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外交失败是由于联邦制作祟

网文《美国搞垮中华民国，究竟是糊涂，还是战略故意？》（原作者：诸玄识，曾节明整理及改写）报道：

（曾节明评：原作者固然有其国民党党派局限性，但其论述依据基本上都是事实，其对国际政治的洞察，视角独特，观察独到，堪称精绝）

1927-1949年，由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大陆民国南京政权，是一个命途多舛的短命王朝——它犯了很多错误，但它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至深的内忧外患中，及时完成国家统一；
在世界经济大危机（1930年代“大萧条”）的逆境中大力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黄金十年”——同期地欧、美、日负增长，中国经济两位数高增长，而后毁于日本侵华战火）；
三十年代，蒋记民国的成就如此耀眼，就连平生仇视国民党的美国汉学家、哈彿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遗著《中国新史》之时，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
蒋记国民党对中国的形式统一，及在德国大力支持下的工业化措施，令中国奇迹般地摆脱北洋时期四夷交侵、列强瓜分的险境，继而通过抗日苦战，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和收回了租界和失土（如台湾），稳固了边疆，并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如果没有民国的南京政权，苏俄和日本这两个虎狼之国就会吞噬中国的陆疆海疆（1941年的“日苏条约”就会提前发生，而且其所分割的，不仅是蒙满两疆，而是中国全境）。果真如此，欧美列强稍后加入或取代日本（俄罗斯攫取东北、西北和长城以北，英国兼并西藏合于印度、兼并云南合于缅甸，法国保有越南而夺占广西，美国囊括中国沿海及岛屿）；
蒋记民国，还培养了最多的世界级的科技人才。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还推动了东亚、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的各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蒋政府始终帮助这些地区的流亡政府和外侨团体，蒋介石并冒险访问印度，南京政府反对殖民主义的种种作为，招致了英国的刻骨的仇恨，这也是英国在二战中对民国一毛不拔，并在印度多次打劫美国援华物资的原因。
今天中国内外许多文化买办心态的自由主义精英，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会按照对待“四小龙”和日本的标准，来对待被征服民族的；他们其实不懂得地缘政治的道理：中国周边的“幸运者”，吃的其实是“西方对华战略”这碗饭——西方大国利用它们的“地缘政治价值”来对付中国，才让它们或多或少地分享西方繁荣的蛋糕。
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能够在赤匪叛国、军阀混战的的内乱中，在东西方列强的环伺和敌意中，只用了短短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中国的腾飞！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奇迹。

那么，如此卓越有为，且自晚明以来三百年领导中国第一次战胜外敌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何战后这么快就土崩瓦解了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美苏英三强——对中国的报复，它们不能接受中华民国的崛起，因而联手把她做掉（就像后来以美、英、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愿“中国崛起”一样，因而故意绥靖和扶持中共政权一样）。
二战后中华民国遭迅速颠覆，有苏联赤化和美国坑害两大原因，绝大多数人以为苏联是主因，其实美国才是主因，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因素，苏联赤化不了整个中国大陆，而中共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天下的。

大陆中华民国在二战后之所以迅速沦亡，有三大原因：

一，遭盟国美，英以国际条约的方式出卖，陷入险恶的战略境地。
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理由之一，是反对所谓“秘密外交”（1917年四月，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但讽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却大搞秘密外交。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领导人，撇开盟国中华民国等国，也不经过当事国的政府和人民之允许，就私自订立了分割战后世界的条约——雅尔塔协定，由此形成了两大阵营。在雅尔塔协定中，美、英并违背了几年前美英两国所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东欧和东亚诸国的版图和社会制度，均被私下变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侵吞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国领土被合法化；
面对民国代表在香港问题上的质疑，英国丘吉尔干脆撕下“绅士”的遮羞布，出尔反尔赤裸裸耍流氓，称：《大西洋宪章》不适用于大英帝国，香港不能归还！
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俄与日本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分割中国的蒙古和满洲），因此，苏俄没有理由重返东方，来抢夺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来攫取中国领土和劫掠工矿资产。然而，美国用蒙古和满洲来诱惑苏俄出兵中国，对日作战。《雅尔塔密约》竟有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之条款，即“苏联将恢复1905年之前俄罗斯帝国在满洲的一切利权”。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送给斯大林一项额外的“大礼”，即东亚大陆的共产化——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承认：“《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协定的一部分），简直就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
雅尔塔协定还导致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共产化。美、英否定了由国民党所扶持的、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罗斯福总统公然违背《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承诺，与斯大林分割朝鲜半岛，从而令朝鲜民族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死了500万人，并分裂至今。

