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共打狗运动史

《纽约时报》一语惊人：中国共产党在镇压狗》（环球时报  2018-11-18）报道：

大家都知道，前不久杭州发生了一起激起全国民愤的事情：一名狗主人因为遛狗不栓绳，结果他的狗吓坏了一个路过的孩子，而孩子的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踢了狗一脚，却被这个不文明养狗的狗主人打成了骨折。

之后，为了进一步消除“不文明养犬”的行为，杭州市城管委宣布了一系列严格的“整治措施”。但这些措施却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一刀切”，伤害了正常养狗人的权益，有“爱狗人士”更认为这是“侵犯狗权”，也有公众支持杭州城管部门的“严打”行为。

这一争议也很快引起了美国《纽约时报》的注意，然而这家西方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却非常诡异……

怎么诡异呢？按理说，一家媒体如果要报道目前杭州城管部门这个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的行动所引发的争议，应该是就事论事地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以及为啥中国舆论对此事会有这么强烈的分歧。

可《纽约时报》却在他们的报道中塞入了很多“上纲上线”地妖魔化中国社会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内容……

比如，该报的记者在其报道的一开头就宣称中国的一个大城市在“镇压”狗。

当然，这种报道套路在耿直哥看来早已见怪不管了。可以说咱们上到政府下到民间协会，只要出台什么禁止性的政策，西方媒体都往往会用“镇压”这个极度负面的词语来描述我们。

不过，更离奇的还不是“镇压狗”，而是“中共镇压狗”。

是的，《纽约时报》在其报道中还抛出了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称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反狗”，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因为狗会在夜间给“日本殖民者”暴露共产党员的行踪，而将狗视作“政敌”……

说实话，当时耿直哥读到这部分内容，真的是被“雷”到了，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是不是搞混了我们中国人用来形容“汉奸”和“叛徒”时所使用的“走狗”一词？——还是说在这位记者看来，用“走狗”去形容叛徒本身就是对狗的“不友善”……？

不仅如此，《纽约时报》还宣称：过去数十年里，中共还一直认为养狗体现的是奢侈之风、是浪费粮食，而在这样的宣传环境下，狗也就常常在街头被人随意打死——即便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了，一些官员也仍然对狗“充满敌意”。

Emmmmm….看来宁可让人饿死也要让狗吃饱，在《纽约时报》的大记者看来才不是“仇狗”或“反狗”的行为吧……？

而有了这些极为白痴和上纲上线的描述做铺垫，《纽约时报》对于这次杭州事件的报道也就毫不意外地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偏差。

比如，该报就认为所谓的“不文明养犬”行为虽然存在，这也仅仅是“可能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人对狗本就“根深蒂固”的恐惧情绪。这里的措辞大家可以再仔细感受下……

又比如该报还引用所谓的“动物保护人士”的说法，称“中国社会对狗的恐惧反映出整个社会都缺乏安全感”以及“对狗缺乏同情反映出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另外，该报也搞错了杭州城管部门此次的整治工作的一个细节，把杭州早在2007年时就已经出台的禁止在市区饲养的34种大型烈性犬，错误地说成了是今年才刚出的新政策。

总之，这篇《纽约时报》报道给人带来的直观感觉是，似乎中国共产党才是狗在中国会遭到如此对待、以及杭州会出台这种政策的根本原因，而“不文明养犬”只是一个催化剂。

可我们的社会对于对狗的抵触和排斥，到底是因为我们的执政党在煽动我们“仇狗”，还是因为不负责任的狗主人和他们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呢？——耿直哥认为，只要不是智商有问题或是故意装傻，答案应该很明显吧。

最后，再回到杭州的事情上，耿直哥也希望借此事呼吁各方都“就事论事”，别上纲上线也别造谣传谣。这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就好。

谢选骏指出：《宦球时报》的脑子锈了，百年忘本，竟然不知道“中共打狗运动史”——

搜狐《八路军展开打狗运动，2月消灭60万只狗，指挥该行动的将领授上将》（2019-05-26）报道：

狗，是一种很有用的动物，尤其是农村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一来可以看家护院，做“看门狗”；二来村里的猎户上山打猎时，可以带着狗追踪猎物，做“猎狗”；还能给盲人引路，做“导盲犬”，可以说所有的动物中，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然而，上世纪最艰难的八年抗战时期，尤其是1939年开始，狗却被人们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八路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为什么要给狗扣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呢？其实是因为八路军经常在晚上行动，狗非常机敏，会发出犬吠。

当狗一叫起来，就相当于给日军和汉奸们通风报信了，八路军的行踪就被暴露了。说句良心话，狗叫那时它在执行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啊，但是谁让它们赶上了这个艰难的抗战年代呢？1939年冬天，八路军正式开始打狗运动，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显示，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大举消灭“狗汉奸”，2个月的时间共计消灭了50~60万只狗，当时在冀中地区都看不见狗的踪迹。

​消除了狗叫的威胁，八路军的战斗进行的非常顺利。不过，这50~60万只狗也没有白死，除了给当地百姓增加了肉食，百姓还分给了八路军一些来改善伙食，而这五六十万只狗的狗皮更有大用处，八路军利用被服厂把这些狗皮加工成了狗皮大衣，部队冬装的难题一下子也解决了，可以说这些狗为当年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冀中地区八路军的最高将领是向守志，亲眼看着当地百姓为了八路军，亲自杀掉家中的狗，让向守志非常感动，这也反映了八路军深受冀中地区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抗战结束后经常提到冀中百姓的对抗战作出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百姓的帮助，八路军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战胜日军。八路军将领向守志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晋升为解放军上将，2017年去世，活了整整100岁。

谢选骏中粗：打狗将军吉人天相，竟然货到了百岁，就像中共一样长寿，真是“做了中共打狗运动史的活见证”。

《抗日战争研究︱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澎湃新闻 05-21 15:02）报道：

打狗运动是抗战时期中共针对狗吠威胁到中共人员行动隐蔽性问题开展的一次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共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大众日报》文章指出：“我们不应把打狗的工作小视了，我们应认识到每家都有一条狗，如果我们的办法不好，影响之大是无从估量的，因此必须认真进行深入的动员，切莫儿戏视之。”不过，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门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做一系统梳理并以此观察战时状态下中共处理与农民关系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战时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

