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鲁迅为何先后谄媚袁世凯和共产党

《鲁迅骂人无数，为何对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却有很高的评价》（知乎 赖廷 2020/1/19）报道：

鲁迅的一生，骂人无数，在很多时候，鲁迅骂人都是不带脏字的。同时在鲁迅中的作品中，批判过民国时期的很多现实问题。虽然鲁迅骂过很多人，但是却从没有骂过袁世凯，甚至还给予了袁世凯很高的评价，这点让很多人为之疑惑。

我们都知道近代史，袁世凯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民国初期，袁世凯在当时的政坛，非常的活跃。据记载，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虽然没有袁甲三那么厉害，但是也差不了哪里，袁保中是项城县的地主豪绅。袁保中家产殷实，就花钱买了个同知官位。袁保中的官位虽然是买来的，但是也为袁世凯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据说在袁世凯出生当天，他的叔祖袁甲三刚好寄了信回家，信中谈到了打败捻军的消息。因此袁保中就为儿子取名“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保中这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儿子，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上，会留下重要一笔。

袁世凯通过一步步的发展，到了慈禧死后，几乎是掌控了晚清的军事力量。据说当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住了晚清的军队，这点在日后也得到了证实。晚清的腐朽不堪，最终爆发了武昌起义，引发了南方诸省的独立。晚清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协调之后，溥仪宣告退位，由此中华民国成立。但是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了，在袁世凯时期，中国这段时期基本上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上。

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却是非常的不好，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虽然袁世凯的很多做法，在当时深受世人痛骂，尤其是袁世凯称帝一事，更是成为袁世凯人生的一大污点。但即便如此，骂人无数的鲁迅，对于袁世凯却表现得非常宽容，甚至还给予了袁世凯很高的评价。

民国时期也有过很多位总统，鲁迅在考察民国历任统治者的文化策略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当时人人都在骂袁世凯，鲁迅却比较异常，反而对袁世凯有着很高的评价，难免有人认为鲁迅是在拍袁世凯的马屁。然而，鲁迅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在袁世凯死之后留下的。近些年来，对于袁世凯的评价趋于多元化，袁世凯在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

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宽松的政治氛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从这些方面来看，袁世凯在施政方面，还是很有能力的。然而，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却成为他一生难以洗刷的污点，不然他在历史上的评价，积极正面的将会更多一些。

《鲁迅唯一一次和袁世凯见面，两句话评价，可谓实属名归》（2019-03-08 中国南方艺术）报道：

众所周知，鲁迅一生以笔为枪，言辞犀利刻薄，剖析旧中国的弊端可谓入木三分，洞察力极强。当时能被鲁迅看得上眼的人物其实寥寥无几，尤其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然而，鲁迅却对最有权势的袁世凯刮目相看。

1912年12月26日，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接见了由总长范源濂带领教育部官员，这里面就包括了刚升任教育部社会司一科科长的鲁迅。资料显示，这是鲁迅唯一一次和袁世凯见面。之所以接见教育部官员，袁世凯主要了解教育部官员对未来工作开展计划，同时听听大家对兴办教育的看法。虽然鲁迅和袁世凯交谈的时间很短，却给鲁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关于这次见面，鲁迅后来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可以说成重视教育。

袁世凯曾说过这样的话，“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者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袁世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1900年担任山东巡抚期间，袁世凯就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出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把直隶地区的新式教育办得红红火火，所创办的学校更是成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样板。

1905年8月，袁世凯认为科举制完全不适合当时选拔人才，就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起草《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向清廷提出废除科举制，改以新学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袁世凯在奏折中写道，“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慈禧太后准了袁世凯的奏折。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正是对教育的重视，使得袁世凯一度有着“近代教育之父”。总之，无论袁世凯的负面评价有多大，他在对近代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是值得称赞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两文说的全错，鲁迅谄媚袁世凯，并非袁世凯多好，而因鲁迅自己是条满狗，民国以后顿成丧家之犬，自然郁郁寡欢，遇到梦想龙袍的袁世凯，自然惺惺相惜了。

《鲁迅只见了袁世凯一面 回家却用30个字高度评价》（2020-4-28 岁香）报道：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凭着告密、牺牲光绪帝，成为了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从此平步青云，后劝说隆裕太后签订退位诏书，摘取孙中山的革命果实，然后意图恢复帝制，但却遭到了各方谴责，因此退位，后于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袁世凯最让后世诟病的也便是他想要建立中华帝国称帝的问题，然而让人讶异的是鲁迅生平鲁迅只见了袁世凯一面，回家后却用30个字高度评价，那他说了什么？

鲁迅被誉为是“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鲁迅的文学批评也是十分出名的，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曾讲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912年发生了几件大事，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袁世凯正式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不过袁世凯坚持于3月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鲁迅则受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任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辞了职，袁世凯因此让范源濂接替了蔡元培的位置，冬天时范源濂带着鲁迅等人前往北京会见了袁世凯，鲁迅便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袁世凯本人。

