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汉字来自土库曼斯坦

网文《汉字史》报道：

汉字史是有关研究中国最主要文字汉字的变化与发展过程的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包括汉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传说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黄帝的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文字，使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从历史的角度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仓颉应该是在汉字的搜集、整理、统一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荀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字形演化

文字发明前的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积累中有明显缺点，原始人类使用了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辅助记事，后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原始文字就形成了。

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在这些6000年前的陶器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很类似。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以及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的贾湖契刻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这些几何符号是否是文字、是否是汉字的前身，这些仍是争议颇多的问题。

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石印，上面的符号很像汉字，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汉字有关系。

象形指事时代

泰山封禅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

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钜细靡遗描绘意象的方式往简化成容易纪录刻画的方向变迁，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一时期的汉字也称为古文字。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目前已能识别出近2000字，其中公认的有千余字。与甲骨文同期，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被称为金文或钟鼎文。西周时期的散氏盘、毛公鼎具备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在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在大篆（秦系文字）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整理，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小篆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小篆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大量异体字的情况，“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文字的统一有力促进了不同语族间的文化传播，对中国的统一以及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文字史所罕见。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演变。初期汉字系统的字数很少，以象形与指事的独体字为主，大量事物以通假字来表示，使文字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例如先秦的“文”，兼有后世的新字“纹”的功能，表示一组成各种事务的规律、型式，不单指文字的文，也包含野兽身上的花“文”、布上面的织“文”、手指的指“文”等数种含意。

除了“凹”、“凸”等特例直到唐朝才发明，大部分的象形指事字很早就已经定型，成为下个时代形声会意组字法的基础。

形声会意时代

为了能更精准的表述，最早从小篆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因应随文明发展不断增加的新事物，以基本的象形指事字为基础，发展了形声、会意的组字法，以组合方式，来细化大量的字出来，使得文书上记载越来越精密，到今天一直为造字的主力。

例如：

最早海上的交通工具就只有：“舟”一种；但演化到现在，细分成“舨、舟、艇、船、舰”等不同小大规模与形制的“舟”。

一开始金属只有“金”一种，但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对于金属的知识更加丰富，“金”被细化成“金”、“银”、“铜”、“铁”等等。

隋文帝杨坚原为隨国公，但因“隨”字的“辶”有不稳定之意，故去掉“辶”，而造“隋”字作为国号。

唐朝和武周时，武则天根据“日月当空”之意而造字“曌”（同“照”字）作为她的名字。同时发明的文字还包括圀、瞾、囝等。人称则天文字。

五代刘䶮取“飞龙在天”之意创了自己名字内的“䶮”字。

在近代，由于大量西方知识的涌入，也造了许多字。例如随着“Beer”传入中国，如何用汉字表达是一个问题，最初译为皮酒，后觉不妥，于1910年左右创造了“啤”字——译为“啤酒”。（而在同一时期，朝鲜半岛与日本采用了“麦酒”这个名字作为“啤酒”的译名。）

近代化学名词在翻译成中文时，也用了形声会意造字法，造了一系列的新字，例如“溴”、“钚”元素与“醇”基、“醛”基等有机化合物名词。另外化学上还有很多将两个字的部分凑合起来表示新的意义的字，其发音也是两字发音凑合而来。如“烃”（碳氢）、“羰”（碳氧）、“巯”（氢硫）、“羟”（氢氧）等。

为了表示英制的单位，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浬（海里）、嗧（加仑）、瓩（千瓦）、呎（英尺）、哩（英里）等度量衡用字。目前在台湾仍然使用，但多为单多音节混用，港澳地区亦同。不过这些多音节的字在1977年7月20日大陆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所发的《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被淘汰，在大陆地区不使用。

有了造好的象形、指事的独体字为基础，使用形声、会意组字法随着文明的发展，组出表示新事物的合体字，这使得记载为文时，以前述的各种不同的船来说，只要看一单位的字形，我们就知道指的是那一种“舟”，这样辨识理解的效率非常高；反过来，以组词的方式就要看过前后文（或短或长）有其他哪些字才能判断正确的意义，较缺乏辨识效率，但方便口语沟通（汉字同音字太多，听觉不易辨识，解法一为组词，二为如韩日语数音为一字：“浬”发音为海里）。

