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第二次国共内战》（维基百科）报道：
第二次国共内战发生于1945年至1950年间[7][8]:20[9]:240[10]:1-2，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日战争末期至结束后，就中国一系列问题进行重庆谈判[需要解释目的为何？]，但在以失败告终后，双方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而引起的内战。[11]
关于战争性质双方观点各异：就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而言，[12]:4923[13]:743，称此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2]:4923，简称“解放战争”；就中国国民党的观点而言，该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叛乱[14]，称这场战争为“动员戡乱”、“戡乱”、“戡乱战争”或“抗共卫国戡乱战争”。
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前后，国共间的冲突一直持续著[15]:704。国共双方在重庆展开谈判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谈判很快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战争初期，国军一度取得优势，占领共产党所控制的张家口和延安等战略要地。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帮助下，共产党逐渐开始以局部反攻以对抗国军的重点进攻。及至1947年中，在重点进攻后，共产党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局逆转。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迅速击败国军主力，随后发动渡江战役，并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则迁往台湾。中国大陆教科书认为1949年4月23日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标志着战争的胜利，而西方史学界则一般认为1950年8月万山群岛战役后内战才逐渐平息[16]。
1950年3月，西昌被解放军占领[17]。11月，新疆反共复国军亦于青海、甘肃一带战败，此后仅有零星“起义”或“反叛”发生。国军在缅甸境内、靠近滇省处部有一支部队，即泰缅孤军，1961年在中缅边境爆发最后的陆上战役江拉之战，1975年6月中止游击战。双方长期在中国大陆沿海爆发冲突，互有胜负。1979年1月1日，徐向前宣布停止对金门炮击，至此两岸双方结束了军事冲突[18][19]。然而随着两岸政治情势的变化，军事紧张局面亦时有发生。
这场战争大幅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结构，并由此展开海峡两岸关系。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也因这场战争限缩至台澎金马地区和部分南海诸岛[20][21][22][23][24]。
背景·国内因素
国共摩擦和1945年国共冲突
1945年8月15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日本宣布投降。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显[25]:1-2。蒋介石（下文简称蒋）和毛泽东（下文简称毛）为争取政治主动，都高姿态谋求和平。8月14日，蒋为便于解决与中共歧见，电请毛前往重庆[26]:721。毛斥之为“完全欺骗”[27]:524。8月16日，毛覆蒋，俟对朱德要求表示意见后，再考虑相会问题[26]:721。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给毛一通电报，要他与蒋合作，毛则大发雷霆，说莫斯科为什么不许他革命[27]:524！8月20日，蒋再电敦促，说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26]:721。8月23日，蒋三次去电敦促[26]:721。8月24日，毛称愿与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26]:721。毛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时赴渝。”[28]:12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地区，公平合理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721。经过再次研究，反复权衡利弊，毛始决定应蒋之邀[28]:13。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中共去干部；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28]:14。国民政府依盟军指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军降权，但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只国军才能受降，重庆统帅部不完全代表中国人和中国的抗日军队，中共以实际的抗命行动，争取部分席位代表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双方军队在华北、东北多处冲突[29]:1141-1146。
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主力集中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铁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30]。
到1945年4月，共方控制了大部分华北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政府一争的军队[30][31]:10-43。在社会方面，由于战争之破坏，作为社会安定力量之士绅阶层解体，而由于失产失业者增多，向为中国共产党所依恃之流民也增多，这是解放军能够迅速膨胀起来之重要原因[15]:724。
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行动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8月9日，蒋曰：“今日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虑蕞集，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32]:618月11日，蒋命令日军只能向他指定的部队投降，同时要求国军受降并收复战略要地，对中共军队则命令“原地驻防待命”[33]。8月2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要求日军维持占领区，保证交通线通畅以待国军到达，命令日伪军队攻击新近被中共军队占领的地盘。在国际上，由于美国担心中共势力扩大，国民政府在受降上受美支持。此外，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前与苏联签订盟约，以接受外蒙古独立以及承诺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换得苏联承诺东北属于中国，不支持中共[34]:1-3。
张治中致蒋〈反对内战万言书〉说：“现在国际关系，虽然复杂，但无论何国，似均不愿于此时发生战争。我国如欲凭借任何一国之力量，企图促使国内问题之解决，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国经历八年余之苦斗，始获得今日之国际地位，如于抗战甫告胜利结束之今日，内部再有战争；且为一时不易结束之战争，国际友人对我国之观感如何，不难想像。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今战争结束，举国人民所欢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35]:735-736
9月20日，蒋说“共毛”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32]:618-619
10月1日，蒋说“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实不值一笑。”[36]:8
10月11日，蒋说“昨夜共毛谈话。……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36]:113
国民政府要求日伪维持治安，引起广泛不满。在抗战后的内战期间，政府接收官员腐败，导致民怨。中国国民党接收大员贪腐被认为是触发台湾二二八事变最直接原因，在被讥讽为劫收的接收之外，伪币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急遽贬值，受占领地区人民因此受到直接的经济损失，加上政府对汉奸惩处的范畴太过广泛笼统，以及对前受占领地区人民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对比，民众对国民政府在战后复兴时期的表现感到失望[31]:10-43。
10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假如中国真的发生内战，那就是悲剧的演出。这一来，不止望和平建设如凶年望岁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将陷于绝望的深渊，中国本身的安定，固将无法确保，同时全世界也将蒙其恶劣的影响。我们过去五十年的革命流血，和八年余的抗战牺牲，也就换不到任何代价了。”[37]:26312月31日，蒋认为毛之来渝，乃因中苏“盟约发表，共毛落胆，几乎无所措手足。而俄史亦令其来渝谈商。故其不得不有此一行。”[38]:275
1946年1月4日，蒋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说：“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38]:317
国军打败仗原因甚多：⑴政府分裂内斗、腐化贪污；⑵财金紊乱、经济崩溃；⑶士兵厌战、官压民变[39]:109-132；⑷：①抗战后中央对非中央系部队歧视与待遇不平，化编或调边远地区作战，引起不满或叛离；②借战后“整军”，裁非中央系军官近30万人，编“军官总队”，使此有战场经验干部心有怨气，后多被解放军所用；③处理百万伪军不当，杀官夺兵，或以“汉奸”、“敌伪”，驱之投共；④因高级将领派系分明，能打仗将领——关麟征、薛岳不用，用刘峙指挥淮海战役，焉有不败之理；⑤有些曾受中央敌视将领，紧要关头投共——如高树勋、韩练成、吴化文、卫立煌、何基沣、张克侠、张轸、程潜、陈明仁等，中国大陆陷共前许多地方将领为求生存，更无论点，且国军最高统帅部及各级指挥单位，多有中共地下党潜伏，随时为中共提供详细情报，如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又以统帅部直接指挥作战，刘、郭参与机密指挥，所以每战必败[40]:19。
中共的战略和行动
1945年9月上党战役中，中共军队围攻长治。
1946年应中共要求，广东东江纵队乘美国运输舰前往烟台整编，后参与山东内战。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通告所属：“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准备对付内战。”[28]:18月13日，毛说：“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28]:4-5。毛说：“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大赞成内战。”[41]:15。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透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在中国（除满洲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总司令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26]:721。中国共产党拒绝蒋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国军包围的部分向中共军队投降[34]:1-3[42]:185。8月24日，毛指示军事部属：“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28]:13。斯大林以苏共中央之名义致电毛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计。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28]:138月30日，毛提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28]:18。至8月26日，共产党已占领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乡村，日伪军队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向中共进攻，到9月底攻占了20多个城镇[31]:10-43。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指示晋察冀和山东方面之负责人，迅速派遣干部和部队到东三省，以控制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43]:185。9月17日，遂即提出“东北为我势必所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之战略方针[44]:278-279。在塞北平绥等地，八路军阻挠国军受降，双方发生激战。9月，中共放弃原来占据平汉铁路以东计划，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准备放弃江南各根据地，并将部队撤到江北，大力发展东北和华北根据地，为将来发展打下基础。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党委说：“⑴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⑵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⑶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45]:276[28]:23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8月30日，八路军曾克林部在一支苏军配合下攻克山海关。曾克林的先头部队在东北短时间内就接受大量军火，招募大量人员。10月25日，毛在延安抗大七分校报告说：“我们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共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地方，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民兵。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在内。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恐怕半年还说不一定。”[28]:41黄克诚率新四军第3师3.5万余人9月中旬从苏北出发，11月底到达东北[46]。
据中共中央11月4日之指示，进兵东北情况及计划如下：“最先入东北之李运昌部，已由五千人扩充至八万人，惟战斗力弱。正规军入满者约五万人。在途中者尚有五万人，十一月中旬可到，约计十万人。为内线作战之主力。另外约十一万人将于十二月下半月可到热河、辽宁、冀东地区，外线作战。”[47]:401-402从1945年8月到11月底，中共中央先后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6人到东北工作，从各战区调集主力部队达11万人，另外还从延安和各战区抽调2万多名干部到东北，迅速扩大和整编20个师，并建立10个军区[48]:181。同时，罗荣桓带领中共军队在山东的主力部队6万余人大量渡海到达东北。原来要南下的刘转连部第359旅，也改派往东北。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关于平汉路方面，中共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是：“十一月中旬重庆军事会议秘密决定沿平汉路北进，顽军除原有各军外，拟新增以下六个军：计七十三军（美械三个师）戌中旬驻湘潭。十军（美械两师）戌中旬驻常德、邵阳各驻一师。八十八军（川军）戌下旬尚在浙东。二十八军（湘军）戌下旬在天目山（皖南）。七十一军（美械三个师）戌上旬在全州，近有改开东北讯，待证。新一军（美械三师）戌中旬似在芷江。估计在十二月底能赶到新乡者，只有七十三军与一百军。下次平汉路战役，主力可能是该两军及原驻新乡地区之八十五军、三十二军。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平汉路更大战役可能在十二月底及来年一月上旬。”[49]:461。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起草《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必须迅速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海陆并进，越快越好，不要声张，控制广大乡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与地方部队，放手发展。
1945年下半年国共主要冲突列表
