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社会主义就是特权主义

《中共政权的本质》（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三章）报道：

一、从“打天下”到阶级联盟

二、特权阶级

三、镇压机器

四、党的领导和宗派斗争

五、特权阶级的生活

　

一、从“打天下”到阶级联盟

　　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宣言、文告、典纪，真是洋洋乎大观。在其取得政权之前几年中，除了极少的开会决议、声明之外，只有毛泽东这个文人发表几本小册子和一些零碎的文章；再则就是所谓马列主义专家几本通俗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直到政权宣布成立九年之后，还没有一本权威性的马列主义大作。这一切说明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由昔日肤浅的墙皮上口号式的宣传开始，到今日不深入的普遍性的八股文章，在中国还是漂浮在表面上。但是共产党终究以马列主义的招牌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如果我们单从“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字义里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或是从统治者御用的文人的笔下，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我们便很容易被文章骗过。我参加红色政权有几年之久，我看见过现实，我参与通过文告、法典，我更看了不少风雨不透的应时文章。我常想：假如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看见这些大法、宣言、文章，他们将向往这个时代，认为真是天堂实现在地上了。但是真实的现实并没有大法、宣言、文章……这样美。如果把现实情况留给后代子孙，他们会憎恨这个时代，至少要长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祖先怎会那样胡闹，愚蠢。这个时代可能成了他们诅咒的时代。古人说：历史是无情的；是的，历史虽为聪明人所编述，但是经过后人的反复考证，可以翻出过去时代的肮脏。我们所以说，真正无情的倒是鲜明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想了解红色政权的本质，“经典”、“大法”、“文告”……虽为重要的材料，但是读“经典”、“大法”、“文告”……，很容易把自己陷入死角里，拿人家骗人的谎言来欺骗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权者随时修改历史，修改文章，如《毛泽东选集》把过去说错的话改正过来适应今日的情况，来证明自己当日有高明远见；同时统治者又把现实按着自己的想法要求作勉强的解释。不了解这一点，就难看到事实的真面貌。比如说本来是土匪或军阀，一经登上井冈山，便成为革命的志士，但他们原来的作风，并未改变。这就是不管他是酒肉荒淫的和尚，一入庙门便称为佛门弟子一样。

　　共产党在中国，起初不过是有极少的知识分子从事马列主义研究工作，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文人看见当时中国的情况，想有所改革，作一个“大同”的梦，这原是不满意现状的人的一种想法。马克思主义狂妄之说在这方面走到极端，而在中国却获得了发展的温床。这个思想在词句上虽在中国颇为生疏，但其含义确是混熟，因为中国儒家早就有一套大同思想，中国文人都是颇为熟习而且心向往之。我想进过清朝科举考场的陈独秀之能接受马列主义，主要的背景可能是导源于儒家大同思想；其他的人或多或少也有同类的情况。因为在陈独秀等人搞马克思思想之初，在中国所能见到的马列主义书籍是凤毛麟角，只不过给这些人一个粗略的轮廓。这就是说，共产党在中国开始搞活动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如1921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会只有12个人，代表了当时约57个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22年在上海召开，出席的12个人代表着123个党员。这些知识分子以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一知半解，作为思想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在半致密半封建的落后中国社会是不着边际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云云，真等于无的放失，大有渔夫撒了网捞不着鱼之苦。于是“思想”便要“结合实际”了，而且还要“具体结合中国现实”。

　　中国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是军阀割据。军阀以前的朝代是怎么起家的呢？多数是篡位，“夺天下”；少数是平民起家，“打天下”。中国共产党熟习了这套历史规律，“要得政权秘诀在此”。于是双管齐下。1923年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按着列宁的指示，美名其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它是想透过合作，藉那个“颇具革命性”的国民党搞些势力，然后取而代之，“夺天下”。宋太祖赵匡胤不是取周朝而代之，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吗？曹操的儿子曹丕不是以汉臣而代汉朝自称魏王吗？这套手法为何不用？中国共产党是用过这套手法，不过结果没有耍好“移花接木”，而是被国民党清洗出去。那是1927年前后的事。于是惶惶然只剩下平民起家的手法“打天下”。这个手法汉高祖刘邦曾用过，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用过，他们都成功了。历史上亦有不少想平民起家的人，未得成功而中途失败了。

　　共产党遂采取了“打天下”的路线，马列主义对中国人虽是陌生，但“打天下”这条路线对一般中国人是很熟悉的，因为历朝历代多数是如此成功的。既有好汉想“打天下”，就有野心家，文人，唯利是图分子和不逞之徒，他们不但在“打天下”时可以混水摸鱼，在天下打成后还可拜相封侯。

　　共产党既要“打天下”，马列主义这个旗帜虽为幌子，但那只是标语，口号，墙皮上的文章，党员也不需要了解马列的共产主义；实际上他们也不了解马列主义，只有高级首领时而发表谈话，时而写些马列主义文章来敷衍外界。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所教育党员的只是“打天下”，党员脑中充满着的思想也是“打天下”。张口闭口所说的，也是“打天下”。“打天下”包括了一切。除了高级首脑心中有数之外，一般党员对将来的前途还是模糊，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法。三十年前的情况不讲，就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八年之后，还在不断地整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非马列主义思想；例如今日大张旗鼓地在党内斗争右派分子。这些思想在共产党开始“打天下”时，就种下了深根。

　　“打天下”本是帝王创业夺取江山的术语，共产党用这套术语，对党员和被争取来的群众，是很能起号召作用的：“我们是‘打天下’，大家有份”。历来平民出身的皇帝在搞事之初，附和他的都为不逞之徒。刘邦以亭长起义，随他起事的是一般囚徒，以后招集一些流亡分子，再后事业有点规模，才有些文人，武士供其驱使。不过刘邦的号召是“秦王无道，民不聊生！”“我若为王，人民便可安居乐业，消除秦朝暴政”。共产党决定“打天下”路线之后，给党员与群众的印象就是创造一个新型的帝国，绘画一个美丽的远景，用俗语讲，就是：打来天下，一反苛政；有饭大家吃，有福大家享，一反暴政，给人民自由平等。这是是何等具有诱惑力的广告，比刘邦的招牌更进一步。所不同的，不过后来刘邦作了汉朝皇帝，毛泽东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邦以“刘姓”统治天下，毛泽东以“党性”统治天下。时代演进，统治方法与形式，也自各有不同。

　　本来共产党在西方国家的宪政下是新型政党，移到中国，“便要结合实际”，“结合具体的条件”，这一结合首先便与帝王的思想行动结合起来。共产党要“打天下”，落后的群众以为又要出真命天子，于是先动其心而加入者为地痞流氓，二流子，游手好闲分子，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天下不乱就缺少他们活动的地盘。共产党“打天下”，他们先加入共产党。以后，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参加，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个美如梦境的共产主义招牌。这些青年有的苦闷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有的为私人动机走上革命阵线，有的被迫上了梁山。而党教给他们的中心思想是“打天下”，谁能多出力就是“功臣”。臣就是臣仆的意思，功臣就是功狗。这个名词是帝王时代用的，共产党也用，而且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北京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上还不是常常作文表扬“功臣”，如头等功臣某某吗？这个帝王思想的尾巴，在革命成功之后还是掩盖不了的。共产党稍微作点好事，便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吹说这是“皇恩浩荡”。我当时看到这四个字出现于党的机关报上，以为革命的政权而引用此词句，真有些莫名其妙，后来体会较深，才了解这是个新型的王朝。过去历史上王朝，夺得天下，说是“天意所归”。共产党破除迷信，不用天意，而用“民意”。于是他们自称代表人民，一切的头衔冠以“人民”两字，一切对他们有利的事，就说对人民有利，于他们不利的事，就扣以“反人民”的大帽子。实际上是盗用名义，人民成了他们的奴隶。

　　可见共产党在中国三十几年的历史中，他们的开始时期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而实际上在思想和行动中是以中国古帝王“打天下”为其蓝本，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直贯穿到今日他们的行动。

　　“取天下”为共产党中心目标。野心虽大，但手法如不高明，不施用高级骗术，也会无成的。如1923年初，试欺骗国民党，想攀龙附凤取而代之，唯当时的国民党还在方兴阶段，一经发现共党阴谋，就驱而逐之。于是共产党放弃篡位思想，而采取“打天下”路线。但是“打天下”也不是空手能起家的。纵然自己是一小撮野心家和一群不逞之徒要打天下，但如不施骗术，如何能行得通。于是乃求救于骗术。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一件法宝——统一战线。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百年来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剥削迫害。这是事实。这是中国广大人民反抗的对象。这里所谓广大人民，以阶层论，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中起领导作用的为这些阶级中的知识分子。远如太平天国虽名为农民起义，领导者为知识分子。近如五四运动更显著的为学生运动，总结当时的情势不外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个民主自由的运动。共产党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想“打天下”，便不能忽视这个既存的事实。于是乃有所谓低级纲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夺取政权的助力，以达到野心家的新型帝国。

　　本来共产党所联合的对象，他们自己可以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中国的客观环境是具备了这个条件。但是中国缺少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本来是适于担任此任务，可是因为官僚、军阀、地主、豪门混进了它，阻碍了它的前程。而其它民主政党，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不得发展。只有在苏联指导和支持下的共产党，自己有军队，而且利用中国各政党的弱点，它最后成了功。