形体的演变

汉字的演变可以分成古文字跟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从商代自秦代，隶楷阶段由汉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秦代使用小篆以及原始的隶书，实际上是横跨这两个阶段的。但当时秦代的隶书还不成熟，可以称为早期隶书。这种隶书其实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形成了。但是为了简化，仍以传统的分界论之。

古文字阶段

古文字阶段大概可以从公元前14世纪到前3世纪，约一千余年。根据唐兰先生的分类，可以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战国文字以及秦文字这四大类。这四类的界线并不明显。单就形体往往难以区分。比如说，秦系文字的上限在春秋，内容跟西周春秋文字有些重复。不过这种划分却也能反映出古文字形体演变过程的要点，所以以下就用这种分类来说明演变的情况。

商代文字

商代文字主要都是借由甲骨文来认识，甲骨文大多是刻画在兽骨上的卜征之辞。但也有用毛笔所写的。甲骨文主要发现在河南殷墟。其中大部分是商王的占卜纪录。商代尚鬼，凡事都要占卜。所以留下许多丰富的资料。而商代除了甲骨文以外另一个就是透过青铜器留下的资料。商代铜器铭文字数少且主要在记载作者之名。绝少出现完整的文章。

在商代毛笔是主要书写的工作。“笔”这一个字就是从竹从聿。甲骨文的聿就是一只手拿着笔的样子。今天仍可以从一些商代遗留下来的文物看到毛笔书写的文字。而甲骨文跟金文的字型有相当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甲骨是用刻的，所以原本圆滑的笔法都会简化成直线，而繁杂的笔画也会简化。主要的特点是把圆形改为方形。但同期的铭文则有纪念意义，字体会尽可能的庄重，因此比较甲骨文来说是相当的繁复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甲骨文是商代的手写体，而商代金文则是正体字。而商代开始就确立了中文竖排的传统，许多文字因为竖排的关系改为站立。如犬、虎等象形字。

西周春秋文字

研究西周文字主要是透过铜器的铭文。西周是金文的全盛时期。完整的文章开始被铭刻在铜器上，动辄数百字以上。而作者主要都是西周贵族、官僚。而西周也有甲骨文的存在，只是数量稀少，时代也仅限于西周初期。

西周金文的形体，可以说完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到了康、昭、穆诸王时代才慢慢趋近整齐方正，直到恭王才开始有剧烈变化。主要的变化是从图像化变成线条化，许多团块改为直笔。大幅简化了原本商文字的象形程度。经过这些，汉字的象形程度开始降低，转向书写便利。而春秋的各种金文也继承了西周晚期的写法。但后来慢慢发展出自己国家的特色。主要的差异只是书写的风格上，字形构造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六国文字

古文字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有了剧烈变化。春秋以前贵族垄断了教育与文字，但战国以后新兴的阶级取代贵族，文字从王朝走向民间。懂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而应用层面更广，这让文字俗体字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春秋各个国家中以建立在周朝宗地的秦国继承周朝的文字最多，加上秦国发展较晚，文字的变化起步也较慢。大约战国中期，俗体字的发展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趋势。东方诸国因为俗体应用层面广，几乎将正体字打败，而发展出各国不同的文字形体。而秦国的发展较为特殊，他的正体后来变成了小篆，俗体则发展为隶书。战国文字主要的研究对象以青铜铭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文以及简帛文字。六国文字因为俗体几乎把正体排挤掉，差异也颇大，但是正体字仍是跟西周春秋的文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秦系文字

秦系文字主要的材料来自石刻文字、金文、印章、陶文、漆器以及简帛文字。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保存了一千多个小篆，也是研究秦系文字的主要资料来源。但说文有一部分的字形是有误的。[来源请求]但仍不减他的重要性。