战斗名称 大致时间 爆发原因 实况上党战役 9.10-10.12 阎锡山部队占领中共收复之襄垣、潞城，在长治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发起进攻 阎锡山部队10个师被歼，长治被中共攻占 津浦战役 10.15-12.14 中共阻止国军沿津浦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 中共军队攻占山东大片地区，山东华中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平绥战役 10.18-12.14 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受降，中共为打通华北东北交通 中共军队围攻归绥、包头两城一个半月，未能攻克最后撤退
平汉战役 10.24-11.2 国军沿平汉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阻止其北进。 中共军队合围国军7个师，全部歼灭
山海关战斗 11.15 乘美国运输舰前往东北的国军到达大连时，被苏联及中共军队拒绝登陆，后转到葫芦岛仍无法登陆只得转在秦皇岛登陆。后在进发至山海关时遭遇中共军队阻击。 国军突破中共军队阻击，穿越山海关，攻占锦州 国际因素
1945年8月12日，苏联对日宣战后，150万苏军全面进入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和南千岛群岛，迅速击败日本关东军，日本扶植之满洲国灭亡。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牺牲，未告知国民政府赋予苏联大连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特权、苏联租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以及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特权。顾柏克（Anthony Kubek）认为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之缩影，而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在国共谈判中，处处翼护中国共产党[15]:723。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中国同意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前途（事实上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换取苏联将东北交还给国民政府，并承诺不支持中共。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余人悉被苏军俘走[32]:286。苏军分为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50]:873。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分将于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36]:3。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是日蒋经国向蒋函呈抵达长春情形：“⑴熊主任与儿于今（十二）日午后三时安抵长春，苏军曾派代表来机场迎接。⑵定明日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会谈，我方拟提出撤兵，恢复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连登陆四问题。⑶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儿意我方必须在苏军撤退之前，将行政接收完毕。⑷苏军对本党活动，最近公开表示不满。……⑸共党力量，在东北尚未发生重大作用，但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⑹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汉，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36]:125-12610月13日，蒋经国向蒋函呈：“⑴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⑵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谈。”[36]:137到10月21日夜间，苏联长春电台广播反对美军在华北登陆[36]: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之军事演习，限制行营活动，封闭中国国民党长春党部，并以中国共产党员张庆和接充长春警察局长，意在阻止国府之接收也[36]:297。
同时11月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登陆秦皇岛抵达山海关附近，亦受到阻挠，经向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希在营口、葫芦岛登陆，马称苏军已自该地撤退，第十八集团军入据矣，彼概不负责，亦不干涉[50]:875。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36]:430-431。蒋介石在11月7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36]:435-436
12月底，按照波茨坦公告，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关于中国，三国达成协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政府，该政府应该有广泛参与，和内战停火。三国都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外长指出，苏联驻东北军队已经完成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驻东北军队的撤回将推迟到1946年2月。美国国务卿指出，苏联在华北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在中国军队能独立担负责任后，苏联驻军将立即撤回[51]。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
通过对日作战，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东北，以便与中国国民党继续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并一度向国民政府提出协议，支持国民政府接管东北，换取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并不得让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然而由于国民政府拒绝苏联方面的要求，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东北回国之前为中共抢占东北的真空地带提供很多便利条件[52]。部分学者认为：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府重返东北，还把大量日军装备送给中共军队，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须走向军事失败[53]:9；蒋解散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之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补充共产党方面力量[53]:10。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54]。在东北，苏联自日本关东军手中接收转交给中国共产党武器装备[55]:91-92。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1947年，在战况不利下，中国共产党曾请求苏联给予援助[15]:703。张玉法认为国共之间是一个国际战争，苏联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国则为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责难多，终使国民政府实力与声望每况愈下，不仅丧失与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对抗之力量，也丧失与中国共产党谈和之条件[15]:711。中国共产党之发展，自始受到苏联支持[15]:723。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苏军一方面允许共产党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却让蒋中正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56]。
内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物资统计
时间 发货地点 机枪 步枪 子弹 其他物资
1945年11月2日前[57] 沈阳 4000 11~12万 各种炮一批
1945年11月2-6日[58] 沈阳、哈尔滨 1000 3.6万 800万 部分炮；手榴弹15万；运输机6架；火车2列；大衣2万；皮鞋3万；兵工厂1座
1945年12月初[59] 旅顺 100 近万 飞机40余架
1946年3月[60] 朝鲜 3万
1946年4月[61] 哈尔滨 1万 10万 1000门炮
1946年5月[62] 朝鲜 115 43万 炸药1万箱
1946年6月[63] 朝鲜 50 5000 300万 本月另有一批，不详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64] 朝鲜 688 12145 1000万 167掷弹筒、7门炮、11164刺刀、43588发炮弹、22万斤炸药、火药500箱
1946年9月[65] 图们 100多节火车弹药
1946年9-10月[66] 安东 朝鲜北部日军储存之武器弹药，数十艘汽船每日往返运输
1946年12月到1月[67] 苏联 1.51亿卢布各式物资[68]（含300万匹布、560万吨米和棉纱、3300吨汽油、500辆卡车、700吨炸弹等）
1948年2月到12月[69] 苏联 3.35亿卢布各式物资[70]
1948年辽沈战役前 满洲里等地 仅我们（苏军）两个方面军转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稍后又转交给他们大批的苏制武器。[71]各种枪炮、坦克，以火车运输数日。[72]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苏式。[73]
1949年7月到12月[74] 苏联 4.21亿卢布各式物资[75]
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飞机上向欢送的延安军民挥手告别。
1945年9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行酒宴欢庆抗战胜利。
主条目：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和马歇尔调停
当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有余力压制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但因世界大战刚结束，战争已为世人所厌恶，国民政府只好在美国之压力下与中国共产党和谈[15]:723。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赴重庆开始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等问题举行会谈，并先后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和《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2]:4923。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中共在和谈中，一面扩张，一面争取国际上及国内各小党同情，实力大增[15]:723-724。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之五项协议[12]:4923。毛泽东率代表团就国家前途与蒋介石等谈判。蒋、毛直接会谈8次，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为8月29日、9月2日、9月4日、9月12日、9月17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28]。8月28日，蒋自记：“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50]:815-816
8月29日，毛方记：“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⑴所有问题整个解决；⑵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⑶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28]:17蒋方记：“七时（下午），再赴莲屋亲访毛泽东，约谈一小时，普通应酬也。”[32]:378“考虑与中共谈判方针，公自记曰：⑴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⑶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回访毛泽东于莲屋，与谈约一小时而别。公自记曰：‘普通应酬也’。”[50]:799
9月2日，毛方记：“晚八时半，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28]:20蒋方记：“晚宴毛泽东后，并与之单独谈话。”[32]:423蒋又记：“此时对共党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准予整编共军为十二个师，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50]:820
9月4日，毛方记：“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商谈”、“同日，蒋介石将其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28]:20-21蒋方记：“约见共党毛泽东在办公室谈话片刻，直告其周恩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也。彼诺之。”[32]:467
9月12日，毛方记：“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与蒋介石直接商谈。”[28]:23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32]:531-532
9月17日，毛方记：“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28]:25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谈话，并摄影。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对余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32]:588
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毛与周恩来、王若飞研究谈判新方案，表示对国方之让步，于9月19日向国方代表提出，要点是：“⑴国、共军队的比例为六与一之比。⑵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撤退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共军，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所有共军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共方推荐。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28]:27-2810月17日，毛说：“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76]:18
9月21日，谈判陷于僵局，休会5天，赫尔利找毛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说还要讨论[28]:28-29。
10月9日，毛方记：“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28]:32蒋方记：“毛泽东来辞行。公自记经过及所感曰：‘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口以为是。’”[36]:80-81
其后，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后进行4次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字，10月12日公布之[77]:622-623。
10月11日，毛方记：“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28]:32蒋方记：“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后，……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36]:113毛回到延安当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报告重庆谈判之经过说：“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28]:3312月6日，据国方情治机构之情报，毛返延安后即召开集中决政治局委员聚会，报告其在重庆谈判情形，略谓：“此次谈判，涉及问题很多，均以党中央所提之十二条原则为依据。我们认为争取我党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国民党则注重于我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所以一再坚持军令政令的统一，以求达到取消我党的军权和政权。史大林同志的话很正确：‘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果我党的军队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38]:54-55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将近有一年半时间，由美国居中调解，调解失败；从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党、青年党等居中调解，调解也失败[15]:704。
