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的社会生物学机制

 

网文《中苏论战》报道：

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经常对中国事务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操纵的第三国际曾经多次给中国共产党错误指示，险些让中国共产党毁灭。解放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多次提出与中国共建一支海军、建立长波电台事情，被毛主席拒绝，不久苏联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就分化了，双方先是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联终于下决定撤走了所有苏联驻华专家以及一切援助。

内容简介

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之间展开了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战，旷日持久，历时十年，又称“十年论战”。

1960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后，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以及苏共影响、控制下的一些共产党发表许多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1962年4月至5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连续发表7篇文章，答复和反驳受苏共影响而对中国加以指责的一些共产党。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出苏共领导人，同时对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有相当的限制。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指出：中苏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这使得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1963年7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并且在国内各大报刊展开了对中共的攻击，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苏方毫无诚意，于7月14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象，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论战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与旨在完成“反修防修”任务的“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苏论战当事人之一邓小平评价这段历史时说：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都是苏共。“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

由来

1950年2月14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影响

中苏论战，是60年代中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就中国方面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

实质

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他们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上，使用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和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了实证史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一是白人学者戴维德·梅尔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开磐石 :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们现在明白了：重思冷战史》、高沃龙( Garver. John) 的《对手与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等；二是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冷战》和《经济冷战》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对美国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在过去他们主要是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领导人的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该书虽然资料丰富、逻辑缜密，但是立场僵化。值得注意的是，90 年代以来，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 О. Б. Рахманин)，连续写了两部苏中关系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同过去相比，其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中苏关系变化的原因。类似的作品还有库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作者作为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对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苏联方面原因很有帮助。此外，俄罗斯的中青年学者瓦斯科列谢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巴拉诺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也都体现了俄罗斯对中苏关系研究的发展。

中国学者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 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 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 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为代表，一些中苏交往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出版。同时，一些学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苏关系的有关史料，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述，对中苏 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澄清;牛军、杨奎松等学者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北京大学的孔寒冰教授则对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60——70年代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所谓的“中苏论战”基于一种“社会生物现象”——中共作为苏共的“儿子党”（毛泽东亲自招供），比苏共的诞生晚了一个时代，苏共起源于1898年3月13日-15日创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中共是苏共1921年才招募组建的。这个二十三年的岁差，足以形成父子关系。再者，苏共的国家建立于1917年，而中共的国家建立于1949年，二者的岁差更大，达到了32岁，几乎可以形成祖孙关系了！虽然中共在1932年开始乡村割据，但那只是土匪座山雕一类的格局，不足以形成国家性格。到了1949年中共统一了大陆红区之后，初期的野蛮性犹如初生牛犊，迅速和苏联“苏联老大哥”的老谋深算发生了冲突。因为苏联不是老大哥，而是共产老子和共产太祖，对中共的态度就像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对待汉奸一样。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慑于其大家长的淫威而唯唯诺诺，斯大林一死，儿子当就开始造反老子党了，中共龟孙子就要革苏联狗爷爷也就是所谓“苏修”的狗命了。这就是谢选骏所看到的“中苏论战的社会生物学机制”。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