秦系文字也有正体与俗体之分，秦系文字的俗体后来演变成了隶书，这在之后的小节会讲到。现在只论正体，从今天东周秦国的文字来看，秦国主要还是继承了西周的文字。主要的变化在笔划变的匀称。而其他国家的文字却没有朝向规整化匀称化走，这让秦国的文字开始与其他国家的文字有巨大差异。透过匀称化使得笔划在一次的简化，象形程度也更加减低。而战国时代的文字仍处于演化阶段，所以异体的存在不可避免。秦始皇要统一全国文字，需要对秦国文字本身做一翻清理，拿出一套标准字体。李斯写《仓颉篇》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隶书的形成

汉字经历了隶变这一巨大整革，致使隶书产生，进而成就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过渡。一直以来，秦隶和汉隶就作为隶书的划分；而秦隶也称“古隶”，汉隶则又称“八分”或是相对于古隶的“今隶”。针对隶书的起源，过往的文字学界基本认为始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近数十年来，战国、秦汉文字材料大量出土，使学者对隶书的起源与演变有别于以往的新论述。蒋善国表示，古隶在战国时候已有了雏形，它的通行时代从秦末到汉末;而今隶的通行时代则从东汉初年直到晋初，是从古隶直接演变的[5]。 裘锡圭则另有说明：“八分指的是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的波势和挑法的隶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隶。八分形成以前的隶书就是古隶”。

赵平安在其《隶变研究》中把战国时期秦国文字的某些简率写法直接看作古隶，并把隶书的产生时间明确置于战国中期。

字体变迁

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汉代以后，汉字的书写方式逐步从木简和竹简，发展到到在帛、纸上的毛笔书写。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唐代时期隶书向楷体过渡，而且官方亦鼓励多用行楷，并衍生出草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开始出艺术。古代印刷术发明后，出现了用于印刷的新字形宋体，传入日本，衍生出明体（可能是在明朝传入，现在台湾、港澳、日本、韩国皆称明体）。在现代手写体仍以楷体为标准（钢笔字），电脑化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黑体、仿宋体等字形。

谢选骏指出：“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在这些6000年前的陶器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很类似。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以及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的贾湖契刻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这些几何符号是否是文字、是否是汉字的前身，这些仍是争议颇多的问题。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石印，上面的符号很像汉字，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汉字有关系。”——这些都不能说明“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因为，根据现有的证据，甲骨文就是短期爆发的结果。

《中亚出土一枚4300年前印章，上面文字令人不解：这是夏朝文字？》（2019-10-08）报道：

20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的安诺遗址，考古专家出土了一枚史前石制印章，印面刻有3或4个文字符号，笔迹内有红色。通过科学测定确认，该石印的制作年代距今4300余年。

对于这一枚印章上的文字，中国古文字泰斗裘锡圭指出“我会认为这个文字就是汉字，而且不会早于西汉”，显然裘锡圭教授认为这是成熟汉字。

众所周知，中国最成熟的文字，就是甲骨文，距今只有3300余年，而安诺遗址出土的这一枚印章上却有成熟文字，这不免让人怀疑：难道这就是虞夏文字？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一枚印章出土地址，也带来了另一个思考：早在43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成熟汉字？

这一枚印章上的汉字非常成熟，现代人几乎都能辨认出来，由于“休”字可以拆分为“一”和“木”，所以就存在二种可能：休、五、已，或一、木、五、已。因此，组合起来就有四个意思，“一木五己”、“五己一木”、“休五己”、“五己休”。

可以说，从印章上的文字来看，这就是成熟的汉字，而不会是莫名其妙的符号系统。因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却非西亚中亚或印度文字，而是更像中国文字。

中国考古泰斗李学勤教授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他在对安诺石印研究后则指出，“安诺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从中国史前陶器符号中找到”。当然，李学勤又认为，“安诺石印和中国境内的仰韶等文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这三个要点：

显然，这就让中国文字起源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直以来，人们都将最早成熟的甲骨文，当成商朝存在的铁证，而至今没有发现文字遗存的虞朝、夏朝，却始终被质疑真实存在过。

那么，距今4300年的安诺印章文字，是不是虞朝、夏朝的文字，能不能证实这两个王朝的存在？

毫无疑问，单凭一枚印章上的几个文字，肯定不能证实这么大的话题，但通过安诺印章，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虞夏的存在。

