜；即便当选，如果不够强硬，他很难给选民交代。这就是竞选术语。

但是，拜登不会完全与中国撕破脸，会留给中国政府一定的底线，中美关系不会破裂。

为什么？

如今民主党已经分裂，拜登、希拉里代表传统建制派势力、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桑德斯代表蓝领阶层、工会劳工组织、弱势群体的利益。在中国的问题上，这两个群体是冲突的，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与全球化失意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如果桑德斯执政对中国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强硬。

不管是2016年还是2020年的民主党内选举，民主党的传统势力都放弃了桑德斯。为什么？

现在美国两党的选区是非常稳定的，只有几个摇摆州，这几个摇摆州一般是“铁锈州”，所以争取摇摆州产业工人及农民的选票非常关键。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选票虽然多于特朗普，但因争夺摇摆州失败，而最终败选。

民主党陷入了两难，老政客们担心支持桑德斯，民主党可能被传统的势力（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抛弃。这次，民主党如上次选择希拉里一样押宝建制派代表拜登，目的是固守传统势力。如果拜登获胜，他所代表的势力，是与中国关系最稳定的核心利益者。比如NBA、通用汽车，他们在中国赚得钵满盆满，并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

当然，特朗普不只代表产业工人及农民的利益。共和党代表的核心势力是本土工商企业、科技企业、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共和党的优势是，特朗普争取摇摆州，争取农民的利益，打破旧秩序，与其核心势力并不冲突。所以，他可以放手干，但民主党则投鼠忌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游戏规会有本质区别。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炉灶，彻底颠覆旧秩序，基本上要求中国兑现入世时承诺的所有条款，否则宁愿与中国全面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不会打破旧秩序，他会让美国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协商。拜登会给中国精英阶层保留一些底线条款，同时改革WTO规则，如此达成妥协性共识。

02、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从贸易战迅速上升到经贸、政治、军事等全方面对抗，意识形态交锋异常激烈。

原本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与旧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如今正在快速上升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

这是为什么？

“政治正确”绑架舆论及民众利益，使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彻底改变，并趋于失控。

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的“政治正确”。在未来几个月的大选中，特朗普、拜登都会发出强硬的反华言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驱逐大使更加激进的行动。谁更能打，谁更有机会获胜。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特朗普对中国的行动已经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完全不按传统政客套路走，得了便宜还发推特。如今，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与中国很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美国不跟中国沟通，关起门来制定针对新疆、香港相关的法令，甚至还可能制定针对台湾、共产党相关法令。

这是为什么？

因为华盛顿基本上否定了克林顿时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还按以前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协商，会被认为继续走老路，违背了“政治正确”。

中美两国皆如此，冲突日趋激烈，任何讨论与行动都预设一个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如此两边理性的声音与和平的行动会快速衰退、消失，甚至反转。预设的国家立场最终很可能变为现实，所有的斗争都成为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从制裁中兴、华为，到限制5G，再到限制中国技术，再到疫情、香港、南海等问题，之前所预设的国家利益之冲突最后都如愿以偿，然后以修昔底德陷阱来定论。

这就好比：

陈村黄头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人是坏人，他们要打我们村的人；

你看，陈村人真打我们了；

陈村与我们村势不两立。

一旦两国所有事情被架到“政治正确”的高度，那么全面对抗将不可避免。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擦枪走火并不奇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二战时日本为何要主动招惹美国？

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希特勒大骂日本蠢蛋，将美国拖入到战争中来。其实，日本不希望与美国为敌，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也不想与日本开战，美国还有一群亲日派，但是最后他们都成为对日强硬派。

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后，演变为一辆高速奔驰的战争列车，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它奔向珍珠港。

1940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诸岛，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气。这时，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但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日本，美国并未禁止日本战斗机的原油。日本也意识到危机，大量采购、开采和囤积战争石油。

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美英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一举措引发日本国内恐慌，这时日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主动放弃这场战争，可能面临亡国危险；要么向美国开战，赌一把国运。

这时，所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没得选。仅4个月后，一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战机飞向珍珠港。美国原来的亲日派变为最强硬的强硬派。美日两国的故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战争。

长期以来，中国精英与美国建制派、商会、华尔街有着广泛深入的利益关系，中国未曾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会走到今天这地步。中国有部分群体不断地释放强势言论，盲目试探底线，但又低估对方的决心，没有真正做好与美国决裂、全面冲突的准备。这其实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从单个事件冲突上升到国家矛盾，再以“政治正确”扩大到国家间全面冲突，最后可能陷入糟糕“克里米亚效应”。

我在《“强人”普京》中介绍了克里米亚效应。普京执掌俄罗斯20年陷入了内政与外交相冲突的悖论。普京对欧美越强势，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俄罗斯民众越拥护他，但外交越糟糕，最终被欧美世界封锁。

换言之，普京在内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动，外交上越糟糕内政上越成功。美国越是打击、封锁俄罗斯，俄罗斯民众越支持普京对抗美国，如此俄罗斯之路越走越窄。美国政府或许汲取了俄罗斯的教训，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利益拆分，避免中国一致对美。

当所有分歧都被“政治正确”架到国家冲突层面，越冲突，越对抗，民族主义越强，冲突升级，对抗升级，最后走向死局。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打着国家名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其性质完全不同。负责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国家决策。

中国需要避免这种“克里米亚效应”，更不能接过俄罗斯的“接力棒”。中美对抗最受益的大国便是俄罗斯，俄罗斯被封锁的压力会减少，还可以提升国际政治地位。俄罗斯正渴望中国帮他解开内政外交悖论。在中印之间，俄罗斯不但出售武器给印度，还直接派军队、军舰支援印度。