打狗运动起源于冀中地区，后扩展到其他根据地。吕正操回忆道：“冀中一开始打狗，冀南就接上了，山东也跟着学起来。”而且打狗运动不仅包括抗日根据地还涉及游击区、敌占区。不过，华北地区的打狗运动最为突出。因此，本文主要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为中心展开论述，因资料所限，对运动全貌的勾画和复原还有不足，留待以后努力完善。

打狗运动的缘起

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主要起缘于中共对行动隐蔽性的需求。狗在华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保护家人、守卫家产、防止盗窃等作用，狗因为和人长期相处，已经成为人们的“家庭”成员，在华北乡村，狗的警觉性非常高，它通过叫声“报告”主人有陌生人来到家中，即便家门口有路人经过，狗也会以叫声“报告”主人。狗吠的“报告”作用在战时仍然延续着。但对中共来说，狗吠尤其是夜间的吠声不仅“报告”了主人，也“报告”了敌人，一只狗吠还会引发周围的狗吠，直接威胁了中共人员的隐蔽行动，这也是打狗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1938年以后，日军对中共活动空间的压缩是打狗运动开展的主要背景。以冀中地区为例，此前，由于日军兵力集中南下，使中共力量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成为冀中发展的“黄金时代”。但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日军兵力逐渐不足。只得回军安定后方，中共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10月开始，日军在冀中实施了“五次围攻、六次’扫荡’”，先后实行了多种“扫荡”方式，包括“对冀中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局部性的‘扫荡’，也有对冀中全面性的‘扫荡’；有对不同地区分别的‘扫荡’，也有对同一个地区反复的‘扫荡’；有短期突击式的‘扫荡’，也有较长时间反复的‘扫荡’；有数路分进合击式的‘扫荡’，也有一路挺进奔袭式的‘扫荡’”。到1939年，中共力量的活动空间就被大幅度的压缩了，这就涉及如何隐蔽的问题：“自日寇五次战役围攻‘扫荡’，占领各县城和一些重要村镇后，冀中的所有军队和党、政、民领导机关都转到农村，夜间活动多，保密成了突出问题。”英国记者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对中共开展游击战的地形有过观察：“与东南亚共产党的革命相比，中共在华北所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不利于游击战争。除山西西北部分地区外，这里的山区确实是荒凉的，而且没有道路，山是光秃秃的，根本不像越南和马来亚的游击区那样，覆盖着茂密的丛林。更有甚者，冀中是一马平川，只要不是雨季，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容易推进。”这样的地形条件加上日军力量的压迫就使得如何隐蔽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

为保证行动的隐蔽性，中共也想了很多办法，如：“为了避免夜间行动暴露脚步声，曾用棉花包脚，但是，我方人员进入‘堡垒户’扣门、踹墙、跳墙的声音仍不可完全避免。”但是狗的存在恰恰无法保证隐蔽性：“因为狗的嗅觉灵敏，晚上听到一丝动静，就会一家狗咬起，数家狗狂吠，遍及全村。然而，日伪汉奸常利用狗咬声来判断我抗日人员的行动踪迹，扑捉我抗日人员。所以，狗就成为日寇的‘义务情报员’。”养狗在冀中非常普遍，几乎家家养狗，“冀中群众多数家中都养狗，地主富农还成群地养”。冀中新乐县东岳村锄奸组成员田野回忆他和田文林、田瑞福挖地洞，挖的过程中小心翼翼，避免发出声音，但是“我们抱柴草的声音，被看门狗听见了，于是大声狂叫起来。我们小声训斥不听，又打不得，搞得我们十分恼火，没有办法”。山东地区也是如此，如罗荣桓谈道：“最近狗叫坏事的事屡屡发生，我们还牺牲了多名士兵，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当前，我们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凡事要小心谨慎。现在狗帮我们的倒忙，成了敌人的哨兵，当了日军的帮凶。”胶东区南掖县河南村战役中，狗叫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总结河南事件血的教训，除了领导上存在严重的麻痹思想外就是村犬帮了敌人的大忙。因为我军和地方干部多在夜间活动，走到哪个村，哪个村的狗就狂吠起来，敌人凭借狗的叫声，就能估计我们活动的方位。河南村事件就是敌人根据狗的叫声摸清了我们的行动路线，而把我们团团包围。”因此为保证中共人员活动的隐蔽性，如何处理狗吠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围绕狗吠问题，起初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有的观点认为“城乡被日军占领，抗日武装或抗日工作人员，多是夜间活动，狗狂吠乱叫就等于向日军告密。日伪军大都在白天出动烧杀，他们一来，群众就跑，狗也跟着主人跑。所以，狗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只利于侵略者，不利于抗日”。也有的观点认为狗叫未必只利于侵略者，如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孙志远谈道：“起初有人说，敌人行动它也会叫，使我知道”。但总的来说，狗吠引发的危险还是更大一些，正如孙志远解释的那样：“第一，我夜行军多，敌夜行军少；第二，我到一地群众不逃，敌到一村群众跑光，狗见主人不跑、不怕，便亦竖起尾巴狂吠，因此，狗只利于敌，而害于我。”

除狗吠造成中共隐蔽行动的困扰外，有些特殊情况也成为中共在个别地区展开打狗运动的诱因。如1939年秋，冀中发生水灾，到冬天，民众和战士的食物发生严重困难，“在敌我双方边界村镇实行打狗运动。一来打狗代给养，二来杀狗灭敌人耳目”。不过，打狗运动开展的主要原因还是解决中共行动的隐蔽性问题，且其开展过程并不简单。

民众动员

打狗运动于1939年前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遗憾的是，有关打狗运动的决策和运动开展的指示等相关资料很少，仅在零星的材料中有所提及。如1939年冬，中共冀中区党委“发出了打狗运动的指示，全面动员，统一行动，在全区灭狗”。打狗命令下达之后，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了。打狗运动需要民兵、自卫队和民众共同完成，因此如何动员民众接受打狗是最大的问题。由于狗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打狗对他们来说，并非都心甘情愿，面对打狗运动，民众情绪复杂。

