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与“爱国”是对等的吗？如何诠释“忠君爱国”？》（2019-12-29 首页）报道：
我们常说，“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家国情怀”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内乱纷纭、外敌入侵之际，就会有士大夫或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担负起对抗强暴、力挽狂澜的重任。
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古代的“忠君”与“爱国”常常混为一谈，可谓是一笔分不清的“糊涂账”。
例如《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苏轼也曾评价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杜甫虽然终身不得重用却“一饭未尝忘君”。
明代的“读书种子”方孝孺更是为了效忠建文帝，拒不为谋逆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不仅自己被凌迟处死，还连累亲友，被诛了十族(“九族”还要加上学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他颇有些“迂”：谁当皇帝本就是他们朱家的家事，何必如此固执!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忠君”与“爱国”不分的现象呢?
首先，自然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历史地认识这种现象，毕竟我们无法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另外，当然也要认清这种观念的历史局限性，剔除糟粕，以服务于未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就是“天下”，“天下”不是普通庶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这是皇帝家族的整体利益。用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话说，这叫“家族统治”模式。
《礼记》中说，中国历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天下为公”阶段，二是“家天下”阶段；“天下为公”阶段已经过去，如尧舜禹或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先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是“家天下”阶段。
儒家思想的全部命题始终围绕着如何治理“家天下”展开讨论。如君臣父子之道、忠君爱国之道、心性修养之道，等等。
中国社会的“家天下”从商周开始，直至清朝，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
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文化和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最看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但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国家的所有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所以国家、社会的利益首先是指皇帝家族的利益，而非普通庶民的利益(权利)。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国家”模式。
在希腊、罗马时代，国家是指由全体公民组成的集团，如雅典公民团体、罗马公民团体。这种公民团体集体参政、议政，共同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雅典国家又叫民主制国家，罗马社会又叫罗马共和国。
希腊、罗马文明的“国家”概念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有关，公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部分，其余人口或者是奴隶，或者是外国人。
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或外国人不是公民，没有公民权，所以希腊、罗马的国家模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社会又叫封建社会或君主制社会，真正的“封建社会”不是秦汉以后的朝代，而是夏商周。
比如西周，周天子分封诸侯，周天子在上，诸侯在下;周天子负责统领天下，诸侯负责治理地方，这种等级秩序不能颠倒或混乱。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既是亲戚，又是臣民，这叫尊尊和亲亲。
秦朝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社会。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诸侯权力很大，有独立封地，可以自主收税和任免官吏。
郡县制则不同，郡县制的地方长官由皇帝独立任免，地方长官没有封地，没有赋税权，只是依靠朝廷俸禄生活。
虽然秦汉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但维持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即儒家提倡的周礼，或叫君君臣臣之道。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国”是某一家族的“国”，和普通庶民的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家族统治”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国”是周代皇族的天下、秦朝的“国”是秦始皇的天下、汉朝的“国”是刘邦一家的天下、唐代的“国”是李渊或李世民一家的天下、清朝的“国”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等等。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天下、国家和皇族利益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孝”道，如君臣、父子、臣民。在儒家看来，君臣、父子、臣民的关系和父子的关系很相似；其中既包含等级，又包含情感，这叫“礼”和“仁”的统一。
中国古代地方官又叫父母官：地方官既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又是百姓的国家权威，两者同时兼备。
根据家族统治模式，儒家提出的口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处在哪个层次，治国安邦都是某一皇族的分内事，和庶民的权力无关。
中国古代百姓又叫草民、庶民或臣民，无论怎么称呼，臣民及其财产都是皇帝一家的权利，属于私有财产。换言之，普通臣民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说，社会分为两大阶层：一是食人者，二是食于人者；食人者供养别人，食于人者被别人供养。
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话语说，这叫古代的阶级压迫；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说，这叫社会分工。
从古代社会关系上说，国家的土地、财物以及庶民属于皇帝家族的私有财产——动产或不动产。这是“家天下”统治模式的基本含义。
从法律上说，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普通庶民没有独立权利，庶民和皇权的关系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办法，目的是从民间笼络人才，负责治理国家。
其实科举高中的人才本质上是为皇家服务，用现代的话说，叫高级打工仔。
但打工仔不是老板，充其量算是总经理，如果干得好可以升职加薪，如果干不好会被皇帝炒鱿鱼。即使像李斯、韩信、魏征、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高级官吏也是打工仔。
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没有独立人格，他们的思想意识要服从于皇权，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依然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解释这一点。儒家思想对皇家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怨而不怒”。
所谓“怨”是指对皇帝的做法有看法或有意见，但前提是不能否定皇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写过包含“埋怨”情绪的诗歌，像屈原的《离骚 》、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皇权的思想。
“怒”就是否定皇权，是道德意义上的大逆不道，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奢侈。
至于什么样的人敢于对皇权发怒呢，就是像陈胜、吴广、张角、黄巢那样的农民义军了。《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的思想从晚清以后发生变化，即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理念。
孙中山的思想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和中国古代文化有关联。
如“礼记”早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只不过孔子认可西周那样的“家天下”社会，而非逝去的“尧舜禹”时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方孝孺式的“愚忠”并不赞成的鲁迅，对他仍然是尊重甚至是痛惜的，这一点从他以方孝孺之“迂”来比他最喜爱的青年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这件事中可见一斑。
