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尼采是个拜火教疯子

《琐罗斯德教与基督教》（基督教文化学刊 2003-8-12）报道： 

关于基督教起源问题，西方世界一般公认两个重要来源：犹太教和希腊哲学。但是除此之外，西方学术界还有一种非常微弱的声音，主张基督教另有一个重要的异教来源，即古代波斯的琐罗斯德教（Zoroastrianism），俗称拜火教。然而，这一主张并非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取向，并且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甚至被否认。国内学术界对琐罗斯德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比较陌生，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本文试图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并通过相关资料证明，琐罗斯德教是基督教思想的第三个来源。

一、琐罗斯德教的历史

一些古波斯研究专家认为，琐罗斯德教的兴起大约在公元前7－6世纪，极盛期持续将近200多年，也就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s）王朝统治时期。古代波斯的碑文清楚地证明，阿契美尼德王朝几个最伟大的皇帝――居鲁士二世、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阿塔薛西斯二世等，都把琐罗斯德教崇尚的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奉为他们的神。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琐罗斯德教是古代波斯的国教。尼格林（Nigosian）指出，大流士国王曾经公开宣布，“我崇尚阿胡拉·马兹达……伟大的神是马兹达，他创造了这个地球，他创造了辽远的苍穹，他创造了人，他为人类创造了幸福，他造就了大流士国王。” 薛西斯国王也宣称，他信奉阿胡拉·马兹达。阿塔薛西斯国王不仅有同样声明，而且认为马兹达是“诸神中最伟大的神”。波斯帝国强盛时期，琐罗斯德教的影响波及整个地中海沿岸，甚至远至印度。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期间，即从公元前334年开始，琐罗斯德教受到沉重打击。亚历山大本人十分憎恶琐罗斯德教，认为琐罗斯德教的信仰是Ahriman，即撒旦，应该诅咒。亚历山大为什么如此憎恶琐罗斯德教？据历史记载，亚历山大被称作“战争的艺术大师”，然而，征服波斯期间，亚历山大受到重创。尽管他在12年内扫平了从印度河到尼罗河的古代文明地区，但是，在与波斯人作战时，这位不败帝王吃了不少苦头。这是因为波斯士兵都是琐罗斯德教信徒，他们认为自己是为神圣信仰而战，因而特别顽强。这恐怕正是波斯帝国难以征服的重要原因，也是亚历山大憎恶琐罗斯德教的主要原因。亚历山大打入波斯后，下令烧毁琐罗斯德教的寺院和经典，杀戮他们的僧侣。对琐罗斯德教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他们的神职人员先知被害。因为这些人是他们的“活书本”。琐罗斯德教的经典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保存下来，该教的信仰，也是通过他们的布道得以传播。这种信仰能够代代相传，同样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尽管亚历山大时期，琐罗斯德教受到重创，但是，帕提亚（安息）时代，大约公元前247－公元226年，琐罗斯德教再度复兴。西方学者今天能够看到的琐罗斯德教经典，有相当一部分是复兴时期的残篇组成。

波斯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折衷文化。波斯这块土地，历来是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战场，也是小亚细亚地区战火最为频繁的地区。每次战争之后，都会出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琐罗斯德教的出现本身也是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结果。它的屡次变形，同样是冲突的后果。继亚历山大之后崛起的安息人，虽然促成了琐罗斯德教的再次复兴，但是，他们的文化同时也改造了琐罗斯德教。在琐罗斯德教极盛时期倍受推崇的阿胡拉·马兹达，在帕提亚帝国时代似乎让位于太阳神密特拉（Mithra）。密特拉是琐罗斯德教所描述的马兹达大战群魔时的副将。他只是琐罗斯德教的一个小神，后来渐渐地赢得波斯人的心。在琐罗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Avesta）中，常常有用密特拉替代阿胡拉·马兹达的说法。不过那时，密特拉并没有取代阿胡拉·马兹达。后来，对密特拉的信奉逐渐演变成琐罗斯德教的一个派别，该派别通常被称作密特拉教。《世界文明史》里说：“我们不知道对密特拉的信奉成为一种确定的教派的确切时间，但肯定不会晚于公元前4世纪。它的特点在亚历山大的帝国崩溃之后的社会骚动时期已经完全形成，当时它的传播极其迅速。公元前1世纪它传入罗马。” 尼格森先生则认为，密特拉派的出现是在帕提亚帝国统治时期。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密特拉派出现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世纪。到了公元3－7世纪，密特拉教成为萨珊王国的国教。据说密特拉曾经住在凡间，当神震怒，用洪水淹没世界时，他做了面包美酒消除灾害，拯救了人类。琐罗斯德教的许多仪式据说都是他创造的。密特拉教宣布，星期日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时间，这是主日。12月25日是一年最神圣的日子，因为这天是太阳经过赤道以南的长时间旅行后，再度返回这里的时间。因此，这一天是太阳的生日。我们应该注意，对基督教来说，这一天同样重要，因为它是圣诞节。

公元250年后，密特拉教派再度分裂，分离出摩尼教派。7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密特拉教在波斯本土日渐衰落，其中一部分教徒因不愿意改信其它宗教而向东亚地区迁移。公元6－7世纪，这个教派进入我国新疆。武则天时代，长安曾经为摩尼教建大云光明寺。北宋时期，摩尼教曾经参加方腊起义，宋王朝将其称作魔教。五代之后，摩尼教历经宋、元、明，都被称作明教。

琐罗斯德教以其创始人琐罗斯德（Zoroaster）命名。根据波斯民间传说，琐罗斯德降生前，他的守护神先进入一株哈沫树中，这种树的汁可以酿酒。一位祭司喝了这种酒，于是守护神与酒进入了祭司的身体。就在同一时间，天空忽然出现一丝亮光，进入一个贵族少女腹中，祭司与这位少女恰在此日结为夫妻。于是，守护神与天光混合，琐罗斯德由此诞生。琐罗斯德出生后远离人世，独自居住仙山。魔鬼屡屡试探他，但他坚信光明之主阿胡拉·马兹达。后来阿胡拉·马兹达向他显现，授予他一部经典《阿维斯塔》。他受命持经典下山，开启人类智慧，历经磨难，终于创造了琐罗斯德教。最后在一阵雷电声中，琐罗斯德升天。

历史上的琐罗斯德与神话故事有所不同。西方学者通过研究《阿维斯塔》，推测琐罗斯德出生于公元前650－600年。因为该文献最古老的部分出现于公元前7－5世纪。琐罗斯德的父亲名叫Pourusaspa，其中的aspa是“马”的意思，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拥有灰色的马”。他母亲的名字是“已经哺乳的人”。关于琐罗斯德的出生地，有人说在波斯东部，也有人说他出生于阿塞拜疆。根据这些不同说法，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不管琐罗斯德是否生于波斯，他最初的主要活动地应该在波斯。

二、琐罗斯德教的教义

琐罗斯德教的教义主要通过他们的经典文献《阿维斯塔》表现出来。《阿维斯塔》现存经文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Yasna，含祷告词45章，是琐罗斯德教的礼拜仪式，它的文字意义是献祭。Yasna由6个Gathas和祈祷仪式和礼拜仪式集合而成。Gathas是赞美诗和颂歌，包含琐罗斯德的生平和教诲。对于琐罗斯德生平的描述有一部分是出自这一经典。第二部分Vispered，是祷告词的补充部分。第三部分Vendidad，即琐罗斯德教教义和道德条款。印度拜火教最崇尚这一部分。第四部分Yashts，赞美诗，共计21首，主要内容是歌颂天使和守护神，诗中含有古史传说和世界末日的预言。第五部分Khordah Avesta，也被称作小经，涉及生活细节的一些祈祷。

二元神

至高无上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

阿胡拉·马兹达是琐罗斯德教至高无上的善神。按照琐罗斯德教教义，阿胡拉·马兹达是自我创造的神，无所不知、全知全能、神圣而不可见、超越人类的构思能力。他不会被产生，也没有任何人与他平等。他是创造世界的光明之神。Yasna 借琐罗斯德之口称赞阿胡拉·马兹达：“噢，阿胡拉·马兹达，最仁慈的精神（Spirit），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圣洁的太一。……阿胡拉·马兹达的名字最伟大、最好、最公平、最有效、最严厉、最有治愈率、最有效地消灭恶魔和恶人。” 他可以挫败世间一切邪恶，却不会被邪恶所挫败。他是无往而不胜的。

Yasna指出，阿胡拉·马兹达说，他自己有20个名字：

1． Amesha-Spentas，“最强有力的圣言”。

2． 牧羊人－给予者（Herd-giver）。

3． 强有力者，即“我有执法的力量”，商羯罗把它译作“有创造的力量”。 

4． 完美圣洁。

5． 好东西的创造者。

6． 理智（Understanding）。

7． 具有理智的太一（One with understanding）。

8． 知识。

9． 有知识的太一（One with Knowledg）。

10．福祉（Weal）。

11．产生一切福祉之人。

12．阿胡拉（主 Lord）。

13．仁慈。

14．无任何伤害或者可以说使人不受伤害。

15．不可战胜的太一。

16．每言不虚者。

17．明察秋毫的太一（All-seeing One）。

18．治疗的太一（healing One）。

19．造物主。

20．马兹达（全知的太一，All-knowing One）。 

在Yasna中，马兹达对自己这些名字做如下诠释。“我是保持者；我是造物主和维护者；我是明察秋毫者；我是最仁慈的精神。” 据巴列维经典的解释， 所谓保持者就是保护创造物。阿胡拉·马兹达并非一个不负责任的创造者，万物一经创造，便进入自生自灭。他创造万物后，还要继续保护它们。造物主和维护者意指他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世界的维护者。明察秋毫是指，他能知道什么对于世界有益，什么有害。最仁慈的精神似乎意指阿胡拉·马兹达是精神实体。“我的名字是健康赋予者，并且是最好的健康赋予者。”阿胡拉·马兹达不仅创造、保护、维持世界和万物，而且让它们高质量地存在。“我的名字是祭司（Athravan），我的名字是祭司之最。”繁忙的阿胡拉·马兹达，在做完了一切创造之事，赋予人们健全的体魄以后，还要管理人的灵魂和心灵之事，作为祭司，主要负责人的精神世界。“我是祭司之最”意指“我”创造了人类健全的灵魂和心灵。“我”是塑心者。“我的名字是阿胡拉（Ahura）”，阿胡拉的意思是Lord，即主。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阿胡拉创造了一切，如果没有他，便没有宇宙和万物，亦没有健全的生物和人的心灵及灵魂，那么，他当然是万物之主。“ 我的名字是马兹达（Mazdau）”。马兹达的意思是“全知全能”。如果不是全知全能，他何以有上述能力？“我的名字是圣洁者，我的名字是最圣洁者，我的名字是荣耀，我的名字是最荣耀。我的名字是明察秋毫，我的名字是最明察秋毫。我的名字是远见卓识，我的名字是最远见卓识。”这些能力都是常人不具备的。“我的名字是王，用意志进行统治，我的名字是王，最擅长用意志进行统治。”他有超凡的智慧和眼界，所以他擅长用意志，并且最擅长用意志进行统治。他创造了人类的心灵和灵魂，所以他的统治应该而且必然是意志的统治。统治人主要是统治心嘛。“我的名字是无欺。”“我的名字是善的保持者，我的名字是恶的摧毁者。”这意味着阿胡拉·马兹达具有世间的一切美德，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德行。“我的名字是一切福祉，我的名字是完全的福祉，我的名字是福祉的主人。”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赐予，即赐福。总而言之，“我的名字是伟大的太一；我的名字是善的君主；我的名字是君主之最善者。我的名字是智慧的太一；我的名字是智慧之最；我的名字是永恒的善。” 阿胡拉·马兹达宣称，“这些都是我的名字”。一个信徒在物质世界所行的一切善，他的一切生活，都是在“当众歌颂我的这些名字”。