　　共产党说它是代表工人阶级，但组党之初，党员是清朝秀才进士，如陈独秀、董必武；是大学教授，如李大钊；是知识分子，如瞿秋白、毛泽东；以后又添了法国留学生周恩来等人。这里哪有工人阶级分子？就在当时他们搞工人工作时，据他们讲当时中国工人为数不过二百万人，中国其他阶层则有六万万人之多。就在他们取得政权之时，中国工人才只有三百万人。他们说是代表工人阶级，而且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就算他们代表了工人阶级，他们也没有成功的条件。于是在以军队打天下之时，乃施展骗术，欺骗幼稚的农民阶级为其效命疆场，欺骗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其喝彩；欺骗了走投无路的资产阶级为其输财，美名其曰：这都是“革命阶级”，“革命的朋友”。这些“革命阶级”捧共产党上了台，换取了阶级联盟的头衔，而自己却掘了坟墓。

　　共产党以帝王打天下的思想，东征西战三十年，搞了些军事资本；又以欺骗的统一战线，麻醉了四个阶级，搞了些政治资本。在1949年，它宣布四个阶级联盟的政权的成立。共产党喻这四个阶级是“抬轿子”，而坐轿子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喻为这是四个人“打麻将”，而做庄的永久是共产党。帮助打天下的农民阶级在被利用之时，每人分得一块土地，未及温暖，实行农业合作化了 ；帮助捧场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预备过渡时期尚相当长久，但隔夜之间实行社会主义化了；代表这些阶级的民主党派，本来是被邀的“请大哥帮忙来协商国事的”贵宾，但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已成阶下囚了。这些事实只描画出共产党从当初组党，“篡天下”，“打天下”，到“阶级联盟”几个阶段中所表现的面貌。同时看出这四个阶级的散漫，无力，幼稚，以致有今天这个局面。至于共产党的真实嘴脸，且看下文分解。

二、特权阶级

　　共产党以利用四个阶级起家，故在政权成立之初，不得不作出政权是四个阶级有份的样子，于是在《共同纲领》开宗明义地描上一笔，说这个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一笔，起了两个作用。一方面表示共产党对上述捧场阶级和人士的过去合作，有了交代；另一方面共产党可以继续欺骗这四个阶级和人士，使竭尽未了的力量来维持这个初建尚未稳定的红色政权；同时尚可欺骗外界，以减少他们对红色政权的压力。但从文字的含义里已经透出，这个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所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里说：被专的对象是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称他们是国民，是被压迫的对象，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就是联盟的四个阶级也得经过改造而过三关——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主革命关，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关，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关。这四个阶级的人，谁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改造思想”，谁就不能取得免票过关。以后毛泽东又说过：“今天在民主专政的圈内的人，大家已经过了关，但看最后社会主义的一关过得怎样。为人民立功，人民是不会辜负你们的”。

　　表面上是四个阶级专政，文章里是无产阶级专政，骨子里是共产党专政，骨髓里是毛泽东专政。这话怎讲呢？所谓四个阶级，主要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三个阶级，支持了共产党，而且是在取消自己阶级以后，仍然继续捧共产党，这样才能过关。过不去关的人，等于“拼诸四夷”，是反人民，反革命，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这一套大帽子在红色政权之下给谁扣上，那还了得。共党政权才成立三年，于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5年底有农业合作化高潮，当年冬季又有公私合营“社会主义的改造”。三把利剑刺死了三个阶级，首先是刺死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工商业或大或小，四年内的“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回光返照，终于走上了一无所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最后虽有一点小尾巴，公私合营中的私份，有固定的极轻微的利息，而且只限几年，那已等于全部捐献或没收。资产阶级徒有其名。其次是刺死农民阶级。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把农民的土地以合作化的方式，收为公有。虽也留一个小尾巴——说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是自己一份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也是全部没收；“人民公社”实行后，才算名副其实。农民只剩下劳动的身份。最后是刺死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手工业者与资产阶级走了同一 命运。他们只剩下出力的身份。小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他们除了到国家机关，不管其为政府单位，工场、学校、报馆等处工作外，别无去处。他们从前也一无所有，现在更是一无所有。所不同者，从前在广大的市场谋职业求生活，老板也许是私人；今天则只有向国家机关、工厂、学校等处去工作，老板是国家——共产党。小资产阶级只剩下一个未了的梦境。

　　三把利剑刺死了三个阶级，那么只有一个工人阶级尚依然存在。工人们只是日夜工作，既不握有生产工具，也不是资方，想对他们盗取也没什么可取的了。那么只有一个空名，但这个空名用处颇好，既然工人阶级有劳动创造价值的光荣头衔，共产党把它扣到自己的头上，自称是代表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据共产党的理论，为了创造无产阶级的社会，最终工人阶级也会自消自灭。

　　阶级在消灭中，特权阶级在生长中。

　　阶级的划分从来是基于物质基础，农民阶级之所以由来因为农民有土地，资产阶级因为他有工场，商店……工人阶级因为无产而有劳动。共产党执政几年，中共的统一战线内的四个阶级在消灭中，而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在生长中。大致趋势，一方面是广大无产而工作的平民，他们的前身是几个被消灭阶级的成员；另一方面是权力、财势、荣誉集中一身的共产党。如果冠以阶级头衔，前身是平民阶级，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后者是特权阶级，统治而又剥削的阶级。

　　共产党执政几年，以阶级联盟专政为名，实行的是共产党专政；名义上是四个阶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实际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掌握一切，管制一切，握有一切，天下是党的天下。正是中国古书上称道王朝的情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党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其他阶级不论是存是亡，如今日大陆上的四个名存实亡的阶级，或是仅有残余的势力，是在统治阶级之外，全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如用阶级来称呼，它就是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

　　我们说共产党是特权阶级，是统治剥削阶级，不是随便送给它这个称呼，实在因为有现实情况的根据。首先，党有绝对的权力，是君临万民的，是主宰者，是万能的，凡是国家大小事物，以至个人的生活方式，统统由党来掌管。其次，党是国家一切财富的主人，由它随便支配，人民的生活劳动，和干部的生活劳动，统统由党来规定，供给。再次，党有特殊权力；一般平民不但被统治于党，也被统治于党员之手。而且就权力来讲，平民不能和党员享有同等的权力。因为一切事务都要通过党，党布置一切，党握有一切，党员自然有优先权、优越权。就单以党的首领和党员的享受待遇一项而言，与一般平民相较就有天上地下之别了。

　　党在革命初期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暴露特权阶级的性质，还有与人民共甘苦的号召，还有打来天下大家有份的诺言。但是党一经取得了天下，一方面是消灭原有的阶级，一方面自然是创造新的阶级。被消灭的阶级没有了物质基础，其成员一律被贬为空无所有的平民，这些平民有一个被统治被剥削的共同性，可以称为被统治被剥削阶级或平民阶级。新的统治者原来队伍很小，看不出独占性和其特殊权力，但到天下统一，统一在党的手里，于是扩大吸收党员，成为一个少数的集团，一个有特殊而又共同利益的阶级。因其居于统治剥削的地位，而且有特权，称之为统治剥削阶级或特权阶级。阶级既然如此划分，于是手疾腿快的人尽量钻进统治阶级，这就是一般的积极分子争先恐后的入党，表示忠于党，争取领导和统治地位。这个组织日益扩张，便与其他党外人员距离愈远。

　　共产党是统治阶级，其成员是统治者。其他空无所有的人们形成的平民阶级，不但是被统治而且是被奴役被剥削；用好一点词句说，他们是机关干部，雇员，是厂矿的劳动者，是各企业单位的工作员，是学校、文化机关的脑力劳动者，总之一句话，一切劳动是为这个新型阶级共产党服务。

　　共产党居于统治，有特权，有荣誉，有享受，那么他们是想回到旧时代的王朝吗？是想深居皇宫不问天下大势，等待树倒猢狲散吗？如果这样，便是历史重演，不必我们去研究了。共产党得了天下，必须积极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正符合这一少数人特权阶级的最大利益。旧王朝，一人得了天下，人民各安其业，只把一部分财物以税赋的方式交给皇帝，他用这个财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用这个财物维持军队，政治机构和法庭来保卫他的政权。这原是很简单的。共产党不但气魄很大，而且胃口很大，他们不想作这小气的事。他们真正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权力操在党，一切社会财富，不管是土地森林、矿山、银行、企业和一切可以生产的工具，全归国家所有。谁是国家？工人阶级的代表共产党。共产党占有这天上地下人间的一切，历史上的王国还有比这个更富有更强大的吗？有了这样光明的前途，共产党为什么不实行共产主义？有了政权，一党天下可以统治万民；有了特权；可有凡人不能享受的快乐；有了全国财富，可以随便支配，无人管制；这一切正符合了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如果他们不实行共产主义，真是天地间最大的傻蛋了。

　　再进一步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些平民劳动者有了衣、食、住，而且可能相当丰富，在这些平民劳动者之上，统治阶级共产党不还是锦上添花，生活得更优裕吗？共产党的统治没有任何理由不实行共产主义，而且共产党说了千句谎言，不值得一顾，只有这句“为实行共产主义而奋斗”，却是由衷之言，我们不能稍有疑虑。因为这是符合他们这个阶级最大利益的。