当然，美国人对苏联并非白送“大礼”，它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礼”，即撤回了对西欧及希腊各国共产党的援助，导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夺权失败。
雅尔塔协定，注定了战后的国民党政府，一开始就陷入了战略困境当中，而中共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在美国的邀请下，苏联占领中国东北后，立即把东北的控制权交给了抢进东北的中共，使得东北成为全世界共产极权势力的交汇处，中共取得了背靠苏联建国的条件，进可攻退可守；国民党要进入东北，就必须从关外一城一城地打，即便能够夺回东北，也处于共产极权势力苏联、蒙古、北韩的三面包围之中，东北遂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战略死地。

二，美国挽救中共的“调停”。

战后，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斡旋团队，无视中共武装割据，拒不交出军队，且频频进犯国统区的现实，强令国民党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联合”简直就是笑话！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马歇尔真有这么糊涂吗？当然不会有这么糊涂。马歇尔对国共的“调停”，无非是捆住国民党的手脚，阻挠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打击。
1946年5、6月间，国军携抗日胜利之余威，以少胜多，大败林彪的东北共军，国军孙立人将军的装甲师，已经打到距哈尔滨60公里的地方，中共在东北的势力濒临崩溃，眼看内战大局就要扭转，国民党胜利在望，斯大林一度成变色龙，声明尊重中华民国，以确保《中苏友好条约》之实施；但作为国共内战“调停人”、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则气极败坏，发出最后通牒，以全面停止对华援助为威胁，威逼蒋介石停火；结果，东北共军逃过灭顶之灾，不久又获得了大批苏联援助，遂重整了旗鼓，苏联新打造的林彪共军，武器精良、粮草充足、兵多将广、训练有素，半年后卷土重来；而国军则士气沮丧，军火不济，再难力战。国共内战大局从此逆转。



三，战后美国背信弃义地断绝了对中华民国的援助。
今天盲从西方地文化买办型知识分子，总是以讹传讹地夸大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慷慨援助”，其实即便在二战时，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战时援助并不慷慨，且条件相当苛刻的，整个二战期间及战后初，美国对华援助约16亿美元，其中日本投降前14.69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援助在印度被英国抢走，中国国民政府拿到手的仅2.45亿美元，民国获得的美援，不仅数量远少于对美国对苏联和英国的援助，几项许诺的缓解经济与财政危机的救济款均被取消，且美国要求：到手的有限物资，大部分不能国内抗日战场，而只能用于赴缅甸配合英、美的作战。1946年7月之后，直至国民政府迁台之前，美国的对华援助基本完全终断。
对此种苛刻条件，史迪威和罗斯福的理由是：国民党政权绝难坚持下去，美国不能让美援落到日本手中。这其实不过是借口，美国真实的心态是见死不救的，甚至期待国民党政权于二战胜利在望之际，被日本所灭，这样中国战后就会四分五裂。英国希望民国灭亡的心态更为迫切，因为如果国民党政权为日本所灭亡，那么，它先前为中华民族所挣得的生存权——从归还租界、取消英国在华特权、“四强”地位、到香港问题的妥协——便会一、一自动作废，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更可保无虞。

