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风衣就是疯狂的衣服的沐猴而冠

《时尚与历史：诞于战壕的风衣》（BBC 2017年11月13日）报道：

时尚的风衣其实来自血雨腥风的战壕——日前巴宝莉（Burberry）灵魂人物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iley）宣布明年离开该品牌的消息，引发人们对风衣的怀旧之情。

提及风衣，人们的思维就像是提前设定好的电脑程序，立马就想到英国品牌巴宝莉。其实风衣最早并非是时装，也没有“好莱坞明星最爱”、“街拍杀手”、“必备时尚单品”等等的光环笼罩。

你能想象风衣其实来自战争吗？英国军人在战场上，厚重大衣上弄得都是泥巴──风衣的出现，就是为军人解决这样的问题 。

好莱坞误导
风衣自1930年间频繁出现在好莱坞电影的荧幕上，风流倜傥的军官都穿着风衣，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魂断蓝桥》男主人公、还是《卡萨布兰卡》、《马耳他之鹰》里的弗莱·鲍嘉 （Humphrey Bogart）都深入人心。在喜剧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的经典打扮也包括了一件风衣，造就了她的时尚形象。

可是作为睿智帅气、精致优雅代名词的风衣，起初并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气质。看到老照片里的一战战士们衣衫褴褛、窝囊狼狈，千万别感到意外──这都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在好莱坞影片里，军官形象风流倜傥。但其实在风衣出现之前，军人的穿着都很邋遢。

风衣和战争的渊源，以及与英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追溯到1850年前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时士兵的军服是厚重的大衣，他们的衣服被淤泥浸泡之后，变成大厚泥巴壳，士兵们常常需要用刺刀去掉长大衣甩到身上和鞋上的淤泥。而且当时士兵的军装质量很差，剪裁走型、材质粗糙、易长虱子等等。

有能力购买定制制服的军官们，向自己的裁缝描述普通军服的缺陷。巴宝莉、雅格狮丹（Aquascutum）等英国品牌接到不少军装订单，设计师根据当时军官需求，推出新的设计──它轻便、防水、精短，这便是现在风衣的雏型。

一战英军

更有趣的是，风衣还成为军官炫耀自己贵族社会地位的工具。当时的社会等级分层明显，人们的着装是重要的衡量标准。“高级定制”的军服，就是身份的象征。

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讲师简·泰南（Jane Tynan）认为，“风衣成了可以让军官们显摆自己社会地位的‘武器’。”

英国精神

英国军官精心改良制服的，体现了务实的精神。比起讲求实用的英国军人，法国军队直到一战前还穿着1830年制式的红军帽、深蓝上衣、红长裤。当时欧洲大陆士兵的军服颜色都十分鲜艳，特别是法国士兵的红裤子。他们认为，穿着和自己国家国旗相同颜色的军装打仗，让自己身为军人的荣耀感倍增。

然而英国战士们早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时候，就认为实用性比荣誉感更重要。英国士兵明白与尘土混为一色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那些华而不实的鲜艳颜色和所谓的军人荣誉感，在英军看来都不重要。

风衣

随着风衣在英国军官之间流行，它的卡其色也被各国效仿。从此军服的华丽颜色渐渐消失，各国的军装都跟着英军进入了朴素色时代。这种尘土的色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国家沿用。20世纪前半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土耳其、希腊等等军队的制服颜色都是卡其色。直到二战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的军装依旧沿用了英军最早使用的卡其色。

简·泰南总结，风衣的流行反映了当时战士们的心理，她说：“风衣的由来就是在讲述作战技术和服装设计技术的故事。”所以，当你再看到一件风衣的时候，请不要给它只打上“商品”的标签。

谢选骏指出：风衣不是商品，而是疯狂的衣服——穿上它就可以杀人放火、威胁邻里了。

《走进英国：二战的“衣装战略”》（朱洁
BBC英伦网特约撰稿人2015年7月20日）报道：

二战时期，英国女性服装的样式和质地都有所改变。

1937年，《Vogue》杂志资深作家与编辑Alison Settle提笔写道：“时尚勾勒出我们居住的世界，展现大脑内部的思想、外部的历史事实。”

