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关公崇拜是满洲鞑子的统战工具

网文《岳飞在明代被封神 清朝为何要将其赶出武庙？》报道：

清廷一方面希望继续借岳飞来宣扬忠顺，感化汉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这个打过自己老祖宗的人被顶礼膜拜。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追封汉将关羽三代。

纵观历史，自岳飞风波亭遇害至今，八百多年来，无论是历代官方，还是普通中国老百姓有关他的讨论、评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一过程中，岳飞的形象也起起伏伏，一再地发生着变化，并且依附于他身上的故事也越来越离谱，甚至慢慢脱离了本来的面目。

宋官方忌讳谈论岳飞之死——岳飞（1103年—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是南宋初年著名抗金将领。他率领的军队因多次击退南侵金兵而广受世人赞誉。后因在抗金问题上与宋朝最高统治者宋高宗及权相秦桧意见相左，先被解除兵权，后遭处死。

以上信息基本来自于元代人所修的《宋史》。《宋史》材料多录于宋朝时期的国史、日历、起居注等官方记录。按说应该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岳飞的记录，宋朝的官方记录恰恰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岳飞死后，有关岳飞的是是非非是朝臣们十分忌讳的一个话题，因此不但当时官方文献少有记录，就是与岳飞熟识者也绝口不谈论只言片语。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的亲历者们日渐凋零，岳飞事迹也就逐渐变得湮没无闻。

子孙为其夸大书史——直到岳飞死后二十年，也就是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这一年宋高宗退位，其早年过继来的儿子赵昚做了皇帝。这位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复祖宗基业，收复被金人掳掠的北方领土，遂决定为岳飞“正正名”，这样岳飞一下子就成了大宋武将之楷模。但问题随之而来。经多年封锁，此时有关岳飞的信息已极度缺乏，这样岳飞第三子岳霖就承担起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然而事不凑巧，岳霖刚进行一半就告病亡，于是岳飞孙子岳珂又接过此项任务，“大访造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纪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积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盖五年而仅成一书”。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有关反映岳飞事迹最全面的《鄂国金佗粹编》。当然，这本书中材料由于多非一手，且出于祖孙情节，夸大之处在所难免。

元末史官大段抄录、发挥——又过了近一百八十年，也就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此时宋朝已经灭亡，继之而起的元朝也已经到了末世。元朝政府为聚拢人心，打算编修宋、辽、金三史，但史臣们写到岳飞传时才发现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对岳飞有些记载外，其他文献中已经很少了。于是为求省事，他们干脆就将《鄂国金佗粹编》中的材料大段抄录进去，并巧加发挥。这样，一部《宋史·岳飞传》就形成了，然而此时《宋史》中的岳飞事迹早已是面目全非。

客观地说，蒙古人对待岳飞还是不错的。为了安抚江南汉人，不仅没有废止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封号，而且“降命敕封并如宋，止加保义二字”。就连“坟渐倾圮”的岳飞墓也拨款修葺一番。官方对岳飞的评价，也远高于宋廷，谓“西汉而下，若韩（信）、彭（越）、绛（周勃）、灌（婴）之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岳飞成为明朝最好的反思教材——到了明朝，外有异族入侵之虞，内有流寇作乱之患。特别是明中后期，朝中奸党宦官横行，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中，历史仿佛是宋朝的再次重演。于是，前朝人物岳飞成了最好的反思历史，寄托衷肠哀思的载体。

无论是在官方话语还是在民间视野中，岳飞都一再地被提起，并且地位被再度拔高。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岳飞列为历代三十七名臣之一，“从祀历代王庙，配宋太祖享”。景泰五年（1454年），武功伯徐有贞创岳飞庙于汤阴故土，景泰帝御题为“精忠之庙”。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政府甚至将岳飞置于神的地位，加封其为“三界靖魔大帝”。

当时，皇帝的加封诏书是这么写的：“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原职宋忠文武穆岳鄂王，兹特封尔为三界靖魔大帝”。这时的岳飞俨然已成为朱明王朝的精神图腾，开始扮演起一种家族守护神的角色。