例如，1944－45年日本发起“一号作战”，由华北向华中、华南大规模进攻时，美国却强迫国军主力远征缅甸，对中国战场釜底抽薪，导致中国国土再一次大规模沦陷；事后，史迪威和中共不约而同地大骂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对国民党政权极尽妖魔化之能事，而蒋介石却有口难辨，在美国的操办下，国民党政府第一次蒙受了千古奇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了战争暴发户美国和豪夺“战利品”的苏联之外，凡是战争创伤的国家，如果没有“美援”，则必面临生存危机，甚至有赤祸的危险；中国乃显例，而希腊则是一个反面例子；后者已建立共产党政权，但在英美援助到来时就被推翻。
美国在援救希腊的同时，却拒绝援救中华民国。前来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将军无视中共武装割据，并蓄势而发全面进攻国统区的恶劣形势，一再要求国民党：“先改革，后援助”，这不过是拒绝援助的托词而。
不仅不给援助，马歇尔团队还对国民党政权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使之尽丧民心，使之备受国际社会之谴责。

更令人匪夷所思地是：1946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伙同英国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火禁运，1947年3月21日，国民政府的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这其实才是国军“三大战役”失利的首要原因。而整个内战期间，中共却源源不断地从苏联手里得到了逾九亿美元地军火物资援助，关键时刻美国的制裁，大大加速了大陆中华民国的败亡。
美国的对华军火禁运和制裁，集中地反映出美国搞垮大陆中华民国，纯属故意的性质，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完全清楚中共源源不断从苏联得到援助的事实，美国政府更不可能不知道：单方面制裁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大陆民国的败亡和共产党夺得天下。

有许多异议人士说美国政府被毛共骗了，相信中共是不同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但美国的政治精英真的有那么傻吗？当然不会有那么傻。美国的战后援助计划很清楚：它首先援助的是西欧（包括希腊）——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与根据地，于是，“马歇尔调停”必须为“马歇尔计划”（西欧复兴）扫清道路，即以确保共产主义东扩而牺牲中国，以换取斯大林不支援西欧共产党。 这也是远比《慕尼黑协定》更出卖弱国的《雅尔塔密约》产生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大陆中华民国亡于美、苏、英的合力，其中美国起了首要的作用。“二战”后，美国实际上促成了一个剿杀中国民族主义（中华民国）的“神圣同盟”——国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美苏英三强的“德黑兰－雅尔塔体系”），以及国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中共称之为“统一战线”）。
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流，被美国的褒共贬蒋的舆论导向所左右（美国当时对华宣传，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进步和民主，而把国民党描绘成“保守、专制与黑暗”），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西方民主来压倒民族主义、以拥抱共产主义来实践民主；他们的代表乘坐美国飞机到延安，进行“政治协商”。

而中国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联手的主要中间人，是美国的资深学者和老牌特工费正清（美国情报机构OSS驻华负责人，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曾向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揭发费正清送情报给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美国人费正清其人，毕生极端仇视中国文化与国民党，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在三方面对西方构成潜在挑战，其理由是：
A.国民党继承儒家道统和“平天下”；
B.国民党看重“帝国遗产”（朝贡制度），有意充当“亚洲领袖”；
C.国民党领导下的大陆中华民国，会填补日本帝国的权力真空。

费正清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他的那句口号——“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中共喜欢费正清；大陆民国沦亡二十三年之后，费正清作为“中美蜜月”的月下老人和特别嘉宾，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原因皆在此）。

二战后的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国际战争。“欧洲第一”主导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后之外交，而国民党政权则是这一政策的连续受害者——战时，它牺牲极大，却很少受益于《租借法案》；战后它又被当作“丢卒保车”的棋子，即美国用它来向苏俄换取西欧的安全。除此之外，美国还要“借刀杀人”，用苏俄出兵中国来扼杀国民党政权，以防止中华民国之崛起、从而挑战美国的太平洋霸权。

可见，送掉大陆中华民国，不是什么杜鲁门、马歇尔等当年美国领导人“受骗”的结果，而是一个最迟在雅尔塔会上就设计好的国际战略。直到今天，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都认为认为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属于北极型大陆地缘，难以挑战美国的海权，而中国共产党则具有向内搞阶级斗争（包括向内压榨农民工、“低端人口”）的内向性，威胁不了美国的霸权，加上两者“面和心不和”，所以它俩对美国的威胁相对较小）。
宁愿让共产党统治东亚，也不要中华民国，这就是美国谋划《雅尔塔密约》，以蒙古、满洲诱惑苏俄对日作战，其用心就是把共产主义这股祸水东引，搞掉中华民国，以防中国崛起。