　　为了了解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我们不要为它的“民主”两字愚弄了。因为任何制度如果有了民主，便都能拯救其弊而返归正常。共产党口里说民主，实际绝对无民主，不但对被统治者无民主，对党内也无民主。一切都是少数人统治，天王圣明的统治，对被统治者所采用的民主制度完全是假的，是操纵的，骗人的东西。民主选举由乡级人代会到全国人代会，以至一切其他方面有关选举事项，一切人选由党操纵、摆弄、指派、命令。对党内也是同样的手法。所以不同者前者是被统治的，后者于选举上虽听上级命令，而地位是统治人的而已。

　　共产党如其友人希特勒一样，绝对反对二十世纪的民主方式，他们说这是软弱的、分散的；他们所要的是独裁专政，专政下的“民主”。这个“民主”据我们考察确是假民主，连一点民主气味都没有。共产党以这个方式实行独裁专政，绝对排斥一切可以和它争权的阶级，绝对排斥这些阶级代表的政党，绝对排斥非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样才能符合共产党人的最大利益，使这个新型阶级立于不败地位。如果在其统治范围之内，允许有真正的民主，允许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允许其他党派有独立自主的活动，那将使其绝对的统治发生问题，“共产党万岁”发生动摇。所以要彻底的专政，无情的斗争。在党——这个特权阶级——内也要有铁的纪律，坚决反对党内的宗派。因为不如此，这个特权阶级就很难保持地位于永久不坠。

　　共产党这个新兴王朝，不似历史上旧王朝那样愚蠢，局限于一小撮人，而且死守，终至衰老崩溃。共产党与此相反，它扩大并巩固自己的阶级。它的方法是不断地吸收党员，不断地联系围绕在它周围的群众；而又不断清洗党员，不断地打击周围群众。这是又吸收又清洗，既联系又打击。这也是斗争的形式。靠拢党的分子，盲目信任党的分子，给他们个积极分子的帽子戴上，拉进党来，或是把他们放在信任栏内从事于党外活动。那些在党内有正义感的，明辨是非的人很可能起作用，很可能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危险分子，于是扣以“反党”、“右派”等等罪名，清洗出去。那些在党外的这类人也扣以“落后”、“右派”……等等罪名予以打击。这样作法，就是分化。有的被拉进来或得信任；有的被打击，陷于孤立。这样就造成相当数量唯利是图的人进党，或是团结在党的周围。党什么时候发现他们中有不盲从党的领导，尚有良心正义，明辨是非者，就按上述方法清洗出去。如此川流不息的加强党的新血液，新力量；排出旧血液，旧力量。

　　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中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想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但是党的大门不是普渡众生的佛门，而是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衙门，一道铁闸隔断了万万千千的群众。衙门内的是统治者，衙门外的是被统治者。也可以说衙门内的是特权阶级，专为统治和享受；衙门外的是平民阶级，专为共产党服务。

　　人间事都是充满矛盾，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的一面。共产党高视了自己，武装了自己，光荣了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的统治者，装饰自己的是各种特殊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它以六万万人为仆从，为群众，自己筑一座高墙把群众放在墙外，发号施令，予取予求，墙外的万民——平民阶级就只有劳动，听领导，向党贡献所有。于是摩擦就日益显明，阶级的矛盾就因之发生。我在北京八年，亲眼看到人民普遍的冷讥热诮的诅咒党。而党和党员呢？真是作威作福，官气十足，处处摆出统治者的架子。不但我看到了听到了这种情况，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之所以如此，是为提醒党员，如若如此下去，自己的阶级政权怕有江山不稳之虞；同时为了麻醉和缓党外的平民阶级，和供党驱使的尚未脱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民主党派的对党的不满。他在1957年2月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文章内，就是特别指出这个矛盾。他例举，党员与群众的矛盾，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一目了然，这些矛盾就是党和人民的矛盾。他想借他的假开明，“让大家透一口气”，和缓这个矛盾。但是在“大家透一口气”中，指出了一手包办的“党天下”（储安平的话）；指出了党脱离人民的现象，官僚主义；指出了党员奢侈生活，人民的饥饿情况……，这些矛盾就是新阶段中的阶级斗争。

　　假开明不只是假的，而是阴险的陷阱，等到找出谁在说话，谁在说人民的话，就扯下假面皮，一声令下，大加讨伐。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从此也就看出，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互相冲突，一小撮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而向广大人民进军。表演的形式，是打击说人民心中话的人们，数目之多约以万千计；是镇压群众中的勇敢分子，如汉阳中学的教师；最后是以恐怖性的宣传大队向广大人民“说服教育”，“全民整风”。

　　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在起事之初是少数的知识分子想“打天下”，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式王朝；得了天下之后，自己的党便全盘特权化，想通过党的统治消灭其他阶级，走向共产主义。愈是走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愈显明党是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党外的广大的人民便形成空无所有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只有日渐加深而不会日趋和缓。所谓和缓只是镇压力大的代名词而已。

　　因之，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只会有两个阶级，即掌握一切的剥削成性的特权阶级的共产党，和被统治被剥削的一无所有的平民阶级。而且这种形式愈是走进共产主义社会，愈为明显。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有几个有物质基础的阶级同时并存。因为，这些个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已没有了物质基础。共产党所谓的“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便没有了阶级的存在”，证之以今日发展的实情和趋向，那只是欺人的谎言。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固在消灭之中，而新阶级的形成和划分是势所难免的。即一方为共产党统治剥削特权阶级之形成，另一方为被消灭的原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一律降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

　　以共产党所为所行发展的趋势来看，以我个人的体会和研究所得的结论来说，我敢断定，假如共产党的政权继续存在，阶级划分的前途，一定循着此种方向发展的。而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会愈趋尖锐。

三、镇压机器

　　共产党想一党统治，一个阶级统治，但是统治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机构在现世来说，就是国家。据我们所了解的国家，不过是在某一定地区某一定人们组成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福利服务。不过，历史上有时这个机构为少数野心家利用，偏差的为达到其少数人的利益。我们可以喻国家为一公司，其股东是人民，人民推出董事会管理公司的事务；有时认为董事会不胜任和不称职时还可另选改组。但有时这个董事会为一些野心家把持，错误执行事务，而专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股东有时也对这样的强行霸占的董事会无法控制，这时董事会已不能按公司目的行事。但这只是一时的，经过相当时间不按公司目标行事的董事会还会倒台的，其方式有的经由革命，有的经由新人出来推倒这个坏董事会，而重新组织新董事会按公司的目标办事。

　　共产党一开始就看重了国家这个机构，想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对国家的解释是完全歪曲事实。他们说国家是阶级的独占物，国家为专政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的国家观，他把国家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一般的解释。共产党就想利用这个镇压的机器——国家，来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过去，我在研究马克思共产党人的思想时，虽也可指出他们的学说所包含的毒素，但总以为他们也许因为环境不好而发为气愤，共产主义也许有些大公无私成分。今日目睹现实，不但发现其学说邪恶，而事实表现更劣于学说百倍。共产党人常夸其党员品质高尚，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从其欺骗、自私自利、伤天害理、毫无人性的表现中，他们真可谓是特种材料制造的；但须附上注解：最恶劣的材料。以恶劣品质的共产党人而援引恶劣的国家学说，明目张胆地声明利用国家这个机器来镇压群众，其残酷情况是可以逆料的了。

　　共产党明言国家就是他们的，即所谓“无产阶级独占”而加以利用。当他们压迫人民时就利用它，不过添枝添叶地把被镇压的人民说成是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结论是应当镇压。但有时他们遇到困难时，又把国家形容成似乎是大家的，似乎不专属于这个无产阶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斯大林求救于国家的幽灵，说是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共在韩战进行“抗美援朝”时，大题标明：“保家卫国”，唤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的爱国心。按他们的说法，国家本是阶级独占的，共产党统治就是占有这个国家。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的独占物。为什么当他们有困难时就请各阶层人民爱国，而且各阶层人民所爱的国，是共产党独占用以镇压人民的国。这真是一个讽刺！一般人民比共产党天真，一提到爱国就联想到他们传统思想上所深印的国家，而忘却了新近共产党所教给的学说：国家就是阶级的独占物。共产党当政时，国家就是共产党。如果人民有共产党那样聪明狡猾，当斯大林高呼俄罗斯国家之魂时，或是毛泽东呼吁大家爱国时，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很有理由“置之不理”，而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保卫你这个阶级的国家！

　　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谈共产党如何利用“阶级国家”这部机器来统治人民和镇压人民。它的政治机构，由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乡政府，一切由党包办；与政府级平行的有各级党委会，指导各级政府，如在省政府之外就是省党委会，指导省政府。虽然也有民选这一名词，但是无民选之实。这些政府都有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参与会议的人，名义为选出，事实是由候选人名单提出到选举完成、都由各级党部指导。被选出的人是先由党部指定的，其中虽也有党外人士被选，那是党为了起影响作用而虚设的牌位。如此各级政府的发号施令就是党的发号施令，而且党除了名义上允许各级政府执行业务，它自己本身又随时发出指示，领导政府。人民就在党领导之下，规规矩矩地工作，生活。