阿胡拉·马兹达这个名字本身是世间一切美德的集大成者。据Yasna记载，阿胡拉．马兹达有7种特性：光、理性、正义、统治、虔诚、幸福、不朽。这些特性体现在他的名字中。其中，阿胡拉·马兹达名字最重要的内涵是绝对智慧、至善至美、绝对权力。绝对智慧表明，马兹达知道世上所发生的一切，所存在的一切，即将发生的一切。他是无处不在的，你不能想象什么地方没有马兹达。他是最智慧的存在，永恒不变的存在，最完美的存在，最伟大、最强大的存在。他能够创造一切，不仅塑造形体，而且塑造灵魂。不仅创造万物，而且保护万物。从阿胡拉·马兹达自述的名字和形象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耶和华与耶稣的影子。

应该指出，阿胡拉·马兹达的创造活动是在光明界进行的。正是在光明世界，他创造了河流、树木、森林、太阳、月亮、星辰和四季，使天体和地球永不坠落。他是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宇宙万物，无一不遵循他在创造伊始为其规定的秩序，“他能让极乐世界充满光明”，“他确定了太阳和星辰的轨道”，“他使地球矗立空中又不至于坠落”，“他把风与云接合”，“他创造了光明与黑暗……通过创造黎明、正午和夜晚，造成睡与醒”。 他是“生命的创造者（dataraηhаus）”，创造了人类的肉体，赋予人以生命、心灵和良心。他的本质是慈悲和善良，因而，他赋予人类物质利益和精神财富。他是一切存在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他是自己的原因，也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原因。他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世界。对人类来说，阿胡拉·马兹达是一位朋友和帮助者，深切地关心人的福利。人类称赞阿胡拉·马兹达是他们的父亲和主人，是正义的化身，万物都将高歌他的恩惠。即使是卑劣的人，最终也会被他所折服，寻求他的恩遇和仁慈。

阿胡拉·马兹达是理想的化身，琐罗斯德信徒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赞美他们的主。说他是“光辉灿烂的”、“荣耀的”、“最伟大的”、“最美的”、“最坚定的”、“最完善的”、“最高的正义”、“拥有最大的快乐”、“创造者”、“保护者”、“最圣洁的精神”等等。阿胡拉·马兹达与世界万物的关系类似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按照琐罗斯德教教义，阿胡拉·马兹达是一位值得信仰的神，他是智慧、正义和善的化身。他是一切智慧、正义和善的第一因。人们赞美他，信仰他，对他虔敬，希望通过信仰，使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得到升华。这一切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爱。阿胡拉·马兹达具有任何人都无法具有的绝对本质。他是永恒的、不朽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他的绝对本质，特别是他的智慧和善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阿胡拉·马兹达是一个精神实体，还是一位人格化的神？《阿维斯塔》描述说，阿胡拉·马兹达是生命的存在，居住在通往正义的通途上，用天空作长袍。阿胡拉·马兹达用眼睛观看一切秘密的和公开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手赋予人类正义，他通过先知之口直接向人类昭示真理。这个形象似乎是一种隐喻。“正义的通途”和“天空作长袍”似乎是一种想象，正如犹太教每逢描述耶和华出现，从不说他长什么样，而是用“雷霆”、“烈火”等词作比喻。不过，与犹太教的耶和华相比，他似乎更具有精神实体的意味。至少，他只有那些伟大的特点。虽然他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并非那种满腔怒火，动辄毁灭世界的“雷霆”。而且就阿胡拉·马兹达的那些称呼看，他应该是绝对智慧、绝对至善、绝对圣洁、绝对力量的存在、永恒存在、不朽的存在和太一，这样的存在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绝对精神。阿胡拉·马兹达自己就宣称：“我是最仁慈的精神。”多尔森（Dawson）先生指出：“对于琐罗斯德和他的追随者、古代波斯人、所谓的拜火教徒和稍后时代以及我们时代的波斯人来说，神（阿胡拉·马兹达）是一种精神。因此，没有任何形象可以描述他；永远禁止偶像崇拜。” 他认为，琐罗斯德教徒始终坚信，阿胡拉·马兹达是Amesha Spentas，即圣灵（Holy Spirits），具有7个内涵：永恒的光、善的心灵、正义、统治、虔诚、福祉、不朽。这与前面所说的阿胡拉·马兹达的7个特性完全一致。这7个特性均表明，阿胡拉·马兹达本质上是精神的，或者是绝对精神。

恶神阿里曼

琐罗斯德教所以被称作二元论，是因为他主张，主宰万物的神有两个，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他是一切善事之父。与善神相对立的是恶神阿里曼（Ahriman）。

恶神阿里曼意指“敌对的灵”（Hostile）、“邪恶的灵”（Evil Spirit）。阿里曼是“最大的魔咒，魔咒之最，最中之最。……一切魔咒中最恐惧者，最最恐惧者，一切魔咒中的顽固者，最顽固者”。 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的对手，阿里曼也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他的创造与阿胡拉·马兹达正好相反。宇宙间一切不完善的东西，诸如疾病、恶行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他被视作恶魔之最，邪恶的暴君，作恶者，造成了不和谐与死亡。他为凡人的肉体带来残疾、疾病和死亡。他用恶毒的思想和说教腐蚀人类的道德品质，诱使他们反叛善神阿胡拉·马兹达，致使人类背离善的宗教之路，造成世间的种种罪恶。他出没于夜晚和黑暗之处，恰好与马兹达处于对立状态。这两个灵是孪生的，最初是一道显现的。他们分别代表两种思想、两种言语、两种行为方式，这就是好与坏。在这两种方式中，聪明人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愚蠢的人则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两个灵初遇伊始，便创造了生命与非生命，最后，恶魔的追随者应该有最糟糕的存在，而善神的追随者将有最好的生存。

从创世伊始，阿胡拉·马兹达就与阿里曼进行激烈的战斗，最后，正义之神、善神必然战胜恶神。琐罗斯德教的世界受两个人格化的神控制，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遍布整个宇宙。无论是在可见的物质世界，还是在不可见的精神世界，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尽管二神被认为是双胞胎，始终激烈争斗，而阿里曼总给世界带来灾难和死亡，但是，对人的命运来说，他不是必然的。一个人要是选择慷慨的灵，那么“他就会在真正的活动中遇到阿胡拉·马兹达”。如果善与恶的斗争一开始就存在，那么，人所面临的世界就有善恶两条路可走，这势必造成琐罗斯德教的另外一个特点，即道德宗教色彩。

道德宗教－－善恶在于选择

道德宗教的特点是说：既然无论宇宙间还是生活上，都是善恶二元的，既然人性本身就有善与恶，而且善与恶并非不可改变、不可选择的，那么究竟选择善还是恶，便成为琐罗斯德教信仰的主要内涵。虽然二元论是必然的，但是，人的善与恶却并非命中注定，不可改变。人不一定必然为善，也不一定必然为恶，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大约是波斯人最早、最古老的自由概念。坚持自由选择的权利，正是琐罗斯德教的特征。

自由选择的权利表明，人类不是善神与恶神的观望者，消极地等待自己的命运，人类可以对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可凭借自己的选择，为击败恶神阿里曼，促使马兹达获得最终的胜利而奋斗。这种奋斗是有意义的，它不仅使整个宇宙获得光明和善，而且为个人赢得良好生活的权利。选择正义与善，不仅会为现世生活带来福报，而且决定了人的永恒命运。这意味着人类生存的目的仅仅被归结为一个要素――选择。

自由选择带来三个相关的结果：即思维（thought）、言语（word）和行为（deed）的纯净。与此相应，马兹达馈赠人类三个相关的道德礼物：肉体（body）、灵魂（soul）、心灵（mind）。其中，最珍贵的当属心灵，因为唯有心灵能够区分善与恶。如果人拥有善的思维、善的言语、善的行为，那么，人就拥有了善的灵魂和善的心灵。只要拥有这三个善的要素，人便可以获得拯救。拯救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信仰阿胡拉·马兹达，严格按照他的教诲生活，那便是选择了善。这一选择不是否定生活，而是使生活更有价值，善的选择的真正价值在于充分实现生命过程中光明的一面。

善的选择不仅对于生活有意义，而且可以远及来世。按照琐罗斯德教的教义，人死以后，人的灵魂要在肉体内逗留三天。到第四天，灵魂来到接受审判的地方，必须穿过Chivat Bridge，即地下河上面的桥。这座桥联结着地狱与天国，由超自然的神狗守卫。灵魂究竟能够到哪一边，取决于一个人生前思想、言语和行为的积累。如果积累是善的，那么他便毫无困难地抵达天国。天国是美丽、光明、愉快的福地。灵魂在那里完成了琐罗斯德教倡导的善的道德生活。如果积累是恶的，灵魂在桥上则是另一番情景：那桥仿佛成为一座刀山，灵魂发现自己的形象如“丑陋的女巫”，并且被投入地狱的深渊之中。地狱是恐怖、阴暗、邪恶的地方，灵魂在那里的遭遇，如琐罗斯德教所告知的一样，倍受煎熬，直到复活和最后审判。

灵魂在天国的极乐和在地狱的折磨，不是灵魂的终极状态。千禧年到来之际，三个救主将宣告弥赛亚的时代到来。他们将再次教化邪恶的人悔改往日的罪过，使全心全意达到完美与至善。他们还使宇宙获得再生。这样的千禧年不是永远周而复始地进行。它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三个千禧年。

四个阶段只是阿胡拉·马兹达从无限时间中划定的善恶界或者光明与黑暗界交锋的时间，不是宇宙时间。琐罗斯德教认为，在阿胡拉·马兹达创世之前，宇宙由三部分组成：上面是光明的世界；中间是广袤的虚空；下面是黑暗世界。虚空世界向四面延伸，把光明与黑暗分开。阿胡拉·马兹达居住在光明世界，恶神阿里曼居住在黑暗世界。他们一度曾相安无事。阿里曼对于黑暗世界似乎十分满足。他不知道，在自己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两重天地。直到有一天，阿里曼偶然进入了虚空国界，由那里窥视到光明界的无限风光。千种嫉妒、万般仇恨涌上心头。他恨恨地回到黑暗界，策划毁灭光明界的阴谋。

阿胡拉·马兹达无所不知，并且可以预知未来。为了对抗阿里曼，他从无限时间中划出12000年，作为光明界与黑暗界对抗的期限。这12000年可以分为4个阶段，每一阶段3000年。在第一个三千年内，阿胡拉·马兹达为了对抗阿里曼，首先创造了诸神。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被创造的6位主神，实际上是阿胡拉·马兹达的不同职能和化身。他们分别代表至善、至真、光明、威力、正义、宽容仁慈、欢乐。除了这6位神，阿胡拉·马兹达还创造了许多神祗、天使和精灵，他们都有各自的职责，与包括阿胡拉·马兹达在内的7位主神同心同德，守卫着光明界。这支队伍是为了对抗黑暗界而创造的。从这支巨大的神祗队伍可以看出，琐罗斯德教确实吸收了人类早期自然神教的一些学说。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诸神以后，在第一个三千年内，首次与阿里曼交锋，结果黑暗界败退。这次交锋只是一次智斗，智慧的光明之神用智慧喝退黑暗之神。