中国需要在大国角逐中保持理性。目前，中国政府在努力维系美国商会、跨国公司的关系。美国制裁华为、中兴、美版抖音，为什么中国没有制裁美国企业？中国还制定了外商投资法，给予外资企业开放了更为广泛的投资领域。这是为什么？

美国商会、跨国公司在华利益大，他们是亲华派的，他们不希望在华投资政治化。美国议员逼迫NBA站队，提出在球员球衣的背后写上政治标语，但是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意识形态斗争伤及他们。

如果两国所有人的言论及市场行为，都意识形态化，都以政治正确为前提，都被逼迫站队，那样就危险了。

03、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如今，中美之间已经突破了对方的底线。想要恢复必须先从外交着手，然后再谈经贸。

在七月份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希望中美恢复全方位的对话，为中美之间列出三份清单，分别是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制清单。

简单来说是，中美两国的事情可以理性地归为三类：

一类是双方的底线，如台湾问题，互不挑衅，搁置争议；

二类是双方存有争议的事项，共同协商，不扩大化；

三类是双方可以合作的事项，继续展开合作，不被其它矛盾牵连。

以世贸组织的承诺条款为例。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在多哈签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并做出了四项承诺：即降低关税、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农业方面的承诺和服务业的开放。承诺截止时间不少是在2005年。

比如，中国承诺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种进口配额；取消对美国7个州的TCK小麦出口禁令；放开美国6000多家肉类加工厂对我国的出口等；逐步放开银行、保险、旅游和电信等服务业市场。

我们可以将这些列个清单：

当年，中国承诺的事项包括外贸经营权、国营外贸与指定经营、进口关税配额、出口补贴、非关税措施、技术贸易壁垒、法律服务、旅行社服务、银行、证券、外汇及支付等45项。其中哪些已经执行了，哪些还没执行；如今，哪些可以执行，哪些需要谈判，都可以列出来。

事实上中国也这么做，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压减至33条。简单理解是，外资进入中国只有33项不能投资及经营。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底线。

这33项分别是什么？

比如，禁止投资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勘查、开采和选矿；出版物印刷必须由中方控股；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商用车外，汽车整车制造的中方股比不低于50%；核电站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邮政公司、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禁止投资中国法律事务，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又如，禁止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禁止投资新闻机构；禁止投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

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将负面清单的项目大幅度压缩，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底线问题无法谈拢，两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政府会给中国政府保留一定的底线，比如核电站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及经营网络信息、新闻机构、图书出版等；会列出一部分与中国政府商谈，比如汽车、农业、运输、机场、科研等领域的合作。毕竟，对于拜登政府、建制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来说，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他们受益最大。

所以，未来四个月很关键。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继续渐进式改革开放，但这个力度要比前些年大很多。如果特朗普连任，中国面临大幅度对外开放或内循环内卷化的两种可能，极端情况还可能出现硬脱钩、经济封锁、全面对抗及“新冷战”。

改革开放要比内循环内卷化，对这个国家及中国民众更加有利。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启动内循环，依靠国内市场及人才可以制造高科技产品。这种想法其实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在《智本社经济学讲义》第二十讲《市场与分工》中讲到“斯密定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意思是，分工受到市场交换规模的限制，如果交易规模太小，就无法实现专业化生产，分工就会受到限制。

假如，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与其他市场是隔离的，其中只有一个人需要一辆汽车。但是，这个人是注定得不到他想要的汽车的。因为，如此小的市场是没办法支撑起一家汽车厂的。

为了生产这一台汽车，人们要建立玻璃厂、橡胶厂、皮革厂、电子厂、油漆厂等等，同时还要培养相应的技术工人。即使这些厂是现成的，也需要调整机器及产品规格，专门为这台汽车而生产配件。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反过来，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不但这台汽车能够生产出来，整个汽车产业网络都会兴起，专业化分工及先进的技术会出现。

所以，“斯密定理”告诉我们：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程度越强，技术水平越高；全球化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及技术水平，定然大于国内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瑞士、荷兰这些小国都选择拥抱国际市场。

以光刻机为例。全球7纳米光刻机巨头是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但是阿斯麦尔光刻机90%的零部件都是其它国家生产的，比如德国蔡司为其提供最先进的光刻机镜头。

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制造7纳米光刻机。中国要独立制造7纳米光刻机，那就意味着还要建立一批如德国蔡司一样的全球顶级科技企业。即便我们有光刻机，制造半导体还要有原材料。日本掌握了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高纯度半导体用氟化氢三种关键性材料。韩国半导体技术已够强，但也离不开日本的原材料。

如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及一切技术，都源于国际市场下的全球化精细分工，依赖于一批全球顶级科技企业。越开放越有机会参与到顶级的国际技术分工之中，越内循环技术则越落后。

经济内循环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内卷化。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这不符合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方向。

谢选骏指出：上文有许多毛病，例如它说，“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美英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它不懂得，日本1941年7月并未控制印度大陆，而且从未得到这个机会。不过，它说的另外一句话算是对了：“长期以来，中国精英与美国建制派、商会、华尔街有着广泛深入的利益关系，中国未曾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会走到今天这地步。中国有部分群体不断地释放强势言论，盲目试探底线，但又低估对方的决心，没有真正做好与美国决裂、全面冲突的准备。这其实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如果共产党中国有些耐心再等三十年，等到它的总产值超过美国，再来寻求和美国分庭抗礼，其胜算也许就会大些。但是天安门的三十年亡灵不能再等待了！亡灵看的最清楚——政治正确其实掩盖了肮脏的贪欲！这不是什么克里米亚效应，而是天安门屠杀的报应。正如，所谓的“经济内循环”不过是“第二次统购统销”，而“社会内卷化”不过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