所以，与美国单方面制裁国民党同时进行的，是斯大林不仅装备了上百万中共的军队，而且还调用了以万万计的日本战俘与朝鲜军人，以及大连兵工厂和朝鲜半岛的铁路运输，服务于中国革命。美国对此，则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其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也简直就是在配合斯大林。

美国有意搞垮中华民国，根本原因是不愿意中国强大起来，直到今天，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都有一个潜在共识：即大陆中华民国一旦兴起，其对西方白种人文明的威胁，要远超过苏联，这也是美国长期对苏共施以围堵对抗，而对中共大行绥靖、勾兑的根本原因。

美国不愿中国崛起的心态，集中体现在美、英对国民党民族主义的仇恨中，而美、英对国民党民族主义的仇恨，又集中地反映于英、美对蒋介石的暗杀上，其中英国除掉蒋介石的动机尤为强烈：

1943年11月，蒋介石夫妇坐专机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中途在印度短期停留，丘吉尔素来深恨蒋介石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对蒋介石在印度会见甘地和尼赫鲁，更是深入骨髓，于是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查尔斯等人进入机场，企图望蒋介石夫妇停在机场的座机安装定时炸弹，但因为戴笠的军统特务看守严密，而无从下手。

丘吉尔自然不甘心失败。狡猾的英国人发现蒋介石对英国存有戒心，而极为信任美国人，于是心生一计，联手美国人谋划对蒋介石的暗杀，计划利用帮助蒋介石维护座机的美国空军机械师，再次实施定时炸弹暗杀，史迪威与英国人一拍即合，史迪威以两点理由说服了罗斯福：一是蒋介石“我行我素，很不听话”；二是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将会填补日本帝国垮台后的权力真空，构成美国亚太霸权的新障碍。于是，罗斯福欣然批准英美的暗杀行动。
英美打算在1944年2月下旬，乘蒋介石夫妇去印度视察中国军队的机会，以定时炸弹炸毁蒋夫妇的座机，制造一起喜马拉雅山上空难天气恶劣导致飞机失事的“空难”。岂料人算不如天算，1944年2月，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大举南侵，中国战场吃紧，蒋介石临时取消出访。史迪威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密令拆弹，为期三个月的暗杀计划流产。
讽刺的是，要蒋介石命的是盟国，救蒋介石命的，居然是敌国日本。

第三次是以政变的方式。1944年春，英、美两国军情系统，与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领袖李济深勾结，打算乘蒋介石到桂林演讲之机，由李济深在桂林发动政变，英国派两个空降师配合，杀死蒋介石。然而，戴笠特工抢先行动，软禁李济深，使这次政变胎死腹中。事后蒋介石怒觉英、美参与，但考虑到“盟邦”的关系，只能不了了之。(Yu Maochun:Oss In China)

英、美为何仇恨蒋介石？无非就因为蒋介石是一个能带领中国强大起来的领袖人物，英、美都目睹了南京政府带来的中国“黄金十年”，事实上，在1934年的南京阅兵大典上，英国对中国的德械师就已经非常嫉恨了。

阻止中国崛起，直到今天依然是美、英、俄、日的共同战略，其中美国仍然发挥着首要作用，而阻止中国崛起的主要方式，就是勾结、绥靖和扶持中共，因为有中共在，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真崛起。俄国是中共的亲爹，它勾结中共是自然，美、英、日不是民主国家么？他们为什么一直以来就绥靖，甚至勾结和扶持中共呢？原因即在于此。
被捧为“反共大招”的美国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并不要求中共撤销防火墙，更不要求中共政改，其核心的要求，就是要中共放弃“中国制造2025”——即打压中国的科技和制造业，也就是“反华而不反共”，原因也在于此。
阻止“中国制造2025”，而绥靖中共专制，这其实也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意思，而是美国两党的主流共识。
但今非昔比，时过境迁，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已经多极化：德国复兴并再成欧洲龙头，与中国战略互补意愿增强、英国深度衰落、日本去势且经济衰退、俄美重趋对抗、美、欧关系疏离，在中国问题上，西方国家与俄国再无可能象上世界四十年代那样联手一致行动，在新形势下，美、英昔日的以共制华、以亚制亚法术越来越不灵了。