数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和美学因素，打击了有形的城市建设，也冲击了诸如阶级、性别等无形的文化构建，使衣着的制作和穿戴发生改变，影响深远。

今年正值二战胜利70周年，何不以衣装风尚的镜头，回溯英法、德意、以及帝国殖民地的社会变迁？

战前阶级性风尚

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活成本持续下降，就业亦从大萧条有所反弹。服装工业化制作总体上拉低了价格，跨越价格区间的选择前所未有地多。英国人对衣装的购买欲、购买力高涨。

尽管如此，阶级之间仍存在着鸿沟。贵族阶层尽管不再像爱德华时期那样，一天换五六套服装，但依然严格秉承在每一个场合穿着得当的艺术，维持了阶级划分与社会层级。此时的观点是：“社会不同阶级可能接触、尊重甚至喜欢彼此，却不可混合。”

一排哈罗德百货的女员工，每个人穿着不同工种的制服。英国上流社会拥有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时令性地旅行，前往欧陆甚至更远方的豪华度假村，喜爱融合国际（尤其是法式）风尚与高级定制英伦味儿。1936年英国《Vogue》杂志，登出一件华贵的夏帕瑞丽（Schiaparelli）服饰，印度丝绸让它沾染帝国的霸气，非洲的鸵鸟羽毛则夸张地渲染了异国情调。

富足但受日常工作束缚的中产阶级，则更偏好英伦本土着装。他们定期光顾高档百货商店，风格更接地气、易于模仿，又不失雅致。

手头相对拮据的人，则常去玛莎等连锁店，那里有批量制作的成衣，模仿影院和杂志追捧的衣装和生活方式。

就这样，社会上层引领风尚，而稍低的阶级通过衣饰上的模仿，似是而非地参与到一个不然相对关闭的世界里。

然而，当1939年战争的到来后，基本需求打败了无尽的欲望。英国“大撤退”时期，浮华的潮水退去，暴露出“裸泳者”——贫穷阶级生活在一个被其他阶层蓬勃气象掩藏的长期失业的世界。通过提供衣服，确保他们最基本的温饱、卫生，是维持战争的重要举措。贫穷者们是战时购买力唯一得到提升的一个阶级，为未来的福利打下基础；其他阶层则不断偏离战前“买买买”的趋势，使“爱国型节俭”（patriotic thrift）与“少即是多”的概念风行起来。

军装新风潮

英国在二战期间，阶级间距缩小、女性美定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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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二战期间，阶级间距缩小、女性美定义改变。

1939年9月3日，张伯伦首相确认英国与德国开战。等待英国的是八个月的“战时和平”——英国本土几乎不曾遭受直接攻击，只在报纸和影院中有对海外斗争的播报。尽管如此，社会面貌依然发生变化。

愈来愈多的军民职业者都换上戎装，甚至携带防毒面具和袖章。军服是战争最强大的意象之一，它们在英国社交场合的存在感与日俱增。相应地，平民服饰也以变得不再那么正式。由于政府关闭了大量影院、剧院，娱乐活动骤减，晚装裙、晚礼服逐渐退隐社交舞台。最富裕的阶层，尽管在战争初期并不参军，但迅速在伦敦萨维尔街的Huntsman、Gieves，以及稍便宜的Austen Reed、Hector Powe定制了军服。剪裁质地精良的军装，迅速在领衔时尚的社会顶层占据一席之地，也导致奢侈衣装销售大幅下滑。

战时物价飞速上涨，闪电战更凸显了英国原材料储物的脆弱。担忧前景的人们开始抢购，恶化了实际的物资短缺。缺衣少食，容易导致焦虑、疾病、士气低落。1941年5月底，英国政府展开完整的限额计划（rationing scheme）。限额期间，个人衣物的消费也达到60%战前水准，比预期中高出许多，主要原因是战时的高就业率。