在第一阶段（第一个三千年），阿里曼有可能在黑暗的地方控制整个宇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创造出一批恶势力和魔鬼，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与光明和正义的力量阿胡拉·马兹达对抗。因此，在第一个三千年，善恶双方都有可能支配宇宙。由于阿胡拉·马兹达没有准备便应战，在用智慧喝退阿里曼的同时，也与阿里曼缔结条约。条约规定，第二个三千年由马兹达统治，第三个三千年由阿里曼统治，最后一个三千年双方将决以死战，争夺最后三千年的支配权。为了战胜阿里曼，在第二个三千年中，马兹达创造天地万物与原始公牛和原始人，分别代表动物和人类。

为了保存自己，阿里曼在自己控制的三千年里，将腐蚀所有的创造物，他把烟与火混淆起来（火是琐罗斯德教的圣物，他们用火坛来举行献祭仪式，因此，琐罗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他毁灭一切生物，制造地震、风暴、灾害等。不仅如此，他还制造卑污的思想、言语以及邪恶的渴望来腐蚀人类。

在第三个三千年里，阿里曼进犯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天地万物，世界进入黑暗与光明的混合期。在最后一个三千年开始前30年，（公元前660年），阿胡拉·马兹达将把琐罗斯德送到人间。在最后一个三千年开始时（公元前630年）琐罗斯德30岁，开始成为马兹达信仰的先知。他的使命是教导人们善的宗教，向他们展示最后时期的伟大事件。换句话说，琐罗斯德是马兹达在最后三个千禧年派到人间拯救人类的。

琐罗斯德告诉人类，为了重构善的宗教，在最后的三千年内，每千年将会有一个救星出现。三千年将会有三个救星出现。他们都是琐罗斯德的儿子。这三个救星的母亲是处女，她到湖中洗澡时受孕。从第一个救星出现到最后的救星出现，正义的力量在世界上将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善的宗教将传遍整个世界。阿胡拉·马兹达将打败阿里曼，并把他投入地狱，万劫不复。一切邪恶都将被消灭。由于全人类都信仰善的宗教，因此，世界沐浴在一片光明和正义之中。最后，伟大的末日审判将来临。到那时，所有曾经在世界上生活过的人，将从坟墓中起来接受最后审判。正义的善者将获得福报，邪恶之人则被投入炼狱，被烈火焚烧。不过，根据琐罗斯德教的教义，世界上的人无论做过什么恶，都会被善的宗教所感化。人类最终都将皈依善的宗教，因此，所有的人都会被拯救。 

琐罗斯德的使命

假如信仰阿胡拉·马兹达的宗教被称作琐罗斯德教，那么，琐罗斯德在这个教派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这是伟大的造物主与先知的关系。造物主借先知之口传递他的教诲。根据西方学者的描述，普通信仰者不可能直接得到马兹达的教诲，他们获得马兹达的教诲只有通过琐罗斯德。琐罗斯德处于阿胡拉·马兹达与信徒之间。“琐罗斯德的传统主张，阿胡拉·马兹达向琐罗斯德展示创造的神秘或秘密；来世的生活现实；以及指定善的生活的需要。” 可以说，琐罗斯德的真正使命是作为一个牧羊人，教导琐罗斯德教信徒去信仰阿胡拉·马兹达，从而使人们正确地选择善的生活，以便在末日审判时得救。

琐罗斯德在马兹达最初显现时看见过他，而且，在随之而来的一切启示时刻都能看见他。“先知对伟大的造物主的态度是敬畏、虔诚与信任的混合体。”他用先知的眼睛在黑暗中，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看到了阿胡拉·马兹达。“阿胡拉·马兹达，当我把你看作生命产生的根本时，我认识到你的慷慨；当我用我的眼睛领悟到，你，阿胡拉·马兹达，是秩序的真正创造者，是生命业绩之主时，我在思想上就把你看作是开端与结果。” “伟大的智慧的主，向他显现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主。”这里所说的用先知的眼睛看到阿胡拉·马兹达，并不是说这位太一是有形体的人，而是说他用自己的心与太一神交。所谓先知的眼睛不是指普通人的眼睛，而是指内心的眼睛。

这种直接交流不是毫无限度的，因为琐罗斯德毕竟是人。尽管他是传送马兹达思想的先知，但是，他不是神。《阿维斯塔》的一些段落中曾有这样的描述，琐罗斯德对阿胡拉·马兹达说：“我看得见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头发，你的脸，你的舌头，就象我能看到我自己的一样，你穿着常人的衣服。把你的手伸给我，我就可以握住它。” 阿胡拉·马兹达则对他说：“我是不可触的精神；你不可能握着我的手。” 这里的意思不知是说琐罗斯德与阿胡拉·马兹达的交流仅限于可见，但不可触，还是说阿胡拉·马兹达是精神实体，本无形体，形体只是佛家所说的“着相”。不论是哪种意思，琐罗斯德与阿胡拉·马兹达之间的交往主要是精神的，琐罗斯德能够获得阿胡拉·马兹达的思想和启示，阿胡拉·马兹达通过琐罗斯德向人类昭示真、善、美。

选择的意志

琐罗斯德教强调善恶是12000年内的定数，似乎整个世界生来就分为善恶两部分，每一部分都会统治世界。面对善恶，琐罗斯德教号召人们选择善的生活。选择似乎并不是别无选择，而是可以选择善，当然也可以选择恶。选择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未来的命运和来世的幸福。由于琐罗斯德教坚信阿胡拉·马兹达最终会取胜，因此，他们乐观地认为，当12000年结束时，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善，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因此，选择的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选择善。通常认为，选择似乎是琐罗斯德教信仰的关键。对于12000年后能否得救，选择确实至关重要。这种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一种意志行为。问题在于，选择的意志是个人的，还是神的，即，是信徒的，还是阿胡拉·马兹达的？

笔者以为，自由选择的意志不是个人的，而是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因为人是阿胡拉·马兹达的创造物，他生来属于光明世界。阿胡拉·马兹达在创造人时，赋予人一个最根本的权利，那便是自由选择。他同时赋予人三个相关的道德礼物：肉体（body）、灵魂（soul）、心灵（mind）。其中最珍贵的当属心灵，因为唯有心灵能够区分善与恶。阿胡拉·马兹达赠给人这三个礼物的同时，也就对“自由选择”做出了自己的限定，即尽管你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但是，由于选择善恶的能力是光明的善神赋予的，因此，人真正的选择是唯一的。尽管人可以选择恶，但是，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每个人最终还会选择善。这一切都是光明的善神的意志。

然而，毕竟存在着黑暗界，恶神阿里曼毕竟要统治世界三千年，而且善恶混合的世界也要存在三千年。在黑暗的三千年和混合的三千年，阿里曼将进犯天地万物。人也不可避免地受侵害。因此，尽管人们愿意选择善，但是，善的道路究竟在何方，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要知道，恶神虽然恶，但也是神。琐罗斯德的使命就是让人们相信光明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依据他的教诲行事，这样，便可以澄清人们观念上、行为上的模糊之处，使人根据神的意志，根据神赋予的心灵正确地选择善之路。可以说，意志的选择本质上是以信仰为中心的，因此，人根据意志选择善，只不过是神的意志得到贯彻而已。而神赋予人区分善的心灵，只有在选择了善之时才实现了神赠予人的这份礼物的真正价值。如果自由选择的意志是人自己的意志，那还要琐罗斯德干什么呢？正确的意志选择最终取决于人对阿胡拉·马兹达的信仰，琐罗斯德的使命就是告诉人们，如何遵循光明的教诲去选择善。

琐罗斯德教在人类历史上，率先把他们信奉的神，阿胡拉·马兹达，作为道德至善的化身，并且强调世界虽然从一开始就有善有恶，但是，人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善。对于善的选择只能通过信奉琐罗斯德教。由此开始，宗教肩负起净化人类道德的义务。这应该是一个进步。当人意识到自己不仅要活，而且要活得有道德，不仅要关注肉体的娱乐，而且要关注灵魂的安宁时，人已经大大地进步了。从琐罗斯德教开始，宗教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保护人类的物质生存，而是成为赋予人类道德和信仰，灵魂与精神的力量，成为维系人类特征的重要内容。中世纪把宗教信仰制度化，使人类历史进入最黑暗的时期。但是，制度化并不是宗教信仰所必需的。宗教的基本作用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和道德。宗教一旦摆脱了制度化的桎梏，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发自内心的深信和自觉的道德行为。

三、琐罗斯德教对基督教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最初发现琐罗斯德教经典时，基督教世界为之一振。琐罗斯德教教义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惊人的相似，曾经引起《圣经》学者、犹太文化学者和古波斯研究者的暇想。他们纷纷猜测，基督教不仅与犹太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怕与琐罗斯德教也有某种深刻的渊源。否则，根本无法解释它们之间何以如此相似。1947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再次引发西方世界对犹太教、基督教、琐罗斯德教之间关系的研究。加斯特先生在其《死海古卷》英译者总序中指出：“死海古卷所表达的思想与教义和伊朗民间传说之间相互平行的地方，也很有意义，值得注意。” 所谓“伊朗民间传说”，就是指琐罗斯德教。至少加斯特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平行之处。“平行”是西方研究琐罗斯德教的著作和论文中，常常见到的说法。每逢这种说法出现，大多是研究者认为，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相互影响。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们不用“影响”或者“相互影响”这样的字眼，而用平行这一比较委婉的说法。笔者认为，教义的平行表明存在着这种影响或相互影响。

历史的证据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克巴比伦。随手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公元前493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进行了近20年。公元前479年，战争以波斯战败而告终。虽然波斯征服欧洲的目的没有实现，但是，它依然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它的版图东起印度河；北到咸海、里海和黑海；西经叙利亚到地中海，并经小亚细亚到爱琴海；南下非洲囊括埃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地区都成为波斯的行省。波斯人对行省的统治相对宽容。他们允许这些地区保留自己的习俗、宗教和法律。正是波斯帝国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融合。这种融合有波斯人的文化向相关地区的渗透，也有其他文化对波斯文化的影响。然而，更多的是其他文化受波斯文化的影响。阿弗南指出：“当时的东方，总体上受波斯统治，东方文化以琐罗斯德的教诲为基础。” 他认为，马拉松之役是关键一战，其意义不仅在于使希腊人取得胜利，而且阻止了琐罗斯德教向西方的扩展。在西方人眼中，当时的希腊，特别是雅典，代表了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制，而波斯帝国是一个集神权、王权、军权于一身的统治。因此，希腊人为马拉松战役欢呼，至少这一战役使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世界延迟了近千年。

