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商鞅不是法家、董仲舒不是儒家

白寿彝等人编写的《中国通史》“商鞅生平及著作”一节报道：

商鞅，姬姓，是卫国的公族，故又称卫鞅或公孙鞅。鞅后在秦，受封商邑，因称商鞅。他是战国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人物，生年不可确考，死于公元前338年。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年辈略后于吴起。《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至魏，魏王不用。《秦本纪》称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被封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死后被杀。《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其他法家的作品，《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所见商、管两家书当然与今本有所歧异，但亦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期已流传很广。

在秦变法的争议

商鞅年轻时爱好刑名之学，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在临死前，推荐他给魏惠王，要惠王用他为相。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因而没有任用商鞅。这时，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就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宠臣景监家里。他头两次见孝公，劝孝公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孝公听得直打瞌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商鞅从景监那里知道了，孝公对他不满意，便要求孝公作第三次的接见。这一次，商鞅大谈富国图霸之术。秦孝公立刻被打动了，越听越爱听。孝公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孝公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决定了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

变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群臣间引起很大的争议。《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跟商鞅以及旧臣、甘龙、杜挚在一块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议论我。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说：好！甘龙则不赞成。甘龙说：圣人不用改变民众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因袭民众的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很熟习，民众也能相安。如果现在要变法，不按秦国旧制，要改革礼制来教化民众，恐怕天下人要议论秦国国君。

商鞅批驳甘龙说：“你所说的都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于拘守旧的习惯，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守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法以外的事情。夏、商、周的礼制不同，都成了王业：春秋时期五霸的①以下关于商鞅的材料，主要见于《战国策·秦策》，《史记·商君列传》。法度也不同，都成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制度，而愚昧人的人受法度的管束；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跟拘守礼的人商讨大事，不能跟受法度约束的人计议变法。

杜挚也反对商鞅的看法，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民众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则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说：治世不必一以贯道，便国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这样看来，违反古法的人不一定受到非议，拘守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君主不要疑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片面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我要对于那些拘泥现状的人说，我不再疑惑了。

通过这场论争，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商鞅说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

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现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从事末利，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作官奴隶。商鞅如此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治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为了新法在民众中贯彻执行，商鞅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据说，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一般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去动。后又宣布增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不怕事，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收发了五十金的赏钱给这个搬木头的人。通过这件事，表明了新法的权威性。此后，商鞅就把新法公布了出来。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得君上爵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

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凡在战争中斩得敌一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一级；要做官的，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敌人两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两级；要做官的委任一百石俸禄的官。官爵的提升是跟斩首敌首级的军功相称的。对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一律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有军功的人可以享受军功爵的待遇，可以享受荣誉。

由于秦国变法的初步成功和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五点：

1.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开”就是开拓的意思。《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的话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曾指出：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①商鞅这次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就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后世人说商鞅“灭庐井而置阡陌”②。《秦律》严禁对土地权的侵犯。云梦秦简《法律问答》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律文解释说：“何知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准“盗徙之”，这是对土地权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2.推行县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①，设县令、县丞等官，还设有县尉②。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③，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君主**的统一的封建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封建统治，发展地主经济。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与宫殿。

4.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斛）、权衡、丈尺”。这对秦国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都有一定作用。传世有已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件珍贵的文物，应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而作的标准量器。

①《汉书·食货志上》。

②《汉书·王莽传》载区博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杜佑《通典·食货典序》也说：商鞅“隳经界，立阡陌”。

①《史记·商君列传》，又《秦本纪》均作四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一县。

②《商君书·境内》。

③《史记·六国年表》。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族地区，因而在秦国戎狄风俗较多。商鞅依照中原的风尚、习俗，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这对秦国的富强是有好处的。公元前340年，商鞅计擒魏将公子卬，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商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于於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变法跟贵族的矛盾