　　共产党透过政府发号施令之外，特别注重宣传教育工具。这套机器是学校按党的要求教育学生，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等都是这个阶级国家的宣传喉舌，透过它们改造人民的思想。思想的中心表面上是为社会主义奋斗，实际就是巩固这个阶级的政权，排斥打击非党的思想，这是想从内心里俘虏广大人民。这些工具日夜为党的统治服务。

　　有了发号施令机关，有了麻醉人民的宣传机器，这还是不够的。单是欺骗说理，共产党虽已得了大利，但还是放心不下的。于是共产党又求最有力的工具作为镇压工具的核心——那是专指军队、警察和法院。而与人民日日接触的，特别是警察。我们先简略地谈军队、法院，以后特别来讲警察。共产党的军队是这个阶级政权唯一的保障。毛泽东于开始活动时就宣明此义，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说：“有枪就可造党……造文化，延安的一切，皆枪杆子造出来的”。军队和党政的关系是如此重要，遇有大事就出动军队镇压，平时军队则是这个阶级的“万里长城”。

　　法院的任务本可以说是保卫国家法令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权益。共产党的国家则偏重于前者而疏忽于后者。因为共产党把法院（监狱）视为保障这个政权的镇压工具之一。自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头四五年法院的积案如山，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反革命案件。我记得1954年在政法委员会上听到董必武的报告。他说：“重大的案件都已处理了，那就是杀的杀了，判刑的判刑了；较次要的案件尚有一百多万，未得清理”。他说有个违警小便的人在监狱里蹲了四年苦牢，无人顾理。据我们所知，这些较轻的积案，法院临时抓工，如大学生，街道代表，分工的代为清理了一批。但是此批清了，新案又来了，共产党的法庭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因为这个政权为求得自己的安全，毫不吝啬地施行逮捕，监禁，监狱满了就送往边疆劳动改造作苦工去。据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主要虽是清洗旧司法人员出去，另一方面暴露了共产党法院的大批错杀、错判、错押的案件。

　　共产党为保障它的阶级特权，是不惜人命和蹂躏个人权利的。对一个人有一点疑惑就囚禁起来，说话不谨慎也囚禁起来，有点历史关系交代不清也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居心打击天主教，1956年夏我在上海视察提篮桥监狱时，就看到囚禁七八个月之久尚未定刑的大批男女老少天主教徒。我在视察上海杭州监狱时，得进监房询问一些犯人，我分别问他们所犯何罪，几乎异口同声回答是“反革命”。我索取他们的判决书一看，一点小事，一点过去历史，或是信疑参半的案子，一判就是十年，十五年，少则五年。等我问监狱的主管人，为何这等一律？他说：“法院的审判员体会国家的政策，是宁重勿轻，宁冤屈百个好人，不能放纵一个坏人。同时，国家也没量刑标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审判员宁顾左倾，而免受右倾“对反革命分子宽大”的责难。

　　共产党就利用法院这个镇压机器把成千万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动以百万计的人丧了生命，大批的人住在监里，为共产党劳动生产。广大的人民在法院的法网笼罩之下，心中长留着阴影。今天是走动自由的平民，明天也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送监狱去尝铁窗风味，而在监里的所受折磨痛苦是超出人的忍耐力之上。共产党就以这样的残酷恫吓中国善良人民，不许乱说乱动。

　　共产党利用镇压机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又深入的为警察机关，毛泽东的打手——特务头子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这个系统的大批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市、各县、各区去领导镇压工作。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一般人民讨厌警察而不怕警察，称他们为“巡警狗”，不过是夹着尾巴求食物的可怜东西。那时的巡警，不过抓抓小偷，维持交通，劝解人民争吵，干一些不关重要的事，而且常常碰钉子招来污辱。警察在文明国家本是负有庄重的任务。这个不必去讲。到了共产党统治的时代，警察机关被视为最重要的镇压工具；警察是经过严格选择和训练的。警察是神气十足，有锐利的目光，锋快的爪和牙，不是夹尾巴的丧家之犬，而是肥壮的警犬，它的鼻子嗅觉力特别强，咬起人来入骨三分。共产党的警犬是具有高度能力的，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围绕着人民，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管制与监视之中。

　　共产党的警察制度，高级的是中央公安部，省的是公安厅，县市的是公安局，区的是公安分局，直到基层的公安派出所——这是一个直接管治百姓，监视人民的有效机构。公安派出所是分布在居民区，每一派出所管辖一定的户数，它管制人民的一切。试例举一下，户口由它管，凡人出门先要到派出所声明去处任务，何时回来，遇有客人来探，三日之内必须报户口，说明来处，身份，来此何事。警察以查户口为名，不管黑夜白日，随时进入民宅，问东问西，目光四射。居民若卖点私人的东西，必须由派出所盖印登记，你如由别处汇点钱来，也得写入户口簿上，以凭察看。据说前者是为防止偷盗，后者是防范反革命分子互相接济作非法活动。如果家人不和争吵，派出所出面干涉，教育一番。你如日常生活吃的好一些，初期有“闻香队”向警察报告，这就引起重视；你的钱哪里来的，你是享受的资产阶级。于是平时注意你的活动，捐献时或派公债时，你就是被勒索的对象。

　　警察工作虽是深入民间，但这还是表面的，警察的后面还有街道委员会，它接受派出所的指示，一切有关动员，捐献，推广运动，了解各家情况，统由街道委员会负责；或用开会的办法，或派代表分家访问；它的任务也是警察任务，它必须按时向派出所报告一切情况。防奸细，防特务……，为其重要的任务。在派出所，街道委员会之外，每个人，每一户都有一种特派的使命，尤其是派出所认为的积极分子更须担当这个特派任务，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监视其家中的其他的成员，每一户有责任监视邻居，凡是认为有可疑之处，随时报告派出所。每人每户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监视之下，都有被检举的可能。在共产党警察统治之下，一家人夫妻不能相信，父子不能相信，兄弟姊妹不能相信，亲友间不能相信，邻居不能相信，每个人每个户都是其他人或其他户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共产党制造了黑云弥天，每个人都疑惑其它人是自己的敌人，是派出所的密探。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作出最大的谨慎，同时又有些人为共产党指使陷害他可能陷害的人。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的政权是警察国家，这并不单指这个警察机关，是应把警察所布置这套警察网统统包括在内。在这个网里，谁人不恐怖，不惊心，不低头了？但于对付一般居民之外，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等范围内，又有一套办法。平时在机关工作的人，一言一行也都被人监视，一句不得体的话也会被人报告，或是在检讨会里被人提出批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许多若隐若现的阴影，每个人都是另外人的监视者。这样就搞得大家精神不安，守口如瓶，说起话来满口马列主义术语，行起事来小心翼翼。在机关里，每个人都是囚徒，机关也如同监狱一样。

　　在人民群中，正如在机关单位中一样，每个人都惊心怯胆，都不知何时何日大祸临身。只有党员、积极分子、警察……是自由自在，统治者的气味十足；因为他们是在自己所属的小天地中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在他们所管治的范围内的人都是他们的子民。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是心怀小鹿，不知上级何时怒气喷到自己的头上。内部宗派斗争不知谁胜谁败，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固然盛气依然，不幸被圈到败者的一方，就有了吃不尽的苦头。更何况，他们之中也是勾心斗角，说不定什么时候，上了别人的阴谋圈套，或是真的犯了错误，被人检举，于是落水狗一样被人喊打。总之，在红色政权之下，一般人民和干部都日夜惶惶，有今天没明天；不知什么时候被装入囚车。党员、积极分子、警察，在为统治者当打手的时候，吐气扬眉，不可一世；但因内部有摩擦和斗争，也是心神不定。这就是红色政权恐怖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一个特权阶级——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六万万人民，绝对地实行独裁专政。它利用国家这个机器透过军队、法院、警察阵雨人民，进行血腥的统治，恐怖的统治；而大书特书是为了人民幸福，自由，快乐，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先肥了的是共产党这个小阶级；先自由，快乐的是这个阶级；愈是实行共产，他们的权利愈大，特权愈高；而一般人则愈是走近奴隶制度的深渊，愈是梦想不到了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和享乐，只有一个阶级有份，这个阶级就是惯于骗人以图自肥自乐自在的至高无上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虽然被学者批评为病态哲学，但共产党所表现的事实又去马列主义十万八千里。他们充分表现自私自利，好大喜功，浪费资财，不惜民命，毫无人性的一个极端残暴野心家的集团。如他们成功，它将把人类文明送回到黑暗时代。而在他们迈向前进之中，这个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将有不断的斗争。人类文明野蛮的界限，就要看谁胜谁败了。

　　真理正义胜利，就是击败这个邪魔共产党。真理正义失败，就是魔高万丈的时候。历史可能走曲路，但是它是正直的向前发展，这样一个集团特权阶级，是难容于二十世纪。但有良知良能的人，如不运用聪明和代价，它也不会轻易退下搅乱世界的政治舞台！

