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孙长江的成王败寇

《纪念孙长江：到底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王明远 2020-06-22 “阜成门六号院”微信公众号）报道：
 
今年（2018年）5月恰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一文发表40周年。最近各个重要媒体都撰文来纪念这个掀开新时期历史序幕的事件，而在提到本文主要作者时，无不说是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先生（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而胡福明先生也在媒体上以本文主要作者自居，每逢改革整五整十纪念之际都会成为媒体曝光的焦点。然而，周围那些还健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亲历者们，都对这个说法不赞同，认为胡福明不应该被称“主要作者”，说是“原稿作者”更合适。《光明日报》所发表的《实践》一文，已经与胡福明原稿相去甚远，文章精髓和大多数内容出自参与编辑的光明日报社和中央党校有关人员，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先生对文章贡献最大。本文就从亲历者和文献材料了解的一些情况，略做辨析。

一、1984年的《光明日报》评奖风波

1984年光明日报社举办了“优秀理论文章评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获唯一的特等奖，并将作者定为胡福明。在颁发奖金时，给了胡福明700元，吴江和孙长江加起来300元。这个评奖过程并没有公开，这不仅引起同样作为主要作者孙长江的不快，但凡亲身经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光明日报社领导也不同意这个评奖结果。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的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此时虽然退休，但是还担任报社的顾问。大概也是出于不认可这个评奖结果，于是写信给中央，要求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做出符合真相的结论，建议：“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变化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杨西光的信报送胡耀邦及薄一波、陆定一、马文瑞、冯文彬等人。

1985年1月，光明日报社专门梳理了《实践》一文发表过程，写出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经过》，并附上历次修改的清样，作出如下结论：“综上所说，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的上述几个同志(即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和吴江、孙长江)支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从这可以看出，最起码胡福明和孙长江对于文章的地位是一样的，并没有说胡福明是主要作者。为何现在以讹传讹，胡福明成为“主要作者”，而其他人根本就不提了呢？

光明日报社为了更清楚说明真相，在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之际都整理了有关专著和资料集，并且收录了历次修改样稿。主要作者到底是谁，读者一看就可自辨。

二、《实践》一文诞生经过和胡福明所起的作用

1977年8月，《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参加一个理论研讨会，会上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的发言不因循守旧、有独特见解，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请胡福明以后为《哲学》专刊撰稿。胡福明在1977年9月将写好的《女人是生产力吗？》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寄给王强华。王强华看中了后一篇文章，经过五次修改后准备在1978年4月11日的《哲学专刊》上发表。因此，《实践》一文的缘起是一件很普通和偶然的事情，只是一个报社普通编辑与大学教师的约稿行为，并不像媒体上报道的，胡福明先生在写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是在酝酿反对“两个凡是”，掀起一场革命，好似一场大战已经布局好，安排他去做先锋。

不可否认，胡福明先生的投稿直接引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横空出世。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胡福明先生的投稿就意味着不会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早在1977年“十一大”结束之后，胡耀邦就已经安排在中央党校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了，800多名高级干部学员展开了激烈讨论。杨西光在接手《光明日报》后也准备在这方面破题。如果没有胡福明的投稿，真理标准问题也会在1978年夏季以其他的方式出现。现在媒体宣传上“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叙事方式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

具体来讲，从1977年9月胡福明先生投稿，到1978年5月11日作为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酝酿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1月至4月4日的前修改的五样。这期间胡福明先生虽然遵照编辑要求，做了些修改，但是与胡福明先生原稿差别不大，胡先生曾经回顾这个阶段修改说：“我对文章修改的很少，尽可能让说的周到些，坚持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胡福明：《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前五样可以视为胡先生的劳动成果。