有的民众因为长期养狗，对狗有了感情，不肯打狗。如吕正操曾回忆道：“当时老乡对自家的狗也是很有感情的。”新乐县的材料也显示很多民众不愿意打狗：“狗虽属六畜，但长期与家人相处，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听说打狗，人们觉得非常惋惜，甚至有的觉得像在身上割自己的肉一样的心疼”。四区太平庄邢洛尊家“养着一条大白狗，很懂人性，家里人都下不了手”。同村田建忠家“养着一条大黑狗，与全家人相处10余载，既懂人性，又能看守家院，家中无论谁从外边回来，它就连忙跑上前去，摇头摆尾，左亲右吻，家里男女老幼，附近左邻右舍，都非常喜欢它。因此，田建忠家实在不忍心自己亲手将狗杀死”。东岳村的田野回忆：“我家养着一只大黄狗，在街门口北边墙角里垒了一个狗窝，栽了个大木桩，用铁链将狗拴住，让狗看门守家。那条狗是我把它从小养大，常常逗着玩，我很喜欢它。现在要把狗打死，实在不忍心。”

有的民众更强调狗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如大名县的司枕亚回忆道：“狗对主人忠诚、驯顺，尤其在看家守夜时表现勇敢、机智。遇有陌生人即狂吠报警，看见主人就摇头摆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狗皮可取暖。因而农民家家都爱狗、养狗。当打狗运动布置下来之初，根据地群众普遍存在着舍不得，难下手的思想。”作家康濯1943年在山西繁峙一带和青年民兵队长一起打狗，在打狗时，“他妈发现了这事，却大呼喊叫地啼哭着从屋里冲出来阻挡”，而后“她也就流着眼泪，说那狗过去怎么怎么给看羊、看门，怎么跟一个小子一样亲，又指摘我们这些办工作的怎么年轻不懂事”。

有的民众也理解打狗的原因，但仍然不愿意打狗。如冀中抗日根据地干部刘国华等人回忆：“为了抗日，要除掉狗，广大群众是理解的，但心里又实在舍不得，尤其是小孩和老人，都把狗做为心爱的伴侣，当做家里的成员一样，狗回家晚了还要到处喊叫，突然要求把自己养的狗大小都处死，有些人急得哭，许多人家迟迟难下决心。”八路军战士苏烈回忆道：“狗是老百姓养的，老百姓不大同意。狗干了坏事，老百姓也知道也明白都承认。就是‘我下不了手呀！’”

打狗运动遭到了民众的反对，甚至有民众认为打狗是扰民的行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为了便于对敌开展游击斗争，曾发起打狗运动，当时有少数群众想不通，把它同日伪军抓鸡扰民混淆了”。肃宁县群众编了歌谣：“八路军打狗，日本鬼抓鸡，汉奸打人要‘边区’（晋察冀边区币）。”日伪抓鸡的行为在“扫荡”时是较为常见的，如王紫峰在日记中谈道：“因为日寇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杀猪、杀鸡又宰牛，弄得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鸡毛、牛皮和骨头，臭气熏天。”民众的这种情绪值得注意，当违背民众利益时，民众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逆反心理。

因为思想上的不认同和实际生活中的需要，民众想了很多办法抗拒打狗的命令。如有少数群众“把狗特别是幼犬，暗中送到敌占区或接敌区的亲友家去了。遇有这一情况，一般并没有进行深究。由于受民间义犬救主、黑狗告状轶事传闻的影响，也发现少数群众把打死的狗挖坑埋了，甚至个别群众还向埋掉的死狗烧香，并说：‘不怨我们哪，见到阎王不要告我们’”。冀中干部孟华回忆：“因为有些老年人思想不通，舍不得把自己养的狗打死，有的把狗藏起来。”焦生曾是冀东滦县林子里村儿童团团长，他回忆打狗运动时母亲的反应：“尽管我家养的不是看家大狗，而是供玩的像猫一般大的小狮子狗。我妈怕狗惹事，将其拴在屋里养。”冀中干部陈革回忆：“我们家喂着一条大黄狗，已经喂了好几年，这条狗很通人性，我小时常常带他出去玩，很有感情，不忍心用刀杀死，也不忍心活活打死，拖了好几天。”《大众日报》中列举的民众藏狗的方式有：“有的藏到山沟里，有的藏到地洞里，有的送到亲戚家，一时似乎是销声匿迹，但待情况稍缓依然是叫声不绝于耳。甚至有的就以妇人纠缠，拼命也不让打。”刘艺亭的小说里，主人公姜老维不舍得将狗杀死，说：“这年头，狗也跟着人遭灾受害。”对此，作者评论道：“他只是觉得他这条黄狗太好了，忠诚到一百一，还看家守院，白天没丢过东西，夜间能睡个安全觉，四邻八家没有不夸他的狗好的，如今怎能忍心将它打死？”于是姜老维将狗带到女儿家中，希望能够让狗逃过一命。

在中共政策实践的过程中，民众的情绪和态度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打狗运动的开展也不例外，面对以上民众动员过程中一系列“不”的选择和行为，中共从多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打通群众的思想关，如通过民兵自卫队和识字班等组织启发觉悟，向群众讲明道理。据孟华回忆：“有的老年人思想不通，舍不得把自己心爱的狗打死，我们就在妇女识字班里讲道理，还教唱了一首《打狗歌》。记得歌词是：打狗不要再可怜，现在养狗讨人嫌；八路来了它乱叫，已成敌人的情报员。”1942年，滨海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民兵组织的“打狗队”因打狗和群众发生冲突，一个民兵和一个老大娘讲明打狗的目的是：“八路军打鬼子、打汉奸都是夜里行动，狗一叫，鬼子汉奸知道了，就会误事。”但只是讲大道理民众未必能够接受打狗。为此罗荣桓指示宣传打狗运动的方法：“回去跟村干部商量一下，开个动员会，把为什么要打狗的道理讲清楚。不光要讲打狗是为了便于部队行动，要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狗叫会把鬼子引来，使乡亲们受到损失。在群众思想通了以后，你们再动手。”