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28]:31。毛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中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28]:31-32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向，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毛说：“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28]:32。
10月10日，毛方记：“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宿林园。”[28]:32蒋方记：“翌（十）日午，亲至其寓所话别时。毛忽要求准彼于当晚来宿林园。公料知其必另生枝节，但仍表示欢迎之意，略谈辞出。当晚九时许，毛果来宿林园，又与谈约半小时”[50]:848、“昨夜（十）毛共谈话，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不能不于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其明晨再谈而别。”[36]:112-113
10月12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党委之指示说：“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至于“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28]:34-35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发动上党战役[78]，意在打击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增加共产党的谈判筹码。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之一阎锡山所属的晋绥军11个师的部队，在上党战役中失败。
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盟、中国青年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围绕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五个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五项协议。协议规定，政府改组后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规定国府委员里国民党占半数，另外半数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组成，重大议案须2/3多数委员支持通过；在执政纲领上，通过了以中共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一致同意和平实现民主宪政；一致同意整编国共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34]:36-42。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双方军队整编方案；3月6日，毛泽东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中共军队共130万人，两期复员，只余40多万。由于兵员裁撤过多，导致共产党军队在国共内战初期处于不利态势[79]。
双十协定后，国共冲突仍未停止，尤其平绥战役中，傅作义军队在包头、归绥仍被围困至12月。为尽快停战，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美国总统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调停下商谈停战令。双方围绕赤峰、多伦地区归属问题争执一番后，国府做出让步，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1月5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80]:7951-7952。2月1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80]:7970。2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下旬，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开始爆发内战。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于重庆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协定[80]:8019。但该协定已对激烈进行的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力[81]。
1946年5月，国共双方在四平激战
苏军从东北撤离后，国共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1946年3月1日，苏联向国民政府表态决定自东北撤军。4月6日苏联撤军后，中共军队迅速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国民政府则在美国帮助下将大批精锐部队运至东北，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势急剧恶化。由于中共军队在苏军撤退后一个半小时，对原本由中苏共管的长春发动攻势，并在4月8日占领长春[82]:202-203，国民政府认为此举率先违反了1月停战令[83]，导致4月时东北长春干线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5月10日，马歇尔向蒋介石建议：“政府在军事上有确切而严重的弱点，共军则占战略之军事优势；且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而世界各国人士亦渴望和平。……余谨提供此一意见；即某种妥协，必须获得；且应迅速获得。否则，中国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及经济上，将陷于混乱之状况。”[84]:123-124
林彪部主力30余万，集中于四平街附近，企图阻止国军前进[85]:154。国军杜聿明部迫于情形，自5月起在东北发动反攻[85]:154。5月3日，国军克复本溪，激战于四平街一带，5月19日克复四平街[85]:154。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完撤出长春[80]:8057。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林彪所部被重创，国军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5月23日，国军克复长春，5月28日克复吉林，6月5日直逼哈尔滨[85]:154。6月6日，蒋颁发第二次停战令[86]:48。在马歇尔压力下，蒋介石同意东北休战15天，后来又延长8天。从6月5日起，蒋先后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解放军必须退出：（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区，以及冀东沿海；（四）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六月七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并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87]:494。7月，蒋徇调人之请，两次颁令停止冲突，并主张召开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与三人军事小组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86]:48。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34]:56-58。11月，蒋颁布第三次全面停战令[86]:49。
1946年3月，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法草案修改提议案引起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应。重庆与南京的国共谈判与全国性的军事冲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影响。在中国国民党内，“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到1948年1月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李济琛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反对国民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5]:724。但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并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此时内战仍未以国共公开决裂方式爆发。同时期，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下，马歇尔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88][89]。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15]:723。1948年夏间，美国始给予4亿5千8百万援助，但指定用于军事仅有1亿2千5百万元[15]:723。战争结束后，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作证，杜鲁门政府1947年决定停止进一步的培训国民政府军队，并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西方记者与决策者不断指责和批评中国国民党，这成为国军士气低落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90]。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之同情和苏联之实质支持下，势力日增[15]:723。
此后，作为预备行宪的看守国民政府为以宪政吸引民心与中共对抗，而在1947年4月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到1947年6月底，国民政府放弃谈判政策，开始全面军事对抗中国共产党[15]:704。7月18日，国民政府取消中国共产党国民大会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及参政员名额，此后国军即全面攻击解放军占领区[15]:704。在政界，于1947年10月28日被国民政府解散之中国民主同盟，由沈钧儒等在香港重建起来，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15]:724。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5月，中华民国政府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正式走入历史。
土地改革
主条目：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土改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新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46年，贫农批斗地主
1950年，歌剧《白毛女》中白毛女与小白毛的形象，中共方面将该剧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广泛巡演，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标志性作品。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二五减租办法。1946年公布《土地法》，依照该法政府应当从地主赎买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然而这个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其后在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国土的1948年，政府又为了得到统治区的民心而在立法院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以切实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然而该政策仍只在极少数地区试行。直到国府已无力回天的1949年，政府才宣称终于完成在全国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一切准备，计划到1952年在大陆地区基本完成这个目标。然而此时全国一半以上的区域已经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使得这一计划在中国大陆的实施最终成为无法实施。而针对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运动，行政院则在1946年10月公布《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主张对中共已分田地之地区，国军占领后不强迫农民归还地主土地，而采“继续佃耕，减轻地租”的办法。办法指出，“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然而，受中共打土豪政策影响下的地主及其民团在跟随国军还乡之后，以各种手段收回其损失，导致大规模出现地主及民团屠杀驱赶贫民的现象，令国民政府的民心进一步丧失。
中共方面则一改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大力实施土地改革。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号召打倒蒋介石[12]:4923。基本办法是在农村按照土地多少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土地被没收，地主要受到批斗，因此起初使得广为贫农佃农的支持。然而在1947年底土改高潮时，连中农的土地也要被分割没收。以至解放区农村出现恐怖气氛，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91]:608。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92]。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93]:1267-1274。据此，各根据地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最终使得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最终倒向中共一方[94]:353-354。
得益于土地改革的推行，中国共产党得以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均高于国民政府。其中，1949年中共财政收入更是达到粮食304亿斤[95]，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美元[96]。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达到同期国民政府的十二倍，极大加快战争进程，支援解放军作战，导致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
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
1946年，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的中国国统区街头画面，儿童饥寒交迫在街角死去。
受内战影响，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寄一封信需用到邮票243枚，共计邮资204万7800元。
1949年，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十万元面额金圆券。金圆券于1948年原定发行20亿元，至1949年6月，发行额已达130.3万亿元之巨。巨额金圆券钞票标志国民政府经济失败。
主条目：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法币、金圆券和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
