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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7日星期二

谢选骏:毛泽东伙同尤太忠杀死十二岁的孩子

《斯大林去世70周年:少年张贴“反动传单”勇于挑战独裁统治的故事》(安德烈·扎哈罗夫(Andrey Zakharov) & 卡特琳娜·钦库洛娃(Kateryna Khinkulova)BBC 国际台记者 2022年3月6日)报道: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去世,整个苏联似乎陷入了哀悼之中。但在悲痛的外表背后,人们对这位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他统治期间,苏联数百万人在政治清洗和饥荒中丧生,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忍受着贫困。在那段时间,苏联曾有三个男孩,并不屈服于斯大林的权威。


在斯大林执政的近三十年里,他对外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容置疑、一言九鼎的威权,对不同意见实施残酷的镇压。


然而,苏联却又同时发生了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虽然并不频繁、规模也并大,但却很好地表明许多人并不与极权主义政权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


其中一次活动发生在乌拉尔(Urals)山脉地区的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乌拉尔山区是俄罗斯欧洲和亚洲部分的分界线,而这座城市是一家拖拉机制造厂的所在地。


1946年春天的一天,三个少年在市中心张贴传单。排队买食物的当地居民疲惫地看着他们。


男孩们没有胶水张贴传单,他们用泡在水里的面包做成的浆糊把从学校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粘在墙上和灯柱上。


尽管普遍认为斯大林时代极为专制,但他统治的苏联并不缺乏质疑的声音。


“饥饿的人们,起来战斗!” 纸上的笔迹很幼稚,像是出自学生之手。


在排队中的一位女士读了传单说:“这个是有思想的人写的。”


男孩们是亚历山大·波利亚科夫(又名舒拉),米哈伊尔·乌尔曼(米沙)和叶夫根尼·格肖维奇(根亚)。这三名少年都是13岁,领头的是舒拉·波利亚科夫。


他的家人最早来自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他和母亲、祖母、姐姐和阿姨一起在战争期间被疏散到乌拉尔。由于市政部门疲于接纳许多战争撤离人员,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间房里。


舒拉的父亲在战争中丧生。他的妈妈是律师,供养全家。


根亚也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但原因不同。他出生在列宁格勒,1934年他的父亲被捕,被诬告属于一个计划推翻政府的地下网络,就这样无影无踪地再也没有回家。


为了保证两个孩子的安全,根亚的妈妈搬到了车里雅宾斯克。尽管她的丈夫是“人民的敌人”,但她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


根亚的父亲在战前被处决,但家人等到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的死讯。


米沙和根亚一样,也来自列宁格勒。但他的家人都健在,他的父母在战争开始时搬到车里雅宾斯克,在当地的拖拉机厂工作。当时拖拉机厂造的是坦克,而不是农业设备。


在车里雅宾斯克,米沙的家人生活在异常拥挤的环境中,甚至被迫与陌生人共用一个房间,隔开空间就靠拉起一根晾衣绳,在上面挂床单。


三个男孩上了同一所学校。米沙和根亚甚至坐在教室的同一张桌子上。


尽管他们只有13岁,但已经在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些著作被列入他们学校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他们从这些书中了解到,接受不公正的事情是错误的。


他们还仔细学习法国革命者在1870年代工人运动期间创作的《国际歌》,这首歌后来成为所有反对社会不公正的人都爱唱的歌曲。


《国际歌》在1922年至1944年间成为苏联国歌。男孩们不敢相信,歌词中呼吁人们起来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歌词在苏联没有被禁。


这些男孩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靠战后口粮限量供应勉强度日,经常处于饥饿边缘。


苏联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1945年2月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聚集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处决希特勒。


这个笑话说道: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建议绞死;美国总统罗斯福想出了电椅,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希特勒吃苏联配给的口粮。这个笑话笑点在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同意了斯大林的提议,说这将会是最残酷的惩罚。


但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被迫靠微薄的口粮生存。这三个男孩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是当地工厂的厂长。


这位同学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每天上学有司机送,他的盒饭里总是有更好的午饭,在他的生日派对上,男孩们可以喝汽水,看投影到墙上的卓别林的电影。