四、党的领导和宗派斗争

　　共产党于长成之后，自然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所谓政府就是它统治人民的执行机关。但是这个特权阶级最高形式的党，如何实行领导呢？文件里他们也讲“民主制度”。在人民选举中，在党的组织中，也都是开口民主，闭口民主。而这个民主确不是通常一般人所了解的民主，它是共产党盗用了这个人民喜欢的名词。在人民选举中，由下级的乡人民大会，到中央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候补人名单到选出的代表，一概由党指示、指派、圈定。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因为党，据他们自称，是大公无私的，聪明睿智的，有这样的领导责任。他们称道这是“民主”。

　　共产党对这样的“民主”怎样来解释呢？它的掩身法是什么呢？请看他们所提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据我了解的真实情况，他们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允许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待代表们发言之后，党再按群众的要求，作出指导，实行集中。这在表演上似乎还可说得过去。实际上，代表们在发言时，已经受了经验的教训，以过去千千万万人因知无不言而吃的苦头后果，谁还敢知无不言。这就说明在会场中绝对不可能“发扬民主”，更何况被选的人全是由党指派圈定，哪里还有民主。事实上只有集中。

　　毛泽东掩护其“假民主制度”，曾不断地说：“我们的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意思是说，接受群众的广泛意见，“民主基础”；经过整理分析作出指导，再送到群众中去，“集中指导”。实际上，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已经是党指定的意见，而党最后指导的原则，早已在独裁者的办公室内作成了成案。揭穿来说，民主是假的，指导确是真的。这才完成了独裁专政的真正理论。“民主集中制”，就是独裁专政的别名。因为二十世纪是民主的时代，愚弄人民不能不盗用“民主”。

　　共产党对人民如此。党内如何呢？在党内也是讲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而共产党常向外界夸口的，就是党内民主。实际说来，这也是一派谎言。在党内各级组织常开会讨论，或是选举各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法在党内也是对付人民一样，一切都是内定的，指派的。发言有范围，选举有腹案，哪里还称得起民主。而且在党内有铁的纪律，有领袖的意旨，谁敢碰这些东西。如果谁敢违反纪律，谁敢向领袖的意旨挑战，那就是准备被清洗出党。如果真有大胆民主的发言，而且人数不少，那就形成了党的领导权的争夺战。在苏联有过这种情况；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在会场上“发扬民主”，在会后动刀动枪，托洛茨基派走上走死逃亡的下场。在中国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都在“发扬民主”的斗争中被斗下台了，最后上来的是抓住时机予敌人以致命打击的胜利者毛泽东。发扬民主就是向领导者挑战，就是争夺领导权，一场嘶杀之后，胜者为王。这是现实的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

　　我在红色中国亲眼看的是这样情形：无论是在什么会上，大家讨论什么问题，绝对多数是按领导意图发言，遇有“落后分子”不明真相地很诚恳地说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于是先有“卫道”的积极分子予以批评打击，最后总是共产党领导人面色严肃，杀气腾腾地给你一个回驳，而作出他的结论。这结论就是党的指导。民主，民主，在红色的中国，真如古诗所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骗人的，绝没有民主味道，但是集中确是事实，因为集中指导才符合于独裁专政之道。可是集中之后，集到最高级，谁来作最后的指导者呢？列宁说过，这个集中指导要透过集体领导。在共产党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或它闭会期间的常委会或政治局来负这个责任。但我们翻开所谓工人祖国的苏联党史，和我们深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共党史，就根本没发现这回事。斯大林以党总书记的身份，在苏共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之后，把大会所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里的98人，即70%，逮捕及枪毙（大部分发生于1937—38年），政治局委员幸存者无几（注一）。中共虽没大杀领导人，但是采用了釜底抽薪办法，就是大杀反对派的党员群众。几次争夺领导权，如清除陈独秀，清算李立三、王明，大批共产党员都死于当权派的手里；反对派有的落荒逃走，如张国焘；有的认罪低头如李立三、王明；有的自杀，如高岗。

注一：《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演说》32页。

　　集体领导，原则上是被承认，事实上是被否决。斯大林一手遮天否决这个集体领导于前，毛泽东否决这个于后。就是以清算斯大林成名的赫鲁晓夫，虽口口称誉集体领导，斥骂个人崇拜，到头来他也必定走上个人的独裁专政之途。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举一个他自己所说的例子就可说明。当他在莫斯科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指责斯大林的罪恶时，座中有人递上一个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说：“你是中央委员，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话纠正斯大林的过错？”赫鲁晓夫接到纸条之后，在台上即刻请送纸条的人站起来，如此三次催问，终看不见座中有人站起。赫鲁晓夫于是当场回答：“我当时不敢站起来，正如送纸条的这位同志”。这在赫鲁晓夫谈笑风声的当时，虽有一些幽默，但说明共产主义制度下一条真理：斯大林在台上时，台下的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不敢站起来质问其过失，如赫鲁晓夫其人；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以开明者自居清算斯大林的时候，在其高唱民主、集体领导的时候，他站在台上，台下送纸条的人不论其身份为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有秘密送纸条的勇气，而无勇气站起来承认这纸条是他送的。这就是共产党民主的气氛，这就是所谓集体领导的写真。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骗人民和党员的，集体领导又是骗党员，尤其是骗高级人物。按之共产党的性质，集体领导没有不走上个人独裁者的道路，因为党内党外全没民主。民主的真意，不是单纯地举手和填写选票，共产党也有这套手续而不能称为民主者，因为举手或填写选票的背后有个力量，不让举手或填选票的人行使自由自主的意志，他的意志是从上面发下来的，他是机器照上级指示行事。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党内党外，谁不听从上级的领导，就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在高级的人物中，如中央委员，谁敢向真正领导者提出相反的意见？任便组织章则规定集体领导，他们有份领导，但是发表与真正领导者相反意见的人，迟早会被诬以反马列主义或反党的罪名，清洗出去。在斯大林时代的集体领导美名之下，把大批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活生生地送进坟墓。赫鲁晓夫上台不久，高唱集体领导而且是以反斯大林作风愿以身作则，大家才把他捧上台来；将及两年，他就把集体领导中要人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比洛夫四人打出领导的圈子，最近又把布尔加宁打下台去，科以反党罪名，送到边远的地方。马林科夫是发电站站长，莫洛托夫是驻外蒙大使……。赫鲁晓夫在举世观瞻之下，暂时还未好动用“杀”字。但从各个角落来看，赫鲁晓夫也势必走上全副武装的独裁者的途径，因为共产党的制度只能产生独裁。何以共产党制度必定产生独裁呢？因为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这就没有从容坐谈国家大事的缓冲机会。谁同意当权者的意见，或者说拥护他的意见，这人就是忠实同志，马列主义的真信徒；谁持与当权者相反的意见，这人就是野心分子，马列主义的叛徒。于是在领导层中所谓集体领导根本不可能，谁若在当权者外另有主张想集体领导，他就得准备掀起党内的斗争。成者为王，败者为囚。赫鲁晓夫就以集体领导者自居，把马林科夫逐渐排斥下去，他居正位，口里还不断说些骗人的集体领导的鬼话。

　　中国共产党是“以俄为师”的党，一切抄袭苏联，苏联的“民主集中”以及独裁专政，正合乎毛泽东由“打天下”到一手统治天下的口味。本来在中共得到政权之后，毛泽东一步一趋学斯大林的独裁专政，把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早已置之不理。（实际上列宁的这个原则，根本也不适合共产党这个组织。）正当毛泽东想冠带表演斯大林式的独裁者角色时，忽然斯大林死了。平常呼“斯大林万岁”乃改成“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联同志万岁”，未几赫鲁晓夫又高唱什么列宁博物馆中的“集体领导”制，毛泽东心中甚感不快，扮演独裁将成，被人浇了冷水。北京的个人崇拜空气，为之减色。游行不高举领袖们相片了，毛泽东进会场不许大家像过去一样肃然起立致敬了。于是“集体领导”的牌子，抬到了怀仁堂。中国共产党俨然尊重赫鲁晓夫的号召了。

　　中国共产党真正实行集体领导了吗？没有的事实，鬼才相信呢！中国还是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大事的决定权握在他一人手里，他虽在集体领导的美名下，但他是高出于其他领导人之上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等等，都是拥护“主席”的忠实战友同志。

　　共产党以枪杆打天下，还是以枪杆治天下，共产党同样的可以枪杆治党。因为在没有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所用的或是所看见的，唯有力量。除了力量之外，则别无选择。斯大林的专政，毛泽东的专政，同是枪杆的产物。当独裁者统治力量压倒一切其它势力时，他是“吾皇圣明”，他的力量压不住时，起而代之者会以叛党之名，马林科夫由上台到下台是最近例子。如此说来，共产党内是充满了权力斗争的故事，所以有不断的清党。毛泽东不断叫党员洗脸，洗去尘垢，干干净净拥护他的领导；洗不干净的人——对他有三心二意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是右派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党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虽然有了马列主义旗帜，有了民主集中制，有了集体领导的诺言，有了沉重的镇压机器，但是党内宗派活动依然存在。所以中共每次党内整风运动，都标明以打倒宗派主义为主。宗派主义在无民主的共产党制度下，必然存在。不过，在党的清洗斗争时，不大敢露头，一露头就被打下去；或是露了头，因为实力充足就上了台。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一露头就上了台，就是例子。但相反的，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的列宁研究小组若在斯大林当政时露了头角，他的脑袋早就搬了家。