【美国成全中共上台，是否出于误判？兼透视贸易战


对于二战后美国搞垮大陆中华民国，成全中共上台的事实，一直以来英美粉坚称：这是美国无意之错——美国的本意是去除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帮助中国实现民主，结果无意中成全了中共。
针对此种“无意之错”的说法，笔者最新举出了《雅尔塔协定》之密约、及1946年7月——1948年11月美英对华军火禁运的史实，指出：

把外蒙及中国东北出卖给苏联的雅尔塔协议，其中有“必要时美、苏、英三国采取一致行动，强迫中国蒋介石政府接受之”的条款，这也是英美的“无意”？
在完全知晓中共源源不断获得巨额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其中苏联“托管”的大连兵工厂，开足马力为中共生产军火，令共军的活力对国军据有了压倒优势），美、英坚持单方面对大陆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对大陆中华民国造成了釜底抽薪式的致命打击，这是否也算“无意”？
对我的揭示，英美粉无言以对，转而辩称美国之所以搞垮大陆中华民国，是因为误判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别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能够为中国带来民主。
其实，所谓当年美国政府的决策层“误判”中共，以为中共是有别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是另一天大的谎言：
其一，杜鲁门尽管厌恶蒋介石夫妇，但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对于中共一直听命于苏共的国际共产极权分支性质，杜鲁门的特情系统是了如指掌的，艾奇逊也一样，而且艾奇逊的反共反苏立场，比杜鲁门更加强烈；因此，所谓杜鲁门、艾奇逊相信中共是有别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纯属英美粉的臆测；
其二，马歇尔是强硬的反共分子、及战后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设计者和实施者，更不可能“误判”中共。二战战后的形势，中国与希腊极为相似，都面临着共产党势力的颠覆，且抗共内战都从 1946年打到1949年，而同期马歇尔在中国和希腊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反映出马歇尔对中共的成全，根本不是出于误判：
希腊共产党比中共更加开明守信，且具有组建希腊联合政府的诚意——本来在战后之初，希腊共产党武装（也称“人民解放军”），对英国扶持的希腊国民军握有绝对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希腊，但1945年一度响应组建组建联合政府的号召，部分地放下了武器，参与谈判，这与中共丝毫不放下武器，一再违反停火协议，频频进犯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马歇尔却从未“误判”开明的希腊共产党，接手英国后对希共采取铁腕政策，以“马歇尔计划”的大量援助，救活了在内战中濒临失败的希腊国民政府，反而彻底击败了受南斯拉夫铁托支持的希腊共产党势力。
以马歇尔在希腊问题上的强硬反共及精明来看，他岂会不知道中共是什么货色？真相信马歇尔受骗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二百五。
其实在中国问题上，马歇尔、艾奇逊之流与当时美国东亚国际政治“国师”费正清是高度一致的，美国反华战略文化特务、老牌特工费正清怎么不知道中共是什么货色？费的名言：
“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如此“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座右铭，对他自己大力帮助中共，以成全中国赤化的心迹表白，还不够鲜明么？

欧洲的多国共产党，都比中共开明得多，美国为何从不“误判”它们？美国为何以“马歇尔计划”的大力援助，扶持西欧各国政府，以铁腕遏制西欧、中欧、南欧各国的共产党，而唯独“误判”和成全中共？
因此，“误判”说是说不通的。
那么，当年美国政界人士人士当年对中共难道就没有天真受骗的吗？的确有天真受骗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不在决策层，如谢伟思、司徒雷登之流。

