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专栏作者《习近平和威权主义新“宗教”》（DAVID BROOKS 2021年9月10日）报道：
21世纪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在20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比如说2001年9月10日，我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推进自由主义。在柏林墙倒塌、种族隔离结束、邓小平在中国进行改革之后，一套价值观似乎正在前进——民主、资本主义、平等主义、个人自由。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民主的传播被停止，然后又被逆转。中国、中欧、东欧以及其他地区的威权主义者掌握了权力。我们陷入了民主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了。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权威主义者找到了上帝。他们使用宗教符号作为民族主义的身份标志和战斗口号。他们通过无休止的文化战争，将群众团结在他们身后。他们重新定义了全球辩论：这不再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争论；而是西方精英的道德堕落，与传统价值观以及本国善良普通人的优越精神之间的争论。
在现实宗教的吸引力似乎在减弱的时候，21世纪正在变成一个跨越全球的圣战时代。
习近平是这种披上精神外衣的威权主义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对革命前的中国不屑一顾。但习近平的政权却不遗余力地拥抱旧习俗和传统价值。中国问题学者欧麦高(Max Oidtmann)说，这个国家正在限制独立宗教实体，同时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信条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上周，中国政府下令抵制“娘炮”明星。这些长相精致的男明星表现出温柔的气质，他们被指责令中国的男子气概变得女性化。这只是文化战争的其中一场，旨在说明该政权如何保护中国免受西方道德败坏的影响。
该政权自上而下的道德民粹主义正在产生影响。“当今，传统主义在中国百姓以及知识分子和官员中的影响力正在扩大，”清华大学的阎学通在2018年写道。中国互联网现在显然充斥着对颓废的“白左”的攻击——这个词是指受过教育的美国和欧洲进步人士，他们是女权主义和LGBTQ权利等等的倡导者。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其他地区的威权主义者也在玩类似的游戏。长期以来，普京一直将自己与伊凡·伊林(Ivan Ilyin)和尼古拉·别尔加耶夫(Nikolai Berdyaev)等宗教哲学家联系在一起。在为乔治城大学伯克利中心(Berkley Cente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撰写的文章中，德米特里·乌兹拉纳(Dmitry Uzlaner)写道，该政权将自己塑造成“基督教价值观的最后堡垒”，防止世界陷入自由主义道德混乱。
文化战争也在那里全面展开，政府限制互联网，试图限制堕胎，放松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实施亵渎法，并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支持“非传统性关系”的信息。
甚至在美国和西欧，想要成为威权主义者的人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国际事务学者托拜厄斯·克里默(Tobias Cremer)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极右翼运动中，许多所谓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虔诚。
他们受本土主义和反移民态度驱动，然后抓住基督教的象征，把“他们”和“我们”分开。例如，在德国，激进地宣扬其基督教身份的极右翼团体在真正有宗教信仰的选民中表现不佳。
在另一篇为伯克利中心撰写的文章中，克里默写道，美国右翼极端分子“在集会上展示基督十字架，在他们的米姆中使用十字军形象，甚至可能寻求与保守的基督团体结盟。但是，这些使用并不是关于今天美国绝大多数教会所奉行的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普遍的和日益多样化的耶稣基督信仰。相反，在白人身份中，政治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一种白人的文化身份标记和象征，可以与维京人的外表、邦联旗帜或新异教符号互换”。
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威权主义者自然激起了反宗教的反弹，这些反对者将宗教与威权主义、本土主义和普遍暴力联系在一起。在过去几十年里，欧洲和美国的世俗主义空前高涨，但是恶性文化和精神战争并没有减少。
伪宗教威权主义者提高了道德风险。他们表现得好像个人主义、人权、多样性、性别平等、LGBTQ权利和宗教自由只是西方道德帝国主义的最新形式，是社会和道德混乱的前兆。
