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智库：中共深信与其被爱戴不如被惧怕》（09，04/2021 法广）报道：
2021年9月2日，中国军人在北京国际服贸会 (CIFTIS) 外站岗。中国国家主席在服贸会开幕式上称，中国将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
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IRSEM在即将公布的中国影响力策略报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扩充影响力“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北京效仿前苏联克格勃『感染行动』(Infektion)，欲使世人忘记新冠源头，却漏洞百出。
法国『世界报』独家获得的这份长达600页的报告把北京政权近来的变化形容为“马基维利时刻：中共似乎从今以后信服的是，让人爱戴，不如让人惧怕”。2015年中共通过一系列安全法规，习近平权力达到顶峰以来，中国进入到一个更具挑衅性，更加激进地巩固权力的阶段。香港危机，随后的新冠疫情都是催化剂，北京的行动变得相当强硬，方法手段也越来越像莫斯科。
报告爬梳大量资讯发现，北京动员所有筹码，从外交到电影，从大学到企业，从媒体到政党，围绕四大主轴叙事：捍卫中国模式，吹嘘中国传统，彰显中国善行，建立中国霸权。
研究人员把中国战略描述为同心圆，台湾和香港成为练兵场，涵盖范围渐渐扩至全世界。采取“秘密的非常具有挑衅性的俄罗斯方式”，进攻澳大利亚和美国，2018年发生所谓“瑞典中国游客遭虐待事件”后，该国成为中国在欧洲的实验室。
报告指出，中共制定行动方案、目标以及手段，在内部试验后向外界出口，在内部通过共青团协助控制，在外部，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推动“三战”，“舆论战”、扰乱敌国决策进程的“心理战”、以及反制西方制裁的“法律战”。
IRSEM报告分析，中国不仅“收买”，而且“打入内部并予以控制”，把这一切都纳入其所称之的“统一战线工作”战略范畴，瞄准的对象在法国包括前总理拉法兰以及法国海外省新喀里多尼亞的独立份子。此一策略最早源自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次要敌人结盟以对抗主要敌人，利用“有用的笨蛋”达到散播其意识形态的目的。
被视为扩大中国影响力关键的中共统战部12个办公室，涵盖党国所有分支机构，但更多的行动是在统一战线名下进行的渗透性的，以软实力的名义，通过论坛、媒体、大学，友好协会、中国在外记者，以及官方宗教机构来渗透。且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有些国家，发动“爱国华侨”，在另外的地方，策动亲中国的“反对党”。
法国极左活动分子Maxime Vivas出书声称北京镇压维吾尔人是“假新闻”似乎就是北京“统一战线工作”成功的例证，他多次受到直接牵涉镇压的中国地方机构邀请，比如2018年受新疆建设兵团邀请访问新疆等等，他在书中直接引用北京当局提供的宣传材料以及一些散播阴谋论网站的信息。
报告指出，北京当局近月出现“资讯操弄工业化”，通过大量搜集资讯与人工智能让中国能够大规模产出内容，比如，在试图影响台湾2020年大选时就使用过这一策略。
专家分析，北京在针对新冠疫情来源方面的心理操弄，煽动对香港民运人士的仇恨等行动方面异常活跃，并且经常通过中国留学生或者海外华人来提升成效。
报告特别研究了北京针对新冠疫情 采取的战略，指出新冠疫情反而成了中共的宣传加速器，全世界都在其中苦苦缠斗，对北京却成了一个消化从俄罗斯吸取灵感制造假信息手段的完美机会。
报告指出，其中一项重大行动旨在将冠状病毒定位在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让人们忘记冠状病毒的中国起源。这一做法最初直接模仿了苏联克格勃1983年炮制的『感染行动』，指控美国向全球传播艾滋病。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把北京的行动命名为『感染行动2.0』。
第一阶段持续大约一个月，时间：2020年2月(『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相关文章)至2020年3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指控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军运会)，该研究所的专家表示，面对新冠疫情，中共的信息战包括三个层次：1，控制国内有关疫情的叙事；2，让西方批评失去信用，凸显中国的宽厚；3，诋毁对手。
但报告指出，在信息战中，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在互信上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双方的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比如，中国“仍陶醉于对自身模式的盲目自信”，谈自身远远超过俄罗斯谈论自己，尤其是在网络行动上，中国似乎还缺乏能够融入更大范围在更大规模信息战的能力，北京的“俄罗斯化还没有结束”。