众所周知，如今只要认识3000余个汉字，就能流畅阅读大部分书籍，而商朝却有5000多个甲骨文，显然是一种非常成熟、系统的文字。然而问题在于：按照事物发展演化逻辑，甲骨文之前应该还有文字，这种文字经过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才最终演化成甲骨文。

按照史书记载的王朝，商朝之前还有夏朝、虞朝，因此甲骨文之前“不完善”或“处于演化之中”的文字，会不会就是夏朝或虞朝的文字？

当然，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只能是一种逻辑推测。但在殷墟出土的文物中，考古专家却发现了一个线索。

上世纪3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考古专家挖出中国最早的古玺，曰“殷商三玺”（又称安阳三玺，见上图）。1998年、2009年、2010年，考古专家再一次先后出土过三枚青铜印章。

那么，安诺印章与殷墟古玺之类，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一些学者猜测，印章充当起了商品和财物印信的功用，殷商民族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在商业活动中，印章曾被广泛使用；在新石器时代，通过考古可知，中西方交流极为频繁，可能商人将印章遗留在了中亚。

然而，商朝只有3600余年历史，而安诺印章却有4300年历史，这又如何解释呢？其实很简单，这就证明在商朝之前，中国的确还有其他王朝，很可能先后出现过虞朝夏朝，当时殷商民族只是其中一个部落。所以，安诺印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虞朝、夏朝的存在，尽管安诺印章不太可能是虞夏部落的文字，但却可能是虞夏时期的文字。

由于无论是安诺印章文字，还是甲骨文中的不少文字，都可以在中国史前遗址中找到对应的演化踪迹，因此可以证明甲骨文、安诺印章文字，都是起源于中国，而不会源于西方。

更为重要的是，安诺印章上的成熟文字，反映出在43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否则又怎么会有安诺印章上那些小学生都可以辨别的汉字？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敢想象的是——汉字起源于中亚细亚。

瀟灑如風《中亚出土了一块刻着汉字的印章，比中国汉字早两千多年，专家们懵了！》2020-05-03报道：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载体。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又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

汉字美，美在形。其结构稳重端庄，处于一种相互平衡的状态，但又不死板。为了表现汉字的形美，中国人在其发展历程中还研究出了不同的字体来展现其魅力：楷体方正，注重汉字的结构美；草书狂放，展现着汉字的洒脱美。

汉字美，美在意。平凡的事物，在汉字所赋予的意境中，就仿佛是获得了新的生命般鲜活起来。它们就像是一位位仙子，将平凡的事物用文字装饰起来，让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儿，它们的奇妙之处，正在于此。

中国的汉字，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感动。它们与我们相伴的岁月，也可以从几千年前说起。严格算起来，汉字的历史，要追溯到六千年以前了，它们在时间和人力的改变下，几经变化，终于发展成今天的模样。

汉字的演变

然而，2004年，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中，一块印章的出土，引起了一场关于汉字起源的争议。

近百年来，不仅西方学者竭力鼓吹“中国文明西方传播论”，而且，一些中国学者也不负责任地说中国文字历史晚于西方。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这枚印章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印章罢了，而它也不是在中国出土的，那么，它是怎么和中国扯上关系的呢？这就要从印章上的文字符号说起了。

该枚印章，出土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通过对与石印共存的炭进行测定，该石印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石印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个字符号，笔迹内有红色。但是，其上所刻的文字符号，却与中亚地区所发现的文字，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反倒是体现出了中国的感觉。

它和中国的物品有多相像呢？

如果你将这枚印章拿到中国，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在外国出土的，它上面所刻的文字，十个人中会有九人觉得，那就是中国文字。

关于这枚印章上的文字符号，国外的一些学者与国内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一定不是中国文字，他们有此结论的依据是时间点对不上。从中国的文字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文字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商代的，距今仅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这块印章，则是在公元前2300年制造的，在时间上，汉字比它要晚了一千多年，所以，这并不是汉字。