第二阶段是，4月初至24日的第六、七、八次修改。事情的转折点是1978年3月，在胡耀邦建议下，中央任命杨西光为光明日报社总编。1978年4月初，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签发胡福明的稿子时，感受到篇文章立意的特殊意义，决定将文章撤下来，进一步修改后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但是杨西光认为此文思想性和针对性都不够强，重点要批判“两个凡是”和“冲破理论禁区”，有必要进行大的修改。此时，恰逢胡福明来北京出差，杨西光安排光明日报社的马沛文、王强华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协助他修改。胡福明只参与了13日至15日的修改，15日提交第六次修改稿后就离京了。杨西光对这个修改稿不满意，因为还是没有涉及到“两个凡是”这关键问题（辛广文：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这可以看出，当时胡福明作为大学老师、又地处南京，对北京的政治动态不太了解，他的理论高度与《光明日报》所期待有很大差距。之后，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亲自进行了第七、第八次修改，这才把所想表达的内容体现出来。经过修改扩充，胡福明第六次修改稿的内容已经不超过一半。现在胡福明先生每逢采访就说他写《实践》初衷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这是违背事实的，他只是从哲学上反对“天才论”，最起码没有涉及现实问题，明确针对“两个凡是”是杨西光等人提出来的。

第三阶段是，4月25日光明日报社的第八次修改稿送给中央党校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先生又将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好关于什么是真理标准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糅合在一起，并且进一步改写，组成了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次修改，文章内容和深度再次得到升华，光明日报社第八次修改稿所保留的内容不超过三分之一。孙长江在文章最后定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在后面会专门介绍。这个阶段胡福明先生没有参与。

之后，吴江将定稿报送胡耀邦两次审阅，最后于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转，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讨论由此揭开序幕。

至于为什么要由中央党校定稿、发表。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央党校理论水平高，此间已经就理论标准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也参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胡福明文章感兴趣的原因，所以他希望中央党校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个文章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杨西光认为此文一出必将产生巨大政治冲击波，其产生的风险，《光明日报》无法承担，唯有胡耀邦有这种勇气和力量去承担这个政治责任。因此，采用由《理论动态》先发，再由《光明日报》转载的方式，来降低风险。

综上可以看出，胡福明先生在文章定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主要是由杨西光、孙长江、吴江、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最后见报的此《实践》，已非胡福明写作的彼《实践》，而是两篇《实践》的融合产物。正因为二者题目相近，所以给后来人制造了混淆逻辑、偷换概念的空间。

三、为什么说孙长江对《实践》一文有决定性的贡献

笔者通过比较胡福明先生的原稿和最终发表在报刊上的完稿，很明显地发现，虽然胡福明是初稿执笔者，孙长江是完稿执笔者，但是，孙长江的作用更大。能够使得此文产生如此强烈政治效应，并且成为传世名作的关键人物应该是孙长江先生。

第一，胡福明的原稿通篇讨论的都是哲学问题，本来就是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作为哲学文章的，后来发表在学术刊物《文史哲》杂志1978年第5期上。经过孙长江的修改后，文章有针对性讨论文政治路线和”两个凡是“，才使得文章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如果仅仅作为一篇讨论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是没有它的历史地位的，它的思想地位是孙长江先生奠定的。

第二，就文章内容和结构来看，1978年1月初次排版的胡福明的原稿在《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中保留不过一两成，并且多数是引用的马恩列毛的原话。即便是1978年4月24日《光明日报》社送给中央党校的最后一稿，最后内容保留也不过三分之一左右。尤其是文章最精华，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均是出自孙长江之笔。文章最后一部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最重要的一部分，完全是孙长江所加。

第三，胡福明原稿题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光明日报将其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吴江、孙长江的建议，加了“唯一”二字才使得文章铿锵有力，可谓“点睛之笔”，这也是此文能够当时产生那么大震动和冲击的原因之一。