罗荣桓的话非常值得注意，罗指出打狗运动尽管起因于保护中共人员的秘密行动，但做群众工作时还要注意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使群众和中共具有同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认识，这一点在做宣传动员时是十分关键的，也反映了中共将抗战与民众利益相结合的思路。《大众日报》的一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要使下级干部，对打狗的意义有明确的了解。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并不应动员只是动员，打狗只是打狗，而要做到，打时也要先经动员说服，打后也要解释教育。我们动员的内容也不应简单化，而要明确地说明利害关系，尤其是对民众本身的利害关系。”接着，文章谈到具体的宣传动员方法，首先是以现实中发生的情况来说明不打狗的危害：“我们可以拿沂蒙区的血的教训告诉民众：因为有狗叫，所以很多躲藏在山沟里的民众，便很容易被敌人汉奸发觉，而吃了大亏；因为有狗叫，我们的队伍的活动也易被敌人发觉，便不易把敌人打出去，老百姓也要多受一些苦难。”然后，为民众打狗和保护狗算了两笔账，第一，“过去养狗是为了防贼防匪，今天防贼防匪是小，防敌人是大。可是狗不仅不能防敌人，还要我们受它的累，虽然在打的时候怪不忍心，虽然‘看家狗，算一口’，可是总得比一比：是留着叫全家全庄及抗战受害，还是打了狗保全家全庄有利抗战”。第二，“我们也不妨叫老乡自己计算一下，养活一条狗一年要多少粮食（据说一条狗顶一个人吃），如果打了狗，还可吃了狗肉，穿狗皮，又有什么不好？”在算完这两笔账后，又对民众另一个顾虑做了说明：“还有人怕狗绝种，我们也可告诉他们，打走敌人，什么好的狗种也都不成问题。”太行抗日根据地辽县的《抗战报》针对打狗运动发表了《人命与狗命谁值钱》，该文“通过仔细分析利弊，认真讲清利害关系，而且举了马家拐、寨沟因狗引敌人而发生的惨案事例”。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到，中共在动员时能够通过实际的例子向群众说明，如果不开展打狗运动，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共，民众的利益也同样会受到损害。

中共群众思想工作的另一个突破口，是通过宣传把狗的形象进行象征化策略处理，将狗的形象从传统的忠诚、忠义变为“汉奸”“走狗”，从而在思想情感上将狗变为民众民族主义仇恨的替代物。“当时把狗列入汉奸、‘走狗’之类”，将吃狗肉称为：“吃‘走狗’肉”。还有称之为“四条腿的‘汉奸’”，民兵们说道：“狗汉奸，狗汉奸，狗也真当汉奸了。”新乐县称狗为“夜间汉奸”。这种动员策略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民众情感上不认同的难题。

按照中共的理念，发动群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动员，但从实践来看，动员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因此在执行者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动员和强制命令有时是相伴而生的，这种相反的动员方式被中共称为“捏鼻子”式，在打狗运动上也是如此。如《大众日报》有篇文章谈到沂蒙区打狗运动的偏向之一就是“强调了命令，忽视了宣传动员”，“为什么要打狗？打狗究竟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这不仅老百姓自己缺乏明确的认识，就是许多地方下层工作同志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因此在打狗的时候，有的就根本不做说服工作，就是有一些说服，也是很简单的说几句话：‘狗等于汉奸’，‘政府命令几天打完，自家不打，别人就来打了’。”这样做造成的后果就是“不管限令怎样严，老百姓自己打的总是很少，而藏狗的办法却层见叠出”。中共在批评“捏鼻子”动员方法时也谈道：“可惜我们每个人只有两只手，顶多一手捏一个，弄不好还要捏住这个，跑了那个，一撒手两个都跑了，这是最笨的一种组织方法。”打狗运动中的“捏鼻子”动员正证实了这一点。

除宣传动员外，第二个办法是用村中的积极分子执行打狗任务。在中共革命中积极分子往往是群众运动的先导，能够带动群众参加的情绪。康濯回忆村庄的民兵队队长就是打狗的积极分子：“他是个最积极的干部，性子强得像烈火，专爱打仗，对打狗自然毫不迟疑。”虽然在打狗的过程中遭到母亲的反对，他曾经也不忍心，“刹时间满脸淌着眼泪”，但最后还是完成了打狗的任务。田野回忆他的母亲也属于积极分子：“我母亲思想进步，她说：‘要狗干什么，光找麻烦’。我知道母亲是党的地下秘密交通员，只要为了抗日，总是绝对服从，积极响应号召。”不过，也有个别积极分子除了执行规定之外，还另有想法，即吃狗肉，穿狗皮。康濯就是如此：“我也年轻气盛，有股子干劲，私下里又想趁此闹点狗肉吃，还想闹两张狗皮穿上挡挡那地势的苦寒；因此我也和他一道去动手。”最后因为打狗后为安慰主人家的感情把狗埋掉了，因此“我吃狗肉穿狗皮的幻想，跑得没了踪影”。《大众日报》的文章中对此种现象有专门的评论：“因为怕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因此曾规定了超过限期，谁打死的狗归谁，因此不仅忽视了一般的动员说服，而在打狗的人，往往在客观上形成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现象：如大狗打小狗不打，肥狗争着打瘦狗就不屑打，因此也就多多少少给民众这样一个不好的印象：‘原来你们是为了要吃狗肉呀！’甚至是有个别不满的民众会这样提出来问：‘同志！鸡打不打，猪打不打？’当然也就难怪了。”当然，单纯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现象是极少数。

综上可以看到，在打狗运动中，中共综合运用宣传教育和发动积极分子等措施进行动员，尽管这个过程中有时会采取“捏鼻子”方式，但由于总体秉持“说服性动员”的理念，还是顺利地将打狗运动开展了下去。对于中共的民众动员，日军评论说：“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以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打狗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打狗手段及对狗的处置

打狗运动具体如何执行呢？从打狗的过程来看，尽管中共说服了民众同意打狗，但在打狗手段的选择和对狗的处理上仍然会照顾民众情绪和民众意愿。

在具体打狗任务的执行上，一般由狗的主人自己负责，“打狗运动以限期自打为主，即谁家的狗由主人在限期内自己动手打死，皮肉归己”。如果自己不打则由专门的打狗队负责：“每村都由几名青壮年积极分子组成打狗小组，遇有在限期内没有打死的狗，由打狗小组负责检查打死，皮肉也由打狗小组处理。”如濮阳县安庄党支部决定“由杨风常、杨耀真任打狗队队长。在两人带领下，三天完成了安庄村打狗任务，还帮助邻村进行打狗活动，受到上级表扬”。新乐县太平庄邢洛尊家“用铁索拴好等着，找三区小队用刺刀刺死了”。田建忠的母亲“让田建忠牵着送到了他堂祖父家（是个光棍汉），叫他打死吃了肉”。但是在由谁打的问题上，中共还是建议民众自己动手：“如果民众自己真正不愿打或不忍打，可以说服大家交换着打，再不行可动员游击小组打，一般工作同志或机关部队最好不要打。”尽量照顾民众的感情。