还有一部分外国学者，比如安特生，曾把该遗址出土的彩陶，和仰韶彩陶做过比较，最终，则仅凭着这枚印章，就轻率的做出了汉字源于西方的这一结论，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印章发掘主持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Ｆｒｅｄｒｉｋ Ｔ．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认为，石上所刻就是早期文字。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石印”所刻并非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真文字，仅有这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头上的三四个刻符，不足以证明文字系统的存在。

关于这枚印章，中国的部分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对印章上的文字进行解读后，得到两种结论，当然，这两种结论仅仅是针对文字内容的，并不涉及其他。一种结论认为，其内容是古人对日食的记录，另一种结论则认为，它的内容是关于皇帝的，这是玉玺。

文字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弄清楚它是来自哪个国家的，似乎是更加紧要。中国的学者自然是觉得这是自己国家的文字。而且，就中国文字的发展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有符合当时的历史时期的。在中国，关于造字那部分的传说，就正处于公元前2300年。时间上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文字的形态上又有了争议。

中国所记载的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根据事物的形与特征来创造的，与其对应的事物很像，并不像现在这样工整，就连后来出土的甲骨文亦是如此。而这枚印章上的文字与其同时期的文字相比，太成熟了，任何一个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都不会想到这是与传说中的文字处于一个时期的产物。

甚至，一名研究中国汉文字的教授还说到：“如果不是出土情况，我会以为它是西汉时期的文字。”

但是，梅博士则作了另外的解释。他说：

“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也就是说它的确属于公元前2300年前的遗物，那么中亚甚至更西的文化，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关于这块印章的出处我们已经无法探寻，它在漫长的岁月中孤寂的沉睡在了地底下，一朝迎来光明，却也不曾想到会引起这样大的争论。而在人类探寻的历史中，也许我们耗尽几代人心血，花费几百年才研究出来的结论，也会在后来被推翻，然后，得出另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先前的努力是白费的。

这枚印章上的汉字，的确非常成熟，现代人几乎都能辨认出来，由于“休”字可以拆分为“一”和“木”，所以就存在二种可能：休、五、已，或一、木、五、已。因此，组合起来就有四个意思：“一木五己”、“五己一木”、“休五己”、“五己休”。从印章上的文字来看，这只能是成熟的汉字，而不会是莫名其妙的符号系统。

因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却非西亚中亚或印度文字 ，而更像中国文字。

中国考古泰斗李学勤教授，在对安诺石印研究后则指出，“安诺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从中国史前陶器符号中找到”。当然，李学勤又认为，“安诺石印和中国境内的仰韶等文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这三个要点：

1，安诺遗址石印上刻写的符号就是文字，距今4300余年。

2，这些文字在中国史前陶器上都能找到。

3，安诺遗址的印章文字非常成熟且规范。

显然，这就让中国文字起源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直以来，人们都将最早成熟的甲骨文，当成商朝存在的铁证，而至今没有发现文字遗存的虞朝、夏朝，却始终被质疑真实存在过。

那么，距今4300年的安诺印章文字，是不是虞朝、夏朝的文字，能不能证实这两个王朝的存在？

毫无疑问，单凭一枚印章上的几个文字，肯定不能证实这么大的话题，但通过安诺印章，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虞夏的存在。

众所周知，如今只要认识3000余个汉字，就能流畅阅读大部分书籍，而商朝却有5000多个甲骨文，显然是一种非常成熟、系统的文字。然而问题在于：按照事物发展演化逻辑，甲骨文之前应该还有文字，这种文字经过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才最终演化成甲骨文。

按照史书记载的王朝，商朝之前还有夏朝、虞朝，因此甲骨文之前“不完善”或“处于演化之中”的文字，会不会就是夏朝或虞朝的文字？

当然，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只能是一种逻辑推测。

就像这块印章，它打破了中国文字史研究界的平静，也可能会得到另一种全新的汉字发展结论。但是，我们难道就能说，以前学者的研究就白费了吗？不，当然不能。探索是无穷尽的，只要这个世界还在不断变化着前进，任何事物都会有不同的一面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石印出土引谜题：汉字起源提前千年？》（2017-02-28 今日头条）报道：

2004年6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现了一枚石制印章。

所谓一石击起千层浪。

这枚石制印章引出了千古谜题，让世界各国的各大语言、考古专家争论不休，至今尚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安诺遗址位于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东南12公里，靠近伊朗边境，为美国考古学者彭沛雷于1904年最先发掘，分为北丘和南丘。