中国抗日战争所带来之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国民政府恢复秩序之努力归于失败[15]:724。由于战事不断持续，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得通过印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令法币急剧贬值。并与期间多次发生黄金挤兑风波，令国民政府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由于通货膨胀和支付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库存之金银及外币，在1945年底为9亿美元，1946年5月降为6亿美元，1946年底降为4亿5千万美元，1947年10月降为3亿美元，1948年4月降至1亿1千万美元[15]:724。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85]:159。1948年7月29日，蒋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措施[97]:352。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86]:56。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86]:56。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85]:159。
国民政府开始发行新货币——金圆券，名义上可以无限兑换黄金。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但由于没有严守发行限额，肆意滥发，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令民间经济陷入巨大混乱。结果金圆券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金圆券只使用了10个月左右，贬值却超过2万倍。令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所受的经济损失极巨，使得民国政府失去了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亦是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迅速失败原因之一。1949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又发行银圆券。但由于在大陆统治进入末期，加之无足够银元为担保，该货币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内战末期，国民党将政府国库中的黄金运往台湾，成为退守台湾初期中华民国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共一方，由于在国共内战中的顺利进展，使得各个分散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亟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种类庞杂、折算不便的各解放区货币。1947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解放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同时着手开展统一货币的工作。1947年10月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着手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终于在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在进入上海后，中共迅速在上海全市推行人民币，并从全国抽调大量物资以稳定物价，最终结束了上海乃至全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学潮蜂起
上海同济大学学潮，国府军警持水龙头镇压。
1946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压迫”之口号[15]:724。随着战争发展，在中共之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运动也逐步高涨[12]:4923。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98]。此外，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99]。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解放军作战之外第二条战线[80]:8364。
1948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指控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100]。
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主要学潮
时间 爆发地点 原因 实况 备注
1946年12月
（沈崇案） 北平 北京大学预科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 全国性反美运动 中共领导[101]
1947年5月
（五二〇运动） 南京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中共领导[98]
1947年5月
（六一惨案） 武汉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 中共领导
1947年10月 杭州 浙大学生会“于子三”参与地下党被捕死于监狱 全国各地学生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 中共领导[102]:163
1948年1月 上海 同济学生自行选举自治会，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济大学学生赴市政府请愿 中共领导[103]:143
1948年3月 北平 民国政府查封中共地下党组织华北学联 万余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 -
1948年4月 北平 民国政府逮捕华北学联学生 五百学生在政府北平行辕请愿 中共领导[104]:170
1948年6月 沪津 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经济 上海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学拒绝美国救济粮 -
1948年7月
（北平七五事件） 北平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重新考核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临时大学之入学资格。次日谈判后，中国青年军向离场学生开枪，8名学生死亡。国府方面则称政府和学生互相开枪对射[105][106]:177 一万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抗议 中共领导[107]:26
情报与宣传
1947年2月前的重庆曾家岩民生路新华日报社，办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
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高层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所组织起的绵密情报网[108]，令国民政府几乎所有重要作战情报皆为中共提前掌握，严重影响国军作战。
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109]，将中共俘虏的国军将官公布在报纸上让家属认领。此事引起国统区普遍恐慌。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110]:41同时，重庆地下党秘密发行《挺进报》以取代新华日报，大量散播中共军队在前线胜利的消息，并组织工潮，学潮和农村暴动。1949年9月，昆明银行从业员联谊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反对征兵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蒋桂系统军队入云南[80]:9002。
原本国民政府也同样拥有具有一定能力的特务机构军统局与戴笠等众多特工干部，对中共进行谍报和渗透的工作。不过随着戴笠意外丧生后，军统局在中国共产党安插的情报人员也因失去内外联系而随之被埋没和倒戈，至此国民政府所有的谍战与政战系统彻底崩溃，为后续的国共内战战争中的崩盘带来一定的影响。
受降、接管
1946年，国军部队于接管日占区城镇后在街道上成队列行进。
参见：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7月，国共双方便爆发了爷台山战役（英语：Yetaishan Campaign）。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后，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11]:32。国共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开始爆发内战。8月下旬，阎锡山部队在长治地区接受日本投降。上党战役，共方参战兵力为31,500人，并有5万民兵助战，国方部队13个师38,000人，从8月下旬到10月8日，国方除4,000余人逃走外，全部被歼，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军长史泽波及副师长以上将领10余名，并攻占县城6座，共方伤亡4,000人[112]:341-343。邯郸战役，为国方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下之冀察战区司令高树勋，率领其新编第八军和两个纵队及河北民兵万余人，于10月30日在河北磁县马头镇投靠中共，成立民主建国军，高为总司令，致使第三十军、第四十军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歼，马法五以及副军长、4个师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被俘[113]:417-419。同时，国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中共军队则予以阻止，内战之火愈演愈烈[114]:238。
内战爆发
1946年，通过美国运输船向东北开进的国军部队。
1946年，在四平城内集结的国军部队。
在苏联的默许之下，解放军渗透进入东北，而国府认为东北问题属于主权外交问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占领。
11月，根据中苏协议，国军进入东北接管，但受到苏联阻挠。辗转登陆后，在山海关遇到中国共产党阻击，东北爆发内战[115]。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协定，规定双方军队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军事行动[12]:2015。在马歇尔调停下，国共下令停战。中国共产党履行协定，中国国民党在下达停战令前，密令军队“尽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12]:2015。3月开始，随着苏军撤离东北，国共再度大打，全面争夺。4月，国军在四平与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激烈战斗，5月初，国军新六军突破东北民主联军防线，18日占领四平[116]。蒋利用停战机会，在关外，以“接收主权”为名，增兵东北，抢占战略要地，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13日至5月20日，国军向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万余人，强占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蒋在将近十个月打打谈谈之后，自以为完成发动全面内战之准备[87]:494。在马歇尔施压下，6月初，国民政府发布第二次停战令[117]，兵力上的对比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1945年9月拥有61万正规军，66万地方部队和数百万不脱产民兵（另有一说这是内战开打时的数字）[118]。以满洲国军为代表，最高峰时在编人数超过80万的伪军[119]:31，有相当高比例又是被双方军队收编大部分加入国军，小部分加入解放军[120]，这些改编都是在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完成的[121][122]。到1946年6月国民革命军拥有军队430万，能够用于机动作战的高素质部队200-220万[123]:374[124]:12[125]:450[126]:93。在国民革命军中，一直存在着有装备精良训练充分的部队，和受差别待遇的，人员素质和装备水平都低、军纪也较坏的杂牌部队并存的现象，后者经常与中央系部队互相敌视，难于统一指挥[127][128][129]:33[130]:182[131]。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
国军全面进攻
主条目：重点进攻
停战谈判中断，国民政府并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掀起内战[87]:494，公开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12]:2015。1946年6月，蒋在美国支持下，调动160万正规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反击[132]:472。面对蒋全面进攻战略，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之作战原则[87]:494-495。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以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之积极防御之战略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还击，经过8个月作战，迫使国军放弃全面进攻之计划，于1947年上半年将进攻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12]:4923。1947年3月，蒋集中兵力向陕北、山东重攻，不久被粉碎[132]:472。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项军事部署后，于1946年6月26日，公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2]:4923。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军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部6万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围[133]。全国内战爆发开始，蒋实行全面进攻战略，使用其正规军百分之八十，即193个旅，158万人之兵力，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然后攻占江苏、安徽，再攻华北，“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问题”；全面进攻重点在华东战场，并实施军事、政治和经济相结合，地方团队、还乡团等与正规军相配合之总体战[87]:494。
7月，国共就苏北政权的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国军为保卫南京侧翼安全，向苏中和苏北的新四军驻地发动进攻[134]:2。国军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企图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12]:1489。解放军发起苏中战役，中共称之为“七战七捷”[12]:1489。粟裕、谭震林指挥19个团3万余人，从7月13日至8月27日，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12]:1489-1490。在一个半月中，歼灭国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12]:1490。12月中旬，粟裕部在运动战中歼灭国军第六十九师。而国军则占领苏北全部城镇，把解放军压过陇海线。
在山西，解放军在7月下旬发起攻势。7月20日，解放军为攻占大同，围困应县国军。8月，解放军贺龙部开始围攻大同[85]:154。傅作义部全力增援大同守军。9月14日，傅作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克复集宁，解大同之围[85]:154。此时国共在集宁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共产党迟迟未能攻克大同，故解放军主动撤退。10月初，应马歇尔要求，国民政府下达第三次停战令。停战令期限刚过，中共军队主力在大同。10月11日，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奇袭夺取中国共产党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85]:154。正在斡旋国共冲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国军攻占张家口的报纸后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135]