第四，从语言文风上，无论是胡的原稿，还是《光明日报》的修改稿，里面都充斥着“文革”式语言，比如说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帮派”、“反对文化大革命”，还要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章最后以“华主席号召我们”作为文章收尾。这篇文章本来就是针对华国锋上台后的“两个凡是”的，却最后还是运用的“凡是派”的语言范式。而经过孙长江修改，文章风格彻底改变，完全剔除了“文革”式语言，摆脱了阶级斗争思维，从文风上就与当时的官方主流话语区别开来。这才使得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大快人心，今天读起来仍然觉得没有时代违和感。

第五，文章发表的政治责任是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社承担。当时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社都明白这篇文章是主要表达的是这两个单位的观点，与胡福明无关，所以采用的名字也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的头一两个月，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社都面临上面的巨大压力，直到7月份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有明确表态后，处境才改变。然而，到了后来，胡福明先生享受了此文带来的名声、地位和荣誉，这本身就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我国《著作权法》第13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第10条规定，作者依法享有署名权等权利。孙长江先生参与了《实践》一文的创作，理应是作品作者之一。并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因作品署名顺序发生的纠纷，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名顺序；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创作作品付出的劳动、作品排列、作者姓氏笔划等确定署名顺序”，也就是说文章贡献率是确定作者顺序的首先考虑原则，孙长江对于《实践》一文贡献率最大，他理应是文章的第一作者，署名应在胡福明之前。所以，宣称胡福明先生是《实践》一文的主要作者的行为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

四、作者之争背后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实践》一文作者是胡福明，还是孙长江的争议，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如果是法律问题，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判定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归根到底就是是否承认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者和组织者的问题。在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理论动态》杂志此后又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等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理论动态》这些为改革鼓与呼的赤诚行为，渐渐成为反改革力量的“眼中钉”，他们欲除之而后快。1981年，孙长江先生受中央党校的指令在在《理论动态》发表了《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一文，本来是讨论工作作风的问题，却被主管宣传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捕风捉影地诬陷为含沙影陈云同志。以此为借口，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撤销，把主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和研究室领导孙长江等逐出中央党校。为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机构，就这样消失了。由于这位书记处书记在八十年代一直主管宣传，孙长江先生因此一直不被媒体提起，凡是涉及《实践》一文作者，均是提胡福明。

到了90年代后，虽然反改革的力量逐渐退出权力舞台，然而，在正统的改革史构建中，胡耀邦一度成为“敏感人物”。此时，如果说孙长江是《实践》的主要作者，那么必然要提到在这篇文章撰写和发表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胡耀邦。因此，一些党史专家出于抹煞胡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中所起的作用的目的，孙长江先生再一次被隐晦掉了。

胡耀邦同志在《实践》一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亲历者都有公论。胡福明先生说：“耀邦同志审定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发表起了决定性作用”。（《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理论动态》负责人孟凡回忆说：“耀邦同志对《实》文的定稿和发表起了决定作用……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作出了其他人不能比拟的重要贡献。”（吴思等主编《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6页）

光明日报社1985年1月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出的结论是：“从第一篇文章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邓小平同志思想指导下，由胡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进行的，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五期上发表的胡耀邦同志的传略中说的：‘他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光明日报评论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时隔三十多年后，中共中央再次明确了胡耀邦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讲话中指出：“胡耀邦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后，本文强调孙长江先生在一文构建中的作用，当然不是否认胡福明先生在《实践》一文发表中的历史作用。胡福明先生在那个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理论敏感性和勇气是非常难得的，他也为此文的修改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造成今天主要执笔人被抹煞的情况，责任也不在胡福明先生。然而，《实践》一文主要作者论述上至少应该加上孙长江先生，这才不违背那场思想运动所要达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初衷，如果这一点上都不实事求是，那是多么强烈的历史讽刺！（初稿完成于2018年5月25日）

谢选骏指出：什么乱七八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就是现代汉语版本的“成王败寇”论吗。现在时隔四十多年，还要为这个强盗逻辑争论“到底谁是主要作者”，真是太太太可笑了！就算这是孙长江鼓捣完成的吧，也只是说明了这是“孙长江的成王败寇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算流芳，还算遗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