　　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充满了宗派，就是他们所说的山头主义，这是有些历史来源的。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是收集天下流亡分子，确是很复杂，在打游击的当时又不能集中训练，于是在陕北有高岗的山头，华东有陈毅的山头，在东北有林彪的山头，华中有刘伯承的山头，山西有彭真的山头，有太行山山头，有吕梁山山头……等等。这些山头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他们虽名义上是在马列主义的领导下，实际上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很少，大家忙着打仗，哪有工夫钻研主义。但这群分在各方的党员，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患难相共，思想意志很为接近，自然就产生一股粘力。在分散的当初，还不以为相亲相助的可贵，等到天下一统，他们就特别感觉到过去一起工作奋斗的人们的可亲可靠。这些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或是作权力斗争时，就容易守望相助。但是这是违反党统一领导的，违反个人独裁专政的，于是中央一整党，就提出消灭宗派主义，意思就是整山头。最近在反右派之外，在共产党党内又出现了“新修正派”。据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就以此罪名被斗争的。又出现了“地方主义派”，“分散主义派”，如浙江省主席沙文汉等人，山东省党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袁子扬等人，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冯白驹等人，都是以此罪名被开除出党籍或是被无情斗争。此外，在行政上，毛泽东怕出现独立王国，乃于政权初定，就取消五个大行政区，其着眼点就是消灭山头主义。

　　共产党党内的宗派斗争由来已久，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关于过去争党的领导权所表现的宗派斗争，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的被整下台，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我们在这里不便多谈，而且是过去很久的事，谈来也只作史料而已。唯自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高岗——饶漱石联盟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林彪打入冷宫，也是一件公开的秘密。其他零零碎碎的派系斗争，不胜枚举，这都是共产党内宗派斗争的显著的表现。

　　高岗以当年在陕北根据地收容逃窜的毛泽东为自己莫大功勋，并且自己在党内在军方都有相当的势力。在党遇为难之时，他是功臣，在党成功之日，虽已封侯拜相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但他在党内，还是受刘少奇的钳制；行政上虽身为副主席，同时还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他又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钳制。他们总以为高岗为眼中刺，而高岗又以自己功高，不肯俯首，于是他就利用东北的“独立王国”和中央对抗。但是衡量起来自己的力量还是孤单，乃又联络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之助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争党的领导权，而斗争之时高唱要“清君侧”，简言之，不反对毛泽东领导，专反对毛之左右手，那就是刘少奇和周恩来。

　　高岗——饶漱石联盟是有一套做法，如果实现，党内可能有流血的斗争。不过谋事不秘，与谋之人当中有毛泽东的特务，未及事发，先被告密。于是于1954年初，中共中央以开会名义召高、饶入京，一入都门便是“牢门深似海”，永无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清洗高、饶是在1954年春天，毛泽东要了一套把戏，借口回湖南家乡过农历春节，闪在一旁看龙虎斗。党这时在北京开高级会，在刘少奇主持下斗争高、饶。在斗争时，刘及其党羽尽数高岗的罪恶，高则分辩颇不服气，然自知既被斗争绝难幸免，乃当场拔枪要行自杀，为卫士夺去，未如所愿。而毛泽东书就的高、饶罪状，由刘少奇在会上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高岗，华东政府主席饶漱石，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党私自囚禁起来。不久高岗还是实行了自杀，饶漱石终身囚禁，爱妻也在党的强迫下，另嫁其他同志。高岗事件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胜利中结束了。

　　林彪这个人对党功劳不可谓不大，他于1948年打下了东北，奠定了共产党胜利的基础，然后又率领百万东北健儿入关，占领华北、攻夺江南，他的势力真是“功高震主”。毛泽东心神不安了。虽对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不给他到任。让他以养病为名，实际等于让他退休。林彪虽不一定有病，但必须休养；于是住在北京，去俄京，都以养病为名。据他的一个部下和我一个朋友讲：“林老总和我们一行人在中南区没有事让我们作，简直没有让我们到机关办公。这回中南军政委员会结束，我们是狼狈不堪的。”

　　林彪是胜利的悲哀者，现在虽在名单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身为元帅，最近党八次代表大会二届会议又被选为副主席，这只是徒居其名，在国务院的会上从未有林彪的足迹。林彪的没落也是宗派斗争的下场。他之所以未如高岗名正典刑，实在他是居于可疑之位，尚无可资责难的活动。

　　共产党是不许党内有宗派的，但事实上宗派不能不存在。大的宗派就是党的正统，小的宗派只若露头就得打击。中国共产党明知党内的宗派不少，山头不少，故必须不断地整党，不断地斗争，不断地清洗。大宗派能镇压住小宗派，那就是党的太平日子；宗派斗争强烈化，那就是党的灾难。

　　共产党内的宗派问题是会与党共生死的，因为宗派问题就是权力争夺问题，是争领导权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什么都是空的，无保障的，只有权力在手，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党正统的内在敌人，就是宗派。至于谁是马列主义，谁是反马列主义，那本无一定标准，它的标准是谁当权，谁的话就是马列主义。而且我们看到共产党统治以来，今天这样作，说是合乎马列主义；明天那样作，也说是合乎马列主义；例子甚多，不胜枚举。举个显明的例子，就可以概括一切。在解放战后，骂国民党蒋介石是“卖国贼”，墙皮上标语是“彻底铲除卖国贼蒋介石”……1954年发表宣言，要武力解放台湾……这似乎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国策了。但到1955-57年，毛泽东一看形势不对，乃又改了腔调，主张和平解放台湾，高呼国共第三次合作，不呼“蒋贼”而呼“蒋先生”了，台湾的“领导人”了；……这又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这个例子是最显明的，其他诸如此类者亦甚多，可见他们是随便解释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是他们骗人的工具，也是在党内吓人的工具。但是党内人士都熟习这一套，马列主义限制不了野心的共产党员，他们眼睛看到的是权力——和权利。

　　据我的了解和体会，在共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宗派主义也永不能消灭。这因为导源于权力和权利的斗争。我在红色中国参与这个政权几年之久，深深体会到讲争权夺利在任何制度下也没有比共产党制度下这样厉害。因为权力是一切权利的来源，故党人拼命争权力，有大批人因争权力，脑袋搬了家，最近的高岗就是很好的例子。有的人争不到权力转而争取权利。这虽是小事，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也来得分为显明。党员在这方面是分毫必争的。争官级是拼命的事，自然不必讲了。其他如争住所，争汽车、争待遇、争吃小灶、争戏票、争坐次、争……共产党人也是红着眼睛去争的。因为住房分大小好坏，汽车分新的旧的，待遇分高的低的，吃食分好的坏的，戏票分前排后排，坐次分高分低……这一切大小、好坏、高低、新旧都是分阶级的，都是地位重要与不重要的分界线，都是革命光荣等次的划分标记。所以党人拼命地争。在旧时代，我们认为这些争是可耻的，是自私自利的，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争这些东西是家常便饭的，是每个人应争的权利。从这里看出，共产党内的阶级性很强，从这里看出党内斗争的无时或止；从这里看出，共产党自私自利的相貌。共产党所高唱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那一套骗人的滥调，完全破产。共产党开始讲斗争、争夺，自己本身又是争夺最厉害的集团——而且是为争夺私利而恬不知耻的集团。

五、特权阶级的生活

　　共产党常自诩说：共产党员品质是高贵的。斯大林且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就我个人讲，在我未看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时，在我脑里，也曾有个时期，以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成员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对他们有几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与他们相处，得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这点敬重心也烟消云散了。

　　一般人都会想到，一个出自草泽民间的党，在未得势之前，过的是穷苦生活，尤其在中国这个落后社会的民间，生活都是很苦的，这个党的成员，一定已养成吃苦耐劳的俭朴作风。共产党曾咒骂当时的统治者，站在人民的痛苦上过着腐化奢侈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般人以为共产党得势之后，一定一反前者，不会重陷覆辙。这个想法可算一般人对共产党的估计和期许。可惜这种想法都落了空。共产党人的享受、排场、奢侈、腐化，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

　　写共产党人的生活花絮，本可成书，但这里的篇幅是不允许这样作的。我只能根据实情，描画一个轮廓。同时，我还要请读者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是处在穷苦不堪的今日中国的社会，它不是物资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也不是号称革命三十年后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中国还是第二次大战和内战后疮痍满目的国家。人民住的是破房子，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平均每人占二公尺房间的地位；吃的是杂粮，在穷苦地区，吃的是糟糠、树叶、野菜；穿的是粗布，在穷苦地区的人民穿的褴褛不成样子，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张棉被，在贵州山区，在西北甘肃，甚至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十七八岁的姑娘出街还裸着下体。中国的经济情况，平时是如此，若遇天灾：如水灾、旱灾、风灾、雹灾，该区人民的生活痛苦情况，更难以想象。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有了这个背景，在我们描述共产党人的生活——一个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号召的革命党人的生活，才能突出的惊人。

　　论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若说可以论断的话，那是以那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论断生活水平的高低，以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论断生活方式的正与不正。同时加上人们的理智，论断是否合理。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奢侈，纽约的百万富翁或以为不如他们的更奢侈；如果我们说共产党荒淫，色情狂分子或者摇头以为不如他的更荒淫；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不惜民命的浪费，罗马皇帝尼罗在坟墓里还会不服，说他的浪费有甚于毛泽东十倍……诸如此类，争辩下去就很难论断。