报告结论部分写道：尽管中国投入的行动规模庞大，但获得的结果却好坏参半。在影响力方面，事实上“中国是它自己最大的敌人”。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俄罗斯的做法，拥有比俄罗斯优越得多的资源，但并不很有成效。北京在包括亚洲在内的海外影响力行动，都被其过度侵略的姿态和挥之不去的文化上的笨拙手段而大打折扣。
许多民意调查的结果趋同：2021年中国形象明显恶化，而北京在“丝绸之路”亦遭遇挫折。中共还没有在诱惑与胁迫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点。
谢选骏指出：法国猪头喜欢时尚，但却不会读书，结果乱啃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何许人也？失败的政客也。一再蝇营狗苟、乞求官复旧职，但始终未能如愿，一个十足的可怜虫也。而他的《君主论》，不过是求职的敲门砖，为的是投人所好，自然不免言过其实，语多夸张，结果被人看破心机，不予录取。就是这么一个意大利鸟人，他的只言片语却被西欧蛮族热捧，因为这些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生番读书甚少，不知道中国有一位比马基雅维利伟大十倍的韩非。
《<韩非子>与<君主论>统治术的比较》（2014-02-15 洪泉寿）报道：
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所写的《韩非子》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所著之书《君主论》虽表达思想不同，但内容却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描述君主的统治权术在维护国家和平稳定中的作用。柏拉图认为君主统治之术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只有君主才具有。他说作为政治家的君主治国的技术是对人群的聚合管理的技术。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是从管理这一角度来说明其要点的。
君主如何行为
在谈到君主自身的时候，韩非在《内儲说》中都有详尽之说，他认为君主应具备的政治手段应有“众端参观”，“必罚明威”，“赏尽能”，“一听责下”等内容，君主必须掌握赏罚大权，并不可失其一、失则存“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之有也”，而且要用之有度，不能变幻莫测，要明察秋毫，根据个人的能力、功劳赏罚，严惩无功而受禄者，察知臣下权重的人，预防他们“以权谋私”，随心所欲地违反君主的命令，危及君主的统治地位。他还认为君主为取得人民的信任，必事必躬为，因为“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不躬不亲，廉民不信”，“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从而劝奉君主应取信于民。这些，虽显君主自身的修为，兼微有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的作为，但其统治手段仍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而使民归、臣服。
相反，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君主应“毫不介意吝啬之名”，“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恐惧是一切超智慧的开端）”。做事应“立足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他人的意志”，而且“应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惊骇豺狼”。他的出发点是人性是恶劣的，人们是不会守信义的。君主要注意“不要从口中溜出缺乏美德的只言片语，并且注意使那些看到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说得君子是满怀慈悲，笃守信义，十分人道，一心敬佛的人”，同时“置贵族们于绝地，而且使人民得到满足，安身乐业”，以此来避免来自臣民蔑视与憎恨。在对待军队方面，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分章节来论述，提出君主为了保存自身，必以军队为后盾，所以他们全部来自君主国的臣民，并且要经常锻炼他们，这就要君主自己开动脑筋，思考战争的方法，阅读历史，从古人的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韩非亦是如此，他在书中大幅度使用例子证明类似的观点。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主张君主的狡猾之道，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维护统治，这一点是相同的。
君主用人方法