马拉松战役无疑阻止了琐罗斯德教西扩，但是，能否阻止它进入希腊呢？当然，所谓进入希腊，并不是指它作为统治者的主流文化，堂而皇之地统治希腊。而是说，在双方交战近20年时间，彼此的军队都在对方的领土留下足迹，与之相应，是否有文化方面的相互冲击。西方人大多欢呼希腊的胜利，并且认为，成功地阻止波斯文化西扩，就是使西方不至于过早地遭受专制制度的侵袭。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不过，笔者以为，雅典的胜利虽然阻止了波斯文化西扩，但是，并不能阻止波斯文化影响希腊。事实证明，在希波战争前后，大约几十年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内，波斯文化对于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南意大利学派创始人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就深受波斯影响。毕达哥拉斯在埃及期间，正好赶上埃及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525B.C.）的军队击败，毕达哥拉斯作为战俘，被带到波斯，他在那里接受了希伯莱文明和波斯文明。不过，据笔者所知，当时的希伯莱文明，还没有灵魂不灭的思想。如果他是在巴比伦获得灵魂不灭的思想，那么他应该得自琐罗斯德教。根据波费利记载，毕达哥拉斯在波斯与一个琐罗斯德教信徒查拉塔（Zaratas）学习琐罗斯德教学说。他从这个琐罗斯德教信徒那里学会了三件事，“（1）如何使自己摆脱以前堕落的生活，得到净化；（2）一个聪明的人如何成为纯洁的；（3）他听过一次讲道，得知如何在宇宙论中考察形而上学原则的性质”。 这里所说的“纯洁”和“净化”，都是指灵魂问题。在琐罗斯德教信条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净化自己的灵魂，而且，有一系列净化的方式。毕达哥拉斯只从其中汲取了一点，即净化自己的灵魂是一种意志的自由选择，是自觉自愿的事情。除此之外，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净化灵魂方式，却是地道的希腊式的。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开创了古代希腊哲学的南意大利学派。柏拉图等人便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经过希腊式的改造，灵魂问题成为希腊哲学普遍关注的问题。灵魂问题进入希腊，使希腊人对人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在他们心目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本不是公民身份，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灵魂。亚里斯多德对于灵魂就有这样的定义，“灵魂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希腊特有的人道主义思想也由此生发更深刻的内涵。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把南意大利学派的灵魂学说进一步神秘主义化，并将其与神秘的太一（柏罗丁）或者逻各斯（菲洛）相结合，为基督教的上帝学说和末世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常认为，从智者开始，希腊哲学把目光由自然界转向人和社会。使这一转变达到鼎盛时期的当属苏格拉底。一些东方文化研究者认为，这一转变起始于波斯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冲击。而达到鼎盛同样是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由于这样的影响，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结合才是可能的。

即使是策勒尔这样的怀疑主义，也不否定毕达哥拉斯深受奥菲斯教的影响。策勒尔甚至认为，毕达哥拉斯灵魂肉体二元论最可靠的来源，当首推奥菲斯教。然而，奥菲斯教所主张的灵魂不灭，也不是希腊本土的思想，它同样是从东方移植过来的。大约在公元前7－5世纪（也有人说6－5世纪，不论怎么说，总是与希腊新移民建立的城邦相关），随着希腊与东方交往日趋发达，东方的思想、文化和宗教进入希腊。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兴起了奥菲斯教。因此，奥菲斯教的源泉来自东方，深受波斯的琐罗斯德教的影响。它通过色雷斯和吕底亚地进入希腊。

多尔森（Dawson）描述：“据记载，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普罗蒂库斯（Prodicus）的信徒，已经抄写了琐罗斯德的经书Gathas。希腊罗马的作家对他高度尊重，有关于他的大量论述，在古代的书中，可以找到他的思想。” 柏拉图也到过埃及和波斯。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这样描述波斯人：“在波斯，道德很早就受到重视……希腊人常常对谁都不相信，可就是相信波斯人。事实上，和波斯人订约的确比较可靠。波斯人常常自夸：‘我们从未食言而肥’。波斯人的民族意识，也较其他民族为重，你可以出钱令希腊人打希腊人，但你要雇佣波斯人打波斯人，则非易事。” 这一切都给希腊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自居鲁士以来，波斯人持一种宽容的政策，因此，“激励许多希腊思想家（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国家）逃到波斯宫庭。再者，波斯人雇佣外国雇佣兵，许多希腊人都想以私人身份，或者以官方身份，甚至以大众的身份应征入伍。换句话说，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在继续，而且这种交往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状况至少引起对双方所持的文化价值和原则的理解。” 涂尔康（Turcan）先生形象地描述说：“希腊文化是东方的女儿，而罗马文明则是希腊教育的产物。” 琐罗斯德教影响希腊，已经证明它对基督教至少有间接影响。

波斯的琐罗斯德教对犹太人也有深刻的影响，犹太人在历史上，除了有大卫王和所罗门王这一段黄金时代以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某个强大帝国的属民。巴勒斯坦是一个狭长地带，位于尼罗河各大都市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各大都市之间。换句话说，它位于当时强盛的埃及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的夹缝中，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位置与第二世界大战前后的波兰非常相似。波兰人把自己说成是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擦脚垫，无论他们谁打谁，都会殃及波兰。巴勒斯坦在当时的位置也恰好如此。因此，战祸连绵不断。弱小的巴勒斯坦不得不周旋于诸大帝国之间。时而向这个称臣，时而向那个纳贡，时而被这个占领，时而被那个征服。犹太人仅做波斯人的属民就达200多年时间。巴比伦与埃及的争斗中，犹太人成为牺牲品，沦为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尔后，波斯人攻克巴比伦，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犹太人作为战利品，又转而成为波斯人的属民。犹太人的宗教虽然历史悠久，但是，成文经典是在波斯帝国的控制下编撰的，大约成书在公元前5－3世纪。Leaney先生指出：“在放逐期和放逐后时期，不仅记载了近期的经验，而且对旧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编撰。许多内容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也许它们第一次被写下来，开始了作为口述传统和成文传统的双重存在。这些内容的大多数都根据放逐来解释，被视为神的惩戒。关于这些作品和编辑何时开始，并没有绝对确定的日期，但是，许多人认为，实际上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旧约全书的很多内容最终的形成是在巴比伦。” 举例而言，在波斯人统治犹太人之前，犹太人一直寻找主降临的日子，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耶和华将降临地球成为犹太人的统治者。在与波斯人接触以后，他们的观点有所修正。耶和华在后来的经文中，不再是一个人间的王，而是人的神主，居高临下站于云端，率领诸天使与魔鬼交战，对人类施以最后的审判。这些都是早期犹太教经典不具有的。

正当希腊文明在世界盛行之际，罗马人迅速崛起，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公元前350－265年，罗马控制了整个意大利。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征服了欧洲，随后，又征服了希腊、埃及、波斯。罗马人是蛮族，并没有什么文化传统。他们不像希腊那样，有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的统治，似乎不太注重文化和宗教层面。自罗马共和国以来，罗马统治者对宗教和文化一直采取宽容态度。他们允许进入罗马的外邦人有自己的信仰。罗马帝国早期，至少是公元4世纪以前，他们并没有立什么教为国教。期间，埃及人的大母神，希腊人的酒神，犹太人的耶和华，波斯人的密特拉，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神，一时间都涌入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出现了多神时期。密特拉教是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以后，琐罗斯德教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转型。至少在公元4世纪以前，琐罗斯德教或者说密特拉教是罗马帝国内最大的宗教团体之一。这种宗教基本上是在下层民众中流行，而基督教在成为国教以前，特别是在罗马敕令发布以前，基本上也是在下层流行。甚至有些西方学者大惑不解地问，依密特拉教在罗马帝国的气势，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西方学者通常认为，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各种宗教都得到统治者的许可而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因此，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文化和宗教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密特拉教作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宗教之一，对在挤压中迅速发展的基督教产生影响，或者相互影响，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学说惊人的相似

杰克森（Jackson）先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著名的波斯宗教研究权威。他坚持认为，琐罗斯德教与犹太－基督教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琐罗斯德教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他指出：“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之外，我们只能在古代伊朗的经文中找到如此真实、如此高尚、如此理想的信仰，它涉及肉体的拯救、来世、救主降临、不朽灵魂的奖惩等，这些伊朗经文受到伟大的导师琐罗斯德――东方早期的宗教领袖之一――的精神的启发。” “即使只是粗知伊朗宗教知识的人，也不可能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与伊朗宗教的平行无动于衷。在他们之中发现的天使、大天使、邪恶、魔鬼、撒旦等观念，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对两类宗教的天使与恶现象的比较在所难免。” 关于琐罗斯德教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他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笔者以为，对这种影响关系感兴趣的学者，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

创世说

《创世纪》中说，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看光是好的，便把光暗分开。在上帝创世之前，既没有世界，也没有时间，更没有万物。有限的、有死的存在都是上帝创世以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琐罗斯德教也认为，阿胡拉·马兹达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整个世界由光明、混沌和黑暗组成，它们存在于无限空间和无限时间内。为了对抗黑暗的进犯，阿胡拉·马兹达从无限时间中拨出了12000年，作为光明与黑暗对抗的期限。说法虽然有差别，但是意思十分相近，因为他们都认为，上帝和大神阿胡拉·马兹达都是无限存在，既不属于有限空间，也不属于有限时间。上帝创世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与空间。只有上帝创造的东西才存在于有限时间和有限空间内。

基督教传统认为，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居住在伊甸园内，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唆使亚当偷吃禁果，从而被逐出伊甸园，到人间受苦。在琐罗斯德教经典中，人是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被创造的人本来纯真诚实，牢记阿胡拉·马兹达的教诲。但是，恶魔阿里曼破坏了他们的纯真，唆使他们说谎，违背善的意愿，因此，他们的灵魂将堕入地狱受难。两种经典都提到了神创造人，而人都在邪恶的教唆下背离神的旨意，从而受到惩罚。不过，琐罗斯德教并不认为这是人的原罪，而犹太－基督教传统则认为，这些是人的原罪。

琐罗斯德和耶稣

琐罗斯德的诞生是守护神与天光的天作之合，最后在一个贵族处女腹中受孕，是为圣子。耶稣的诞生也是圣母玛丽亚从圣灵受孕。这种诞生方式显然不是来自犹太教，因为在犹太教传统中，非婚受孕属不贞行为，此妇人必须用石头砸死。耶稣诞生的方式显然受到琐罗斯德教影响。耶稣和琐罗斯德教都是上帝派到人间拯救人类的人子。耶稣屡屡受到魔鬼的试探，如，《马太福音》指出，耶稣被带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饿了。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4：1－11）。琐罗斯德也屡屡受到魔鬼的试探。有些试探十分残酷，如在他胸前插上一把刀，或在他七窍内灌铅，企图让他放弃对阿胡拉·马兹达的信仰。但是，他一直坚信，阿胡拉·马兹达是唯一的真神。

在琐罗斯德教信仰中，任何人都不能直接接触阿胡拉·马兹达，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信徒认识大神的信条，必须经过中介――圣子琐罗斯德。圣子与大神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精神和信仰的特征。在基督教中，耶稣则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他也是圣子。他的使命也是替父来到人间，传达人类获得拯救的道路，为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琐罗斯德和耶稣具有相同的身份，即大神或者上帝派遣的牧羊人。

二元神

琐罗斯德教以二元神为特征。善神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与恶神阿里曼。他们分别代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界。人人都知道，人世间有许多丑恶现象，早期犹太教无法解释犹太人的种种不道德、不虔诚行为，把它归结为人的堕落。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办法解释，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并且人已经偷吃了智慧果，人为什么还会堕落，是上帝的笔误吗？如果是这样，上帝何以称得上全知全能，至善至美。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就不应该堕落，否则有损于上帝自己的形象。而恶神则可以使信条自圆其说，世间一切都有善恶，善与光明之神司善与光明，而恶与黑暗之神司恶与黑暗。恶神的存在，并不影响善的全知全能，至善至美，反而会更加衬托出善的种种属性。旧约全书后面的章节，特别是自巴比伦之囚返回以后，或者在公元前3－2世纪创作的部分，似乎逐渐把撒旦作为与上帝相对抗的魔鬼。到了新约，撒旦与上帝的对抗地位，似乎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东西。例如《约翰福音》13:27说：“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了他的心。”《马太福音》13:19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心里的夺了去。”