我们这些站在西方自由主义一边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与之斗争，以表明多元化是颓废的反面，它是一种精神丰富、实际有效的方式，可以提升人类尊严，并运行一个协调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纽时猪公不懂，1975年我就开始撰写《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的三部曲了——《新王国》、《天子论》、《新南北朝》。由此可见，“威权主义的新宗教”并非新的。至于现在的多元文化的口号，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退却——他们从十九世纪的炮舰政策和强迫土人洗脑绝育，沦落到了今天的一边哀求他人尊重自己，一边使劲的吸毒状态。
《在中国，他们为什么可以逃避“程序正义”？》（春天十七个瞬间 2021-09-16）报道：
9月14日下午2点，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二次开庭。
想必大家都忘不掉2020年12月2日，那个极寒的冬天里，第一次开庭时，发生在海淀丹棱街12号的一幕。那是我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庭审中时间最长、最难熬却又最温暖的一次。尽管是在室外。数百人在法院门前、数千数万的人在网上，等了10多个小时，直到深夜12点。
这是为了什么，不言而喻。哪怕不站弦子，也不站朱军，就为了一个公平。
9月14日这次开庭，一如既往，媒体都选择了禁声。因为什么也做不了。但一如既往，14日下午，还是有许多人大老远来到北京，站在了丹棱街12号门前。
让人绝倒的是，上次驱赶人群的是穿制服的保安，这次冒出来的是几个“海淀大爷大妈”，对弦子拉拉扯扯，口口声声说的是“别挡道”。
跳梁小丑，不足与论。但其卑劣阴险，十足可恶。
此次开庭前，弦子也没有大肆声张。某种程度上，她似乎是尽量避免“引导舆论”的嫌疑。
她说，从上次开庭结束至今，她和律师做了很多准备：申请了两位专家证人，并提交了十几分申请（包括：希望海淀法院公开审理，通知朱军本人到庭，重新调取当年的卷宗录像、照片、父母笔录等证据，检察院对海淀法院审判进行检查监督等）。但开庭前，这些都无回应。
此事从2018年曝光、进入司法程序以来，已经历时三年。三年，足够一个学生取得一个研究生学位。但两位当事人还在为多年前“性骚扰”案情的真假而缠斗。
说是缠斗，一点也不合适。就像两个对手比赛，一个对手一招一式，光明正大，另一个对手却躲在树上，派个代表，又时不时地发个不知道是不是他发的暗器。仿佛只要不说话，他就稳赢。这种较量、“策略”，羞辱的不是两个当事人，恐怕是丹棱街12号的门面。
每次站在公众面前，都可以感受到弦子声音的颤抖，感受到许多的压力，以及压力、疲惫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损伤。走到这一步，为了什么，也不言而喻。
的确，庭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因为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前提和途径。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和弦子一样，“不只是为了胜利的结果，而是基本的公平”。
这最后一次庭审，可能失败。即便败诉，也不说明。重要的是过程，以及过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朱军处处在逃避程序，而且某些方面在帮助朱军逃避。这是值得大家认清、记住的。
关于2020年12月2日的那次漫长的庭审，当时的具体详情一直未得到披露。但今年5月21日的二次庭审被通知延期后，弦子曾经撰文，披露了那一次庭审中的一些细节。
弦子指出了在八个方面面临的困难：
一、我们在2019年1月就依法申请更改案由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却直到2020年12月开庭当日才得知合议庭决定不予更改，而且给出的理由非常荒诞。
二、我们在2019年1月庭前会议后，就要求对我在事发当天所穿连衣裙进行重新DNA鉴定，直到2020年12月2日，被法院被当庭拒绝。
三、我们在2019年1月庭前会议后，就要求当庭播放2014年6月9日，央视走廊的监控录像视频，然而就在卷宗中存在多张监控录像截图的情况下，海淀公安的回应却是“从未调取过监控录像”。我们要求法院继续向公安调取，被当庭拒绝。
四、我的父母双方都出席作证，说出他们在2016年6月13日，于武汉被海淀公安刑警要求做笔录并承诺不再追究的事实。我们当庭要求向公安调取我父母的笔录，被当庭拒绝。
五、带我进入化妆室、并成为朱军方证人的商同学，在对方作为证据提交的律师笔录中明确表示：他2014年6月在外地上学，没参加节目录制，和我不熟，基本没什么交流，也不曾带我进入化妆室。在这份证词被卷宗的走廊监控截图与我方提交的公证材料否定真实性后，我们要求通知商同学到庭，查清他作伪证的原因，查清案发事实，被合议庭当庭拒绝。
六、两年来，我们反复要求法院通知朱军本人到庭，合议庭回答“没有必要”，却完全不解释理由，也不给出法律依据。
七、依据《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我们要求人民陪审员参加，要求七人合议庭。
八、我要求公开审理，始终不得，只能任由对方泼脏水。
原文有对每一个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分析，建议阅读原文《弦子：第二次开庭前，法庭内外发生的一切》。
我们不想，或者无力问，这些“拒绝”都是为什么？
我们只是从中可以看到，朱军和他代表的力量是多么地傲慢，程序正义是如何被践踏的。
谢选骏指出：新的技术条件和全球格局，使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必须废除了。礼制的天下统治既然胜利在望，就需要一种能够适应天下统治的全新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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