韩非着重阐述了使用臣下的基本原则，如“循天顺人”，“守法术”，“明赏罚”等。他认为“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这样则可“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且“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为任，而莫不怀余力于心，其负兼官于君”，就有“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争讼止，技长立，天下莫得相伤”，国家则可长治久安，君主则拱手而治。他还强调君子要明辨是非，慎守法术，力拒随乐而赏，随怒而罚；用人要远小人，乐于旁听，问治于贤，以法发号施令。在讨论君主如何遴选大臣中，马基雅维利坚持先有名君后有名臣。他认为看一个君主是否贤明，可通过臣民的行为观察得到。他提出君主识别大臣的方法：当你觉察到一位大臣想着自己更甚于想着君主，那么这样的大臣绝不是一位好大臣，君主这时候就要给他财富以使他们感恩戴德，赐予荣誉以使他分担职责，并使他明白离开君主将无所依傍。为了避开谄媚者，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挑选“一些有识之士，让他们享有说真话的自由”。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更好地发挥君主的作用。韩非在用人方面多是要求“法治”，而马基雅维利是以君主为主。然而统治之道确实如此，以妇人之道治天下，难敌奸佞狡猾之人；用人错误可能会使国家灭亡。如果君主能够像伯乐一样，可以识别千里马，知人善用，用必尽其能并且给予精神的待遇，这是抓住人心的妙计，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让他们感恩戴德，臣民定会服帖的。不过在信任方面，他们对臣下都是难以开怀，因为他们常常不能信赖别人，总是要靠自己的专制力量来统治国家。
君主治国手段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以他对君主国的分类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世袭的君主国中，君主主要具备平平常常的勤勉来维护他的统治，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沿袭先行者的规章制度。他说除非是在某种不同寻常的和极端强大的力量前才可被取而代之。对于新建的君主国他认为“不是依靠他人的武力，就是依靠自己的武力，或是好运，或是因为美德”而获得。但由于它的不稳定性这一不变的铁律，君主国还要强化这些有利条件，要不就会造成权力的丢失。另外，他认为依靠雇佣军或者援军、招惹人民的怨恨和轻视是各君主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世袭性君主国国君不被人民厌恨，任用大臣贤明，他具有勤勉的行为就可以保存地位。另一面，他认识到雇佣军对维护国家的稳定是不利的，因为它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失去此，他们不会无偿为国家卖命的，甚至敌国也可通过提供更多的金钱而使他们对付自己的国家。对韩非来说，他则以过分地宽待大臣、任其枉为、法治没有通行、大臣曲法、君主未能掌握奖惩大权和任用小人为害。特别是在《亡征》中，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风俗等各方面罗列四十七种可使国家灭亡的征兆，甚为详尽。以内及外、从上到下，多方面陈述君主国的危机，首推君主必须遵守“法治”的思想治国。他认为“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则臣民服，而且要谨识“以罪受罚，人不怨上；以功受赏，人不德君”，“臣以卑俭为行，则不是规察；宠光无节，则臣下侵犯”，由此为记君主无私法制，来知“治强生于法，致乱生于阿”。最后，韩非在《五蠹》中认为，儒生、纵横家、游侠刺客、权贵阶层私下豢养的门客和工商业者是危害国家利益的五种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慎于而防之，不使它扩大。这样，国家就能赏罚分明，贤当位而民安，这也是君主治国的最理想状况。和马基雅维利比较，韩非更多地注重了法治。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忽视了精神的关照，都是从最低层的人的要求，让人民自觉服从管理，很少对自己进行法治的约束和规避，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君主至上的思想。
谢选骏指出：韩非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而是“战国末年”的，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再说了，用来整本《韩非子》来对比一本《君主论》，太失当了。但是姑妄论之也可以明白，自毛泽东1970年代“批儒评法”运动开始就熟读《韩非子》的中共领导早就决定要“依法（家）治国”，并且一再努力在建立一个“法治中国”也就是法家治理的中国了——怎么可能是“从今以后才信服的是，让人爱戴，不如让人惧怕”呢？早在毛泽东那里，中共领导信服的就是“让人爱戴不如让人惧怕”了，邓小平也沿着这个“让人爱戴不如让人惧怕”的道路继续前进，悍然发动了六四屠杀……他们虽然没有读过马基雅维利，却熟读《韩非子》。而乱啃马基雅维利的法国猪头现在却来说北京政权刚刚学会“让人爱戴不如让人惧怕”，真是太太太看不起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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