　　我们叙述共产党人的生活腐化是事实，我们之称其为腐化奢侈，是以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为标准。然后听者才能比于自身，如美国奢侈的百万富翁和千年前的尼罗皇帝；述者才不碍于口，以中国情况为背景，根据实情，作公正的述说。

　　人们生活的大轮廓，在物质方面是衣、食、住、行和声色。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介绍共产党人的生活。在住的方面，1948年前，党的首脑在延安还住窑洞，1949年后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大小干部进占了北京、天津、上海……最好的楼房，他们和资本家换了班。原有的陈设看来已经很好，他们还要修整一新，添设更多的更好的家具。地毯必求特制，沙发必求舒适，浴池面盆必要进口货，花园必求精美，仆役上下奔走如云。如果你访问这个住居，关上大门，放眼一看，这决不是穷苦不堪的中国，而是纽约富豪的别墅。

　　但是原有的楼房究竟有限，共产党人花费人民的血汗积蓄，倒是很有气魄，于是由北京作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大批修建要人的住宅，建筑要新式的，设备要摩登的，这样才合乎新贵族的口味。于是你每到了一个城市，不管城级是大是小，凡是一片新建筑的地方，就是新贵晏居之所。

　　此外，在大小城市，除了原有的一级的旅馆作为招待外宾和干部的招待所，还一律建筑一些新的大楼专为贵宾和要人的来往居住。据我所看到的，只有上海因为过去外国人遗留下的洋楼、旅馆甚多，故未见建造新的，其余地方都是场面一新。这些招待所，人民固不能住，就是摩登式的大旅馆，人民纵然有钱也不许进住，如北京的北京饭店、和平宾馆、六国饭店、前门饭店、西郊宾馆、新侨饭店……上海的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天津原有的利顺德饭店、泰来饭店……这些个新起的和旧有新修的大旅馆，除了被招待的外宾归侨和干部有资格进住外，所有中国人民是只有资格远远站在墙外企足仰望一下而已。

　　从前帝王一得天下，忙着修建宫殿、王府、宫邸、和衙门，今日共产党这群新贵也忙着作这等事。不管老百姓生活如何，任便万万千千的老百姓住草棚子，睡在土地上，新贵们必要住高楼大厦，睡在西梦思式软底床上。共产党动则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他们的高贵生活是建筑在人民的饥寒的痛苦之上。当寒冷的冬天，人民无钱无力买煤取暖冻得手裂足破的时候，北京的各新贵住宅的高大烟囱冒出如风柱的黑烟；里边是如八十度的夏天，穿着衬衫，汗津津下。这真是天堂地狱的分别。新贵“革命”有功，应上天堂；人民革命有罪，应长久蹲伏地狱。所谓改善人民生活，只为改善新贵的中上级干部，人民两字只是被有意错用的幌子。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次我坐三轮车和车夫闲聊，当我们路过新扩建的北京饭店时，我故意说了句：“这楼造的很漂亮。”他顺便回答我一句带有讽刺的话：“好啊！多盖一些大楼等到共产主义时，我们好去住！”这话表面看来是没毛病的，而内里的含义，却是意味深长的。又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看他们修理房顶，休息时间我和工人闲谈，问他们工作情况。一扯到他为某要人修筑楼房的情形，他形容那楼造得如何讲究，内里设备如何周到精致等等，于大夸工程之余，最后他叹一口气：“这得多少钱啊！”他拂拂自己身上的尘垢，有些失望之色。

　　其次，我们再谈谈新贵的“食”。本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吃食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过去在旧时代，只若是小康之家，你若肯出钱就可买到猪牛肉和鸡鱼之类。但在共产党来了之后，食物成了问题。米是在统购统销之下受了管制，农民只能有收获量中的一部，说来都是不够吃的，于是补充的是野菜，杂粮等等。城市的人是被规定数量，配给足者只能果腹，多数人是吃不饱的。食的油，在乡村每人每月配给二三两，在城市每人每月六两到八两不等。猪肉是经常买不到的，有的城市限制每人每次买两角钱的或五角钱的肉，多数人是买不到的。谈新贵食的问题，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外边人只知道中共的上中下三级干部是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列。小灶为高级首长专享，中灶为中级干部的伙食，大灶是为一般干部用的。这已粗略说出上中下的区别。但是等你进到幕后一看，上中级“首长”不但有富丽辉煌的“公馆”，还享受着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至少我看见过的部长级的人们，全系如此。每家都有很有名的厨师，过去侍候王公和军政大员的厨师都侍奉这个新主人。在要人公馆，我吃过溥仪“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此外，各大饭馆的名厨师，也都调来各“公馆”侍奉。我每在各“首长”家食饭，他们必津津地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哪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饭馆调来。从这大批厨师的征调到“公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吃的不是白米咸菜，而是鸡鸭鹅鱼，山珍海味了。那么在中国不是限制买肉和食油吗？这对权贵是例外，他们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券，市场开市，先有卡车或吉普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轮到人民头上的些残皮碎骨。“首长”们在家中吃喝还不算，最热闹的几乎成年大摆宴席，一摆就是百桌以上。北京饭店、和平宾馆、新侨饭店、怀仁堂……是这些宴会的中心点。你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晚饭的时候，北京饭店门前摆上六七百辆汽车。不到过北京的人难以想象，到过北京的人就司空见惯。原因是在北京会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每次千人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人数也在千人以上。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每年开中央委员会一次或大会一次，人数皆在数百人到一千人。中央三十几个部每部每年至少有一次专业会议。此外就是大批招待各国的访问团、观光团、文艺工作团、贸易代表团等等。所以北京不只共党的首都，还是大吃大喝享乐的所在地。我们不少朋友——红色政权的新贵——为了吃宴席，闹了胃病。过去民间有个传说：“李闯王到北京，正赶过新年，大摆宴席，他看见热闹很开心，于是下令天天过年，一连过了十八天的年。本来命中注定他的命运有十八年的天下，因为连着过了十八个年折损了他的福运，所以过了十八天被吴三桂引进清兵把他赶出北京，失掉了天下。”这故事未必属实，但这是民间对权贵享乐的一种反抗表现。共产党在北京，天天大摆宴席，天天过年，在老百姓眼里，这就是“折福”，这就是以人民的财富铺张浪费，也就是人民无声的抗议。

　　其次，再说到“行”，这是交通工具问题。中国人民在乡间多是步行或骑驴马，乘自行车……，在城市乘三轮车，骑自行车，在大城市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新贵才许乘汽车，而且高级首长特乘专车。共产党在分配车辆时特别着眼阶级，官大的，地位重要的坐头等好车，次要者次之。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部长级的坐苏联的吉摩，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产品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旧车。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新贵们除了争夺好楼房外，就是争夺汽车，国民党时代留下的汽车都被分光了，但是新贵太多，汽车日感不足，于是从苏联、波兰、捷克，订购大批的新车，北京已成了汽车的都市。不过汽车聚集的地方是党的机关，要人公馆和招待所。人民是无份乘坐汽车的；纵然近二三年来北京有公营出租的旧破汽车，多是为了补救机关的车辆不足，人民是不易租到的；而且人民已成习惯，谁敢凭空乘坐汽车增加自己的困难和被监视。所以在各大城市有个显明标记，坐汽车的必是要人或中上级干部。你若想分别阶级，汽车是最好的标准。党政机关的门岗是很严的，假如你是平常人，甚至干部，如没坐汽车而到这机关办事，必致被盘问个底朝上，方才允你进去。假如你是坐汽车的，门岗不加盘问一挥手便放你进去。但这也有例外，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地方，府右街的国务院周恩来所住的地方，虽有汽车还要看入门证的。

　　新贵们的汽车本来说是为“首长”代步办公而用，但是太太看戏坐汽车，少爷小姐上学坐汽车，每天晚上戏院影院门前是摆了汽车的长蛇阵。在炎热的夏天，人民在街道上步行，权贵的汽车飞过，尘土蔽天。在寒冷的冬天，汽车飞过，留给人民面上的，是冷风夹着灰尘。真是使人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生兄当为共产党”之感。

　　现在用几行字谈谈共产党的“衣”的问题。当共产党穿着褴褛的衣服进了城时，城市的人都钦佩说：“看人家共产党人多俭朴！”于是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学共产党的朴素。不到一年满街都制服化了，不问男女都穿着大同小异黑蓝色的制服。而且当党进占北京之初，积极分子在街上看见有个女人穿着毛想外的狐皮外套，他就向前干涉，故意污蔑说：“站住！真奇怪，狐狸才穿毛向外的皮袄；你是人，怎么变成狐狸？如果你是狐狸，就用四蹄走罢！”共产党人当时看到城市资产阶级这种打扮，真是有点生气。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由乡下来的仇恨资产阶级那种吃穿的共产党。