鲁迅后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袁世凯的评价：“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从此句话可以看出，鲁迅肯定袁世凯的一点就是“教育”，另外则是袁世凯尊敬知识分子，这无疑让人联想到鲁迅于1934年4月30日写给民国着名记者、作家曹聚仁的一封信，其中写到“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确实特别上心，早在1901年，袁世凯便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学堂——山东大学堂，后来袁世凯遇上财政不能同时满足军队和学校的开支时，袁世凯也是宁愿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四年制初级小学的新式学校，生前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

科举制度也是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被废除，并且袁世凯在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等教育设施时，也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提出过“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这也与袁世凯年轻时候的经历有一部分的关系，袁世凯当年考科举两度落榜，因此愤而进入疆场，但袁世凯冷静下来后，依然选择继续读书，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袁世凯的读书道路最终还是终止了。

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迫于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然后兴办了新式学校，重视留学归来的学子。鲁迅当年接受新式教育，留学日本，与袁世凯的举措脱不了干系，并且袁世凯也重用归国之士，见到鲁迅时态度想必也是客客气气，鲁迅对袁世凯给出这样的评价也就不意外了。

 

谢选骏指出：鲁迅这样卑贱地谄媚袁世凯，与他后来肉麻帝吹捧追随苏联新沙皇的共产党，其实一脉相承——这并非一个孤证——正如捧着袁世凯狂吻的六贼子之一的杨度，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一种趋炎附势的媚骨表现。

《鲁迅曾被逼签字支持二十一条 借礼服祭奠袁世凯》（2012年08月13日 凤凰网历史）报道：

核心提示：鲁迅作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很多事情只能忍受。比如，参加祭孔活动，这就为袁世凯所迫。还有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还要逼着全体公务员表态同意：“把廿一条条文写在摺本上，放在秘书处，叫部员一个一个的进去看，看完条文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1912年12月19日，“大雪终日”。这应当是鲁迅在北京遭遇的第一场雪，而且是大雪。不同于江南雪之滋润美艳，“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雪》〕。一星期后，京城再度银装素裹，雪是25日夜晚下起来的，第二天一开门，嚯，“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

那天有重要的公务活动，不敢延误。鲁迅早起，匆匆赶赴铁狮子胡同。那儿是政府北迁后国务院的办公地，8月下旬为欢迎孙中山北上，袁世凯有意让出原设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的总统府，搬入铁狮子胡同理事。

袁世凯自3月10日正式接任临时大总统以来，颇有意笼络人心，培植势力，眼看临近岁末年尾，他决定接见各部荐任官。荐任官者，系由诸部总长推荐，大总统任命，彼此见见面，既能加深印象，也是巧妙地提示荐任官员不要忘记总统的恩典。佥事职亦属荐任，故此也在招见之列。招见自12月24日始，每日分三、四批，由各部总长率领往见。教育部官员为第11批，排在第三天。

不知在那儿候了多久，终于轮到了，就由范源濂总长率领入诣，精力过人的袁大总统就在那里，目光炯炯有神，当吋即兴谈了些教育话题。如鲁迅所记是“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召见只是一忽儿的事，但是出来时已临近中午，可见等候时间不在短暂，当时“雪霁，有日光”。

若嫌鲁迅记述过简，想更进一步了解袁世凯接见教育部官员时的表现，可参看林冰骨《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中的那一段，林氏时为审查处审查员，亦教育部佥事：

袁贼以北方官僚枭雄，因缘时会窃柄国政之后，其志只在镇压革命党人，便于他的盗国称帝。他对于教育事业自然是漠不关心的，但为了装腔作态，他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却在总统府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袁贼那天的说辞虽然空洞冗长，但除去反复说他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的方针和宗旨，便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同鲁迅先生他们，也只好相视一笑。

林冰骨的回忆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袁世凯的鄙薄，这应当是袁氏后来称帝的恶行所致负面效应的放大。平心而论，袁世凯是关注教育亦懂教育的，在中国有千百年历史的科举取士制度就是在他与张之洞的力谏下废除的，并度致力于实务教育、职业教育。就鲁迅的个人际遇来说，他对袁世凯的情感是复杂的。民国共和因辛亥革命而成，而所以能在数月间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逊位，不能忽略拥有强大军权的袁世凯所卜的关键一手，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是时势激荡的结果。随政府北迁的鲁迅，身为名公务员，不可能无视袁大总统这权力核心人物。

在起初那两年，鲁迅对袁总统决无恶感，有的只是关心，那阶段发生的国家大事、时政要闻车载斗量，鲁迅《日记》一般不记，而有关袁总统的消息却有数条。比如，1913年10月10日：“国庆日休假。上午雨止。寄许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别纪念邮局印耳。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鲁迅对“双十节”纪念邮戳的珍视，正折射了他对这新生共和的无限热爱。连类而及袁世凯正式就任总统的礼炮，鲁迅的移情顺理成章。

1914年9月16日《日记》记曰：“以总统生日休假一日。”袁世凯的市恩，明显僭越了共和国元首的权限，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皇帝的圣诞，需要普天同庆。《日记》只言片语却充满语言张力。此时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充分外显，征剿、暗杀、抓捕、禁锢，无所不用其极，警察、特务、耳目四布，茶楼酒肆到处张挂出“莫谈国事”的标牌，鲁迅缄默了……

