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谢选骏:中共和北韩的压力促成了台湾和南韩的升级
《刘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靠什么》(2015年10月19日北京日报)报道:
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国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全面小康”拿到国际社会去比是个什么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跨越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有一个大问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来看,二战后出现了三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第一拨是拉美国家,这些国家于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穿越,算下来40多年了。第二拨是东亚,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等,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穿越不过去,一直到现在,30多年了。第三拨是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西亚和北非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穿越不过去,到现在20多年了。拉美40多年,我们叫“拉美漩涡”;东亚30多年,我们叫“东亚泡沫”;西亚、北非20多年,我们叫“西亚北非危机”,到了这个阶段过不去了。
二战后116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只有15个完成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完整穿越,从最初的贫困开始,完成这个阶段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地区。
很多国家到了这一阶段但迟迟没有过去,没有过去的国家,很多人在研究。我看核心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创新力不够,一个是腐败。怎么办?根本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根本,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政府在市场失灵和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一个基本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穿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点是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关系紊乱,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结果企业要想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市场失灵不起作用,要找政府官员谈判。企业找政府官员谈判最有效的手段,很简单,就是行贿,经济学叫“寻租”“权钱交易”。这样,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配置处理不好,政治改革就会滞后,因为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我的理解,在政治体制上,关键是处理好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民主是权力的授权基础,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访美讲话再次强调民主的阳光、法治的笼子,我理解这两个是政治体制中很重要的、很基础性的东西。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官员集权,权力没有民主阳光的照耀,又缺少法治笼子的约束,那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结构——市场失灵,政府集权,企业要想获得项目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要找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权力又没有民主的约束和法治的监督,可以乱用。政府官员面对的是什么?是一群拿着钱、整天挖空心思准备腐蚀你的商人,能否经住考验,就看你是否自觉了。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备,导致的结果是既无效率也无公正,为什么?资源配置不按照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谁效率高就给谁,而是按照腐败指数,谁的行贿力度大,就把资源配置给谁,怎么能有效率呢?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权钱交易的过程、寻租的过程,怎么可能有公正?既无效率也无公正,这就是“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在到了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阶段,到2020年有可能穿越,这是一个机会,但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重要的是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立法治中国,那也是2020年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体制,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完备、法治中国目标的基本实现和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法治建设特别是对政府权力的法治约束,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可能决定我们民族的命运。法治的重要基础一是在于法律制度的供给质量高且成有效的体系,即所谓“良法”;二是在于社会存在深厚的法治精神,即全社会对法治的尊重,对法律的自觉服从,而要造就这种法治基础,关键在于确认私权,规范公权,而规范公权的根本便在于通过民主和法治建设对公权,特别是政府公权予以约束。(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说过了,亚洲民主制度是美军保护的结果。但是同样在美军保护之下,为何只有台湾和南韩得以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初步完成了产业升级?我认为,这就不得不归因于中共和北韩的压力了。正是亡国的恐惧,迫使台湾和南韩不敢像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那样陷入既无效率也无公正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危机”——结果就得到了社会升级,而不仅仅是产业升级。对此不难理解,台湾人民的幸福奠基于大陆人民的牺牲,南韩人民的快乐立足于北韩人民的痛苦——因为是中共和北韩的压力,促成了台湾和南韩的升级。对此,作者显然不够认识,因此妄想大陆可以赶上台湾;但是可惜,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强敌,可以迫使共产党中国不得不走向文明开化。呜呼哀哉,五福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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