学者们所以认为，善恶二元神是受琐罗斯德教的影响，是因为在巴比伦之囚以前，犹太人并不相信有魔鬼存在，《旧约全书》的前面几章，撒旦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是耶和华的仆人，并不是恶魔。《约伯记》（约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曾经谈到过撒但，但是，当时的撒但是被视为上帝天庭的成员。他的工作是在上帝面前指控或者惩罚人。例如，他考察约伯，企图弄明白他对上帝的忠诚是出于信，还是出于利益。《约伯记》1:6－12描述说：“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但：‘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象他完全正直、敬畏、远离恶事。’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所有的一切吗？他的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在此之后，撒但又出了好多主意，让耶和华试探约伯，以证明约伯在受到极端痛苦之时，一定会弃约耶和华的。约伯记中的撒但，虽然尽出很阴损的主意，使约伯因他的主意而蒙受很大的痛苦，但是，他依然是“神的众子”之一，而且他所出的主意不过是为了替耶和华试探约伯的忠心，虽然刻薄，却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这时的撒但，还不是恶魔。然而，在旧约之末，新约之交，或者圣经学者称作“新旧约之内的文献”部分，撒但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恶魔。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系统地阐明恶势力的起源。撒但从神的众子之一，如何成为恶魔，似乎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撒但的恶魔形象是从琐罗斯德教舶来的。有了恶，世间的丑行才有了负责的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帝问题上的悖论。同时也为宗教的道德化开辟了道路。而且，善与恶的交战，是两支军队的交战，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做出选择。虽然基督教不象琐罗斯德教那样，把个人对善恶的选择作为来世命运的主宰，但是，新约的确更强调个人的选择。

末世学说

犹太教与基督教都承认天堂与地狱之说。但是，在巴比伦之囚以前，犹太人并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在《但以理书》以前，旧约几乎没有提到过天堂和地狱。即使是摩西，这位耶和华选定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先知，依然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尽管他活了120岁，用今天的观点看也算长寿。《但以理书》12:10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12:13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份。”这两段话至少告诉我们有末日审判，有炼狱，有享受福报。通常认为，地狱与天堂并非犹太教教义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琐罗斯德教影响下发生的一次改变。如果犹太教能够从自身的逻辑引申出天堂与地狱之说，那么耶和华根本不需要一次次地向犹太人发怒，遣责他们不忠诚，只需像基督教那样告诉他们，如果不虔诚，将来会下地狱的。这样，犹太人从一开始就不会做种种违背耶和华意愿的事情了。

福音书记载了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的奇迹。《马太福音》17:22载：“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路加福音》24:7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鲍依斯认为，“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直接与琐罗斯德教的学说相关，琐罗斯德教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在地球上徘徊三天”， 然后在类似于奈何桥的桥上经受生前善恶的检验，以决定升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个说法用在耶稣身上虽然有些不敬之嫌，不过，在犹太教经典中，确实没有某人死后复活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耶稣受难三天后复活，看作是受到琐罗斯德教的启发而形成的想法。

关于拯救，琐罗斯德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非常相似。琐罗斯德教的拯救包括灵魂，也包括肉体，而且主要是灵魂的拯救。琐罗斯德教认为，在12000年结束时，阿胡拉·马兹达已经率领诸天使击败了全部邪恶的军队，只剩下阿里曼一人，在阿胡拉·马兹达亲自与阿里曼决战之前，琐罗斯德的第三子将唱起复活的赞歌，当他唱出第五声时，所有死去的人都活过来，从他们的坟墓中站起来，寻找自己的亲人，亲人将团聚。鳏寡孤独都将找到自己所向往的归宿。那时，人们将组成一个审判团，每个人都在审判团中看到自己的善与恶，有罪者要再进入地狱三天，作为最后的惩罚，这些罪人最终必然会皈依善。群山所有的金属将被天使熔炼成铁水，浩浩荡荡。地上所有的人，不分贵贱等级，都要从铁水中走过。纯洁的人转向于其中毫无痛苦，有罪者的感受将是经受炼狱的烧灼无比痛苦，炼狱将再度洗净罪者的罪孽。经过铁水的洗礼，每个人都会变得纯洁无暇。这时，阿胡拉·马兹达将亲自迎战阿里曼。阿里曼战败，他和他所创造的一切罪恶都将被铁火所融化，世界从此没有黑暗与光明之分。那时，地面将向上升，天空将向下降，天地合一，人神共享欢乐与幸福。

基督教从琐罗斯德教的拯救理论中汲取了一些思想。第一，主必降临，必以烈火进行审判。《以赛亚书》66:15－16中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象旋风，以列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所不同的是，琐罗斯德教的烈火审判，不带有那种铭心刻骨的仇恨。它虽然说有罪者在铁水中感到无比痛苦，但是，他们的罪孽终究会被烈火洗净，罪人最终还会得救。犹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前，也一直受到迫害。因此，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心态在末日审判中有所显现。波斯人却不同，他们曾经在历史为王称霸，琐罗斯德教从一开始就是帝王维护的宗教，它的境遇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可同日而语。波斯人的性格中，似乎不具有那种有仇必报的特点。因此，他们的末世学，似乎更温和些，也更乐观些。

犹太教认为，对于那些有幸成为上帝选民的人来说，拯救是非常甜蜜的事情。《但以理书》12:2中说：“睡在尘埃中的，必多有人复醒，其中有的得永生的”。12:13中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份。”这似乎有十分浓重的物质色彩。相比之下，基督教似乎既注重肉体得救，也注重灵魂得救。因为在末日审判时，炼狱之火既烧灼人的肉体，也烧灼人的灵魂。上帝对人的灵魂进行审判，是基督教末世学的重要内容，关注灵魂问题，是希腊哲学的南意大利学派从波斯人那里舶来的。这一传统本来就是琐罗斯德教的。应该说，基督教是间接地从希腊人，直接地从琐罗斯德教那里汲取了灵魂学说，构成末世学的重要内容。

第二，世界将改变形式。琐罗斯德教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表明未来的世界，不是今天看到的世界，随着12000年结束，这个世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审判后的世界将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地上升，天下降，合为一体。基督教认为，最后审判到来之际，上帝的天国将降临。《哥林多前书》7:29，31都描述说，“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过去了。”鲍依斯教授指出，奥古斯丁在保罗那时发现了一些学说，“物质世界奇迹般变化的延长首先发生在灵魂中，然后发生在肉体中。宇宙将走出时间，进入永恒，它将享有绝对真理的永恒。……上帝、人、世界，一切都是永恒的。”鲍依斯教授断言：“事实上，这些都是琐罗斯德所教诲的，也是它的信徒直至今日依然信仰的学说。” 

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希腊哲学，特别是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起着重要作用，基督教神学就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众所周知，最大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是柏罗丁。柏罗丁的老师是Ammonius，曾经是个基督徒，有良好的希腊哲学素养，而且对波斯的琐罗斯德教颇有研究。受Ammonius影响，柏罗丁也“渴望结识波斯哲学的信徒，”为了近距离地接触波斯宗教，柏罗丁加入了罗马皇帝哥狄阿努（Gordianus III）三世出征波斯的军队。可以说，柏罗丁的思想除了承袭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以外，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琐罗斯德教学说。柏罗丁与柏拉图主义最大的差别在于他提出太一（One）的思想。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大神阿胡拉·马兹达有20个名称，表明他的属性。其中便有一些涉及太一。而且，凡涉及太一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指它的精神属性。在柏罗丁思想中，太一也是一种绝对精神，全知全能的智慧。并且是超感觉世界和现象的创造者。柏罗丁的太一思想被基督教神学所吸收，成为他们论证上帝的重要依据。

柏罗丁的世界由如下部分组成：特立独行的太一和由它流溢出的超感觉世界，这是绝对光明的、至善的世界；由灵魂流溢出的现象世界，是善恶参半的世界，质料――绝对的恶和绝对的黑暗。这种世界结构，与琐罗斯德教的世界有异曲同功的效果。柏罗丁也强调意志的选择作用，而且他像琐罗斯德教一样，认为意志的选择并不是完全由人决定的，因为意志是理智向下流溢的结果，是太一的肖像。因此，灵魂的意志作用，最终必将选择善。柏罗丁的这些思想，都被基督教所吸收，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柏罗丁虽然不是基督徒，却被基督教世界认作是伟大的先驱者。柏罗丁思想被基督教所吸收的内容，有相当的部分来自琐罗斯德教。

圣·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曾经是摩尼教（西罗马帝国时期的琐罗斯德教）的听道徒。奥古斯丁看到，所到之处，充满了奢迷和堕落，人被邪恶的阴影所笼罩。此时，他被一个哲学问题所困扰：“为什么人要作恶？”他认为，摩尼教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摩尼教清楚地告诉人们，世界是二元的，世界发生于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之中。人的灵魂原为光明的，后为黑暗所困扰才堕落。奥古斯丁作摩尼教听道徒达9年之久。他皈依基督教，也是从对摩尼教反思开始：上帝既然是至善的，他为什么还要创造一个二元的世界。奥古斯丁在他著名的《忏悔录》（第3卷，6－12）清楚地表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琐罗斯德教对基督教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波斯帝国时期，他首先影响了犹太教和希腊文化，也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文化，我们可以把这种影响看作是间接的。在罗马帝国时期，琐罗斯德教是罗马帝国内最大的宗教派别之一，信徒众多，颇有影响，而且它们也活动于帝国的下民众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对基督教 生影响的可能性。不令如此，两教在学说上的相似，特别是在重要的学说上的相似（如末世学）至少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许多平行之处。这种平行表明，琐罗斯德教至少有可能影响基督教。因此，我们断定，琐罗斯德教是基督教的另一个异教来源。

尼采的基督教批判问题研究

 作者：陈奇佳  发布时间：2003-8-12 15:41:58 点击数:8973 

 

尼采在其哲学著述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及了欧洲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传统及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暂把这些论说统称为“基督教批判问题”。本篇论文试图在全面考察尼采各个时期基督教评论的基础上，梳理其中的思想逻辑线索，并进而尝试解说其基督教批判与终极价值取向间的内在联系。

一、尼采早期的基督教批判

晚年尼采在回顾自己的早期工作时曾说：“《悲剧的诞生》唯一承认的价值：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是虚无主义的，而狄俄尼索斯的象征却达到了肯定的最大极限。只有一次提到了基督教传教士，说他们是‘侏儒’、鼹鼠一类的阴险家伙。” 然而，尼采的这个自我评价却未必是十分客观的。详细考察尼采的著作、遗稿与书信中有关基督教批判的部分，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以1878—1879年间第一次精神崩溃为界来区分尼采对基督教的态度。在这之前的早期作品中，尼采对基督教保持着一种有意味的暧昧态度，虽然时有抨击，但有时却仍流露出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而在这之后，包括作于这一时期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则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转为激烈的彻底否定——我们将之称为“后期尼采的基督观”。 

