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害怕的不是文革再来，而是中国真的崛起了

 

《美国如何赢得与中国的冷战？》（BRET STEPHENS

2021年3月30日）报道：

在第一次冷战中，美国和盟国拥有针对苏联及其卫星的秘密武器。

它既不来自中情局(CIA)，也不来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或者洛斯阿拉莫斯的武器实验室。这个秘密武器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之所以帮助了西方，是因为它使俄罗斯帝国背负了一个无法运作、不受欢迎的经济体系，无法跟上自由市场对手的步伐。“他们假装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这则关于工人阶级天堂的工作生活的经典俄罗斯笑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拥有成千上万个核弹头的政权会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我们正进入第二次冷战，这次的对手是中国。这个结论来自本月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议，双方明确表示，他们不仅有利益冲突，而且还有不相容的价值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直斥中国威胁“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回答说，美国必须“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进自己的民主”。

几天后，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战略协议，其中包括有关联合武器开发和情报共享的条款。挑战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很难有比这更直接的交锋了。

也许情况会好起来。但是，对此寄予希望是愚蠢的，更不用说认为拜登政府的和解行为能起什么作用——除了给北京壮胆。不管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或奥巴马政府，并不是他们促使中国粉碎香港的民主制度，或残酷折磨新疆的维吾尔人，或在南海违反国际法，或帮助朝鲜颠覆国际制裁，或使用军力欺凌邻国，或开展网络战争和工业间谍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击美国目标——包括本报。

因此，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次我们的秘密武器可能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并非像贸易制裁或海军实力这种我们可以施加给中国的外在优势，而是该政权无法摆脱的内在劣势，因为它是该政权与生俱来的部分。

这样的候选武器我想到三个。

首先是民族主义。自从中国领导人放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该政权合法性的两个支柱之一（另一个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主义解释了北京对邻国的海域和领土主张、其庞大的军备、对台湾不断升级的威胁，以及屡屡导致其他国家对其善意渐失的现象——即使是它想要示好的国家。

但是，坚定民族主义带来的问题是邻国怎么反应。日本正在大举增加军备，把中国当成头号对手。澳大利亚正在采取行动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虽然情势略显尴尬。越南越来越靠近美国。华盛顿无需鼓励民族主义以从中受益。但为了巩固这种默默的控制，政府所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就是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该协议被特朗普政府不假思索地毁掉了。

第二是个人崇拜的政治。自毛泽东以来，没有其他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巩固过政权。在某些方面，这使中国的威权主义更加有效，在面对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危机时，比起西方的混乱不堪的治理，威权主义的效果似乎令人羡慕。

但是习近平无法克服超级集权与生俱来的弱点。个体拥有的权力越多，整个政权就更易受到他的错误判断的伤害。他越努力投射出无懈可击的形象，就越有可能隔离掉不悦耳但必要的信息。而且，他越是切断内部的异议渠道，就越能激起他试图镇压的那种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觉醒。习近平正在制造的正是那些有朝一日可能会破坏该政权的批评者和敌人。

最后一个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不断扩大的运动，目的是规范、监督和控制神——不是指至上的权力，而是指一种内在的声音。

中国领导人（包括表面上较为开明的那些）一直在猛烈镇压精神和宗教运动——无论是法轮功、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还是独立的基督教会——因为宗教培养了不受政治控制的道德良知。

但是，道德良知是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强迫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采用宗教自由原则是明智的。而且乔·拜登(Joe Biden)应该在每一个机会——包括邀请达赖喇嘛以及其他中国信仰领袖访问白宫——强调与习近平的这一本质区别。

以上这些并不是说遏制北京不需要积极建立同盟、施加经济压力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但是，当我们想象如何给第二次冷战带来和平的结局时，思考中国的政权会如何自取灭亡是有帮助的。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文的自供状——上次西方害怕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罗斯帝国。由此推测，这次西方害怕的不是文革再来，而是中国真的崛起了。所以，正如西方欢迎共产主义拖垮了俄国，西方也应该欢迎极权主义即将拖垮中国！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