在河南，8月10日，刘邓大军三个纵队突袭陇海线，占领砀山和兰封之间百余公里铁路，随后国军调集大军反攻。9月初，解放军撤退同时在定陶全歼国军整编第三师，但是国军整体呈攻势没有改变。在东线鲁西南地区，国军进展较为顺利，在晋南地区，胡宗南部队受阻，整编第一师第一旅被陈赓部围歼。10月下旬，国军占领25座县城，完成华北南线作战，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部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北。四个月来，国军占领解放区105座城市，却损失32个旅，约30万人兵力[87]:495。11月1日，国军登陆烟台，鲁南各地相继收复[85]:154。解放军撤退让中国国民党误以为胜利在望。然而解放军人数实际上未减少，很快展开反攻。1月，国军进指陈毅部于鲁南，由徐州绥靖主任薛岳指挥[136]:313。初战，国军马励武、周敏英两军（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另第一快速纵队）于枣庄、峄县地区，为解放军所败（国军损失5万余人），2月间虽陈诚亲赴徐州指挥（以20个旅从苏北，以3个军从鲁中，两面夹击临沂），激战半月，临沂遂告克服，陈毅终告撤退（佯败于南线国军，弃守临沂，主力隐蔽兼程北上）[136]:313-314。2月下旬陈毅部反于莱芜区，将李仙洲（北线国军第二绥靖区副总司令）部（3个军7个师约5.6万人）包围解决[136]:314。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谴责制宪国大召开，宣布自己将返回延安。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
1946年10月11日，国军进据张家口，战事虽告一段落，战争并未停止[137]:75。蒋把占领一些地方当作“胜利”，尤其是占领张家口后，立即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积极准备突袭延安，继续向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其主要战场仍在华东之苏北和山东[87]:495。中国共产党和民盟要求追究中国国民党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国国民党坚持于1946年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133][138]。在部分人看来，国民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经周恩来施压又撤回此案[139]:207。11月11日，国民政府通知第三方面，国民大会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月15日举行。第三方面中的民社党和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则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这一分裂标志着第三方面调停失败。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开幕，蒋为取得军事上配合，拟定结束苏北战事作战计划[87]:495。
1946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总动员，公开进攻榆林、辽宁，并大举进攻苏北，旋又加紧破坏北宁路[86]:49。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势，林彪、罗荣桓部队经由土改和创建根据地，兵源大增，经1946年兵力逐渐占据优势，且装备精良，故一直以攻势为主。同年夏，关内各地国军虽迭获胜利，东北地区由于防地辽阔，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解放军所破坏，乃形成被动之形势[85]:162。
1947年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举发动猛攻，5月17日攻占怀德，5月21日攻占公主屯，孤立永吉、长春、四平街[85]:162。据中国共产党称，直至1947年4月，歼灭国军4万余人，攻占城镇11座。
1947年1月31日，延安总部公布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战争几项重要统计：七个月中，共歼灭国军56个整旅（师）、其中1月份歼国军12个旅；毙、俘其将级军官103名，其中俘获87名，俘获后逃跑4名，击伤12名[80]:8276。国军攻占解放区城市199座，共军攻占国统区城市100座[80]:8276。
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八个月作战，国军损失正规军66个旅（师）共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合计71万人，攻势受到严重挫折。
国军重点进攻与解放军局部反攻
1947年全国战场战事概况。
1947年3月10日，中国共产党首都留守处人员从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国军胡宗南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进攻延安。
1947年5月中旬，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师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
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分为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分散办公。
1947年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攻，中国共产党调动5,000兵力[140]，凭借地雷和伏地堡垒顽强抵抗，国军3月19日攻入延安[85]:158。解放军争取中共中央自动撤离延安，国军攻入空城。国军称毙伤解放军1万6千余人，俘虏解放军1万余人[85]:159，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称伤亡甚微。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退并随彭德怀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开始在陕北高原进行游击战，即陕北战役。期间，解放军获得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战斗的胜利。
在山东南部，新投降中共的郝鹏举再度反水。郝鹏举率领2万人归附国军[85]:158。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蒋为取得军事配合，拟定结束苏北战事作战计划，又调集31万人企图与解放军华东主力在临沂地区决战，结果四个月战事又以损失41万5千余人而告失败[87]:495。1947年4月初，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打通，国军包围解放军陈毅部于沂蒙山区[85]:158。顾祝同率领60万国军进攻。由于国军采用齐头并进战术，将军队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导致解放军游击战术无法奏效。但粟裕提出以山东解放军主力决战方式粉碎围攻的方式最终被采用。4月30日，据新华社统计，国军在4月份被解放军折损合10个半旅，夺占国军驻守县城48座[80]:8345。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围攻孟良崮，至下午5时，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3.3万人[80]:8355。在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5月19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全面整训，改正战术，准备最后决战[80]:8356。
5月初，胡宗南国军经过3个多月战斗，仍未接触到中共中央，并在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连续败于解放军彭德怀部。在华北地区，国军兵力空虚，聂荣臻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机动作战。自1947年5月起，解放军徐向前、彭德怀等部开始围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坚守[85]:164。
6月，国军继续自鲁南向北进攻，国军分兵驻守所占城市从而被解放军包围。6月6日，解放军攻陷热河赤峰[85]:162。6月16日，国军被迫放弃安东省会[85]:162。解放军开始进攻辽宁沈阳[85]:162。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街，国军守军陈明仁部坚守月余，歼敌甚众，蒋特电嘉勉[86]:51。6月28日，最高法院检查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变方案”，以对付中国共产党[15]:704。至7月，林罗部围攻四平，血战未克，兵力受损。
6月18日，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占领中共山东指挥部所在地鲁中南麻镇。此时因刘邓军在鲁西进攻，国军被迫自鲁中回援，陈毅粟裕部队乘机进攻南麻整编第十一师，但因连降大雨，解放军弹药受潮，攻击出现困难，久攻未克。此时国军再度调集大军围攻，陈粟部因多处军队有遭遇合围危险，伤亡较大，因此放弃围攻，撤至黄河以北惠民。
国军在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于1947年9月达到高潮。国军整25师在9月扫荡胶东，占领莱州，中共在山东的根据地出现动摇之势。然而国军并未将这种进攻势头保持下去，胶东的精锐部队在随后分兵前往大别山和锦州，山东共军度过了最艰难时期。国军在陕北地区的进攻，则在夏季达到高潮，时榆林战役国军成功挫败共军，而毛泽东在陕北辗转躲藏，几经危险，曾考虑前往哈尔滨躲避。
同年夏天起，解放军逐渐掌握优势，开始主动反击。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最高检察署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一年内线作战，解放军粉碎了国军全面进攻，基本挫败其重点进攻。战争第一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12万人[12]:4923。国军总兵力由1946年6月的430万下降到373万，官兵士气下降，113个旅被歼灭或受到过歼灭性打击，用于机动作战兵力寥寥可数。经过一年作战，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上升到195万，正规军扩展至近100万人。
解放军战略进攻与国军重点防御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宣布取缔中国民主同盟，中共及民盟强烈声讨。
1948年全国战场战局概况。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国立交通大学教授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投票。
1948年1月和8月，蒋先后采取分区防御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132]:473。不久在解放军打击下，其政权迅速崩溃[141]:689。从1948年9月起，军队主力在解放军接连发动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被歼灭[132]:473。
1947年6月30日，解放军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一部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继续在内线作战，箝制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12]:4923。在中原地区，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夜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正式标志解放军揭开战略进攻序幕。7月1日，刘邓渡河后包围郓城国军整编五十五师，此时陈粟军从国军缝隙处南下，进攻费县，威胁兖州。同时刘邓大军又攻克郓城、曹县，并将羊山集处国军整编六十六师合围。7月底围歼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8月，国军肃清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军[85]:158。8月21日胶济铁路全线打通，8月23日国军在河南收复汝南、新蔡[15]:704。
8月，刘邓大军在国军大部队围攻下，南下中原，进攻国军薄弱地带。8月19日，全军渡过黄泛区。8月22日，华中解放军陈赓部自豫西新安、渑池、陕县等地分道偷渡黄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陷嵩县、洛宁、登封、临汝、鲁山、方城等地，遭国军围剿，复渡河回豫北[85]:162。8月23日强渡汝河，8月26日乘淮河洪峰之间渡河，进入大别山战略锁钥区。追击国军因淮河水涨而被阻淮河北岸。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兵团在茅津渡处渡河成功，紧逼洛阳。8月，在毛泽东指示下，陈粟军队重新南渡黄河，发起进攻。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白崇禧成立九江指挥部围剿。
在陕北战场，彭德怀部队在1947年8月初围攻榆林，钟松整编第三十六师北上救援。随后彭德怀围点打援，发动围攻钟松的沙家店战役。刘戡全力救援，钟松逃脱。
8月开始，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季攻势，大量歼灭国军部队。此一全面攻势，苏联原不赞同，斯大林曾透过刘少奇要中共采取游击战争，暂置大城于不顾，但周恩来认为发动全面攻势之时机已经成熟，解放军乃于全国各地对国军展开攻势[15]:706-707。
此时解放军东北有林彪，黄河下游有刘伯承，山东东部有许世友，山东西部有陈毅，河南西部有谢富治，陕西北部有彭德怀，另有罗瑞卿、徐向前等部亦在华北各地攻城掠地[15]:707。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战略进攻方针；接着三路大军跃进大别山，成“品”字形展开，态势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使蒋由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87]:496。9月2日，解放军攻陷湖北麻城[15]:705。9月底，国军分别自龙口、烟台登陆，山东战事告一段落[85]:158。9月20日在安徽先后收复舒城、六安、庐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东先后克复莒县和龙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东先后克复烟台和威海卫[15]:704-705。
10月，彭德怀再度围攻榆林，国军无兵可调，蒋致电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求援，马鸿逵命整编第十八师支援榆林，彭德怀再度围点打援。宁夏军与彭德怀部队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彭德怀撤退。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80]:8429，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号令[87]:496。主要内容是：组成民族统一阵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条约[12]:3717。同时，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分别在中共党内和在军队中开展，提高全党、全军战斗力[12]:4923。
10月，因华北国军增援东北，解放军乘机向保定，石家庄进攻。11月23日，解放军攻陷安徽武穴[15]:705。国军11月1日在吉林收复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收复黄梅[15]:705。11月12日，聂部攻克石家庄。为统一指挥，国民政府于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五省军队[15]:706。傅作义率主力部队沿平保线寻机作战。聂部围点打援，机动歼灭国军，国军第三十五军两个师部阵亡。徐向前在山西南部发起运城战役，12月国军全部被歼灭。此时国军在晋南仅剩临汾一座城市。
1947年底，蒋中正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于是又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把战略集团分别安在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五个中心战场上[87]:496。由于苏联不断援助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11月，美国亦恢复对国民政府援助[15]:705。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共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主要负责人19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分析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之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人民之革命战争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总结军队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阐明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会议准备在新形势下夺取胜利[12]:3715。
