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网络民主还是网络主权

《网络民主的破灭：极端内容如何一步步操纵我们》（2018年7月29日 转载BBC）报道：

21世纪初，当许多评论家还惊叹于网络的自由与民主前景时，美国法学专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已提出了严重警告。

桑斯坦认为，网络这片虚拟的“美国旧西部”可能令我们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及地缘障碍，对世界的看法更加公允，但也有可能建立新的壁垒，因为想法类似的人会聚集抱团，观点一致，并只从相同渠道获取信息。

桑斯坦写到：“虽然有数以百万的人在使用网络扩展眼界，很多人却恰恰相反，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见创建了一份《我的日报》（Daily Me）。”他们生活在“回声室”里（比喻在人际交流过程中，只承认或接受与自己观点相近的回应），导致一国政治更加分化。

之后的评论家也同意这个观点，同时指出科技平台本身也会加剧不同群体间的分歧。举例而言，Facebook和Twitter可能发现你更容易点开《纽约时报》而非《每日邮报》的文章，那么就会优先向你推送前者。

评论家经常批评社交媒体分化了人群。

渥太华大学的杜波依斯（Elizabeth Dubois）说：“这样做是因为信息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都浏览，这其实很有用，但你确实就待在一个泡泡里，只收到这个平台或公司认为适合你、符合你需求的信息。”

如今，回声室和“过滤泡”（比喻人为过滤信息）的危险已被视为老生常谈，这解释了民意为何分化严重，往往导致大家严格按照党派站队表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近78%的选民都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而特朗普（Trump）的选民中支持率仅31%。

“回声室”常被看作政治分化的主要原因。

但这是因为盲目的网上行为，还是有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

阅读习惯毋庸置疑会塑造我们的政治观点，现在还不能确定有的放矢的广告对选民行为有多大影响，但最近一些研究认为回声室和过滤泡的影响被夸大了，值得关注。

牛津大学的弗莱克斯曼（Seth Flaxman）与同事们发表的一篇文章研究了美国5万用户的浏览历史。按照一般的看法，社交媒体及搜索引擎用户倾向使用比较极端的新闻来源——譬如浏览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较极端）而非福克斯新闻（Fox News，较中立）——因此观点也就更偏激。

但现实与上述有关网络回声室和过滤泡的一般看法相反，两人调查的浏览资料发现，互联网用户浏览反对意见网站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媒体涉猎范围总体更广。弗莱克斯曼目前任职于帝国理工学院，他说：“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你直接浏览的网站也就是平时会看的一两个，例如BBC和CNN，但社交媒体因其特性能让你接触到许多其他信息源，增强你获得的信息多样性。”

弗莱克斯曼强调研究数据都是2013年的，现在情况可能会有不同，但皮尤研究中心（Pew）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也证实了他的看法，大部分人在社交媒体会收到各种观点的推送。渥太华大学杜波依斯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很多人已经在寻找跟自己观点不同的新闻来源。

杜波依斯的研究以2000名英国成年人为样本，发现大部分人已经突破了政治舒适区，主动寻找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新闻来源。按照杜波依斯的算法，只有8%的受访者在媒体多元化方面得分过低，他们只浏览一两个新闻媒体，缺少其他新闻视角，有活在回声室的风险。

杜波依斯强调，即或8%也是个“令人担忧”的数字，但已经比很多专家的预期低很多，现在大多数人都清楚反对一方对当前议题的想法。

当前也有证据表明，浏览更多元的新闻来打破回声室和过滤泡出发点是好的，但也可能引起逆火效应（错误信息被更正后，更正的信息与人原本看法相悖，反而加深人们对原本错误信息的信任）——结果是加剧而非减少政治上的偏激。

按照这个思路，杜克大学的贝尔（Christopher Bail）领导团队研究了1600多名Twitter用户的政治观点，之后花点钱请这些参试者关注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帐号会转发不同政治党派有影响力人物的推文。

超过半数的参试者关注了机器人，但在同性恋权利这类争议上非但没有变温和，反而坚定了原有观点。（对共和党影响更大，他们变得更加保守，而民主党的态度基本没变。）

许多心理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其中一个是社会心理学的“动机性推理”，指在认知过程中主观动机导致的认知失调。大量研究表明，人非常依赖自己的政治属性，会投入大量认知资源来驳斥异己之见，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

同样的，语言学研究也显示，共和党用户越多接触到较自由派的观点时用词会越情绪化。贝尔说：“我们发现他们对自由派意见领袖的负面情绪升高，尤其是应对过程中的消极感受增强，所以我们认为存在动机性推理。”

一项研究发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支持者表达种族主义倾向观点的可能性更高。

另一种解释源自心理学的“自我纵容”现象——这是一种无意识行为，一旦我们在某种情况下表达过开放兼容的态度，自我道德信心增强，就无意识地以为今后自己有权发表偏见观点。譬如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奥巴马的支持者后来表达出种族主义倾向观点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因为在Facebook或Twitter上听到过一些反对声音，人们可能就觉得自己有权更加坚定已有观点。至少，我认识的几个关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人就是这样。

贝尔说要小心那些高调人士的转发，这些人也许距离普通Twitter用户很远，大家并不怎么喜欢“精英”，所以比较温和的人发信息是否同样会有逆火效应，还有待证实。

这些都说明，不同于回声室的观点，网上政治言论问题跟我们听取的言论范围并无关系，而主要在于我们对言论不自觉的反应。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所言：“人们对反对方的态度，怎么看都是更强的敌意。”

在网上的匿名交流方式似乎也令人更易动辄去驳斥他人，这让讨论氛围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杜波依斯说：“社交媒体中回声室（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但并非没有其他因素加剧政治分化。”

消除网上不和谐的一个办法是向孩子和年轻人教授媒体素养。

有关研究也不否认存在蓄意操纵用户的社交媒体，及对之后政治事件会产生影响。譬如《科学》杂志最近一项研究证实，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来自可靠信息源而且已被证实的消息。杜波依斯说：“可能大多数人不用担心被困在回声室里，但他们还是会成为为特定广告或错误信息的目标。”

消除网络不和谐没有捷径，杜波依斯和其他专家希望在学校及大学开展媒体素养教育能有所帮助，向学生教授基本的批判思维和争论中辨别偏见的方法，以及如何更聪明地评估新闻来源。

互联网即将迎来30岁生日，但要找到畅游网络的最佳方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谢选骏指出：所谓极端内容，其实是思想主权的体现，也是网络主权的体现——在某些侧面正在构成新的文明起点。因此，“网络民主”是“网络主权”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或说，网络主权是网络民主的体现而网络民主的杀手，网络主权更不是国家主权的帮凶。网络民主没有破灭，而是成长了，成长为网络主权——所谓极端内容，正是网络民主到网络主权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