商鞅的新法虽得秦国民众的欢迎，却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推行不久，就有数以千计的旧贵族到国都来，硬说新法不好。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也出来捣乱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得遵守。新法推行受到了阻碍，主要是上面的人不遵守。现在太子犯了法，也得依法惩办。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用刑罚，太子的师傅可得担当他的罪名。于是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判了罪，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花（黥刑）。但是旧贵族不仅没有死心，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当新法推行已有了明显效果时，那些起初说法令不便的人，又说法令便于执行了。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把他们都流徙到边城去，从此就没有人再敢公开议论法令。在第二次新法公布后，旧贵族再次出来捣乱，商鞅把为首的祝懽杀掉，把屡教不改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劓刑）。旧贵族企图暗害商鞅。商鞅在出门的时候多带卫士严加戒备。当时有一个游士，名叫赵良的人来对商鞅说：“秦国人对你恨透了，你的寿命象早晨的露水一样，长不了。你不如把封邑还给国君，隐居到偏僻的地方去种庄稼”。又说：“你不要仰仗着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会重重地收拾你，你的灭亡，翘着脚就可以等到。”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在赵良劝告商鞅以后五个月，秦孝公死去。曾经犯过法的太子驷继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见报复的时机已到，便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的妇女孩子都只知道商鞅的法，商鞅的威望比秦国国君高，这是很危险的事；而且商鞅本来是君的仇雠，还不赶快收拾他？”秦惠文王在旧贵族的煽动下，就派官吏去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就逃走了，找旅店住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定下的法律，留住没有凭证的旅客要受连坐的罪。商鞅不得已，企图逃往魏国，魏拒绝了他。商鞅只得回到封邑，打算用武装反抗，但变法后的秦**队是强大的，战斗的结果商鞅被逮捕，遭到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并且全家被屠杀。商鞅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的新法在秦国还在施行对秦国的富强继续起积极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商鞅和韩非一样都是公族，天然具有政治兴趣。但是商鞅既能向秦国兜售仁义，也能向秦国兜售霸术，可见这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官僚，而不是怀有社会理想的改革家。由此可见，秦国改制势在必然，并非商鞅的功劳。这和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而后董仲舒上报《举贤良对策》一事，颇为相似——他们二人的活动都是君主诏令的产物。世有英主，遂使竖子成名——秦孝公创造了商鞅，汉武帝创造了董仲舒。

具体说来，商鞅不是法家、董仲舒不是儒家——这两个人都是官迷混混，和苏秦张仪者流不相上下。

上面说了商鞅既卖仁义又卖霸术，是个不可不扣的官迷混混；下面再来看看董仲舒其人——

网文《董仲舒（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报道：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汉武帝尊重。

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人物生平

幼年好学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大董故庄村在衡水东南，邻近齐鲁，北靠燕赵，西界三晋。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

传授儒学

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

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出任江都国的国相。他治理江都国，主要是以《公羊》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然后在求雨时能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能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在江都国，他这样做，从来都没出现误错。后来，他被废为中大夫。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天人三问

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规劝刘非

董仲舒对策后，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六年，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之类的活动。 

罢官教书

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东山再起

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端对他还比较尊重。

称病辞官

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遂于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也就结束了他的仕禄生涯。董仲舒晚年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只是埋头读书、著作。

虽然他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派人到他家向他请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董仲舒虽然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家中病逝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策冢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去世，是汉朝的巨大损失。

思想成就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大一统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天人感应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以德治国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

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个人作品

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人物评价播报

《汉书》：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仲舒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发展儒学做出巨大贡献。 

皮锡瑞：“董子传《公羊》，《春秋繁露》所载，皆言经义，且皆与《公羊传》合。是董子之于经学，尤为专门名家。” 

人物轶事

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

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样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

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成为儒学大师。

有客老狸

有一次，董仲舒放下帷幕讲课，有个客人来拜访，董仲舒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客人又说：“要下雨了。”董仲舒便和他开玩笑说：“住在巢里的知道刮风，住在洞里的知道下雨。您不是狐狸，就是鼷鼠。”客人就变成了一只老狐狸。

后世纪念

董仲舒墓的位置有两种说法。

一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街。董仲舒墓位于古南城墙和平门内以西600米处马道以北，唐代、明代修城，此墓皆得保存于城内，官吏军民至此下马，以示崇敬，故称“下马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此墓封土周长40多米、高6米，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汉董仲舒墓”碑一通。20世纪50年代此墓损坏严重。现封土残高2米，封土前有西安市人民政府所立青石保护标志。1956年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董仲舒墓碑