总之，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我们应当发扬光大，只不过应当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除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网民嚎叫：
秦晖指出：中国人很不忠君，中国人唯独忠的就是权力，谁掌权我就忠于谁。所以，中国经常发生皇统中断的事，在西方就很少有这种事。很多到英国、法国去的中国人就说他们才是真正忠君——你忠于他，他也不会赏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罚你，但人家就是忠。中国人从来不会忠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君。
谢选骏指出：秦晖不懂此“中国人”非彼“中国人”也——先秦的中国人就像现代的欧洲人——“忠于个人而不是忠于权力”，因为他们还不是废垃。所以“中国人从来不会忠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君”属于“一叶遮目”了——只见帝国时代的废垃，不见王国时代的人物。
《信力建： “忠君爱国”古今谈》（中国报道周刊）报道：
“忠君爱国”在中国算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原命题，几乎就成为一个做臣下的必修课基本原则，奉之，则忠臣顺民；不从，则乱臣贼子。然而，这个命题有许多含混之处，值得说道说道。
首先值得厘清的是：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忠君”和“爱国”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忠君，所以要爱国；忠君就是爱国。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奇怪，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标行为规范，还是文化代表国家象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又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藉是，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对方有错的情况下也表现自己的忠贞不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着剧痛让老母亲请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与“报国”作为一生的精神统一体。他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致使金兵闻风丧胆，所以才有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为宋朝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其时，很多金军将领已经准备投降大宋王朝。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却收回成命，命令岳飞“择日班师，不可轻进”，而且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军。在这种情形下，“忠君”和“爱国”的矛盾已经败露：要忠君，就得听从皇帝旨意，班师回朝。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却是跟国家利益相违背（也就是跟“爱国”相违背），因为这样做会将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白白葬送，于国无利，于民也无利。然而，囿于中国传统“忠君爱国”为一体的糊涂观念，岳飞的唯一选择便是遵命会师。其结果，不仅收复的大好河山再度沦陷，岳飞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冤死风波亭。岳飞之死，一般归罪于奸臣秦桧。然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秦桧只不过是宋高宗的一颗棋子，当然也有其本人的主观性格（他的确是想害死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但秦桧能真正做得了主吗？要知道，这个“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儿才可以下的！他的死实际上是死于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并不愿意岳飞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那原先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就要回来，那他这个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密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毫无疑问地严重威胁着他的利益，所以才会这么急急将岳飞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并不一定和国家利益一致，很多时候倒是相反。
那么，在传统中国，当“忠君”和“爱国”发生矛盾，臣下不选择“忠君”，而选择“爱国”，结果又会怎样？结果不会比岳飞好——明朝的于谦就是例子。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瓦剌人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皇帝不听。邝埜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结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消息传来，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许多臣下建议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吗（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同时，他还与诸大臣商定拥郕王即位。稳定了局势，并且在瓦剌兵逼近京师时亲自督战，将其击退。从国家利益而言，于谦毫无疑问是功臣，是爱国者。可是，他这一举措损害了当时是敌方俘虏的英宗的利益，让他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当明朝与也先议和，使得英宗归朝后并复辟成功后，爱国有功的于谦就只得在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杀。
忠君与爱国之间的矛盾古人也不是没有看到。战国时期，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齐国宰相晏子在得知皇帝死后，马上在别人都不敢去的情况下，自己去崔家吊念国君。他的左右问他：你会为国君死难么？晏子的回答是：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国君，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所谓“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呢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也就是说，他将忠君和爱国分得很清：如果君主是为国家而死，那么，跟他一起死，就是爱国；反之，如果君主死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下半身快活，那自己就没必要跟他一起死。
我们可以看到，绝对的“忠君”产生绝对的独裁，相对的“忠君”产生相对的独裁，独裁政权和昏聩、不理性、腐败等腐朽落后现象是紧密相连的，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令世人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君权神授”、“君主永远伟大和正确”，宣扬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尚有情可原，那么今天还在大肆鼓吹“忠君爱国”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人们不禁要问，今天“朕即国家”中“朕”的内涵是什么？似乎从来没有人给他以明确的定义。“忠君”和“爱国”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强拉硬拽把他们扯在一起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有思想逻辑上的错误。“忠君”是狭隘的对一个人或某些集团利益负责；而“爱国”在普遍意义上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服务。在过去一百多年，有许多有志之士，反君权、反独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牺牲了巨额财产和生命，象陈嘉庚、杨虎城、吉鸿昌、张志新等等，他们不迷信君权、拒绝独裁，却是爱国者的典范，深受中华民族人民的爱戴。所以说，“忠君”和“爱国”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范畴，“忠君”的人未必热爱自己的人民，“爱国”更不一定要跟“忠君”扯上关系。
事实上，在今天，忠君和爱国都在面临考验。忠君自不必说，民主国家，君王早已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于爱国，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有云“我没有祖国，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胡适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谢选骏指出：作者看到了问题的之所在，但没有点破“忠君不爱国，爱国不忠君”的主题，甚为可惜。因为“忠君”就是忠于个人，直到忠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君。“爱国”就是忠于权力，直到忠于一个没有正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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