早期尼采对基督教的肯定首先表现在，他对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改革存在着深深的敬意。虽然，尼采从来也不是一位路德宗的信徒，但他在这时期却颇相信，新教内在的价值取向是可取的，在精神实质上，新教与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对尼采来说，文艺复兴几乎与悲剧时代的希腊一样，完美呈现了人类高不可及的存在方式。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曾经结下的最后的一个伟大的文化成果” ，是“对人本身乐观主义的礼赞” 。这场运动是一场充满着狄奥尼索斯精神的运动，“尝试所有的手段，所有的本能，所有创作的天才”，它是“生命的胜利！是所有崇高的、美好的、大胆的事物的巨大肯定”。 按照尼采的解释，文艺复兴的这种生命火花四处迸射，在这一时期各种新兴的积极的文化现象中都有所体现，新教的精神就是全力呼应这时代精神的。“路德的赞美诗如此深沉、勇敢，充满灵性地奏鸣，洋溢着如此美好温柔的感情，犹如春天临近之际，从茂密的丛林里迸发出来的第一声酒神的召唤。酒神信徒庄严而纵情的行列用此起彼伏的回声答复这召唤”。 

应该说，尼采这种基督教评论是带有鲜明个人思想烙印的。他用自己独特的酒神思想来解释路德及其宗教改革，很难说其中有多少符合实际的情况。但考虑到他思想成长过程中的基督教神学背景，那么，在其个人哲学思想尚未十分成熟的时候，他出于某种情感的惯性，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将基督教理想化是很自然的。当然，尼采对基督教的肯定并不是只停留在这个较为粗浅的无意识层面。他所以不时要强调基督教正面的价值意义，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在其中寻找到某一种能够和人片面发展的认识欲望相抗衡的价值力量。

我们都知道，尼采所处的时代还是一个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为人类的伟力欢呼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大抵都认为，只要人的能力——特别是认知能力得到恰当的发挥，人类的所有问题便会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而且，这最终一天的到来也似乎是近在咫尺的事了。尼采却对这种文化思潮深表忧虑。由于受到康德、叔本华思想的直接影响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化思想的熏陶，当然更因为他本人对于人类生存现实情况超越时代条件的体认与洞察，在进行哲学思考的一开始，尼采就充分认识到，科学、认识绝不是哲学的真正基础——它们只是“纯粹的现象，摩耶的作品”而已。他说，需要“坚决否认科学的普遍有效和充当普遍目的的要求”，需要“战胜”“隐藏在逻辑本质中、作为现代文化之根基的乐观主义”。 

由此很自然地引伸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科学不能为我们带来终极的慰藉，那么，什么才是人类存在真正的基础——或者，更准确的表述是：在人的各种生存境况中，哪一种（或那些）方式传达、显现了终极的本质？毫无疑问，艺术的方式是极其重要的。尼采这个论断现在已经成为名言了：“我们的最高尊严就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之中——因为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的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 但这并不是感受终极力量的唯一方式。 尼采这时期也在考虑：通过宗教信仰来抵挡科学认识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占有是否是可行的？他说：“在历史和数学自然科学中，绝对认识纵情狂欢。这些领域里的可以确实决定的最微小的事物比形而上学的全部观念更有价值。在这里，价值取决于确定性的程度，而不是对人类不可或缺的程度。这是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古老冲突”。 在这个“古老冲突”之间非要作一个选择，那么，即使是中世纪的神学似乎也不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普遍幸福要求再次实施控制”。 

顺着这一思想逻辑，尼采自然地流露出了对基督教有分寸感的期许之情。他设想，通过适当的再诠释，人们或许能够从其中引申出生存的终极价值，至少，使之成为人的终极力量一个活的源泉。因此，他说：“神学还远远没有无所不包。我指的是整个伦理学。像基督教这样的世界观，应该逐渐吸收所有其他伦理学。它必须向它们开战、胜利和媾和。确实，如果它更强大，它应该埋葬它们。” 而对现实中基督教的实际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的情况（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无论怎样变异，其实都不能不和他的价值观相去甚远），尼采还在其早期作品中多方曲为之辩。照《悲剧的诞生》、四个《不合时宜的沉思》、《哲学与真理》等著作所传达的观念，尼采这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有着这么一个相当坚定的看法：基督教就其整体和本质而言都是有益于人类的，但在现实条件下，由于国家政权、现代商业文化、教会组织、饾饤考证的学者、社会主义者等等对它的误用与误解，它才显示出了这么多的负面效应。因而他时常颇为真诚地诉说这样的遗憾：

人们只需回想一下国家的自私使基督教逐渐变成了什么样子。基督教无疑是渴望文化、渴望造就圣人的一种最纯洁表示，可由于它通过千万条途径来推动国家政权这架水车，他已渐渐病入膏肓，变得虚情假意，蜕化到跟它原先的目标相矛盾的矛盾。它最后一次行动——德国宗教改革——也不过是回光返照。 

至于这一时期尼采关于基督教的否定性意见，表面上看则主要集中在对天主教会的批判上。

被尼采在这一时期就以“‘侏儒’、鼹鼠”这样轻蔑口气谈论的，是传统的教会也就是天主教会。按照他的概括，天主教系统宣扬的价值理念在根本上是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南辕北辙的，它只会宣扬“记住你是要死的”、 “人生来堕落无用” 这样颓废的人生观。尼采是以文艺复兴“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的继承者自居的，他当然要强烈“反对”天主教的这种价值向度。 

不过，对教会的攻击却不是尼采否定基督教真正的思想重心。他的问题是如何从整体上评价基督教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启蒙主义以来的哲学、价值论可能与人类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自然而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吗？

尼采在其思想萌芽阶段，就对近代以来终极价值的失落问题有着极其强烈的体认。他意识到，近代哲学对终极价值的探寻方式决定了它无法在根本上从既有终极的源泉（即基督教文化）中汲取力量。然而，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近代哲学能够独立地寻找到自己的终极根源吗，而且同时，又意味着那曾经是一切生命本源的基督教信仰就再无必要了吗？而尤其直面这后一点，对任何一位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思想者来说都是困难的。但尼采在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个有倾向性的判断。他曾在1865年向妹妹伊丽莎白袒露过心曲：

难道我们应该恢复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于真正的探索者，他辛勤努力的结果

难道不会显现出全然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尽管他也许是痛苦

的、可怕的。…… ……这就是业已划分出来的众人之路；假如你想望灵魂的安宁与幸福，就信仰吧；假如你要做一个真理

的追随者，就探索吧。 

虽然这时的尼采对终极的问题尚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断制，但他确实倾向于把基督教逐出现代人文思想领域当成现代哲学思考的一个必要前提。在接受叔本华哲学之后，遵循叔本华的宗教立场，尼采对基督教的态度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暧昧。这期间，他不时步武莱辛、康德、赫尔德等前辈的思想足迹，希望借助某种神秘的或价值论的独断来弥合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哲学与神学两个领域间的根本差歧性，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尼采有时会认可基督教价值不失为一个拯救法门的原因。因为德国启蒙主义以来的一个思想传统，就是在讨论终极问题时比较强调宗教神学在价值维度上超验的引导意义。但与此同时，对基督教信仰否定性的声音却仍一直如此响亮回荡在他的内心之中。他越是研究近代哲学，也就越清楚的意识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宗教信仰“几乎不大可能再发生了”。 而越是有这种明确的意识，求真与信仰之间的裂缝便越显得如此清晰而不可调和。这种思想的紧张逼迫他必须在这二者之间择一而取。这种选择是艰苦而又残酷的，尼采在某处曾借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克莱斯特之口，描述了自己面临抉择时的痛苦心情：

我不久前接触到康德哲学……受到一种深刻而痛苦的震荡——我们不能判断我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的确是真理，

或只是看似真理。若是后者，我们现在收集的真理，在我们死后便一文不值。我们百般努力，以获得一笔能够带入

坟墓的财产，却只是枉费心机。如果这一思想锋芒不能刺伤你的心，你也千万别嘲笑一个在最神圣内心受到严重伤

害的人。我惟一的最高的目标消失了，我根本就不再有什么目标。 

选择虽然是痛苦的，但却是必然的。而这样，尼采也就明确了日后对待基督教的基本态度。

二、尼采后期基督教批判之一

对于尼采来说，选择一条与基督教信仰完全分道扬镳的道路是必然的。只要选择了悲剧时代的希腊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作为最高的价值典范，那么，在他勇敢地并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远离基督教价值。否则，他这个求真者的灵魂就更得不到“安宁与幸福”了。不过，他之所以在后期要以这么多的笔墨讨论有关基督教文化的问题，并且频频运用一些过激的言辞，则有超出个人思想探求范围的意味。可以这么说，尼采后期的基督教批判，首先表达的是他对当时欧洲文化思想发展情况的一种普遍关怀，其次，才和他个人的哲学构建相关。

为什么说尼采的基督教批判主要与欧洲思想的发展状况有关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回到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一个问题：基督教信仰与启蒙以来哲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当尼采经过长时间的自我心灵搏斗，选择了一条自以为比较符合文艺复兴精神的终极价值的探索之路时，环望四周，他却惊异地发现，这个在他看来最深刻也最艰苦的思想问题在其他的思想家那里是不存在的。其他的那些思想家，在以人类经验对终极问题做最穷尽式努力的时候，却常常在最艰难的时候，信手引用宗教经验，完成由经验世界向超验世界的跳跃；当然，同时也就把一些鲜活的、深刻的人类存在问题转变成了老生常谈。正是在这里，尼采把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家分作两个阵营，他自己为一方，其他的思想家为另一方。另一方的思想者，即使像康德、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叔本华这样的思想大家，虽然思辩更精微，独断论的气味更少，但在最本质处，却同样处处离不开上帝——离不开一个“看到人们的灵魂的上帝”，并且，“在这样做时不感到有任何不安与羞耻”。 

而更让尼采受不了的是，这些思想家们在援引宗教信仰作为终极依托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的，又都是把基督教价值作为唯一的源泉（叔本华大约是唯一稍有例外的一个）。凭什么认为基督教价值先天就包容了人类的终极价值，或者说它根本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呢？尼采注意到，思想家通常是用“不证自明”来证明这个问题的自明性的。帕斯卡便是这样的一个绝好例证。他这样论证上帝的必要性：“让我们权衡一下赌上帝存在这一方的得失吧。……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因此，你就不必迟疑去赌上帝存在吧。” 不过，何以说这个“上帝”就是基督教中的上帝从而说明基督教价值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呢？即使是帕斯卡在此也无法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了。他只能凭借信仰的力量，独断性地说道，“除了基督教而外”，“没有任何一种别的宗教”“能教导我们医治好骄傲和欲念”，“能教导我们认识我们的美好、我们的义务、使我们背弃了宗教的种种脆弱性”等等。 “异教徒的皈化只能留待给弥赛亚的神恩”。 尼采指出，康德在讨论类似问题时，也不免犯相同的错误。康德在论述善、恶的根本由来时，也是不加讨论就设定：神学就是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对神的问题的讨论就可以涵括人类所有相关的认识和感受，《圣经》已经穷尽了人类的有关经验。——我们因此才能设想，类似“《圣经》（基督教部分）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讲述了这种智性的道德关系” 的无证前设竟然会在康德所著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如此寻常可见。所以，尼采批评说，康德哲学包含这样一种可能，即把基督教的神性、信念“变成了科学”，“以‘实践理性’为名的良知外衣”；“他巧妙地发明了自己对理性的用法，致使人们无需关心理性，或者说让这听起来仿佛是道德，崇高的命令，‘汝应’”。 