1948年，为国军处境险恶之一年[136]:315。从本年起，国军在各战场，均陷于被动[136]:315。解放军在东北，在山西、河北、察哈尔，在山东、河南、陕西各区，都陆续举行反攻[136]:315。由于解放军全面反攻，及国军不断失利，于是各战场形势，都发生根本变化[136]:315。
194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同时命令各省设保安司令部，确保各省治安[15]:706。在东北战场，1948年初，林罗部队再度发动冬季攻势，国军精锐部队新五军遭围攻，导致国军遭受重创。2月，林罗部以强大兵力第四次围攻四平，经过血战攻克四平。此时东北的国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林彪部队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处于完全机动地位。此时，北宁线被解放军切断，国军只能依赖空中补给，国军试图撤退，但是空运问题难以解决。
2月下旬，陕西战场国军刘戡部，由延安撤退，转进西安时，在宜川、黄陵之间中伏，全军覆没，师长严明战死，刘戡自杀[136]:315。因中共包围延安刘戡败退西安时，解放军彭德怀部在宜川围点打援，刘戡第二十九军主力阵亡。1948年2月底，刘邓部队自大别山区出击。解放军陈赓部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陷洛阳，复陷豫西各县，扰及鄂北一带，7月17日攻陷襄阳[85]:163。陈赓、谢富治兵团乘中原国军兵力空虚，进攻洛阳，两进两出，两次歼杀国军守军。陈赓、刘伯承两部，于春、夏先后击灭邓县、镇平、内乡等数十万强悍善战之民团，消除在豫、陕、鄂边区行动之障碍[136]:316。3月间，山东战场胶济铁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卫等，全为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两部攻占[136]:315-316。
4月，解放军刘邓部队进攻阜阳。4月底，彭德怀全歼渭河以北地区国军并掌控延安，奉命驻守黄龙地区。国军亦于撤退途中，损失甚重，从此渭河以北地区，无力控制[136]:315。4月27日，潍县之第九十六军覆没，军长陈金城被俘[136]:316。
5月，渤海胶东鲁中三个战场，解放军把它连成一片，济南完全陷于孤立[136]:316。在华北地区，5月中旬，解放军攻克临汾。5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原野战军，发动宛东战役，击溃国军第十八军。经过近一年战斗，中原地区战事转向对解放军有利，国军日趋被动。
6月22日晨，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统帅之整编第六十六师和所属第十三旅及河南保安第一、第二旅三个保安团阵亡。刘陈所部与粟裕部会攻开封，守将李仲莘战死，攻陷开封，中原战场储备之武器粮草尽为解放军所夺去[136]:316。别路解放军粟裕部，于6月23日攻陷开封，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莘阵亡[85]:163。期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及两广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对西援之邱清泉部使用运动防御攻克兰封，中野第九纵队及豫苏皖军区一部袭占中牟阻击东援之郑州孙元良部。华野第十纵队中野第一、第三纵队阻击胡涟部于上蔡以北，华野山东兵团包围兖州苏北兵团攻克海州以西[136]:316。因开封为粟裕攻克，蒋中正随即命整编第五师及第83师邱清泉向开封攻击前进，以整编第七十二师、第七十五师、新编二十一旅自睢县杞县迂回进至开封；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与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睢县杞县太康民权之间夹击区军团，并命中野第三、第八纵队与上蔡地区第十纵队和杞县两广纵队阻援。6月26日，开封复被国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所收复，追剿陈毅部于黄泛区，激战十余日，解放军伤亡近8万人，乃向陇海铁路以北退却[85]:163。第三、第八纵队撤离开封退至通许县，区部进抵睢杞间停止不前。开封郊外国军与解放军发生激战[86]:55。继而粟裕部伏击区寿年兵团于睢阳，区部损失甚重，区寿年被俘[136]:316。27日夜粟裕部合围区寿年兵团；29日晨成功将整编第75师、新编第21旅包围于龙王店，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师，阻援部队控制杞县王固集一线夜阻援军在杞县以东及西南地区阻击邱清泉。至7月1日全歼区军团[136]:316。
在军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树势力[15]:724。为统一华中各省军事，6月底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命白崇禧为总司令[15]:708。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军自豫东杞县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之区寿年、沈澄年部，国共两军展开激战；为保障粟裕、陈士榘、张震所部之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国军吴绍周兵团，并予之以重大杀伤，迫使邱清泉整编第十八兵团向吴绍周兵团靠拢[80]:8629。解放军自攻占开封后，一方面学会攻城战术，一方面增强攻坚信心[136]:316。于是解放军之战略战术，都获得重大修正[136]:316。
6月至7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歼灭整编第六十六师一个旅，第七兵团兵团部及下辖的整编第七十五师，确定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山东兖州为解放军攻陷[86]:55。刘伯承于攻克开封后，旋即率部进袭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将康泽被俘，鄂西北尽攻陷[136]:316。至此国军中原战场防御体系，已支离破碎[136]:316。7月以后，形势日趋严重[85]:164。
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142]:135晋冀察边区和冀鲁豫边区已经打通，到8月间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而且到7月以后，华北、华中两解放区已在江淮河汉间造成并肩作战之整体[15]:708。两年内战后，蒋190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87]:497。
国共战略决战
主条目：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济南战役
1948年至1949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战局概况。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进攻锦州城垣。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日制九七式中战车掩护下向沈阳沿线进攻。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坦克部队使用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配合步兵攻击。
战争第二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52万人，并攻克大批国军重点设防城市，为与国军战略决战创造条件[12]:4923。国军到1948年6月底总兵力保持365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年共损失80余万，归队45万，动员110万农民参军，80万俘虏兵补充入部队，达到280万。战争随即进入第三年。
蒋于1948年8月上旬召开南京军事会议[143]，决定实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之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兵团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为此，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二线兵团编组训练[87]:497国军不断失败，军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渐动摇，加以金圆券改革不过一月，即又开始贬值，于是败北主义更加盛行于文武百官之间[136]:316。在战略指导上，蒋以中原战场为全战局之枢纽，为集中兵力确保华中，决定坚决保持三角（即徐州、汉口、西安）、四边（即陇海铁路、兖州以南津浦铁路、郑州以南之平汉铁路及宝鸡至成都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商邱、南阳、襄阳和樊城、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形成东西呼应[87]:497。
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集中兵力10余万围攻济南，因国军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叛变，至25日城陷[85]:163。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86]:56。陈毅、粟裕等部围攻济南，正当战事发展至高潮时，吴化文军在城外阵前哗变投向中国共产党[136]:316。济南国军所部10余万人全部解甲[136]:316。解放军攻克设防坚固的要塞济南。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连续进行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国军主力，解放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12]:4923。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覆没。
1948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部连续在东北发动七次攻势，2月7日攻占辽阳，2月26日攻占营口，3月14日攻占四平街，3月19日攻占永吉，国军集中兵力坚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补给全赖空运接济，因运输量有限，三地食粮燃料奇缺，长春每日饿毙者不下百人[85]:162。
9月中旬，林彪部猛攻锦州及义县，企图切断国军关内外联系[136]:317。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大为解放军所乘[85]:162。
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司令卢濬泉及所部数万人，除伤亡外，全部被俘[136]:317。10月17日，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所部投向中国共产党[136]:317。10月18日蒋飞临沈阳，指示东北作战计划，仍未能迅速挽回颓势[85]:162。10月23日，解放军攻陷长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被俘[85]:162。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等亦率部投降[136]:317。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在彰武打虎山被围歼，廖被俘[136]:317。
11月2日，解放军攻陷沈阳，卫立煌先期飞北平，部分国军突围撤至营口，经海运南下，东北尽失，国军先后犠牲精锐达30万人[85]:162。国军自沈阳、营口撤出东北[86]:56。沈阳守军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国共产党[136]:317。接着解放军相继开入东北各要津[136]:317。
先是国军鉴于东北全盘失败，故将关内各战场孤守据点之兵力尽量撤回，以图缩短战线[136]:317。秋后，郑州至连云港间各孤点尽行放弃，准备退守江南[136]:317。但中途遭解放军牵制，以致行动暴露[136]:317。11月，解放军进攻徐州[86]:56。国府任命刘峙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指挥，自动放弃郑州、开封等据点，调动40万重兵与之决战[85]:163。
11月初，粟裕及刘伯承两向徐蚌地区发动攻势[136]:317。双方大战展开，因国军彼此缺乏联络，未能尽量发挥作战功效[85]:163。黄百韬兵团原定11月5日开拔，向大运河以西撤退[144]:305。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哗变[136]:317。遂致国军在徐州北部防线开了一个缺口，由山东南部地区南下之解放军粟裕部，便轻易迅速通过缺口，于11月9日直插到徐州东侧，挡住黄维兵团退路[144]:305。伙同原在南面之陈毅主力，对黄百韬兵团两面夹击[144]:306。11月14日，东线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粟裕部包围于碾庄附近[85]:163。11月22日，江苏邳县之碾庄失守，司令官黄百韬自杀殉职[86]:57。
当碾庄战役恶化时，国府急调华中黄维兵团（约15万人）赶往支援[136]:317。黄维部行至宿迁双堆集[136]:317。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由徐州出动，连续几天向南攻击，由于解放军凭借工事，顽强抵抗，进展缓慢[144]:325。由固镇北攻之李延年兵团，情形也一样[144]:325。12月1日，蒋召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令其立即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80]:8741。
11月27日，南线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刘伯承部包围于蒙城、浍河、涡河之间双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黄维被俘，副司令官胡琏突围以出[85]:163。12月15日，除胡琏率领一部突围抵蚌埠外，黄维兵团全部被歼[136]:317。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及徐州机关和部分青年共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80]:8740。12月1日，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率孙元良、李弥及邱清泉等兵团向西转进[136]:317。徐州国军为避免包围，于12月2日自动弃城南撤，至永城东北之青龙集、陈官庄间地区，遭粟裕麾下解放军30余万要击，伤亡极众[85]:163。
12月6日当晚，孙元良兵团全部被打垮[144]:338。孙元良和两个师长突围而出，两个军长、师长被俘，部队大部溃散，勉强收容几千人，编成一个师，拨归邱兵团第七十二军[144]:338。自12月19日起大雪纷飞，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响[144]:338。时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加以国军掩护大批随行难民，接济困难，遂感不支[85]:163。1949年1月6日，解放军看见招降无效，就发动猛烈总攻[144]:338。苦持至1月10日，解放军挟大规模兵力进攻，国军阵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团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弥、孙元良等突围以出[85]:163。解放军使用运动战进攻突破国军人海战术阵地，李弥、孙元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145]。国军所部连机关眷属共40万人，除战斗身亡外，全部解甲[136]:318。此役，双方参战人员共一百多万人；经2个月以上之激战，国军所有精锐部队，损失几尽[136]:318。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146]。自此以后国军陷入于绝对劣势中[136]:318。解放军乘势往南攻陷蚌埠、临淮等地，进而威胁南京[85]:163。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平津战役结束。
1949年，中华民国空军向太原守军空投物资，此时太原已成为孤城。
1948年底，华北野战军杨成武部在新保安合围歼杀傅作义精锐国军第三十五军。林彪所部数十万精锐进入关内，合聂荣臻、贺龙等部解放军，以近百万之众对北平、天津采取大包围形势[85]:163。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迅速南下，攻占咸水沽，切断平津国军海运退路。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北平、天津和塘沽分割包围。1月7日，解放军开始猛攻天津，国军警备司令陈长捷部奋力抵抗，至15日攻陷天津城，解放军死伤在万人以上[85]:163。解放军死伤23,799人，国军11,270人阵亡、俘虏116,935人、投降2,772人。
时傅作义以所部精锐损失重大，又鉴于淮海战役失利，故信心开始动摇，战事演变至此，已有孤城落日之象[136]:318。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动总攻。1月15日8时，俘虏陈长捷。天津归入解放军之手[86]:57。北平仅剩下傅作义守军20万人。傅作义经过第三方苏静、邓宝珊等人与中共接触，达成和平协议。
