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先富先完蛋的共产党中国

《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如今过得还好吗？》（ELLEMEN睿士 2020-09-17）报道：

电影《老兽》里有这么一个镜头，男主角老杨和老友站在烂尾楼里撒尿，一阵畅快后透过空空的窗子，指着对面的楼盘，说了一句“看，那儿有我的项目”，曾经豪情万丈的“老兽”，如今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指点江山”。

1993年10月11日的《文汇报》曾经刊文：国家工商局通过调查,中国私营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近500名——他们就是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这些人里有的和“老兽”一样，财富与地位随着时代的顺风车一夜剧增，还没等到尘埃落定，尊严和金钱又被时代的风云卷走得一干二净；有的人红极一时，最后又消失在公众视线，不变的是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体面；还有的人一袭白衣，飘飘成仙。

2020年6月底，由于拖欠供应商56.31万元货款，力帆股份被供应商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颇为戏剧的是，这56.31万差不多是力帆创始人尹明善在30多年前赚的第一桶金。

1938年，尹明善出生在重庆涪陵新妙镇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家道殷实。地主家庭的出身，曾经让尹明善衣食无忧，也让他从12岁开始便与母亲住到了山上的破旧茅棚里，生活的变故让尹明善辍学经商。

凭着借来的5角钱，尹明善贩起了针线，当时在重庆城里的批发市场上，1分钱可以买5根针，拿到涪陵老家乡下，按1分钱1根卖，价格翻了5倍。在起早贪黑穿梭在重庆到涪陵的过程中，尹明善结识了一位和自己一样走村串巷的小伙子，不同的是这个小伙子是从涪陵乡下收鸡蛋去重庆城里卖，于是尹明善想到把卖针线的钱交给小伙子，让他多收鸡蛋，等卖掉鸡蛋后再把钱交给自己去多进针线，这样一来尹明善可以流转的现金比从前多了一倍——这便是资金拆借的雏形。

1952年，有了些积蓄的尹明善安顿好了母亲，只身一人逆江而上来到重庆，通过公开招生考试考取了重庆一中的奖学金名额。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这个世上可能会多一个数学家，福布斯排行榜上也会少一个富豪，高一上学期尹明善便自修完了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下学期学完了大学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高二的时候尹明善甚至解答出了国内顶级数学刊物上的难题。

正当尹明善准备参加高考时，因为出身问题，他被踢出学校。不但与大学无缘，他还被送进重庆合成化工厂进行劳动改造，这一改造便是二十年。人生最好的二十年，尹明善没有完成资本的积累，却完成了知识的积累，曾经是学校文艺骨干的他用教唱歌作为条件从邻门的红卫兵那里要了一板车的英文原著，而他的老师就是一本英文字典和一位经济学教授。

命运让尹明善成了《活着》的男主，他却硬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基督山伯爵》的男主。20年的时间，尹明善的英文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尖英文编辑水平。平反之后，尹明善做过英文翻译、电大老师，还在重庆出版社当了编辑，后来做到了副社长的位置。1985年，感觉无法施展拳脚的尹明善决定下海，创办了重庆长江书刊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47岁了。

尹明善创办的这个出版社很少有人听说，不过它却策划出版了一本家喻户晓的书册——堪称80后梦魇却又受用一生的《庞中华钢笔字帖》。之后通过出版发行量超过千万册的《中学生一角钱丛书》，尹明善积累起了人生第一桶金，短短三年便成为了重庆最大的民营书商。

出版业的平台承载不了迟到了二十年的雄心，1991年尹明善把仓库里的库存书都卖给了回收站，退出了出版业，他把眼光投向了摩托车，这个像他曾经贩卖的针线一般，连接着立体山城每一个角落的交通工具。1992年春节，因为彼此妻子是亲戚的缘故，日后成为中国摩托车行业两大巨头的尹明善和左宗申见了面，谈到摩托车发动机的两人一拍即合。半年后，在“嘉陵”和“建设”当时两大摩托霸主的后花园，“重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挂牌成立。

一开始尹明善仅仅是从老牌巨头那里买来零件组装整车，赚取差价，后来自己开始联系配件厂家模仿生产部分配件，年利润达到了500万。毕竟是顶着研究所的牌子，尹明善组建了研究团队，开始进军研发领域，他的工程师花了两年时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100毫升4冲程摩托发动机，一台发动机利润200元，每年能卖8万台。之后的100毫升电启动摩托车发动机又让他赚了一千多万，110毫升立式发动机更是让他赚了一个亿，这一年尹明善59岁。