在启蒙主义已经证明并显示基督教价值与人的存在相当程度互不相容的情况下，尼采认为西方思想界这种麻木于基督教价值控制性影响的情况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促使人们警醒，他要在谈论宗教问题时，宁可肯定其他的一切宗教如佛教、印度教、祆教、伊斯兰教、古希腊的多神教等等，却绝少给予基督教只纸片语的夸赏。也正因为此，他要指认基督教根本就是人类最强大、最顽梗也是最凶恶的敌人，并要把“这种针对基督教的永恒指控，只要有墙”，“就要写在所有的墙上”，“要让写下的字母，即使瞎子也能看得见”。 

当然，尼采这种西方思想界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的批评，其具体的是非曲折，颇值得后人深思。以尼采的判断为标准肯定不妥当。基督教价值与人类的终极关系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而康德等人在构造思想体系时在本质上与基督教价值有多大的关联也是一个费思量的问题，仅仅因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在某些判断上以基督教价值为终极标准就否定他们整体的价值立意，这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这是我们在研讨有关问题时所需要加以警惕的。不过，无论如何应当肯定的一点是，尼采的批判掀起了这未为人留意的巨大问题的一角，并已成功地提醒人们在讨论终极问题时绝不可无条件地借用基督教的价值判断。

三、尼采后期基督教批判之二

接下来我们讨论基督教批判与尼采自身哲学的价值立意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尼采之所以他会用这么多的篇幅攻击基督教，是因为他视基督教价值为其终极关怀的反题。于是，他在建构自己的价值理念时，引用的反面论据就自然多是与基督教相关的思想文化问题。因此，尽管他论及基督教问题的篇什是如此之多，谈论的话题又如此的广泛——几乎触及了基督教信仰中所有重要的原则问题，但分析起来，其中的中心线索却又是单一和明确的：围绕着权力意志讨论问题。围绕着权力意志这个绝对的本体，围绕着“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 这样的观念考察问题，尼采判断基督教是非的价值逻辑是很容易看清楚的。当然，按照尼采的思想学说，权力意志在人类具体存在境况中的显现情况则又是变化多样的，它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形式。尼采批判基督教，通常并不过分抽象地究根溯源，而是根据权力意志通过基督教思想文化所显示的具体形式状态，讨论基督教对人类发扬权力意志所造成的负面的或正面的功能作用。根据我们的分析，尼采主要从六个方面入手进行讨论这些基督教文化显示权力意志的具体形式状态。以下我们就对这六个方面所涉及的基督教文化现象与尼采价值批判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讨论。 

1、 关于“力”的问题。

在尼采哲学中，“力”与“权力”基本上可视为是同义词：“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上帝和世界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需加以充实。因为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的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使用、行使权力。” 只不过，尼采在谈到权力的时候更多地把它和宇宙的神秘本质联系在一起，更多本体论的意味，而力则是指这种本质由于充溢而向世界直接、具体的流露或表现。因此，在人类世界中，种种表现力、张扬力的现象就是最近乎宇宙本体的。当然，由此很容易理解的是，那种种贬低力、削弱力的现象就是离真实本体最远的，因此也最应当受到谴责。

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其理由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到“力”的问题上，因为就他的分析，基督教价值整体上是朝着削弱人的力量感的方向的。而落实到具体的基督教文化现象，他主要是在谈论“善”、“恶”问题时，引用了“力”的观念作为一种直接的判断尺度。他认为，如果强要对人世间的现象作出善或者是恶的划分，那么，标准只有一个即看那现象是有助于力的培养还是削弱了力感。“什么是善？——所有促进人的强力感、强力意志的东西、强力本身的东西。什么是恶？——所有源于软弱的东西”。 但他觉得基督教的善恶观念是完全颠倒了这个是非判断的始基的：基督教以一种市侩的苟生的逻辑规范人类的行为，它把平庸、顺良、无能、阴暗当成是肯定性的人类生存状态，当成善。 因而尼采说，他只能顺势把被基督教称为“恶”的东西当成人间之至善来颂扬，因为在这些基督教的“恶”中，包含了人类创造最深沉的伟力。“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 。

2、关于生命与欲望。

如果说力是这个世界的本质，那么，欲望就是使这种本质呈现于人类生命世界的发生机制。照尼采的说法就是，“欲望全部是有益的，其中一部分是直接欲望，另一部分是间接欲望；从利用来说；确定某个价值序列几乎是办不到的……整个自然力越是善，也就意味着越是有用，这些力造成的恐怖和无可抗拒的灾祸越大。极而言之，最强的欲望，也就是最可宝贵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最大的力量来源”。 正因为欲望——这最自然的本能，生命才得以可能如此多姿多彩地呈现着力。“‘生命’的意义应该这样下，即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匀。无论处于服从地位的反抗力有多大，它决不放弃固有的权力”。 

按照他的这个标准，尼采十分惊异而又气愤地发现，基督教通常离开欲望而奢谈生命，又极力贬低欲望的价值意义，即便在无可回避欲望力量的时候，它也是压制那些“最强的”、“最可宝贵”的欲望——用尼采的话说这一类型的欲望就是兽性欲望。“从原则上说，兽性功能比一切美好的状态和意识要高出千百倍。因为，后者一旦不成其为兽性功能的手段，就成了多余”。基督教文化整个误读了“生命/欲望”的本质内涵。比如说上帝观念吧。“‘上帝’的概念包含着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了一个可怕的统一体！‘彼岸’的概念，‘真实世界’的概念，是发明来诋毁这唯一存在的世界的”。而耶稣呢？这个形象所承载的主要内涵，也不过是一些“不是从生命的利益出发”，“特别的谬误”的“囿于一孔之见”的道德信条。一言以蔽之，一切与基督教相关的组织、思想学说都是无法理解“生命/欲望”的真正意义的：

人格的富有，内心的充盈，洋溢和发泄，本能的健康和对自身的肯定，这些都会带来伟大的牺牲，产生伟大的爱。

因为，上述欲望来自强大和神性的自我性，比如想当主人的意愿、僭越、内心安全感和要求占有一切的权利等。

……人们怎么能把上述本能如此乱加解释，以致认为人最可宝贵的竟是邻舍呢？以至于把自身委身于另一个自我呢？

啊，这指的是心理学的卑鄙和欺骗，是迄今为止教会中和患教会病的哲学说的大话。 

有关基督教与“生命/欲望”的疏离，是尼采指摘基督教最激烈的一个问题，他在其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除了上面详述的几点，尼采涉及到基督教信仰的人、事、观念还有：保罗、奥古斯丁、帕斯卡、使徒、圣徒、基督徒、教会和教会制度、僧侣与僧侣制度、至善、神恩、救赎、拯救、惩罚、仇恨（犯罪）、罪、原罪、罪恶感、受苦、忏悔、服从、祈祷、内疚、同情、利他主义、虔诚、殉教、宗教战争、宗教热情（狂热）、末日审判、复活与永生、真生命和假生命、自由意志、善和恶、《新约》与福音、十字架、反异端、反肉体、反感官快乐等等。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尼采的具体论说了。

3、关于等级制。

这是尼采最受争议的一个观点，但在他个人的思想体系中，这一观念却是必要的与合理的。在尼采看来，在人类社会中，等级制是培育和呵护力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种姓的秩序，等级秩序，只不过阐明了生命自身的最高法则。要维持社会，使较高的类型和最高的类型成为可能，就必须分割……类型——权力的不平等对于任何权利的存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是等级制为“最快乐的人，最具生命价值的人”提供了出现和存在的土壤。 

尼采说，耶稣基督对后世造成最大的消极性后果之一，是他颠覆了犹太教的等级制。犹太教所强调的等级制本来是多么值得赞赏，反对它就“是对最深沉的民族本能的攻击，是对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强烈的民族求生意志的攻击” 。耶稣却“反对教区内的等级制”， “这位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唤醒了人民中那些下层人、被遗弃者、‘罪人’，号召犹太教的旃陀罗颠覆现存的统治次序”。 而可悲的是，后世的基督徒们，对耶稣其他一些甚需继承的价值立意从来都充耳不闻，但反等级制这一点却的确是发扬光大了，这便使得人们失去了从力的等差来判断事物价值的一个自然尺度。那些反生命的奴隶（群畜）道德便值此混乱之际而大行其道。

也正是因为对等级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越来越有所强调，尼采在后期对“无异于一场人民起义” 的基督新教评价便越来越低，甚至对路德也多有指责了。在他看来，路德所倡导的这场改革对社会中实存的等级次序破坏是很大的，而这就是现代群畜道德泛滥成灾的一个诱因：

路德对教会中那些中间圣徒的反叛（特别是对“那魔鬼的猪猡，教皇”的反叛），毫无疑问是一个粗野家伙的反叛。

这个家伙讨厌教会的优良的礼节，散发着僧侣味道的崇敬礼仪，因为这些礼仪只允许供奉圣职和沉默寡言的人进入最神

圣的境地，而将那些粗野的家伙拒之门外。在这儿永远不许听到这样的话——然而路德这个乡巴佬却非要改变这种情况。他……要自己说话，要和他的上帝“随意”交谈。于是他这样干了。 

当然，仅仅是路德自己“这样干”也就罢了，尼采还是十分欣赏各种创新的人生姿态的。但为他所不能容忍的则是：完全不知路德精神真髓的各位群畜也跟着东施效颦。而这就把世间的价值尺度弄混乱了，也就造成了各种令人棘手的现代病，如社会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思潮等等。

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后期谈到天主教、耶稣会时，尼采就改变了早期一批到底的评论口吻。他甚至会拿一直被他当作当代精神文化楷模的法国文化来为天主教等级制作张本：“法国整个高等精神性表现为本能的天主教”。 如果充分理解等级制在尼采的哲学思想中的地位意义，人们对尼采这种看似突兀的说法的改变就不用感到惊讶。尼采自身的价值逻辑其实还是很一贯的。

4、关于精神性与现象性。

就尼采的本意来说，他是根本不承认欧洲思想史传统的关于精神（本质）/现象这种二元对立思想方式的，“人们不要在错误的地点寻找现象主义。因为没有什么更为现象的了，我们用著名的‘内在感官’看到的世界是一大骗局”。 因此，他认为要赋予“现象”这个概念全新的含义，要千百次地提醒人们，只有所谓的现象直接呈现了力，除了现象，再无本质：

世界并不谋求一种持续的状态，这是唯一得到证明的东西。……处在某个世道的同种现象，也像处在其他所有世道

下的一样，长远来看，其绝对必然性不时君临事物之上的决定论，而仅仅表示不可能之物是不可能的；表示特定的力只

能是特定的力；表示它是依靠反抗力的大小来表现自身的，也就是仅仅按照它自己的强力。——现象与必然现象乃是同

义反复。 

正是根据这个观点，尼采对基督教大部分与本体论、认识论相关的观念，比如上帝、真、真理、绝对认识、彼岸说、神学、天国与尘世等等，一概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因为，这些观念总是强调在现象之外还有本质，对人来说，现象是短暂，是虚无，本质才是永恒，使人永远靠得住的财富。尼采曾评论说：“基督教的神之概念在……作为精神——是尘世间所实现的最堕落的神之概念……上帝堕落为对生命的抵抗，而不是称为对生命的昭示和永恒的肯定。……上帝成为诽谤所有‘此岸’的惯用伎俩，成为‘彼岸’的谎言！在上帝身上，虚无变成了神，虚无的意志被神圣化。” 在此，尼采虽然主要分析的是“上帝”概念的纯精神性实质亦即虚无性实质，但其中包含着他否定基督教其他类似观念的一般的价值理念。