在打狗手段上强调政治动员和说服。“应经过政治的解释动员与政府的劝导，彻底完成屠狗，尤在我经常机动的要道、路口、山口、河口的大村内应首先完成”。具体开展打狗运动的组织原则是：“凡有抗日组织的村庄，由村干部负责将本村各户的狗全部打光；无抗日组织的村庄，则由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带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强行打杀，并要求抗日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各抗日救国会人员、抗日家属）带头行动。”

相对根据地来说，中共对邻近的游击区、敌占区内打狗的要求是：“应通［过］我动员劝其自动屠狗，以利抗战。但均应用政府法令与政治动员，不得乱打硬打。”一个“劝”显示出对两种地区政策的不同，在敌占区内，如果群众实在不愿意打狗，则要求“晚上对狗必须加以控制，不得让它随便狂叫”。因为，和根据地不同，敌占区民众对中共的了解不够，态度和支持度不如根据地高，如果采用同样的方法会遭到群众的严重不满，如成克回忆平介县的情况：“更使群众不满的是在敌占区搞‘杀狗’运动，人们听说政府工作人员来了，像躲日本鬼子一样，抱着他的哈巴狗跑走了。有人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八路变了样’。”这同样表明中共的决策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情绪和态度。但除了“劝”这个大原则外，也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完成打狗任务，如对敌占区的狗实行“收买政策”：“武工队到敌占区去活动，找伪村长、地主、士绅、关系户，多半在夜里九十点钟，先带上几个包子，到那里狗一叫，先丢两个过去，狗受了贿便不再吱声了。”后来因为肉包子太过浪费，“改成稍稍带点肉的骨头丢下去，那狗啃又油水不多，不啃又舍不得，反而更容易达到我们不让它‘汪汪汪’的目的”。

在具体打狗手段上，也经历了一个摸索阶段：“在打狗运动开始阶段，打狗多不得法，打不到要害。后来摸索到打狗要打头，一棍子即打死。也有用绳套在颈部勒死的。传播了这些狗少受折磨的致死办法，群众接受较快，加快了打狗运动的进度。”在根据地打狗相对容易，但在游击区、敌占区打狗方法上就困难多了。在沁源县，“民兵们晚上就用烂羊皮、猪羊骨头或其它吃食东西，把狗引出据点捕杀了。不到一个月，就差不多把四百多条野狗杀光了”。田野回忆：“趁狗吃食的机会，用绳子套住狗的脖子，狠狠地使劲勒死了。有的用酒泡饼子，狗醉后再弄死，又没有叫声。”

打狗之后，如何处置狗也是一个问题。狗皮一部分“加工制成皮大衣和皮背心，发给部队”，缓解了部队士兵衣装的短缺。狗肉也作为食物补充给士兵，当时有士兵唱道：“狗皮好，狗肉香，吃饱穿暖打东洋，浑身上下有力量。”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连指导员的刘振华回忆：“打狗运动也解决了一些饮食不足呀，这些都在山东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一九三九年冬，受水灾的影响，冀中地区的情况相当严重：“普遍严重的灾荒，带给我们以无比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民食与军食及整个财政的收入，灾区难民顿顿待赈，部队政权天天要吃饭花钱，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抗日武装也在积极扩充与壮大起来，因此粮食和钱的需要，更加增多，军食与军费的供给越发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冀中来说，狗肉的补充作用不可小觑。正如孙志远所说：“一九三九年冬，大家展开了打狗运动。尤其去秋水灾，消灭了狗既可节省粮食，又可增加肉食，狗皮还可利用。”

因为一般狗的主人对狗有感情，因此，在处理狗肉时要考虑群众的情感：“群众在感情上不愿意吃自己养的狗肉，都慰问了部队。所以，当时部队大吃狗肉，走一村吃一村，天天吃狗肉（部队还收购了狗皮做皮大衣）。”再者北方吃狗肉较少，曾担任太行抗日根据地辽西县县长的张广居回忆：“我和药天禄同志（时任辽西县县大队副政委——引者注）突破旧的风俗习惯，在打狗运动中带头吃狗肉，许多战士学会了吃，还想办法捕鱼吃，虽遭到了个别人的非议，也在所不惜（北方人对吃狗肉十分鄙视，南方人则视为佳肴）。并非我们嘴馋，而是为了提倡，用来增加战士们的营养。”苏烈回忆：“老百姓坚决不要狗肉，不忍心吃，让部队去改善生活。狗皮却必须收拾好送还给老百姓。”不过中共同时强调：“打死的狗则最好交狗主，这样才能使民众真正了解我们，打狗是为了大家着想的，并不是为了吃狗肉。”

在打狗手段和对狗肉、狗皮的处理问题上，中共尽可能地照顾到了民众的感情和意愿，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敌占区等不同的控制区内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打狗运动的作用与思考

由于史料的限制，打狗运动的具体时间进程尚无法全面呈现，但可以确定的是，打狗运动的展开同中共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整体对抗形势相关，形势越紧张，日军对中共活动空间的挤压越强烈，打狗运动开展的必要性也就越强。

打狗运动的成功，使得中共人员活动的隐蔽性大大增强。马小先回忆：“由于我们群众基础好，所以，敌人很难获得确实情报，再就是我们部队灵活机动转移驻地（有时白天住进去，晚上离开。有时下午离去，夜间再回来，由于搞过打狗运动，出进村庄无犬吠声），神出鬼没，敌人捉摸不准，因此，敌人达到目的的机会甚少。”吕正操对冀中的打狗运动评价道：“打狗，也可以说是冀中一举三得的一个特种运动，不失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日军驻扎在冀中故城县十二里庄村的警备队队长山口真一提到：1942年7月27日，“潜伏在高粱地的敌大部队突然发动了攻击（据以后调查，敌方的连长和参谋一级的人员曾混进修补阵地工程的劳工中进行过侦察，同时在当夜已将附近村庄的狗予以处置，防止了狗叫）”。可见打狗在进攻敌人时也非常重要。

不过，打狗运动的实施也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在敌占区的效果就十分有限：“这里多是敌占区，前两年也推行过破路和打狗运动，但成绩很差。……行军宿营，到处狗叫，容易被敌人发觉，很不利于抗日活动。……打狗运动，在离据点远的地方有些进展，但在据点很近的村庄就做得很差了。”

在考察打狗运动时，还应把打狗看作中共隐蔽和抵抗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冀中，打狗和堡垒户、地道战等共同组成一个隐蔽和抵抗系统，通过解决狗吠威胁隐蔽行动的问题，再加上堡垒户、地道等隐藏方法，较好地完成了中共掩蔽自己、打击敌人的目标。