2000年，尹明善把轰达更名为力帆，也是在这一年，尹明善用5580万元的高价收购了重庆寰岛足球俱乐部，在之后的17年时间里，他在这支球队身上花了8个亿。还是在这一年，尹明善以5.5亿元净资产第一次登上了福布斯50位中国富豪排行榜——翻篇的二十一世纪对尹明善而言似乎是那么美好。

2003年后，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步入省部级高官行列的民营企业家，两年后力帆集团以年销售额73亿第一次坐上了中国摩托车行业头把交椅。

两任总理的公开褒奖让他成为红顶商人的代名词，当时尹明善的名片上有四个头衔，依次是：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工商联会长、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2007年，他更是成为了全国工商联副会长，尽管已经多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但这一刻他才是真正来到了人生的顶峰。

弃书从摩让尹明善成为了人生赢家，转型汽车行业却没有再次成为这位围棋爱好者的妙手。

同样是做摩托车起家，如今俨然是汽车教父的吉利创始人李书福曾说过，“汽车有啥了不起，不就是四个轮子、两部沙发加一个铁壳吗？”——尹明善也是这样想的。

2003年，力帆收购了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80%的股份，拿到了汽车行业的入场券，并更名为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三年后，第一辆力帆汽车力帆520在全球同步上市。利用力帆摩托车打下的海外市场和渠道，尹明善很快便与俄罗斯、尼日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下了力帆520的销售订单。2010年，力帆登陆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国内首家A股上市的整车民营企业，不过上交所敲响的钟声，与其说是庆祝72岁的尹明善成为重庆首富，不如说是给后十年的下滑敲响了警钟。

年逾古稀的尹明善似乎没有耐心再来二十年厚积薄发，他没有选择弯道超车，而是选择复制粘贴的快捷键，或山寨或参考或借鉴国外的成熟车型，比亚迪一年研发花费近50亿，力帆的研发经费从没有超过10亿，2016年，在汽车之家发布的《中国乘用车市场整车质量表现研究报告》中，力帆汽车以658.2的故障系数排名榜单倒数第四。

钱用到哪了？老爷子的思想与时俱进，不仅建立了地产公司，他还入股安诚保险，参股重庆银行、光大银行，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汽车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在重庆成立大集团财务公司，甚至想争夺重庆的民营银行牌照——他要建立自己的金融王国，毕竟50多年前他就懂得运用融资和杠杆来做生意。但是房地产面临调控，小贷金融的连锁次贷烂账让力帆的资金链吃紧，2016年力帆汽车的“骗保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2017年尹明善把力帆足球俱乐部卖给了当代集团，这一年转手的不仅仅是尹明善的足球队，还有力帆董事长的位置，70后牟刚成为了力帆新的掌门人，尹明善退居幕后。

选择职业经理人接班实属无奈，尹明善的儿子尹喜地爱车但不爱造车，对家族产业毫无兴趣，当时身为力帆俱乐部当家人的尹喜地因为脸生被俱乐部训练基地的保安阻拦过。在力帆上市后的10天，这位在国内跑车论坛无人不知的“惊喜哥”，驾驶新买的兰博基尼超越正在执行紧急任务护送四川省某高官的警车而被警察截获，当场接受处罚并写下检讨书。2009年尹喜地还花费3800万购买了中国第一辆布加迪威龙，成为了封面人物，这一年他父亲花在力帆俱乐部身上的钱不过2000万。

宋徽宗退居二线也阻止不了金兵围城，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了压垮力帆的最后一根稻草，上半年中国车企一片哀鸿遍野。2020年8月6日，力帆集团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重整。据说爱车如命的尹喜地也不得不卖掉自己曾经的爱车。

据一张拍卖榜单显示，拍卖行对他的布加迪威龙的估值是236万-275万欧元，最终的拍卖价格只有227.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58万元)。也许多年后，尹明善会坐着那部保留着曾经副部级身份的“渝AA0031”车牌座驾来到重庆城外的山顶，望着满城的灯火说：“看，那曾经是我的世界”。

没有上海人存在的财富故事是不完整的。相比其他海派富豪，杨百万和他的故事更有烟火气。杨百万本名杨怀定，祖籍江苏镇江的他是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比尹明善幸运的多，文革中杨怀定成了位于宝山的上海铁合金厂的一位普通工人，后来又当了工厂仓库的保管员，清闲的工作低廉的工资让他做起了兼职，给一家浙江上虞的乡镇企业做上海地区的销售。