同时，妇女的缝织技能得到重视。战争初期，动手织补衣物能让留守的妻母们暂时忘却爱人远赴征途的离思。后来，则是出现了缝补制衣的真实需求。

迪奥“新风貌”的种子，在战时已然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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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新风貌”的种子，在战时已然生根。

女性衣妆之变

战前流行的英国女性妆容，追求极致修理，过程耗时，态度以自我为中心。底妆依靠昂贵的粉底霜层层涂抹，眉毛修剪出干净的弧度，睫毛膏、唇膏一丝不苟。人工替代了自然，电影和戏剧里的强效妆容，在《Vogue》中一页一页骄傲地出现。

但是战时，化妆品、闲余时间都变得奢侈。人们开始抛弃繁冗细节，接受简单快速的基本清洁、滋润和上粉，崇尚天然、健康、清淡而持久的妆容。1940年11月的闪电战中，女作家Ursula Bloom为需要到防空洞中过夜的妇女提供了实用的美妆技能，并称脸上无油脂、表情平和，就是最佳风貌。

一定程度的妆饰仍然是件好事。随着更多女性参与到战争相关工作中，她们的精神面貌与士气之间发展出一种微妙关系。保持着爱美之心的女性，会用煮好的甜菜根做口红，因为听说这样“能让伤者开心一些”。

战争风暴之下，英国风尚经历了一次“瘦身”。女性服饰变得更加修身、精简，流行的服饰包括轻柔耐穿的羊毛套装、一串扣的衬衫裙、可拼换的两件套。健康而富有活力的女性，在工作中显得更加美好动人。1942年8月，《Vogue》的美丽新标准是“感觉健康地活着”（feeling healthily alive）。一直到1944年春天，修长体型、具有弹跳力（springy）的腿、平臀、直颈、宽肩、挺腰，都受到追捧。后来迪奥“新风貌”（Dior New Look）的种子，在战时已然生根。

原本英式风尚在战前就偏重稳定性、持续性，不似法国更偏重高时尚的遥不可及、美国更偏重时令性的变化万千。这种穿衣哲学历久弥新，在战争年间得到更多的认可，令英国人在注重设计经典、质地优良的路上越走越远。集中营里的犹太女囚常被迫为军官夫人缝制良衣。

列宁曾说：“没有正确的衣装，革命什么也不是。”说完英国国内二战期间服装的变迁，这一篇放眼它的对手，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时尚版图上展开的战争。

集中营里的裁缝室

1943年，令人畏惧的纳粹指挥官Rudolf Hoss控制着一批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夫人Frau Hoss则管辖着集中营里的裁缝工作室，剥削着犹太人对于衣装的天分。

纳粹官员的夫人们和女兵们，从犹太人的巧手中得到大量衣物，不但有日常的内外衣饰，还有可以穿去纳粹党庆祝以及社交场合的精致晚装。

当女人们对衣服特别满意时，参与制衣的犯人们会得到一块额外的面包作为奖励。一个女护卫曾喜出望外地说：“当战争结束，我要带上你，在柏林开一家大大的制衣坊——我从不知犹太女人能工作，更别说做出这么美好的东西。”

纳粹制服是二战时德国风尚中难得的一笔，产生令人不安的痴迷。想必这位女护卫最后并没能在柏林开设理想中的制衣坊。不过，年轻的德国女子Ursula Schewe于战争初期，就在柏林开了自己的时尚沙龙the Modewerk，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不断收到订单，并幸运地在同盟军空袭中屹立不倒。她反思道：“在如此灰暗的战时，拥有至少一件好看得体的衣服，对人们是如此重要。”

1945年4月，第三帝国在苏联军队的进攻下，无条件投降。苏军在柏林凌辱妇女、侵占地产，唯独对Schewe的时尚沙龙手下留情。他们迫切需要缝补脏破的战服、赶制肩章，因为战胜者必须比战败者显得体面。作为极少数战前战后都获益的德国人，Schewe不由得意地宣称：“时尚是中立的！事实上，它与政治毫无关系！”