继天津失陷之后，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多方游说下，率所部30余万人并将北平、察哈尔和绥远地区，先后交予中国共产党[136]:318。1月22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北平局部和平”，解放军无阻进入北平，除少数学人事先由国府派飞机接运至南京外，国府官员多未能及时撤出[85]:163-164。1月31日，国军出城接受解放军整编。于是长江以北，除武汉一隅外，完全易帜[136]:318。国军在北方仅剩下太原、安阳、新乡、归绥若干据点。
1948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十数万北方干部前往南方地区准备接管政权。尽管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但其动员机制已经触碰社会瓶颈，因此发生了较多的逃亡事件[147]
渡江战役
主条目：渡江战役
参见：蒋介石、李宗仁、太原战役、广东战役和广西战役
1949年4月至10月中国战场战局概况。
1949年，解放军装备的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在长江附近行军。
1949年，国军在吴淞上船撤往台湾。
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进驻汉口。
1949年1月，蒋介石召集陆、海、空军将领会议，指示以战求和之方针，应随时提高警觉，免被共产党所乘[86]:57。是年初，由于各战场军事逆转，已非人力所能改变，加以政治情势迫促，为适应和谈要求，蒋于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136]:318。惟其大势已去，人心瓦解，城下之盟，又非国府所能接受[136]:318。1月26日，解放军进入六合县城。近逼首都南京。
2月5日，行政院迁移广州办公，南京只保留代总统办公室[85]:169。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夺取全国胜利及其以后之基本政策[12]:4923。4月1日，张治中等飞抵北平，4月5日上午9时“和谈”预备会议开始[85]:169。国共双方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基础上经过磋商。4月15日，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将修正后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张治中等4月20日签字，并表示不论战争或和平，届时解放军一定渡过长江[85]:169。但在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和谈截止日，国府认为：“将政府高层数人直接列为“战犯”，这是政府方面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指斥中国共产党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歪曲事实[85]:170。国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12]:4923。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总攻击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解放军林彪、彭德怀等部，亦分别对武汉及西安进攻[85]:170。地下党组织江阴要塞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解放军遂在荻港渡过长江南下[86]:59。百万大军横渡江南，渡江战役爆发。4月22日，解放军刘伯承部占领芜湖[85]:172，4月23日，解放军第35军进入南京城[12]:4923。接着，解放军分路追歼国军残余部队[12]:4923。同日，国军撤离南京，李宗仁置一切职责于不顾，飞往桂林[85]:170。李宗仁迟迟不至广州处理公务[85]:171。李宗仁与白崇禧组织华南防线。4月24日，太原城破，国军巷战惨烈，负伤杀敌者有之，与楼共焚者有之[85]:164。4月底，解放军林彪部直趋武汉[85]:173。
5月4日，解放军陈毅部攻陷杭州[85]:172。同日，李宗仁返抵广州[85]:171。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等指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多公里地段上强渡长江；次日，第12兵团突破团风至田家镇国军江防阵地[80]:8912。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移衡阳办公[85]:173。国军撤守武汉[86]:59。5月16日，解放军四野第12兵团第四十军占领汉口，武汉国军第五十八军及警备部队均撤走；同日夜，占领大治、鄂城、阳新等城[80]:8916。5月17日，解放军四野第四十军占领汉阳、武昌；同日，第12兵团第四十三军占领九江[80]:8917。5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撤离西安[85]:174，陇东各地尽为解放军所有[85]:174。5月21日，解放军刘伯承部攻陷南昌[85]:173。解放军陈毅部围攻上海，解放军伤亡近6万人[85]:172。至5月27日，国军主动向舟山、台湾方面撤退[85]:172。解放军攻占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之后向东南沿海进军。同月，驻青岛美军开始撤离。
6月1日，国军撤离崇明岛，解放军占领江苏[148]:519。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国军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在美军撤出青岛后，登舰往台湾基隆；同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成立；向明为军管会主任，赖可可、谭希林为副主任，马保三为青岛市市长[80]:8932-8933。6月3日，以太原陷落，青岛已失去军事价值，加以孤悬华北，防守不易，国军自动放弃，全部军民物资撤至台湾，解放军遂据有整个华北[85]:164。6月5日，广东省政府派第四编练司令官欧震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代司令；国军增防江西吉安，在陕西宝鸡成立前进指挥所[80]:8935。7月16日，解放军林彪部占领宜昌[85]:173。长沙外围展开争夺战[86]:60。7月26日，占领株州；7月29日；占领常德[85]:173。7月底，解放军第一野战军20万人入甘肃[85]:175。
1949年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85]:173。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宣布参加中国共产党。8月5日，国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自动放弃长沙，集中国军于衡阳附近[85]:173。8月16日，第二野战军占领赣州[85]:173。8月17日，解放军陈毅部攻陷福州[85]:173。国府任命汤恩伯主持福建军政，汤氏集中主力于厦门[85]:173。8月23日，蒋鉴于局势严重，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筹划战守事宜[85]:174。8月24日，蒋飞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85]:174。国军失守兰州[86]:61。
9月，龙云在云南发动政变，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飞往重庆谒见蒋报告云南省情况[86]:61。9月1日，国军罗广文部增防陇南，支援胡宗南，加强陕南防御力量；国军胡琏兵团重占兴宁，加强防卫汕头、厦门[80]:9001。9月2日，国军重占粤东普宁、陇南礼县[80]:9002；解放军占领西宁[85]:175；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分三路进攻宁夏：北路由兰州出发，沿黄河西岸，经景泰、营盘水一线进军中卫；中路沿黄河东岸经靖远，向中宁前进；南路于9月10日由固原地区出发，进军中宁[80]:9002。白崇禧在衡阳指挥所部署决战计划，企图诱歼衡阳以东解放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引诱解放军于衡郴地区包围歼灭；9月9日起以张淦兵团向汝城、桂东、安仁一线反攻，是日国军克资兴、汝城附近之文明[80]:9006-9007；9月10日，国军在番禺附近击败解放军游击队[80]:9007。9月11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部于兰州失守后，沿河西走廊西撤，是日到达张掖[80]:9007；空军出动大批飞机猛炸上海、杭州[80]:9008。9月2日，解放军第六十四军进军宁夏途中歼敌一个骑兵团，解放同心县城；解放军进占青海北部亹源、大通县城[80]:9008。9月，解放军在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85]:173。9月20日，解放军分三路来攻厦门，伤亡惨重[85]:173。9月21日，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通电投向中国共产党[85]:175。9月25日和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85]:175。9月28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银川[85]:175。第一野战军占领陕、甘、宁、青四省。
1949年10月5日，解放军占领韶关[85]:173。10月8日，解放军占领衡阳[85]:175。10月12日，国府宣布自本日起西迁重庆办公，广东省政府则移设海南岛[85]:173。10月13日放弃广州，至10月底广东为解放军所占领[85]:173。10月17日，国军自动放弃厦门，集中兵力固守金门[85]:173。解放军陈毅部渡海攻占厦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主条目：开国盛典和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在解放军全面进军的同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完成建国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建立新政权，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定于1949年10月1日建国。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首都定于北京（由北平改名）；以后中国历次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12]:3716。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均作同样规定[12]:3715。同时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2]:3716。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政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86]:61。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由马叙伦、林伯渠等人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了每年的十月一日为国庆日。
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后进驻国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1950年，位于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的尸体。国府在败退前集体处决其监狱内的政治犯和中共俘虏。
1949年10月23日，解放军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0月25日，解放军第10兵团就准备挟胜攻金门；攻方7个主力团共2万人，而守方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也有2万人[149]:10。解放军第28军3个团9,000余人自古宁头登陆，遭国军围歼，为年来战争国军之最大胜利[85]:173。亦是战争中解放军唯一有营以上成建制损失的战斗。
11月1日，解放军展开西南战役，从湖南、湖北进军西南。同日，李宗仁由重庆飞往昆明[86]:62。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登陆浙江舟山群岛中的登步岛时再次失利，被国军歼敌三千。11月6日，国军称登步岛大捷[86]:62。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湾飞抵重庆[86]:62。同日，解放军占领桂林[85]:175。11月15日，解放军占领贵阳[85]:175。11月20日，李宗仁出走香港。11月25日，解放军攻陷柳州、梧州[150]。11月29日，政府再由重庆西迁成都；11月30日，解放军攻占重庆[85]:175。同日，解放军占领南宁[85]:175。白崇禧移其总部于海口，黄杰率领所部退入越南[85]:175。
12月7日，政府决定迁往台北，并于西昌作为国共内战大陆战场的大本营，于成都设置防卫司令部[85]:176。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公开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85]:176。受卢汉影响，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何朝宗在次日以贵州省代主席名义宣布贵州起义，号召贵州国军部队投降新政府。11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解放军和平解放云南、四川两省。12月16日，解放军占领川南乐山，12月18日占领剑阁[85]:176。刘文辉占据雅安欲阻截国军退路，成都有被围之虑，国军乃于12月26日撤守[85]:176。胡宗南移其总部于西昌，继续作战[85]:176。12月26日，国军撤出成都[86]:62。12月27日，解放军攻克成都，西南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围歼国军93万，国军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被消灭。12月28日，经过激烈的新渡口战役，解放军第181师横渡涪江天堑占领三台，旋即夺取绵阳。
1950年1月，解放军刘伯承、陈赓、贺龙等部10余万人，沿川康公路入西康，接连攻陷雅安、康定等地，与国军激战于宁南、会理一带[85]:177。3月7日，国军一度克复康定，及解放军大举进攻，乃于3月27日主动撤离西昌，将守城部队空运到台湾[85]:177。3月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县城。4月初，西昌战役结束。3月5日，第四野战军展开海南岛战役，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横渡琼州海峡，于5月1日攻占海南岛。5月，国军撤离海南岛，并主动放弃舟山群岛，15万国军及大量物资转运台湾[86]:64。登步岛后来也被解放军攻克。到1950年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12]:4923。历时近4年，解放军共歼灭国军807万余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2]:4923。1950年至1953年的全国大剿匪，亦彻底消灭国府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
1950年10月6日至10月24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解放军贺龙、彭德怀、陈赓等部，分别自西康、青海、云南进军西藏，10月19日占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消灭藏军万余人[85]:177。解放军打通入藏道路。
1951年2月，西藏当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谈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年12月1日解放军张国华、范明等部会师拉萨，至翌年2月占领江孜、日喀则等城市[85]:177。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控制整个中国大陆。
东南沿海岛屿争夺
1950年初，解放军发动海南战役，解放军登船准备渡过琼州海峡。
1950年末，解放军在浙东沿海备战。