美国之所以活生生地搞死大陆中华民国，成全中共上台，真正原因就是费正清所说的：如果中共失败了，中华民国就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迅速地强大起来，从而挑战美国在东亚的霸权。
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华民国一旦崛起，威胁将超过苏联，因为苏联是缺乏不冻出海口的北极地缘国家，难以挑战美国的海权，而中华民国则有温带和亚热带的漫长海岸线，和环太平洋岛屿……共产党属对内压制的极权，刚好可以压制中国的崛起。
美国右派则认为：黄种人的中华民国一旦崛起，其对白人主流文明的挑战，将大过共产党极权的苏联。当然，也有不少正直、睿智的左派、中派和右派人士，强烈反对此种对中华民国的谋害政策，如：陈纳德、赫尔利、魏德迈、麦克阿瑟等人。
因此，仇视国民党政权而成全中华民国，并非只有“白左”，在当年的美国，是一种跨党派的共识，它以美帝国的世界霸权为主导，既糅合有左派的亲共理想主义昏热，又更深刻地植入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文化。

唯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看得清主导世界至今的“雅尔塔”体系的成因及效果。

应该说，习近平上台之前，“雅尔塔”体系在中国基本上收到了效果，唯一的两次意外，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是斯大林为套牢毛共而发动的战争，越战则是毛泽东为当国际领袖昏热的结果，两次战争令美国付出了代价，但无伤元气；
毛共的共产和大内耗，确实收到了令中国强不起来的效果，以致于1977年的中共国的GDP，竟不如比海南岛大一点的台湾中华民国。
邓小平上台后，全面投美，美国二次全面扶持中共，并获取了中共国巨大的市场，但美国的扶持，是以中共国成为利益输送国为交换的，美国期望的中美关系，要向沙特和美国的关系看齐，即：我美国扶持你的专制独裁统治，纵容你侵犯人权，你必须向我输送利益，这就是邓氏的共产党，邓共政府，也就是美国最想要的中国政府。
美国不希望中共垮台，最希望邓小平式的共产党长久统治中国，这就是美国不支持中国民运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的援助极其微薄（特疯子上台后基本断绝），因此，中国反对派的境遇特别悲惨。
邓、江、胡、温时期，中共国靠充当东亚的沙特，获得了经济的腾飞，飙升为GDP世界第二，因此习近平上台后飘飘然起来，转而弃邓走上大中华伪民族主义次品法西斯的道路，要做红色帝国的毛二世，要扫平“港英余孽”、武统台湾，完成毛始皇未竟大业，这就会激化与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
但是，迄今美国政府追求的，仍然是中共回归邓小平路线，而不是中共的垮台，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共垮台会导致中国大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其不便启齿的是：中共垮台后，中国会真正强大起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特疯子对华贸易战的核心条款，是反对“中国制造2025”，而谈判条款中根本没有要求中共拆解防火墙或政改等内容，条款的“反华不反共”，也证实了美国迄今仍不希望中共垮台，如果习近平逼迫太甚，美国宁愿策动倒习政变，也不会支持中国民运。
除非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否则美国不会支持中国民运，而且即便美国转向支持中国民运，它也只会支持汉奸买办民运，所以，中国反对派为了成功，必要时需要学习刘邦的精神，如能上台，不惜自我伪装成厚颜无耻的汉奸买办。】

谢选骏指出：上文差矣！不论原作者还是整理及改写者，都没有认识到，所谓的“美国搞垮中华民国”其实是“美国外交失败”，这种外交失败并非孤证，而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在中东，在越南，在朝鲜，在古巴，在世界各地，中共并非唯一的得利者。细细分析这些失败，更是不难发现，美国的这些外交失败，表面上看看似乎是“糊涂”或是“战略故意”，其实都是因为美国自己的联邦制束缚了美国的选择，使之不能及时应变。远的不说了，看看美国社会在2020年武汉肺炎席卷美国这一“外交灾难”中的反应迟钝和表现低劣，就可以略知一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