时尚“纯净化”

讽刺的是，战争中的时尚，恰恰与政治关系密切，尤其当战争的一方由极端意识形态催动的时候。德国与法国就在T台上开辟了一片新战场。对很多人而言，世界时尚之都在法国，而“德国风尚”是个悖论。早在一战开始的1914年，巴黎就从时尚方面向德国宣战，比如出版的一本卡通宣传册里，身躯巨大的德国女人，尝试挤进德军偷来的、小巧的法国衣装，费力试图侵占法式优雅，却以失败和丑陋告终。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试图开发服装在政治操控、文化竞争上的作用。

一战结束后，德国作家Stefan Zweig写下时尚的“暴君”属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或可汗，可以像时尚一样迅速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花了几百、几十年才得到追随者的爱戴，然而一个巴黎裁缝做到这一点只要八天。”

德国统治者迫切希望塑造独特的德国风尚，以展示雅利安人的高贵特质，重塑文化自信。在宣传中，“法国的”和“犹太的”常常混为一谈；最终反犹太化还是成为重点。战前，犹太人在德国百货商店、高端沙龙、成衣产业十分成功，招来怨恨，被称为“用廉价、低劣的衣服令女性降格、并毁灭了德国小生意”，因此需要严惩。

当然，纳粹军服堪称二战德国风尚中难得的一笔。学者称，纳粹制服制造了对社会控制、残酷哲学的虚假崇拜；金发的雅利安人，身着黑色皮革、面如刀刻的剪影，产生令人不安的痴迷。至今有人担忧，博物馆里展出的军服，都可能成为新纳粹崇拜的磁石。

与德国不同的是，时尚与意大利的国家身份之间，上演着一场持久不断的风花雪月。对于太多人来说，意大利是品位的摇篮，意大利式的甜美生活（la dolce vita）象征着优雅、享乐与关爱，被一代又一代英美访客浪漫化。二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党反复提及文艺复兴年代的风尚，以增强名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国家侵略性的行为，被美化成向全欧洲输出品味的举动。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试图开发服装在政治操控、文化竞争上的作用。

经济效益

除了文化自信和国际声望，时尚还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法国能够通过销售和出口衣装，付掉一部分战时债务。1933年初，希特勒在一本给所有纳粹领导人传阅的“建议手册”中，批评德国女人购买奢侈舶来货，尤其是法国护肤与化妆品。“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忍饥挨饿时，我们竟在从法国进口口红，简直是疯了……女人们应该只买德国货，不要再以自私的消费伤害我们的祖国父亲。”

而事实上，服装界的去犹太化，给德国经济带来重创。弃置犹太人在时尚界的知识、天分与经验，是错误并短视的，对经济、文化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1939年5月，墨索里尼亲自在罗马组织大型女性游行，庆贺法西斯建党12周年。除了国家赞助的运动制服，参与者们还穿着自己省份的衣饰，表达对本地小工艺传统的致敬，制造出全国来朝的盛况。

英国二战时的对手们，都通过衣装战略，将经济上的贪婪、政治上的操控、文化上的竞争发挥得淋漓尽致。服装在战时制造出的大量幻象，也许只有后人看得清？
图画记载了托马斯·罗爵士出使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世界范围的自由独立运动，原本在英国等欧洲势力掌控下的殖民地，在建国的过程中，大都生成了新的服饰。民族国家本就是想象中的社区、共同历史的延续，而服饰则帮助产生想象、承载历史。亚洲强人的标志性服饰，更一度引领了潮流，有的沿用至今。

“非绅士之选”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东印度公司建成。赴印的英国人愈来愈多，却注重保留英式打扮，而非融入当地。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是出使印度的第一任英国皇家大使，莫卧儿宫廷缀满金银丝线、珍珠宝石的华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莫卧儿皇帝赐给他一件荣誉长袍时，他服从礼仪地穿上，心中却暗怀不满，在日记中写道：“它更适合伦敦的戏台，而非绅士之选。”