作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很多事情只能忍受。比如，参加祭孔活动，这就为袁世凯所迫。还有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还要逼着全体公务员表态同意：“把廿一条条文写在摺本上，放在秘书处，叫部员一个一个的进去看，看完条文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忆及此事，钱稻孙不禁叹息：“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访问钱稻荪记录》）真是字字泣血，鲁迅落笔时能不心、手颤抖吗？

更让鲁迅忍无可忍的是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共和可是他的政治理想。但是看到袁氏步步得逞，社会各界拥戴者亦不乏其人，这逼迫着他思考变革国民的劣根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这种思想支撑着他待在教育部里。

令人欣慰的是，共和潮流浩浩汤汤，在短时间内就涤荡了帝制逆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北洋政府依旧给予高规格的礼遇，规定自殓奠后一日至释服日止，北京各机关除公祭外，还要按日轮班前往行礼。鲁迅等五人被派15日前往行祭，前一天下午他不得不“向虞叔照借衣”，借入祭者所穿的大礼服也。

袁公，别来无恙乎？三年半前诣见的镜头在脑海中交错闪冋……面对死者的遗像、灵柩，鲁迅作何感想？中国向来“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最先与最后》〕如果袁世凯未曾称帝，他将得到怎样的盖棺定论？

6月28口，“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鲁迅对袁世凯称谓的数变，从“袁总统”、“总统”，到这里的“袁项城”，真是耐人寻味。斯人已逝，然不宜再以“总统”相称，袁氏一度以出生地行世，故称其为“袁项城”，于此少了官场的敬畏，而多了一份人世间的哀矜之情。鲁迅在文字上径呼“袁世凯”之名，那是很晚的事了。

在袁世凯时代，鲁迅不仅被委以相应的职务，而且在后几年得到进级、颁奖的奖励，顺利通过文官考核更是不在话下。任何工作岗位都不能没有激励，奖励是政府运作机制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1914年8月18日，鲁迅“午前见策令进叙四等”。原来按照《中央行政官官等法》规定，除特任官外，行政官员共分九等，佥事属于荐任官，有四、五两等。在这之前，鲁迅所任佥事属于五等，这回给调整到了四等，显然是进级奖励。

公务员进级亦与其待遇直接挂钩。刚见到进级的文件，过两天，8月20日鲁迅就看到了“部令给四等奉。”26日发薪收领280元，较上月整整多出40块银元，想当初刚进京时可是只拿60元过活啊，感觉确实不一样。

五等金事进级四等，已很能说明上司对鲁迅工作能力与工作成绩的肯定与赏识。然而，政府机关的内部管理有时就是这么多头而又机械，那年9月23日，鲁迅“下午收到文官甄别合格证书一枚”。进级在前，考核合格在后，很像是黑色幽默。然而，此合格证系文官高等委员会所甄别核准发放，好比是上岗合格证，无论如何被证实合格总是好事。

1915年袁世凯加紧称帝前的造势铺垫活动，手段之一便是制发勋章，再次广布恩泽，妄图借此将文武官员团聚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共同利益集团。军队乃国之利器，自然另眼相看，特颁陆军白鹰勋章和海军文虎勋章。

此外颁发勋章10种，均刻有嘉禾图案，其中大勋章归大总统佩戴，这就有点自吹自擂了，袁世凯不够超脱。以下分九等，正与官级制度相匹配。按照官级，鲁迅应受四等勋章。

可能是颁章规则另有规定，2月23日，鲁迅“受五等嘉禾章”。3月3口，勋章科发来领取凭单，“照章应缴纳贰拾元”，“由受勋人持赴政事堂印铸局领取”。那勋章上分明印刻了国徽的图案，3年前的工作恍如又在眼前。

1915年7月23日，政府又颁大总统策令，对各部门公职人员论资排辈又行封赏，什么中大夫、少大夫，直至上士，官人皆得头衔。针对鲁迅的评语写道：“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守学弥敦，当官无阙，才既胜于吏事，职当列于清班，兹策命为上士。”国务卿徐世昌签发，盖大总统印。

袁公称帝后的洪宪元年2月，鲁迅又得“进第三级俸”的物质奖励，真是“皇恩浩荡”啊。5年后，鲁迅获得了同官级相应的四等嘉禾勋章。1921年4月11口，勋章科发出领单“凭单”，“十年二月八日奉大总统令”一当时徐世昌为大总统照例“应缴费三十元”。也正是在同一年，鲁迅获得了金事的最高薪俸360元之年功加俸，可谓双喜临门。所有这些荣耀构成了鲁迅状告章士钊时的底气，“树人充教育部金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任职以来屡获奖叙”，洵非虚言。  

谢选骏指出：鲁迅为何先后谄媚袁世凯和共产党？因为化名鲁迅的周树人是一条习惯向着恶势力摇尾乞怜的恶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