综观中共打狗运动的历史过程，笔者有两点思考。第一，从打狗运动的开展过程可以看到战时状态下中共动员的某些特质，尽管有“捏鼻子”式的动员，但总体来看，民众的情绪和意见始终是中共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通过说服“动员”而不是单纯地武力“强制”进行，是打狗运动顺利展开的关键，也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成功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一大法宝，也成为中共的一大精神财富。第二，从打狗运动中还可以看到，对抗战时期民众一系列“不”的行为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进行评价。作家刘艺亭的小说即表现了这种复杂性。男主人公姜老维为躲避打狗将狗藏到女儿家，这种行为看似落后，但女儿说道：“爹还不懂这个道理，在村里也积极着哩”，姜老维回应道：“过去还真没落过后。”因此，对战时民众的心态不能做出非对即错的判断，应更科学地再现历史现场，更加准确地评价战时民众行为和党群关系。

客观而言，在打狗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但中共采取了多元的动员措施，尽可能地照顾到民众利益和民众情绪，最终基本成功实现了打狗运动的预期目标。从更大的历史进程来看，打狗运动并不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但运动背后所体现的民众动员方式、动员理念却始终贯彻中共革命始终，成为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

（本文原题为《“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宋弘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狗为何要经常挨打？俗话说，“打狗看主人”——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打狗就是打狗主人；二层是，狗像主人一样讨厌，不打不行。

人海之间︱移形换位：印度洋的“弱水”与中国的“海底磁山” 人海之间︱移形换位：印度洋的“弱水”与中国的“海底磁山”

网文《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究竟是为什么？》报道：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在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处于中世纪的欧洲遭遇“黑死病”；即由黑鼠引发的大瘟疫，这场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约当时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

说到狗，每个人都会有印象。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实在是太过于常见，但时代在变换，相比起以前的狗，现在的狗狗们称得上是“养尊处优”，有着自己专属的房子、衣服、狗粮。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狗子们可悲惨多了。在那个年代，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每一次提起打狗，笔者总会想起“北丐”洪七公的打狗棒以及打狗棍法。但在上世纪八十年所兴起的打狗运动，跟洪七公肯定毫无关系。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着一条甚至几条狗，因为狗聪明、老实憨厚，不需要特别为他准备狗粮，只需要把平日里的剩饭剩菜喂给它，它就会为你看家护院。

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街上的某些游手好闲的人突然手拿棍子，到处打狗。当其他人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很多狗子被打死，这些人目露凶光，似乎跟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人们向警察求助，警察却说这是上面安排的。那么忠厚老实的狗狗又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多想，又一轮的打狗风暴来临了。

如果说之前的打狗运动只是一次风波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绝对是滔天巨浪。人们惊奇地发现，前几日还在城镇中打狗的人，现在竟也“下乡”到农村继续开展打狗运动了。就在这时，各个农村村长也接到了通知，要求他们在全村进行打狗运动。很多村子的村长害怕这样的行为让村里人反目成仇，于是王家村的人便去打李家村的狗，李家村的人打张家村的狗，如此反复，才避免激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时间一久，村长就会在“打狗队”到来之前用喇叭提醒村里的人把自己家的狗拴好，别放到村里的道路上来。这样一来，很多的狗幸免于难，但“打狗队”不开心了，街上没狗，便挨家挨户地搜索狗，搜到了就直接拖出来打死。村里人爱护狗，将狗放进自己屋里躲藏。狗虽然聪明通人性，但它并不是人啊。一旦陌生人进入院子或者房间里，狗狗便会朝他们吼叫，“打狗队”便露出满意的笑容。而一旁的主人家则满脸不忍，自己亲手养大的狗，从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死去。但他们又不敢将愤怒发泄在打狗者身上，毕竟它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打狗风暴，很多村里的狗已经十不存一。那为什么会有打狗运动呢？其实，打狗运动的理由也很简单：狂犬病。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医疗技术并不发达，对待很多病状也没有最优解，所以为了防止狂犬病的增加，将狗的数量降低，那么传染狂犬病的风险也会跟着降低。

而且那个年代的人们并不富裕，治疗狂犬病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于是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时老百姓对自家的狗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但即便如此，还是得看着自家的狗被打死，这种方法很残忍，却大幅度避免了狂犬病的传播。

时间来到了当今社会，很多人都在遵循“众生平等”的口号。无论是狗还是猫，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也不用畏惧狂犬病。当年的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狗被活活打死，而现在的人对宠物有了更多的责任心，也不允许别人无故伤害它们。时代变了，人们的理念也在变。专业的宠物医院、流浪猫狗救助站，这些设施都大大保证了宠物们的健康。

如今人们反而觉得狗是最通人性的。在你感情低落的时候它会陪伴着你，陪你度过低谷。这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能够调节你的心情。对于空巢老人而言，狗的作用更胜一筹，毕竟它们能时时刻刻关注老人的安慰，在老人遭遇危险的时候甚至还能跑出去求救。对于他们而言，狗已经成为了伙伴而并非宠物。

最后，每个时代都存在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也被那个时代的背景所局限着。就比如七八十年代的人们肯定想不到，当年他们剩菜剩饭喂大用来看家护院的狗狗在几十年后会成为人们的宠物，穿着华丽的服装，住着精致的狗屋，吃着奢侈的狗粮。所以，时代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爱狗的心。也愿各位能够爱护动物，虽然很多人在抵制吃狗肉，但狗肉贩子依然络绎不绝。我们应当携手抵制狗肉，为爱护动物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谢选骏指出：自己家的狗，与其被别人白白打死，不如自己吃掉完事——所以打狗社会一向具有烹狗吃狗的民风良俗，而且总结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汉人智慧。

《张新光：“打狗运动”与养犬风气盛行——豫西南农村见闻之一》（2004-02-08 专题打狗）报道：

我的家乡在豫西南农村——南阳盆地。2004年春节，我回家乡过年时发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近年来农户养狗成风，多数家庭喂养一二条狗，有的农家小院里甚至养犬五六条，村头巷尾随处可见狂叫的凶猛狗群。大人或小孩稍不留心，便会遭遇恶狗四面夹击，令人防不胜防，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据了解，近年来农民养犬风气盛行，与农村社区治安形势的不断恶化有关。就拿我的家庭来说，由于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别山区工作多年，老家旧宅破烂不堪，家中毫无像样的值钱家当，只有80多岁的老父、老母相依为伴，苦度残年，应当说是和盗罪无缘了。然而，像这样的农家小户也难以逃脱“江湖大盗”在乡间村落布下的“天罗地网”。