一说陪葬汉武帝的茂陵，位于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茂陵以北约500米处的策村东南约250米处，为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据村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策”为名。

董子祠遗址

大董故庄村村东北现有始建于唐朝的董子祠遗址，宋、元、明、清等各朝代名士曾在董子祠留有诗作。1948年，董子祠被拆除。后群众自发重建了约14平方米的董子祠，遗有《景州重修董子书院记》碑首、龟座残件等”。2005年10月18日，来自浙江、山西、河南、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市的数十名董氏后裔共聚广川镇，参加董仲舒思想暨董氏渊源研讨会，并在董子祠举行了董氏后裔祭祖仪式。

董子文化园

董子文化园包括董子宗祠、董子书院、董子旧宅、董子典故园、董子研究会馆、董氏宗亲会馆、碑林等。董子宗祠正殿、时空台、董子舍园遗址和董仲舒衣冠冢已完成建设或修缮。

董子文化园采用的是汉式建筑风格，由九部分、七进院组成，全园整体布置为坐北朝南，董子故居、应诏对策、下帷讲学、三不窥园、相事骄王、德主刑辅、董子祠——鸿儒殿七进院落构成文化园的主体。该建设项目已被列为省重点文化建设项目。

董仲舒石像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统治阶级在他的家乡立祠雕像，从山西运来巨石，聘请丁名工匠。相传，石头运到河北枣强县旧县村就是运不动了，人们以此当做董子故里，在此建了董子庙，雕刻了一尊石像安放于庙中。

石像位于旧县村西几十米处。坐式，双手捧一笏板，高2.5米，重约4吨。像前左右各有一聋男哑女守侍，庙前有一石碑。像背后刻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旧县村施财弟子管正尊韩安辅妻姚氏”。1946年土改时，庙被拆除，石像置于露天。“文革”中“批林批孔”，又被推倒，鼻面和笏板多处被损坏，石碑移到他处。1982年九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项目。

景县董子公园

以董子的“大一统”思想为设计理念，以董子文化为底蕴，强力打造融合交通、环境、山水、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现代中式公园，该园绿地面积11.92公顷，绿地率76.74%，绿化覆盖率77.67%，园内种植雪松、黑松、法桐和榆叶等植被。该园以两轴、一心、一环、一带、十个景点的景观格局，塑造出轴线景观区、中心广场娱乐区、动感休闲区、自然山水区、生态森林区五大功能版块，彰显稳定的山水格局、积淀的文化印记、艺术的语言表达、活力的动感画卷、生态的恬静森林五个设计愿景。该园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阴阳平衡”。其中“阴”应的是湖面与平地，“阳”则是隆起的山体与林带。活动场地与水体聚合，人与自然互动，印证董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

谢选骏指出：商鞅不是法家，董仲舒也不是儒家，而是一个杂家——他出身于阴阳家，发迹于公羊学，和儒家没有多大关系。尤其是他“独尊儒术”的口号，明显把儒学变成了一种霸术，说他是“汉武帝的商鞅”也不过分。

网文《公羊学》报道：

公羊学是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治公羊学的学者，被称为公羊学家或公羊家，研究和传承《公羊传》的学派，被称为公羊学派。

内容

《公羊传》中有：“大一统”、“别夷狄”、“异内外”、“讥世卿”、“三世异辞”、“九世复仇”、“拨乱反正”。董仲舒加以发挥，形成“张三世”、“通三统”、“新周、故宋、王鲁”等命题。

历史

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谶纬”学大为流行，汉朝知识分子笼罩在迷信与神秘的氛围之下。汉代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学，皆传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樊宏之子樊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张霸又删樊儵《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到了东汉晚期，以何休最为出名。《盐铁论》编纂者桓宽亦为公羊家。

东汉以后，很多人对谶纬学进行了批判，公羊学自此逐渐走向没落。六朝时期，何休曾被立为官学。唐代的经学日趋式微，研习公羊者为少数。

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们陆续对公羊传进行研究，公羊学思想又有一次复兴，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

常州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进庄存与是当时学术中的主流，他们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学者如：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皆属于清代公羊学者中的重要人物。