凭借着精明能干，几年下来居然有了三万的存款，生活的富足让别人以为他监守自盗，在经历了一次盗窃事件的误会后，自尊心极强的杨怀定离开了当时别人挤破脑袋都要进来的国企工厂——这是1988年3月底。

从工厂辞职后，杨怀定在家躺了半个月，除了来回扳动着家里黑白电视里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台，就是翻看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报纸，据说有73种。直到一天，他看到了一条新闻：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子夜》，知道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杨怀定敏锐地发现或许他可以在高低价差中赚一笔，这段发家史在之后的几十年被杨怀定无数次提起。

4月21日那天，不用上班的杨怀定抱着自己两万元的积蓄一大早就去交易所全部买了国库券，他想着不考虑涨跌，仅仅是按照当时15%的利率，一年能比5%的银行存款多赚2000元，2000元差不多是他当时三年的工资收入。

尽管算盘打得好，但是杨怀定内心还是忐忑不安，和如今初入股市的菜鸟一样，上午买好，下午就跑去交易所看行情。涨了！从104的开盘价涨到了112元，没什么经验的杨怀定选择落袋为安，赚了800元。当时除了上海，另外还有6座城市开放了国库券销售，尽管行情没有公开，但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却报道了当天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杨怀定判断其他城市的地方党报会对国库券价格有报道，便骑车去了上海图书馆，在那他查到了合肥国库券当天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当天夜里杨怀定就坐上了去合肥的火车，等他回上海卖掉收购来的国库券，20000的本钱变成了22000。杨怀定开始从亲朋好友那里借钱，最多的时候他的身上放过14万的现金，有一次赶夜车的杨怀定在车上打盹睡着了，装钱的箱子被小偷提走，幸亏邻座的好心人提醒，杨怀定跑了几节车厢才追回，小偷跑之前留了句“对不起，拿错了”，杨怀定却是惊魂未定，因为里面装着9万元人民币，如果小偷发现里面装的是这么多现金，或许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走向了。就这样一年上百次往来上海合肥之间，杨怀定赚了上百万。

身家过百万半年后，杨怀定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80万的成交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他，当时上海的朱市长在会上说：“查一查制度上是否有什么漏洞，为什么杨百万赚得比我们证券公司还多。”被官方赐名“杨百万”的杨怀定主动去税务局和人民银行咨询，最终发现自己的国库券交易既不用交税也合理合法。

从1990年开始，杨怀定进军股票市场，开始买卖最初的“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上海唯一两间门面的静安证券门市部见证过杨怀定扫货真空电子股票20万股，只因为他看到报纸上登了一条国有企业不得再发行股票的消息，这说明“绝版最值钱”。半年以后，9毛钱的真空电子股票涨了20多倍。

杨百万的故事在社会上发酵，他是平民投资家，更是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但是当上海文化广场上每天都挤入几万人买卖股票的时候，这个市场就离危险不远了。1992年11月，股市从1400点跌到392点，不过杨怀定5月就出清股票离场了。这不是杨怀定唯一一次拥有“上帝视角”，还有不少传奇被人津津乐道：

1988年，杨怀定花19800元的价格买了一部大哥大，用了4年之后，1992年，以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台湾老板，那年年末大哥大的价格就掉到只要几千元一部了；在1992年股票的第一个熊市到来之前的最高点，他卖了很大一部分股票买房子，在2005年6月的大牛市到来之前，他又卖了房子杀入股市；1992年，杨百万买了一辆夏利车，当时连车牌总共花了8万元，7年后这辆带C字稀缺私家车牌照的二手车卖了20万元；2007年5月，杨百万高调宣布，自己已经全部空仓，几天之后，股市遭遇印花税调高之后的盘整，一度跌破3700点；2008年1月21日、1月28日连续两个“黑色星期一”，两周10个交易日，几度出现千余只股票齐跌行情，上证综指直落千余点，但是他在8号就清仓了。

杨怀定的故事被美国《时代周刊》、日本NHK等海外媒体报道，他在1998年被央视评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还被沈阳财经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尽管多了很多头衔，杨百万的名片还是非常简单，“杨怀定”三个字和一个电话号码，当中一幅头大脚轻的漫画自画像。