2000年3月，父亲到镇上刚刚出售完一头价值900元的老牛，就在回家的半路上被“盯梢人”疯狂地抢窃去了。父亲一气之下，以后再也不敢喂养大牲口了。但一生勤劳的父母总也闲不住手，2003年春天，他们花费了58元从集镇上买来一条恶狗，平时省吃俭用精心喂养了大半年。等到秋天，这条恶狗会发出“汪呜…汪呜…”的狂叫声，可以帮助两位老人照护小院后，才又喂养起了两只山羊。我在老家过春节时发现，父亲每天在天黑之前就把两只山羊（市价400元左右）拉回老屋内，紧紧地拴在床头；等吃过晚饭后，母亲还要收拾一大碗剩饭，让父亲端着去喂狗，并再三嘱咐：“一定记着把大黑狗拴在门口的石墩上，把外屋的大铁门和里屋的小木门都上锁紧闭”。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如今农民预防盗罪，好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鬼子就要进村耍野了”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的土匪又要进村哄抢了”似的。

我在老家只停留了几天时间，但不时都会从父母和邻居的讲述中听到很多骇人听闻的奇事、怪事。

“前年冬天的一个‘月黑风高夜’，一群盗牛团伙开着汽车闯进镇北头的孙庄村，盗罪手里拿着尖刀和土铳，挨家挨户抢窃耕牛，一个晚上偷走了8头牛，还打伤了奋起反抗的一家老小。这个案子‘公家’（指公安局）至今未破。”

“单桥村西头的一户人家，兄弟俩辛辛苦苦喂养2头肉牛，眼看着就要上市买个大价钱（市价5000元左右）了。谁知道去年冬天，一群盗牛团伙趁着夜黑人静，把兄弟俩住室的后墙挖开一个大洞，进去后又强行将弟兄俩拴在床上，硬是把2头牛偷走。这伙盗罪临走还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你们养牛，我们卖牛；你们出力，我们花钱；明年再来！’”

“毛主席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有谁敢盗集体的耕牛。偷牛可是死罪呀！如今的盗罪，他们什么东西都敢偷、都敢抢！”

“大集体时，小偷小摸进了村，鬼鬼遂遂，胆战心惊，总怕遇上村里有人；若是进了谁家里偷东西，那怕有个老人‘吭’一声，也会把小偷吓跑；如今的盗罪胆子大多啦，他们经常会大摇大摆进村哄抢财物，弄得邻里不安，也没有人敢出来制止，真是无法无天！”

“前两年，邓县（今邓州市，是全国第一人口大县，现有总人口160万人——笔者注）乱得上下一团糟。人们都说，当时的公安局长是个大贪官，跟他干事的警察都不干正事。听说那个局长犯事被抓起来了，刚换了一个年轻的公安局长叫刘勇，‘新官上任三把火’，大盗小偷一齐抓，打击了一阵子，现在的情况稍好一些。也许罪犯们有些怕了，好长时间不敢出头露面，老百姓才算松口气。不过，家家户户养狗的劲头可不能松懈，谁家大门口拴几条恶狗整天‘汪呜…汪呜…’的狂叫，户主的心理就塌实一些。”

“现在农户多喂养几只狗还可以轮换到镇上出售，差不多够全家一年的油盐钱了。”

“当然，狗多为患，近年来村里恶狗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小孩被狗咬伤，狂犬病发作，无可救治，死得非常惨烈。可是，狗的主人们大都赖皮推委，不给受伤者掏钱医治，由此引起的民事纠纷和官司不断。更有甚者趁机交通事故敲诈车主，索赔金额高达数百元乃至上千元，令人咂舌，人们无可奈何。可以说，农村养犬已成为一大公害——狗粪满地撒、恶狗伤人、狂犬病发作等，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开展打狗运动，以彻底根除养犬隐患。”

……

年前年后，村里的大人们都在争论着一个相同的话题：“打狗”与“养犬”。这使我忽然回想起孩提时代“公社革委会”于1973年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了。

那时，我只有9岁，是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不懂事的孩子。不过，我至今还隐隐约约记得，那个落日黄昏，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银龙通过高音喇叭喊话：“社员们，请注意：大队刚刚接到县革委会和公社革委会的紧急通知，限定今天晚上把各户喂养的大狗、狗仔统统打死。在明天天亮之前，户主将死狗送往大队部统一组织销毁，以防止疯狗病传播。若有行动迟缓或是私自藏匿、隐瞒不报者，各生产队民兵连要积极组织基干民兵，强行将‘顽固分子’扭送到大队部关押，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彻底地批斗。”霎时，从白银堂、柳树坑、三队、四队、五队、皮家等6个生产队，到处都有娘娘庙大队民兵营临时抽调基干民兵组成的“打狗队”，闹腾了大半夜，整得鸡叫狗跳，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第二天大清早，我们一群小孩子跑到大队部去凑热闹，看见院子里放着一排排的大锅，正用“白开水”蒸煮成堆的死狗。听大人们讲，用死狗熬出来的汤浇菜地，比上日本尿素还壮实。从此以后，一直到1979年我离开村庄去县城读高中的七八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听见过“汪呜…汪呜…”的狗叫声，整个村子一片沉寂。