在东南沿海，解放军在1949年8月发动舟山群岛战役。由于解放军以陆军起家，缺乏足够海空军专业部队与武器装备，在训练上如登陆战等方面经验不足，1949年10月在金门战役被国军全歼，11月登步岛战役失败，一时之间不敢贸然作战。11月10日，毛泽东给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电报，并告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部署定海作战：“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赏金门岛及最近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151]:137国军虽然在陆军战斗方面损失惨重，但在海空军当时仍优于解放军，甚至还能派遣空军轰炸上海或突袭福建沿海岛屿。不过随着国军集结主力部队驻守台湾，并在东南沿海收缩战线以增强国军在金门及马祖的防卫，加之解放军陆续组建起海军、空军，因此，解放军开始逐步攻占与台湾距离较远的沿海岛屿。12月31日，毛泽东同意努力争取进攻海南岛，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151]:203。1950年春天，解放军发动海南岛战役。双方经过多日交战，解放军攻占海南岛。3月28日，毛泽东给粟裕确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门之方针，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151]:282。夏天，解放军发动万山群岛战役。而舟山群岛与万山群岛的国军最后也在失去制空权及以集中兵力固守台湾优先的策略下，相继撤离当地，解放军陆续进占万山群岛和包括登步岛在内的全部舟山群岛。8月2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报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赵尔陆，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方方，台湾极有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必须加强侦察，务使解放军在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加强兵力，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加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151]:480-481。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请陈毅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确须预筹由中国大陆向厦门之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国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时任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速筹对策电告[152]:24。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攻占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国军组织了大陈岛撤退。[153][154]2月13日至26日，解放军陆续占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列岛，从而占领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155]。
金门炮战
主条目：八二三炮战
1958年，爆发金门炮战，中华民国国军成功守卫金门。至此中国大陆沿海仅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及乌丘屿被国军控制。1979年，受国际环境影响，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炮击，[156]。
自1953年至1961年，双方在东南沿海空战18次，海战21次。[157]
国光计划
主条目：国光计划、海威行动、东引海战、东山海战、乌坵海战、黑猫中队和黑蝙蝠中队
国光计划是蒋中正于1961年至1972年积极筹措的秘密军事作战计划。旨在于推翻中共的暴政，光复民国。
1961年，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开始策画“海威”行动，即将特种作战、情报人员空投到中国大陆秘密行动。蒋介石认为：“如果空投3000-5000人的突击队，断然可以在大陆点燃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运动。”
1962年，蒋介石研判：在5、6月间大陆逃港难民最高潮之际，闽粤洪水成灾交通断绝时，在“镇海附近将军澳登陆反攻”是反攻大陆的最佳选择。于是，他要求要求美方提供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20-25艘坦克登陆艇，以支持国军小股部队在香港附近登陆。白宫决定推迟半年交付。10月，中华民国与美国联合举行“天兵二号”空降作战军演。12月29日，9支国军武装部队空降广东沿海，次月1日在广东建立基地。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霞浦海尾与南日岛登陆。[158][1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资料显示，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到1965年，参与“海威”行动的1800名国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还。[159]
1965年是国光计划模拟推演最多年的一年，先后爆发了东引海战、东山海战和乌坵海战。6月17日，蒋介石前往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开会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期间为求保密，另以D日（D-Day）作为正式攻击发起日期。8月6日凌晨，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预计运送身上穿着解放军制服的陆军特种情报队队员在大陆沿海先南往海南岛进行欺敌战术，而后再北上东山岛海域欲进行渗透以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并且由空军协力支援。然而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后就已经受到解放军的监视，解放军鱼雷艇已早在东山岛海域附近兄弟屿进行伏击，双方于凌晨01:30激战一夜至清晨06:00，剑门舰和章江舰遭击沉，殉难官兵近二百人，是为“东山海战”。
国军空军还长期深入大陆领空，配合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高空夜间侦照与电子侦测任务。
云南边境游击战
主条目：泰缅孤军
1951年1月国府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李弥为总指挥，2月杜鲁门批准“白纸方案”，与泰国一起秘密支援李弥进攻云南。李弥曾复克云南8个县，后因装备严重不足而退回缅境。1958年发生八二三炮战,游击队实施“西安计划”反攻大陆，从中国西南牵制中共。1959年，国府拟定“兴华计划”，期望将滇缅边区建设成“陆上第一反攻基地”，并着手修建机场。1960年，缅甸总理访问北京，于10月在北京正式签订“中缅边境条约”，中共与缅甸开始联合对“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展开清剿行动。台湾对此次战役非常重视，蒋经国于12月20日亲至边区视察。1961年缅甸再度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国府在美国压力下决议撤军，国防部于5月15日下令撤销游击队番号。国军滇缅边区游击部队完成第二次撤台后，仍有前滇缅边区游击队第三、五军、滇西行动纵队、滇南行动纵队留驻滇缅边区，执行突击云南省任务，箝制共军，维护台海安全。1965年国防部情报局为利执行大陆情报工作，发展敌后游击武力，蒋经国核准重建滇边游击部队，后1975年6月因国际压力裁撤。[160]
战争统计
1948年11月，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同年12月27日，新华社引述“陕北某权威人士”言论，公布第一批共43名内战战争罪犯名单。
关于国军
有关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解放军歼灭国军的确切总人数，长期以来，军事历史学家和军史资料均沿袭采用解放军总部发布的统计数字和说法：共歼灭国军正规军554.247万人，非正规军252.888万人，总计歼敌人数为807.135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载有《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兵力损失对比表》，其中歼灭的国军人数如下：
一、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国军伤亡42.6万，被俘67.7万，起义1.7万。合计：112万。
二、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国军伤亡54万，被俘95.3万，起义2.8万。合计：152.1万。
三、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国军伤亡57.2万，被俘183.4万，投诚24.3万，起义13.1万，改编27.1万。合计：305万。
四、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军伤亡17.3万，被俘112.3万，投诚39.1万，起义67.1万，改编2.2万。合计：238万。
五、以上合计：国军伤亡171.1万，被俘458.7万，投诚63.4万，起义84.7万，改编29.3万。合计807.1万。投诚、俘虏和击毙旅级或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686名，这里记载歼灭国军总计807.1万，与1950年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统计情况是：
第一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51.9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2.9万人，总计歼敌64.8万人；
第二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30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00万人，共计歼敌330万人；
第三野战军消灭国军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武装交警部队及游杂武装共计247万人；
第四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188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35万人，共计323万人；
华北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非正规军及游杂武装101万人。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战报807万统计数字，只统计了这一时期（1946.7－1950.6）所消灭的国军正规军的总人数。其他时间段的数字没有统计到解放战争中去，其次，毛泽东认为：“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国府是依赖它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而存在的，国军残余游击队的存在当然是蒋介石的一种辅助力量，对中共一方有一定威胁，但对双方政权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毛泽东规定：“伪军、还乡队、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解放军总计歼灭国军为1065.8万人的统计的解放战争的时间段是从1946.7月至1950年6月四年消灭国军正规军和含游杂武装的总数[161]。
整个战争期间，国军起义总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国军总兵力800万正规部队的14.25%。驾机起义达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战争期间，有约400万国军战俘加入解放军序列（不含起义）[162]:853，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了解放军全军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极大的充实了解放军的实力[163]。
关于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所载，解放军损失如下：
阵亡26万人
失踪和被俘19万人
85万人负伤
伤亡合计130万人（含支前民兵）[164]
影响
人才外流
国共内战前后，部分人士离开中国大陆，其中部分人前往香港，大部分前往台湾，少量前往美国。出走的有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查良镛、唐德刚、梅贻琦、钱穆、吴大猷、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等。
国际关系
国共内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防卫台湾，但对台湾进行经济援助[165][166][167][168]。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海峡两岸进入分治。中国大陆则加入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
两岸分治
主条目：两岸分治
随着国共战争大势底定，战争的规模趋于中小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以“联美反共”为主轴，对内实行白色恐怖和高压的特务统治，以防备解放军的攻台作战，对外坚定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站在一起；而中共亦因为防备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攻势，采取了长期的封闭政策和“一边倒”的亲苏联的外交政策以对抗。
在西南，解放军攻占成都后，一路追击已经无法大规模组织战斗的剩余国军。国军第九十三师一路往边界逃亡，最后到达泰国、缅甸边境的三不管地带，在当地形成一股势力，即“泰北孤军”。1954年，因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国府开始逐步将第九十三师及眷属撤往台湾。而在泰国北部之部队，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愿离开，表示要从这里打回中国大陆去，他们主要为云南籍官兵，因为身处缅甸，离家较近。最后因为协助泰国政府平定山区的泰国共产党游击队，获得泰国国籍，在泰国得以合法永久居留与生活。
福建经济
福建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国共对峙的军事前线，也是两岸唯一成为分治状态的省份。两岸对峙严重影响了福建的经济发展，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由于军事考虑，福建省的重大民生建设项目较少，使得经济较为落后。1980年代后随着两岸关系一度缓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等因素，才使得经济状况开始改善[169]。
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审订教科书认为1949年4月23在渡江战役中攻占南京标志着战争的胜利，而西方学者一般认为1950年8月万山群岛战役后战争才逐渐平息。在青海与中缅边境的战役分别于1958年和1961年结束，海上冲突则至1979年止，1991年中华民国政府单方面宣告停止动员戡乱。
尽管武装对抗于1979年基本结束，但中国大陆方面认为双方从未签署和平协定，法理上战争尚未结束；台湾方面则于1991年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结束两岸间的敌对状态。[4]:269[5]: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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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局关于建立空军问题致中央电 1945年12月17日
东北局关于暂时不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致中央电 1946年2月15日
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 1946年4月20日
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 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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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国民党管共产党叫“共匪”，共产党管国民党叫“蒋匪”，为什么不叫“国匪”？因为共产党自己就是“国民党匪帮”——共产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国民党员工，都是孙中山的喽啰，一样受到苏联的培训和智慧。在中医以上，国共两党都是祸国殃民的汉奸。它们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引来了日本侵华；第二次内战则为瓜分日本留下的占领地区……真的令人发指。
“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了解放军全军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这清楚说明了，国共两党实属是蛇鼠一窝、狼狈为奸的难兄难弟。让后人好生怜悯它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窝囊和不幸。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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