东印度公司要求在印度的员工穿英国布料制作的衣服。这恐怕有点儿讽刺——英国从印度进口的主要物品之一就是布料。分布在各个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大都不愿被当地服装文化同化，担心与引以为荣的祖国文明失联。吃穿用度显地位，文明链上有高低。尤其在非洲殖民地，当地人使用涂料、纹身、兽皮、羽毛等装饰品，习惯性地裸露大片皮肤；偶尔使用布料时，也偏向手工的垂坠、流苏、折叠，而非机械化的剪裁、缝纫、修身。给欧洲殖民者的感觉，就是当地服装在文化、经济上双重落后。于是，当伦敦人高价购买异域衣料以抬显身价时，在海外的英国人宁愿穿着层层叠叠的高领套装，抗拒炎热的赤道天气。尽管伦敦的风尚传到殖民地大都为时已晚，却依然被不断复制模仿。

不但英国人，想在殖民地进入管理层的本地人也追随帝国时尚。新加坡、香港的华人，也逐渐穿起西式裤装，戴上黑色大礼帽，试图将身份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一份生意合约或政府工作。

睡衣这种最不为外人所见的衣装，代表了本地服饰罕见的“逆袭”，从殖民地反向传播出去。宽松、轻便的睡衣，在炎热的印度次大陆极为实用，英国人回到凉爽地带后依然乐意沿用。

尼赫鲁装与中山装

二战改写了国际格局，许多殖民地人借势反击，用或刚或柔的手段，赢取国家独立。服装作为醒目而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也展现出独特的个性。

尼赫鲁装（Nehru Jacket）得名于印度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尼赫鲁，是一种立领的修身上衣，长度及臀，结合了北印度宫廷服装设计与西方影响。与许多反殖民领袖相似，尼赫鲁深谙西方文化，曾经按西式风尚打扮；成为国民领袖后，一举一动受人瞩目，遂回归传统生活方式。

尼赫鲁装在印度及东南亚邻国很是流行。后来反销至西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想要挣脱翻领和领带的西方，也受到欢迎。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丁曾设计了无领版本；英国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穿着它歌唱。邦德系列电影中的不少反面角色，比如《诺博士》中的诺博士、《海底城》中的卡尔·斯特隆伯格，《八爪女》中的卡马·汗，都曾穿它亮相。在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银河帝国的官员制服，也借鉴了它的领部设计。

2015年，现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穿着一件尼赫鲁装接见了奥巴马的访问，后来这件衣服拍卖出近70万美元的高价。

尼赫鲁装的中国同伴，非“中山装”莫属。在英语世界里，它通常被称作“毛装”（Mao Suit）。中山装的原设计者是孙中山，结合了日式洋服、学生装、西装的元素，衣服上的四个口袋和五粒纽扣，还有“四维”、“五权”之说。既符合现代审美，又不照搬西方风格。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公务员，需按律穿着中山装。在那时，它对年轻的革命者而言是重要的“风尚宣言”。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身着中山装，宣布新中国成立。改良版的中山服在整个国家流行起来，象征着无产阶级的团结，标准化的设计，不区分阶层与性别，宣传大同的理想，构建起一种共同的国民身份。男女老少都穿着它，胸前的口袋里，或许还藏着一本小红书。

这种中性的绿、灰、蓝色中山装，近年来在香港和上海的精品店里又悄悄出现，购买者多为年轻都市人，透出一丝后现代的微妙时尚态度。

谢选骏指出：中山装也是疯狂的衣服，它见证了中国的苦难。不论俄罗斯列宁的“没有正确的衣装，革命什么也不是”，还是德国女裁缝的“时尚是中立的！事实上，它与政治毫无关系”——都说明了权力需要新衣，就像光着屁股的国王一样。“沐猴而冠”——中国成语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