其实，1973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当时已被文字记录下来了。痕迹虽然轻淡，却又带着那个时代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惯用的夸张手法。我从当年南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达的有关文件中以及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旧《南阳日报》上，查找到这样一些相关的文章题目，不妨抄在下面。如：《关于开展打狗运动的通知〈南发1973年 XX号〉》（此件发至各县市、各公社、各大队，传达至社员），《严肃认真地对待打狗运动——论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论），《把打狗运动当做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再论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论），《宝书指路，利剑在手——某公社打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某公社打狗运动取得重大胜利》（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永葆革命青春——记某公社打狗队长某同志的先进事迹》（南阳日报社通讯员文章），《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记某公社的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专题报道），《坚决制止逃亡主义，誓死保卫红色家园——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金猴奋起千钧棒，环宇澄清万里尘——记三十里铺战役》（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任尔凶狂，终将覆灭——某公社清剿残余疯狗纪实》（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樟树坪战役侧记》（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振奋精神，铲除残敌，将打狗运动进行到底——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送瘟神——某县疯狗已彻底肃清》（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防止死灰复燃——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关于表彰打狗运动中有功人员的决定》（地方政府文件），等等。还有很多，我就不全部抄录了。至于文章的内容，限于篇幅，这里更不可能详细引述。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无非能够清楚地看到两点：一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人们对狗的憎恶是政治性的，被视为一种需要坚决反对和强烈抵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广大农村已经没有人敢私自喂养狗。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农民养猫、养鸽子、摆弄花鸟鱼虫都被视为玩物丧志、消磨革命斗志的不良行为而被强行禁止。二是，当时的农村，狗似乎还不能作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得到保护，政府以“说什么防止狂犬病！”为名，依靠行政命令开展了一场“打狗运动”，于是，狗的末日才真正来临。现在，用真实的历史眼光去审视当年的“打狗运动”，我们还可以挖掘出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譬如，在人民公社时期，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常年吃不饱、穿不暖，谁还有心思和精力去喂养家犬；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特殊时期，哪还有人敢去偷抢集体的财物，再说农民家里确实也没有任何的值钱家当，养几条狗照门实属多余；况且，1973年的《打狗紧急通知》中还有“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说，社员怎敢不听从来自上层的统一组织指挥？……

狗是与人类最亲近的一种动物。中国的“狗文化”并不都是外来的。中国人养狗的历史久远，打狗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有人说，打狗运动起源于战争时期。当年的抗日游击队转战于“高家庄”、“马家合子”，经常因为狗的“汪呜…汪呜…”的狂叫声而暴露目标，为了抗日大计，于是将华北平原的狗消灭殆尽。不管怎么说，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中国广大的农村到处可见形形色色的狗、猫、鱼、虫、花、鸟，许多农民习惯于喂养家犬，并造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巨大的市场。然而，一些人对养狗的负面评价总是带着一种陈旧的战时文化或极“左”文化的遗留，尽管狗不再会导致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再与资产阶级划上等号。它最主要的罪名是咬人伤人，传播狂犬病。不过，据医生们说，猫同样可以携带传染病，各种宠物都会携带一些有碍人体健康的细菌、病毒；但只要定期注射疫苗，狂犬病并不难防治。其实，养狗的正面价值还是很多的。家犬作为人类最忠实、最古老的朋友，它与人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对于老人、孩子、残疾人、孤独者的慰藉乃至精神治疗作用，早已为人们所共知。当然还不仅如此，只要看看我们餐桌上众多的野生动物，就不难明白，更深刻地，它反映了我们对动物的一般态度。

正月初六，我该返程回单位了，仍然在思索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豫西南这样的人多地少的大片村落，过完春节之后，年轻人们齐唰唰南下打工去了，村里常年留下来的都是些“386160”（指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部队，身单力薄，难以抵御身强力壮的盗罪团伙。而目前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又大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治安防范网络隐患颇多。在这种情况下，迁怒于人不对，迁怒于狗更不对。人心惶惶之际，迁怒于狗只是为了转移民众恐慌的视线，并不能解决所谓的“疯狗病”或“疑似感染SARS”的流浪狗的问题，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区治安状况不断恶化所带给广大农民的“恐惧症”。恰恰相反，在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好转之前，由政府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打狗运动”，只能招致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试想一想，每一次政府组织“打狗运动”遭罪的都是狗，而不是人，可如今恐怕连人也要遭罪了。因为，狗成为与农民相依为命的“护身符”了。当然，农村养狗带来的扰民、咬伤人、污染环境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应当依法加强对农民养狗行为的规范管理。

谢选骏指出：世人健忘，看来已经不记得文革初期也有一场“打狗运动”，而且猫咪也连带遭殃，死于非命。但是，仅仅打狗是不行的，因为恶人比恶狗更可怕——防治恶狗，带上一刀一棍足以，防治恶人，则需要浑身绑上自杀炸弹。

《西方媒体关注北京打狗运动》（2006-11-17 综合编译）报道：

北京市政府近来的打狗运动引发市民反弹，千余人11月11日在北京动物园门前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纽约时报与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纷纷报导此一群众事件。

纽约时报11月14日报导，吴天瑜(Wu Tianyu，译音)是北京动物救援协会的会长，她已经收容了大约10只流浪狗和残障的杂种狗，其中有一只瘫痪，另有一只脊椎断裂，正在复原中。她表示，这些狗应免除于北京的一项新的“严打”运动之外。

北京有至少1,200万的人口和至少100万只狗，这些狗中有一半左右是未登记的，它们在当地警察眼中被视为流浪狗。

这些流浪狗中有很多也是人们心爱的宠物，所以当中共警方开始迅速痛击非法狗只时，人们的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在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持续扩大。

警方已经拒绝了不同的宠物保护团体所申请的抗议活动。上星期六(11月11日)，至少有100名警察在北京动物园外设置路障阻挡聚集的群众。一名参与者说，警方强行拘捕了20多名试图散发提倡动物保护的传单的人。这些人随后在当天获释。

这些抗争起因于北京市政府的规定，这些规定限制八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只能养一只狗，并禁止人们饲养像金黄拾獚和爱斯基摩犬这样的大型狗。

这些规定于2003年制定，但一直未严格执行。然而，北京的报纸在上星期二刊登了关于这项从10月开始的新严打运动的公告。公告说，饲养超过数量的狗或是大型狗的家庭有十天的时间处置它们。公告同时承诺对于协助警方查获邻居违反宠物狗管理规定的人们给与奖励。

焦虑与愤怒很快地在狗主人之间蔓延开来。有些人表示，警方已经在公寓住宅捕抓大型狗，甚至进入私宅捕抓部分狗只。

吴天瑜一直与爱狗人士开会，试图寻求解决之道，有些狗主人告诉她，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他们的狗。

路透社11月14日报导，中共官员几年前放松有关宠物所有权的规定，但是要求每个家庭只能饲养一只狗，并支付每年62美元的权利金，一开始还必须另外支付费用。

在首都北京的抗议人士并不多见。北京当局自从89年的六四事件后对于民众集会一直十分警戒。

11月11日，至少有100名警察在北京动物园外设置路障阻挡聚集的群众。

谢选骏指出：在中国，狗权比人权更能牵动人心。因为疯狗不会颠覆政权，而常人却有这个可能。所以打狗如此不得人心，因为打狗不得党心——现在党员都有钱了，喜欢养狗炫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