现代学术界认为北丘为铜石并用时期，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南丘属于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后期至公元前2000年。

石制印章出土于一处多间土坯房址中一间的地下。质料是有光泽的黑玉，印背有横置圆柱形钮，印面正方，边长稍小于1英寸，正面上刻有四或五个符号，笔画里有红色。

通过对与石印共存的炭进行测定，该石印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

2005年5月，希伯尔特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讨会上作了报告，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关于语言、考古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石制印章所刻为早期文字。

希伯特说，这件人工制品可能是一种以无烟煤精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上面刻划的图案是我们在中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三四个相互关联的符号在如此古老的中亚发现，这还是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文字。它们不是随便刻划的符号，也非陶工的记号和纹饰。”

但很多学者认为，石印所刻并不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真文字，仅有这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头上的三四个刻符，不足以证明文字系统的存在。

宾西法尼亚大学古代研究中心主任就直言，“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我还不能肯定这个发现就是文字”。“它可能是一个符号系统，而非文字系统。比如一个太阳的符号，虽代表太阳，但并不一定能够发出声音。符号和象征系统虽传达某种信息，但它是否同你我都能理解的口头语言相关，却还是可以讨论的”。

希伯尔特却坚持认为，人类表达自己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早在距今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发明了文字，并且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开始用来写作诗歌，所以中亚人在安诺时代使用符号或文字并不奇怪。

希伯尔特强调：“他们已经相当城市化，生产力水平很高，有复杂的建筑和金属制造业，计数和符号系统当是他们的生活所需。”

有学者认同希伯尔特的说法，说石印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但不是两河流域、伊朗或印度河谷的古文字，倒很像是中国的文字。

的确，印章上的文字，如果由中国人来看，肯定认为这就是汉字。这几个汉字都很好认，“休”、“五”、“已”三个隶书而已。（也可以将其认成“一木五己”或“五己一木”）。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就认为这些符号是与中文有联系的，他说他在中文杂志里找到新疆出土的一枚尼雅印章，无论大小和字形都与这枚印章极其相似。

可是，印章上的字是汉字的说法被大多数专家否定。

这些专家的理由是：公元前2300年大致相当中国的夏朝，没有证据显示那个时代有成熟的汉字。就算这几个字是汉字，也应该是商代古文字的前身，而这几个文字是非常明显的汉字隶书，不可能出现在4400年前。

中国文字的起源目前尚在探索中，说夏朝还没诞生汉字，为时尚早。

求真求实，梅维恒博士专门向中国古文字学界泰斗裘锡圭征询看法。

裘锡圭先生认真研究了这几个字，惊奇无比，说：“如果不告诉这个印章的出土地址和断代信息，我会认为这个文字就是汉字，而且不会早于西汉。”

那么，地层是否有误呢？

地层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如果是晚期的混入，那么说“石印”刻符属于汉字系统，并不奇怪。因为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很多中国的古代遗物会遗留在安诺遗址上。

但希伯尔特认为不存在脱层的可能，他说：“我确信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号和文字的印章，关于地层和发现该物的方法不存在任何问题。”

由此，梅维恒博士作了慎重的发言。他说：“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也就是说它的确属于公元前2300年前的遗物，那么中亚甚至更西的文化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

梅维恒博士的看法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在距今一万二千多年的溧水神仙洞文化和距今八千年的大地湾文化被发现之前，有西方专家提出过“中国可能来自西方”的假说，即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殷墟被发现以前，同样有西方专家断言商代不存在，甚至连西周历史都怀疑是神话。

在青川木牍等秦代简牍没有发现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隶书在秦汉萌芽。

……

其实，在今天，只要认识三千汉字，就能阅读99%以上的汉语文本。而目前已知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已经拥有五千多个不同的字形，是非常成熟文字。

因此，将汉字起源上推一千年是正确的，也许，汉字就诞生在黄帝时期。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汉字来自土库曼斯坦”，目前还是一个孤证，无法说明问题，无法证明任何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