清人将岳飞移出武庙——明朝灭亡后，当年岳飞拼死抵抗的金人后代又建立了清朝。因此，清朝对待岳飞的态度就不如元、明时期那样洒脱，变得极为复杂。清廷一方面希望继续借岳飞来宣扬忠顺，感化汉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这个打过自己老祖宗的人被顶礼膜拜。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追封汉将关羽三代，在全国普建关帝庙，想借关羽之名，将汉人对岳飞的尊崇全部转移出去。这样一来，岳飞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庙多为关羽独占。而在此后清朝的官方评价体系里，岳飞则被仅仅定型在一个“精忠”的框架里，成了“精忠岳飞”。

民国岳飞被列入法典——这样，又过了将近一百年，民国建立后岳飞形象才又被重新塑造。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0日，袁世凯甫一出任大总统，就发布“关岳合祀”命令，把岳飞重新请进了神庙，并下令民国海陆将领均需按时祭拜“武穆”，甚至详细规定了祭祀礼节及贡品用度。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打响，打倒军阀变成了举国口号，北洋军阀尊崇岳飞，自然岳飞也就被连累戴上了“宋代军阀”的帽子，并遭到革命力量的批判，很多地方岳飞庙尽毁。

北伐胜利后，国内矛盾缓和。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将岳飞与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关羽等十二位历代名人列为“先哲类神祀飨祭”，并列入法典，岳飞一下子就成为了“民族英雄”的化身。

此后，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前”，岳飞在官方评价体系中也还先后经历过“华夏之魂”、“封建家奴”、“革命敌人、千古罪人”之类的形象变化，真可谓一波三折。

谢选骏指出：这无非因为，中共作为苏联走卒，精神上也就对金兵和满清敞开了胸怀——苏联在中对于中国的关系，不仅是“白种蒙古人”，而且也是金兵、蒙古和满清的继承人。

网文《关公文化》报道：

帝王尊崇备至——关羽何时进入后世官方视野，并且累代崇封，逐渐攀升至护国佑民神祇的？其实经历过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最早敕封关羽，不过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为武成王。安史之乱以后，为了激励武将士气，唐德宗接受颜真卿的建议，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武成王庙增祀64员名将，其中刘蜀关羽、张飞都被列入其中。但不久以后（公元786年）就有丞相建议，姜尚祠庙只留张良陪祀，撤出其他将领。
宋朝开国时重订祀典，赵匡胤提出「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的完美标准，将关羽、张飞等22将黜出庙堂。但在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为了振奋军心士气，就恢复了原来的配祀。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已较其他诸将侯伯之爵优渥。随着金兵南下，关羽作为鼓励将士英勇奋战的榜样力量受到重视，南宋朝廷一再为关羽加封徽号，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此为宋代对于历代功臣烈士之最高封爵，亦为现存以关羽为祈雨神祇的最初记载。
金、元承袭了义勇武安王的封号，迳直称为「关大王」。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
明初朱元璋命关羽祠庙重新恢复「寿亭侯祠」。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列入祀典。嘉靖年间恢复「义勇武安王」爵号。
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治漕河，封高家堰关庙主神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为封关羽帝号之始。从此大运河沿途竞相建立关庙，以祈保人流物转之平安。此为后世关羽司职财神重要缘由之一。二十二年（1595年）敕解州关庙神主称帝，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关庙之神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为天下关庙俱可称帝之始。自此关羽成为无上尊神。
清兵入关以前，满洲朝廷已经开始崇敬关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
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比隆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咸丰四年（1854年）颁诏更定关庙祭礼，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
又清代自顺治开始，历代皇帝对于关公屡有崇封，光绪时达到22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为历朝人臣之最。
此外，清廷坤宁宫还特别保留有满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释伽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每年正月初二回神，每月初一，四月初八佛诞日，三、九月马祭、四季献神及萨满特有的杀猪供祭卜吉，求佛柳祭等场合，均有对「三军之帅关圣帝君」的祷告奉献，非常虔敬。这个风习在有清一代宫廷里贯穿始终。满人民间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关公，可知崇祀之深。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可见，关公崇拜确是满洲鞑子泯灭民族界限、麻痹汉人神经的统战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