刘逢禄（其代表作《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发挥公羊学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龚自珍则抛弃庄存与、刘逢禄的隐喻的手法，大胆的对现实进行批判，他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影响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迹，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学者杨向奎曾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但是龚自珍的公羊之学也有缺陷，龚本人发挥最多仍是“三世”说，鲜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就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称，“公羊学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公羊学是“政治哲学”，不如说是“神学政治”——而且是装神弄鬼的人造道具。尤其谶纬，可谓妖言惑众——虽然限制了皇帝专制，但也在杨坚一声令下就被终止，可见用处不大。

《公羊学对汉代政治产生深刻影响》（2019-11-18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18日宋艳萍）报道：

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简中，有《春秋》简100余枚。它们与《公羊传》关系密切，同时杂入了《穀梁传》的内容，反映了西汉中期经学发展状况。公羊学是研究《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汉代被称为齐学。其核心思想被何休总结为“三科九旨”，具体析为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此外，公羊学还包含很多“《春秋》大义”“《春秋》条例”，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与各方力量进行抗争

汉景帝时期，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生将口耳相传的《公羊传》著于竹帛，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胡毋生和董仲舒同为公羊博士，前者为公羊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后者为公羊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汉武帝时，在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努力下，“由是公羊大兴”，开启了公羊学的官学之路。此后，公羊学为保持其政治优势和学术优势，一直与来自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抗争。

通过梳理《史记》《汉书》等文献史料可知，从汉武帝时起，西汉每位皇帝在位期间都有公羊学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公羊学家位至三公者有公孙弘、贡禹、马宫，位至九卿者为王中、任公、孙宝、左咸，担任太子太傅、国相、刺史、郡守等其他高官者也不在少数。可见，从汉武帝时期起，公羊学确实很受重视。虽然汉宣帝试图压制公羊学势力，扶植穀梁学，但公羊学并没有消沉。西汉后期，公羊学家马宫、孙宝、左咸都位及公卿。王莽对公羊家马宫颇为器重，建立新朝后，任马宫为师疑，为太子的四师之一；公羊家左咸则被任为《春秋》祭酒。东汉建立后，光武帝恢复十四经博士，《春秋》经只设公羊博士，穀梁和左氏未设立博士，可见对公羊学非常重视。东汉时期，公羊学博士最大的变化是分立两家，即严氏和颜氏。据《后汉书》及汉代碑刻资料记载，在东汉每位皇帝统治时期，亦都有著于史册的公羊学家。有的位及三公，有的为九卿，二千石官员更是不乏其人。

可见，东汉时期公羊学并非沉寂，虽然古文经学势力强盛，但公羊学顽强生存。东汉桓帝、灵帝时期，仍然有很多公羊学家活跃于中央和地方政治舞台，甚至位及公卿。东汉时期，有记载的严氏公羊学家达26个，而颜氏公羊学家仅有6个。可见，当时严氏公羊学确实比颜氏公羊学更为盛行。汉代每位公羊博士名下，都有博士弟子及授业如弟子者。除博士以外，其他公羊学大师也都收授门徒。每位公羊学大师门下，有着数百、数千不等的门生。学成的公羊学家，有的在中央任职，有的在地方上任低级官吏或掾吏，更多的则没有任职。著于史册者只为少数，大部分公羊学者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各个阶层的公羊学者，都为公羊学思想的发展和传播贡献了力量。身处权力中枢的公羊学家，甚至可以参与重大决策，从而使公羊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政治。

在政治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在汉代，公羊学思想不仅被公羊学家系统阐发，而且被他人借鉴、引用，作为阐述其自身观点的理论依据。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料看，引用公羊学思想者，在政治领域，主要有皇帝、太后、三公、名贤、循吏、酷吏、军事家、外交家、军阀、外戚、宦官、宗室等；在学术思想领域，引用公羊学思想者有：除公羊学之外的其他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道家、阴阳家、方士、隐士等。看来，公羊学思想在汉代已经渗透到社会各层面。汉代被其他人引用的公羊学思想主要有：原心定罪、大复仇、异内外、通三统、张三世、经权说、讥世卿等，几乎涵盖了公羊学的所有思想。这些被引用的公羊学思想，在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成为皇帝及皇太子废立的理论依据。霍光和群臣联合上奏书给皇太后，以《公羊传》“周襄王不能事母”之例，力证刘贺为不孝之人，并将之废黜。光武帝以公羊学“子以母贵”原则，免去废后郭氏之子刘强的皇太子之位，改立阴皇后之子刘阳为皇太子。