尼采根据他的这种独特的“现象”观在谈论基督教问题时还得出了一些相当古怪而有趣味的结论。这主要是体现在他的知行观上。因为他倾向于把一切认知都当成“内在感官”的“一大骗局”，所以，“知”什么就变得不重要了，关键只在于“行”。正是有基于此，尼采有时也会对基督表示必要的敬意，基督“他知道，只有通过生命实践，一个人才能感到自己是‘神圣的’、‘有福的’、‘得到福音的’，感到自己永远是‘上帝的孩子’”。 尼采认为，基督、路德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宣扬了什么教义， 而在于他们总是身体力行以酣畅的生命激情实践自己的构想。而他们的后继者们却大抵不了解导师人格精神之真髓的，一味作教条上刻意的模仿，还要加以理论化体系化，这便造成“知之愈多，去之愈远”。

5、关于真理与谎言。

根据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真理只有一个。如果肯定了某一种观念为真理，那么，其他对终极的究元方式就是虚幻、谎言。尼采虽然被世人尊为反本质主义的鼻祖，但他维护自己学说一元正确的态度却是很鲜明的。他常常根据启蒙主义以来发展起来的经验实证主义的观念批判基督教所说的一切俱为谎言。 

他嘲笑说，“基督的一生可以这样来概括，他争得了预卜的权力，因为他的行为就是让预卜能够获得权力”。 基督因为对撒下的弥天大谎甚至连自己也不免对之心存怀疑，“时刻受到可怕的自我怀疑的煎熬”，于是急着“把天堂送到每个人的手上” ，试图以此平静忐忑不安的内心。基督的立教之原始不过如此，那么，由此引发的各种基督教的道德伦理学说，《圣经》中的种种奇迹与象征，各种拯救学说与神学概念也就可以设想是什么东西了。尼采说，一言以蔽之，整个基督教信仰就是一场大骗局：

信仰在特定环境下可以带来永恒的福祉，但一个确定观念带来的永恒的福祉决不能使观念本身为真；信仰不能移

山，相反却可能在根本没有山的地方放置一座山。只要穿过一座疯人院，所有这些事实都一目了然。……教会的全

部拯救机制的真正隐秘动机都是让人犯病。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谎言”、“欺骗”，尼采的评价尺度是很有些与众不同的。

在尼采哲学中，批评对手撒谎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对对方在价值上彻底的否定。他早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所有的谎言都是必要谎言。撒谎快乐是一种艺术快乐”， 直截地说，撒谎显示了一种强大的力。就撒谎本身来说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只在于撒谎的目的，看它的结果是否有益于力、生命的培养：“撒谎的权利和启示的伎俩属于一切僧侣类型——既包括颓废的僧侣，也包括异教时代的僧侣（——异教徒是所有‘肯定’生命的人，他们的神也是‘肯定’万物的名词）。……‘神圣的谎言’”。 所以，尼采也就会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他袭用西方传统的真理/假像二元对立模式，批判基督教所说一切俱为谎言，因而也就没有丝毫的价值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又要照顾到自己一贯对“撒谎”的欣赏之情，有时便又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之错误是在其“撒谎的目的”上。——然而因为如此，对基督教的“撒谎”这个行为本身，他依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偶然地也要表示某种客观上的同情：“教会之心在其形成过程中……可以吞下任何食物，咀嚼矛盾如同咀嚼卵石”，“我们可能对于这种导致各种最不相同因素合并的力量不无赞赏”。 

在考察尼采对基督教撒谎问题的批评时，有必要注意到他这种交替运用两种价值批判尺度的情况。

6、关于理性的问题。

学者们一般都注意到了尼采哲学反理性的一面，这自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尼采在后期确实曾明确指出：现代理性主义是现代虚无主义流弊的根源之一。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尼采的反理性是以肯定理性的价值意义为基础的，他之所以反对理性主义，是反对它把理性当作人类终极的希望。而如果只把理性当作权力意志的一种显现方式，那么，理性则不失为一种显示了高度力感的人类现象。尼采曾这样地讴歌理性：“以居住在我们心中的神祗——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经验——为准绳”。 

一般地说，尼采并不是一位社会进化论者，他不认为近人的精神力量就一定胜过古人。但他承认在一个方面今人确实显示了大大超越以往的力量，这就是人对理性的运用能力。“在过去的时代，机遇实际是最大的发现者和观察者和那些古代发明家的最为慷慨的施主；在今天最不重要的发明中所使用的精神的、专业的和科学的想象力也比过去所有时代曾经使用过的想象力加在一起还要多。” 根据这一逻辑，他指斥敌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实为“精神性的黄汤”——“最终也许会消灭人类”的“黄汤”。 也正因为此，尼采高度肯定启蒙主义的理性“杀死”上帝这个历史事件。他虽然对上帝死亡之后人类终极价值的匮乏深表忧虑，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就上帝死亡事件本身而言，他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人类值得庆祝的事实，是人类一个不必心存疑虑或藕断丝连的事实。用理性杀死上帝，“从未有过比这更伟大的业绩，因此，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比至今一切历史都要高尚的历史中”。 

四、基督教思想界的回应

尼采也许是以史所未有的峻刻态度攻击了基督教。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基督教思想界的不少人士却对尼采的基督教批判问题表示了特别的同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基督教神学家如列维茨基、叶静豪斯等认为，尼采实际在灵魂的最深微处显示着与上帝、基督的相沟通性。到20世纪，就更有不少有基督教神学背景的思想家对尼采思想与基督教的深层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些人的名字可以举出很长的一串，著名的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舍勒、利奥-施特劳斯，洛维特，布鲁门贝格，沃格林，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贝伦伯格，莎皮罗，林贝克、阿尔蒂泽等等。除了海德格尔等少数几个例外，这些人大体都有一个倾向——而且这倾向越到晚近就越明显：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出发解释尼采的神学思想。按照现下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尼采尽管表面上痛诋基督教和一切与基督教有关的思想文化，但只要对他哲学关怀的价值取向略作分析，就不难发现，尼采事实上丝毫也不认为哲学能够解决人类的终极问题，神学思考才是其未作明言的真正的最终关怀。他们说，“尼采并不试图为了虚无而牺牲上帝”，“权力意志论是对上帝的辩护”； 尼采其实比“当时或此时的任何一个神学家”都更懂得耶稣的真意，他的查斯图斯特拉很有可能“是一个全新或更新的耶稣”。 这样，尼采的基督教批判就可以视为是其全新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引论，而尼采那些著名的敌基督的言辞，也就可以视为仅仅是一种修辞的策略，是对基督教爱之切责之也切的情感表达。根据这种逻辑，还有神学家作出了进一步的猜想：尼采为什么频频用极端的言辞攻击基督教？这其实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叙事狡计，尼采以此凸现了启蒙主义（理性主义）这一条反基督的思想路线在根本上的荒谬。“尼采玩弄隐微术，把启蒙理性的‘逻辑’推倒极端（理性=意志=生命冲动），把启蒙理性的反基督精神夸张到极致”，以此，他“在自己的书中涂满毒药，阴险地企图让启蒙后的文人学者读后一个个死于非命”。 

我们承认，神学家们从最精微处来逼视尼采基督教批判的动机，这的确是很深刻的。因为尼采在讨论不能以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加以规约的终极问题时，总要时时纠缠住基督教问题进行各种可能的对终极问题的追问。他敌视基督教，时时刻刻不忘清除基督教价值系统影响的种种姿态，正说明在思想问题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生点上，他离不开基督教，只能以基督教所发现的问题作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在最深层处他和其他西方哲学家也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离开了基督教，就无法设想一种可能的终极前景。并且，这也显示，他的终极问题的构建与庞大深刻的基督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讨论终极问题的价值立足点事实受到了某些基督教神学观念的影响。——这是基督教思想家们对有关问题研究的最大学术意义所在。

但问题在于，这种终极问题与基督教关系的讨论是否就足以导引出这样结论：尼采的终极问题讨论是包含着一个神学预设的，而且就是向着基督教价值向度的？我们认为这个判断至少并不是自明的，推理上尚缺乏必要的逻辑环节，还需要我们作更为客观细致的讨论。而正在这里，笔者私心以为基督教神学家们的有关价值论断作得有些过于急促了。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尼采过分基督徒化了。他们对尼采严厉批判基督教部分观点不是三缄其口就是过分地运用索隐考据的方法将之转变为为基督教辩护的神学话语。但将尼采那么多的谩骂基督教的言辞都当成是其护教的宣告，不是太戏剧化了吗？当尼采以史无前例的刻薄言辞咒骂基督教，说“堕落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孵化它那蜥蜴蛋的可诅咒的地方应该被夷为平地”；“‘上帝’、‘拯救者’、‘救赎者’、‘圣人’等词应该被当作骂人的话和作为罪犯的标志来使用”等等，很难让人相信尼采是在阐发基督教神学的微言大义。尼采如果真是一位基督的信徒，那他的这些反基督言论除了迷惑自己的那些教友外是不会起到任何其他作用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基督教神学家如列维茨基、叶静豪斯等认为，尼采实际在灵魂的最深微处显示着与上帝、基督的相沟通性。到20世纪，就更有不少有基督教神学背景的思想家对尼采思想与基督教的深层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些人的名字可以举出很长的一串，著名的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舍勒、利奥-施特劳斯，洛维特，布鲁门贝格，沃格林，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贝伦伯格，莎皮罗，林贝克、阿尔蒂泽等等。除了海德格尔等少数几个例外，这些人大体都有一个倾向——而且这倾向越到晚近就越明显：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出发解释尼采的神学思想。按照现下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尼采尽管表面上痛诋基督教和一切与基督教有关的思想文化，但只要对他哲学关怀的价值取向略作分析，就不难发现，尼采事实上丝毫也不认为哲学能够解决人类的终极问题，神学思考才是其未作明言的真正的最终关怀。他们说，“尼采并不试图为了虚无而牺牲上帝”，“权力意志论是对上帝的辩护”； 尼采其实比“当时或此时的任何一个神学家”都更懂得耶稣的真意，他的查斯图斯特拉很有可能“是一个全新或更新的耶稣”。 这样，尼采的基督教批判就可以视为是其全新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引论，而尼采那些著名的敌基督的言辞，也就可以视为仅仅是一种修辞的策略，是对基督教爱之切责之也切的情感表达。根据这种逻辑，还有神学家作出了进一步的猜想：尼采为什么频频用极端的言辞攻击基督教？这其实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叙事狡计，尼采以此凸现了启蒙主义（理性主义）这一条反基督的思想路线在根本上的荒谬。“尼采玩弄隐微术，把启蒙理性的‘逻辑’推倒极端（理性=意志=生命冲动），把启蒙理性的反基督精神夸张到极致”，以此，他“在自己的书中涂满毒药，阴险地企图让启蒙后的文人学者读后一个个死于非命”。

我看——上面这些人都是伪信者，他们和尼采一样，都是拜火教疯子！这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在欧洲，从奥古斯丁以来，摩尼教和拜火教，就没有断过根！区别只在，奥古斯丁是由摩尼教而入基督教，尼采是由基督教而入摩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