在当年上海的第一代股民中，曾经有七位大哥级的人物和杨百万并称“八大金刚”，到最后只有杨怀定硕果仅存。股市没有常胜将军，杨怀定就在中石油上栽过跟头，而他的故事也随着岁月变迁逐渐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2007年宋祖德的弟弟刘信达曾委托秘书跟随杨百万投资股市2000万。刚开始该账户盈利了200万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一年里，市值一直从2000万跌到了不到500万，损失达到75%。事后宋祖德在网上炮轰了杨百万。

渐渐的一些论坛里也开始出现《杨百万关门弟子讲述杨百万——他就是个大骗子！》这类的文章，还有人说他卖的炒股软件是用另一种方式二次收割韭菜。

相比负面消息，人们的淡忘才是更恐怖的，近十年杨百万不再是财经大学的座上宾，不再出现在央视的新闻会客厅。人们对杨百万的崇拜也逐渐从他曾经在股市中十多倍的收益，转移到他早早拿着股市赚来的钱买了五套房。偶尔跳出他的一些近况，还可以看到这位7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自家楼梯旁的电脑椅上，守着红红绿绿的电脑屏幕，喊着自己孙子的小名“涨停板”。被人遗忘，才是一个时代标志性人物的最后使命。

在一次访谈中，马未都说：“30年前我一个月就能挣7、8万块，都不敢跟我同事说，因为当编辑的同事一个月才赚几百！”老百万富翁了！1955年，马未都出生在一个北京部队大院。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遇到文革开始，所以马未都的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和其他大院子弟一样，他下过乡插过队，回城之后，又在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部，当了五年的机床铣工。

那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全国三个青年，两个半搞创作。1981年，还是工人的马未都给《中国青年报》投了一篇叫《今夜月儿圆》的小说，写的是一个车工被车间女神爱上的故事，当时发行量超过500万的《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这篇小说，马未都一夜走红，据说全中国有5000万人读了他这篇小说。没多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就谈了一首诗和一篇小说，诗是一个叫顾城的小伙子写的，小说是马未都写的。那时的中国久旱逢甘雨，异常渴求着文学的滋润，全国都缺少这样题材的小说和马未都这样可以写文章的人。

小说发表后仅仅73天，四年级毕业的马未都被破例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月工资60元，成了《青年文学》学历最低的一个编辑，这一年他26岁。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对草根作家的文字更能产生共鸣，王朔、余华、莫言、苏童的稿子都是从他的手上为世人所知，而这些作家中的很多人也成了他的莫逆之交。

做了编辑的马未都不仅结识了作家，还结识了“老物件“。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有一个专门的国营文物收购点，每天早晨门没开，就有许多农民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老瓷器在那等着，排的队有几百米。一只康雍乾三代的官窑碗当时才10块钱，如今10后面得加个万字。马未都每天上班前总要先去那里转转，见着什么喜爱的，就省包烟钱买下来，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出入玉渊潭东门、北海北门、朝阳门等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市场。

那个时候的古董虽然不值钱，但是久而久之仅靠编辑的工资和稿费也支撑不了，马未都做起了副业——倒腾中药材。他在访谈里说到一个月赚7、8万，便来源于此。有了钱，马未都就可以安心收他的古董了，经过几年古玩界的敲打和洗礼，他也从仅凭爱好，不时“吃药”的破烂王，慢慢过渡到收藏家。马未都在中青社当了十年编辑，这十年也是他收藏的黄金期，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写一篇小说够买好多个碗了。在一次访谈里，马未都说：“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文革中去世了一大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

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离开中青社后，马未都一边搞着自己的收藏，一边和王朔、刘震云等人组建了一个“海马影视创作室”，之后这个工作室产出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经典作品，还顺带产出了一位“老炮”导演。马未都的藏品最高的时候有上千件，别人买房为了投资，他买房为了放古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1997年他在北京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取名观复博物馆。观复出自老子《道德经》之《归根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如今的观复博物馆已经在全国开了五个分馆，而马未都也不时出现在媒体前，随意挑几件过去“吃药”或者“捡漏”的趣事说给观众们听，他的话成了收藏界的“圣经”，人们不去猜测他的身价，因为他早就成了古董的定义者和定价者。马未都曾经说，在那些“宝贝”面前，我们都是“过客”。其实在财富面前，这些富豪都是过客。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富豪都是过客，因为它们的主人朝不保夕了——这就是“先富先完蛋的共产党中国”，这就是“枪打出头鸟”的游猎部落，这就是红区的战场经济和游击战术、人海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