第二，成为处置谋反者的理论依据。汉武帝时，淮南王谋反，朝廷以公羊学“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对其进行诛杀。王莽也以此为依据，对觊觎君位的孙子王宗进行痛斥。汉章帝也引用此语，将谋反的阜陵王刘延贬为阜陵侯，并将其严密控制。

第三，渗透到法制领域，“以《春秋》决狱”成为汉代特色。汉武帝时的吕步舒、光武帝时的赵憙、汉明帝时的樊鯈、汉章帝时的杨终、汉安帝时的刘恺等人，都曾经运用公羊学思想处理重大政治案件。

第四，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依据。例如，汉武帝以公羊学“大复仇”思想作为出击匈奴的理论依据。汉宣帝五凤年间，御史大夫萧望之引用《公羊传》襄公十九年“大其不伐丧也”，使汉匈关系得以缓和。

第五，成为批判弊政的理论依据。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轮流擅权。汉顺帝时的李固、汉桓帝时的陈蕃和爰延、汉灵帝时的审忠等人，都利用公羊学思想，批判外戚、宦官黑暗统治，呼吁皇帝清除其势力，以振朝纲。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强调公羊学对君臣之道的重要指导意义。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指出，正是由于孔子之《春秋》拨乱反正之功，使得臣民自觉遵循君臣之道，才使东汉政权得以维系。公羊学所阐发的“《春秋》之义”，成为人们重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

由强盛转向衰落

汉代公羊学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过程，其衰落既有学术内因，也与政治导向、学术环境相关。第一，师法、家法的固守；义理阐发到章句之学；王霸之学渐衰，心性之学渐强；神学化思维的困扰；杂糅其他学派思想而导致初衷迷失。这些都是汉代公羊学的发展趋势，也是它由盛转衰的内部动因。第二，统治阶级对学术利用由专一性到多元选择；对学术不重思想而重形式；眭弘之后，统治者对公羊学革命和激进思想的自觉抵制；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轮流擅权局面与公羊学“尊王”思想的抵牾等，是公羊学由盛而衰的政治原因。第三，汉代学术的融合趋势，则是公羊学衰落的学术原因。

西汉中期之前，经学各自独立，相互掺杂的成分较少。《公羊传》《穀梁传》各自注经，互不干涉。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引发了学术融合的端倪。那些未能得立博士的学派，为了使自身学术更符合统治者的需求，积极引入他家思想精华。汉宣帝时期扶持穀梁学，此时的《穀梁传》已非纯正《穀梁传》，而融入了公羊学和其他学派的思想。海昏侯墓新出土的《春秋》简，与《公羊传》关系密切，但也杂入了《穀梁传》，正印证了西汉中期以后公羊、穀梁相互融合的时代特点。西汉晚期，古文经学兴起。《左传》本为史学著作，但刘歆为了从义理方面取胜，大量引入了公羊、穀梁的“《春秋》大义”。

西汉后期，谶纬神学兴起，为各种势力争相利用，特别是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宣布图谶于天下”。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谶纬神学成为经学融合的重要介体。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让古文学家贾逵整理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其他两传者，其中有左氏三十件非常明确的关于君臣、父子的大义，其余十有七八竟与公羊学的内容相同，可知此时《春秋》三传在义理方面相似程度之高。白虎观经学会议后，班固整理出的《白虎通义》可以视为经学融合的重要产物。东汉中后期，很多学者兼通数家之学，反映了经学融合的特点。特别是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在与何休的论战中游刃有余。在汉代经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公羊学很多思想精髓被各家吸收。公羊学学术优势渐失，虽然仍受统治者重视，但汉武帝时惊艳登场的局面难以重现，终在汉代之后隐没不显。

谢选骏指出：公羊学堪称典型的“儒术”——用学术干政的把戏。这再次说明“商鞅不是法家、董仲舒不是儒家”——他们只能以此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就像纵横家那样地利用法家儒家作其霸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