　　在全国人民热烈学共产党的朴素时，共产党首脑人物，一进城就换了新装，西洋毛料的制服，冬天是狐皮，貂皮外套，海龙皮领，水獭皮帽。于是共产党由上级到中级实行这样的打扮，如果你未到过北京，你总可在画报上看过这群相貌。（但狡猾的共产党人有时也扮俭朴相，登在报上，给人民看，表示自己俭朴，毛、刘、朱、周四人最近一张合像，穿着布制服，登在报上就是这个用意。）老爷如此打扮，太太也不能落后，于是也照样地穿呢料、穿皮袄，小姐、少爷也都摩登式地打扮起来。于是在旧货拍卖行里，左翻右看的主顾，多是共产党人；在百货公司买穿买戴的多是共产党首长，出入大饭馆衣帽整齐的多是共产党人。

　　在共产党人穿戴上中国最好的东西时，他们发出号召“要美化中国”，不反对人民穿好衣裳。尤其是在五一节，和十月一日国庆节大游行，事先动员人民，尤其是学生，要穿过新年的衣裳。中国人民在七八年的无情压榨下，已经是穷到入骨，谁还有钱制作新装，学生们回家向父亲索制装费，多数的父母是报之以泪眼。于是大家翻箱倒柜，把十年前的旧东西翻出一些，互相借用，扮演天安门前服装表演游行大会。在观礼台上一看，据我目光所及，五一节因天气已暖，女学生花洋布的服装较多，看来还好，市民的褴褛行列，就很难入眼。到十月一日游行，天气已凉，除了学生于过天安门十分钟时脱去披盖的东西，露出五一时的花色服装外，大队人海是一个蓝黑的队伍，类似向穷困进军。而在天安门上的首长，和在观礼台上的高级干部，和东西洋外宾，倒是衣香鬓影，有一种富贵气象。

　　最后，我们谈谈共产党人的“声色”。本来“食色性也”，娱乐是生活趣味的一种，绝不可少。不过这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过分就是为社会不许，召来物议。对于女色，共产党人在革命期中是很随便的，有一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搞了一气就算了，事之轻易有如喝一杯白开水。当初在地下工作，男女一起，为了掩护安全，本是同志就装成夫妇，“喝一杯水”也就算了。同时红区女性不多，尤其是出色的女性更少，她们若不为首长独占，同志们就大家喝一杯水。这也是难怪的事。但到共产党取得政权，表面上摆出严肃的面孔，大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空气，面骨子里花样翻新。可惜红色中国的官报不许报道桃色新闻，假若允许的话，恐怕连党的宣言指示，都会被挤得找不到空地刊登报端的机会。

　　共产党的中上级干部革命多年，从前是青年后生，“革命”成功时，多数已是年近半百，有的到了花甲之年，但是不论是独身汉或是有妇之夫，一朝有权有势富贵荣华，春心就动荡生波，想要饱尝春色，常住温柔乡里。古代王侯将相都是如此的，中国共产党以“打天下”为己任，打下天下不能不享这份艳福。

　　毛泽东作了四次新郎，最后的新娘蓝苹，在“革命”成功后已是徐娘半老，她常以憔悴的面貌出现于众人面前。最近三四年我们已经看不见她这副忧愁的面貌。据暗地传说这位在延安时期“主席”的爱宠已经放进冷宫以泪水洗面了。当她在延安被“主席”看上时，“主席”曾深夜提着灯笼遍访党内各要人说：“不娶蓝苹就不能革命。”而今也许不冷落蓝苹另求新欢，就不能实行专政了。二号头子进北京前，就看上一位助产学校的学生王光美，王光美作了刘少奇入幕之宾，刘少奇的前妻埋头于共产主义革命。朱德司令在军阀时代，本前后有七个姨太太，到了北京，普遍传说他娶了梅花大鼓名演员花筱宝。自从这个传说一出，在过去她献技的西单商场再也看不见她的芳踪。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恋上了电影明星张瑞芳，若不是他老婆张小梅有力量，以及三反运动的帮助，徐冰和这位电影明显一定是双飞双宿的鸳鸯了……

　　本来共产党作事什么都是秘密的，男女关系更是秘中之秘，但是高岗死后，党中央指责他，在东北一时期中，曾奸污过一百五十名以上的妇女，而且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王部长，是他这行把戏的引线人，为此王部长在高岗死后，还作了检讨。有这一个例子，使我们想到住温柔乡里的党政要人生活是够腐化的了。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说说中下级情况。

　　北京有个文工团，党的领导人奸污了二十九个女演员。某地一个监狱长奸污了六十九个女犯。广西省一个高级首长雇佣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女秘书，硬要和她恋爱。她有次躲避回家，这位首长派遣警卫员拿着手枪逼着这位女秘书回机关同首长睡觉。乡下的领导干部专门玩弄霸占地主的妻子女儿。共产党在玩弄女人时，则不划分“敌我界线”了。

　　在红色中国年青的女人进机关当干部，有一个严重的顾虑，尤其是大学校女学生，此种顾虑更多。那就是青年女人一进机关当干部，假如被机关首长看上了，如果你想爱他或嫁他，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不爱他或不想嫁他，那就发生不少的麻烦。结果是你必须满足首长的欲望，由他包占。如果你反抗不从，打击你的不必求法院，共产党的机关有很多于你不利的大帽子给你戴，直至你屈服。如果你想辞职或转机关工作，首长一批“不准”，你就插翅难飞。我听到过很多干部谈论这些事，我也听见过年青女人尤其是女学生谈论这种顾虑。所以在大学读书的女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找到对象，因为如没对象，毕业后一经分派工作，就会碰到这种困难。这样一种霸占的情况，大家一谈就有点变色的。就是女学生在校读书，共产党的色狼也常追到学校里。天津前任市长黄敬每到周末晚间派市长专车到津沽大学去接女学生，名义为伴舞。北京大学的女宿舍门前也常有首长的专车来接舞伴。而这些学生都是有点修养的资产阶级女儿。我在当时目睹这种情况，曾藉题吟歌古代，实际是讽刺今朝，写了一首四句诗：题目为《嘲王孙》；其词为：“龙子龙孙贵且尊，自诩高贵超凡群；为何欲饱色情狂，便向民间索钗裙。”

　　中国历代皇帝一登宝座，便要选天下美女充斥后宫，明朝还要豹房专为此事而设。皇帝都自谓为真龙天子，其子其孙就是龙子龙孙与凡人不同。共产党也常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高贵品质，有类于古时的龙子龙孙，与资产阶级不同，且与资产阶级为敌，势必划成界线。惟独在追求女人时，共产党人不分阶级了，而且愿意拥抱妩媚多娇的资产阶级的女儿。

　　共产党人选择女人的方法，不采取古帝王选美的彰明较著的办法，而是透过娱乐晚会、跳舞会，这是人才聚集之所，可以随便的挑，随便的选。这种跳舞会不似西洋作风，每一群人自己成一帮，一小群熟人在自己圈子内玩。共产党的跳舞会是群众大会，大家混在一起，不分帮，不分群，熟人伴舞，生人也伴舞，女人就是大家的舞伴。自然在这种场合，首长又占了光。有的女人以与首长跳舞为荣，首长接近女人的机会就多；有的女人稍有自尊，但首长移樽就教，也不能拒绝，这样首长又占了光。一切机会都留给首长。我亲眼看见高岗在每次舞会，都是最后走的人，他污辱了一百五十个女人不是无因的。

　　在红色的中国最近几年来，民间的娱乐只有看电影、听戏、听大鼓，没有了舞场，没有了跳舞之所。可是各机关无论大小，每星期六或节日都有晚会，有时是演剧，多数是跳舞。中南海的怀仁堂和赵登禹路的政协礼堂，除了白天开正式会，晚间似专为晚会而设的。一有晚会，要人的汽车如流水一般蜂拥而至，动以千辆计。而晚会节目是首长指点的。值得一提的，在1956年春政协开会期间，会后不知为什么毛泽东顺口提到了周信芳（麒麟童）的名字。陈毅副总理当时在场，他猜测一定是“主席”想看周信芳的戏，当时打电话到上海把周信芳的全班人马用专车急速送到北京。结果第三天我们在怀仁堂看到了不远千里而来的周信芳剧团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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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机关活跃的是周末晚会，当人民无处寻求快乐的场所时，共产党各机关晚会却热火朝天。而各机关最精彩的晚会，不是一般的各机关，甚至不是北京饭店、政协礼堂、国际俱乐部等地的晚会，而是中央党首长要人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晚会。这里的音乐是一级的，设备是华丽的，服侍是周到的，女人是特邀漂亮的，饮食是丰富的，气氛是温柔醉人的，参与的人是中央高级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各高级党政军首长，这一群统治中国的人物。我为描述这群人的欢乐图，也藉讽刺古代而于1954年2月13日写了一首诗，题曰：汉宫行乐歌，今抄在这里作为本章的尾声：

汉宫行乐歌

昭阳宫里暖香熏，

娇滴妩媚多丽人；

王侯步步踏春色，

将军殷殷拜榴裙。

娇莺歌啼羽衣舞，

粉蝶翩翩动芳尘；

乐声震天天欲坠，

春情撩人人愈频。

艳舞春风花红日，

万里江山困饥民。（注二）

注二：当时水灾区灾民甚多。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共政权的本质”——我看“社会主义就是特权主义”。因为从语言和逻辑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对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个人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对应该是“特权主义”。所以说，社会主义就是特权主义，它的特征是压制个人主义、限制自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