不用说,厂长的家人不必和陌生人合住一个房间,而是享受着宽敞舒适的住宿。所有这一切感觉就像童话故事中的情节。


即使在战前,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相当艰苦——许多人住在地下室和防空洞里。随着战争的开始,车里雅宾斯克涌入许多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撤离人员,这使情况变得更糟。


1943年12月,工厂管理层发现多达 300 名工人在车间里睡觉,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有些人说他们没有冬衣,其他人说没有鞋子。他们不能离开工厂。虽然人们有心理准备在战争期间忍受困难,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对当局的耐心却消失了。在为打败纳粹德国感到高兴的同时,车里雅宾斯克的许多人对继续忍受屈辱、生活没有着落感到不满。


战后不久,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附近开设了一个公园,但生活条件仍然很困难。


三个男孩听到大人们抱怨地下室潮湿,屋顶漏水,用野菜熬汤,四年没有用过肥皂以及许多其他生活问题。他们经历了极端贫困,觉得自己已经一穷二白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对观察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越来越不满,对苏联宣传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与他们亲眼所见现实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愤怒。


1946年4月的一天,男孩们从学校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道:


“同志们,工人们,看看你们周围吧!政府一直在解释说战争造成我们的种种问题。但战争已经结束。您的情况有所改善吗?没有!政府给了你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听到的是孩子们有个快乐的童年,但你的孩子却在饿着肚子。同志们,看看周围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初,男孩们只在晚上张贴传单,但几天后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不再担心后果。他们甚至让几个同学帮忙。


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部门 ,也就是是后来克格勃和如今被称为联邦安全部门(FSB)的前身,很快就知道了情况,不久就发现反政府传单是由这些学校的少年制作的。


学校每个学生都被检查了笔迹,以找出罪魁祸首。车里雅宾斯克的孩子们全部被要求写出“同志”和“快乐童年”等词。


根亚是第一个被捕的人。然后是舒拉。1946年5月底米沙也被抓。他们的家人既震惊又恐惧。


这些男孩受到安全部门反复审查。安全部门试图以他们是纳粹同情者来判罪。少年们愤愤不平: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可能同时是纳粹分子呢?


根亚和舒拉于1946年8月受审,被判犯有传播反苏宣传罪。他们被判处三年少年监狱监禁。


那是段可怕的经历,他们经常遭到其他因刑事犯罪入狱的年轻囚犯的殴打和骚扰。


米沙很幸运,因为他被捕时还不到14岁,他逃脱了惩罚。他的父母很快搬回列宁格勒,远离车里雅宾斯克安全部门。


根亚和舒拉后来也被释放了,他们在1946年底被判缓刑获释。也许因为他们都很年幼使他们逃脱了更严厉的后果。


但也有可能安全部门和法官对这些年幼的反动分子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到吃惊:尽管他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为极权的国家里,却仍然相信可以对社会不公正表达抗议并通过抗议迫使政府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后来,米沙和舒拉都移民到以色列。舒拉至今与妻子生活在以色列,还接受了BBC的采访。


米沙后来移居澳大利亚,于2021年去世。


根亚在1940年代后期再次被捕,不久后他因涉嫌有反对苏联倾向被大学开除。


他被判处了10年徒刑,但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不久与数百万其他受害者一样获得释放。他于2010年代去世。


谢选骏指出:苏共比中共文明多了——1967年,毛泽东伙同尤太忠杀死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这是我终身难忘。因为这个孩子和我同龄,他因为呼吁“打倒毛泽东”而被劫匪军27军军长尤太忠亲自枪决了!十二岁的少年英雄之死说明,中国人可比苏联人英勇多了!


网文《尤太忠》报道:


尤太忠(1918年12月-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光山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生平


尤太忠早年丧父,红军经过光山后参加儿童团。1931年1月,尤太忠参加光山县游击第四大队,担任独立团三营营部公务员。1932年,该部编入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十师二十九团,他担任二营六连公务员。10月,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进至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1933年6月任司号员;8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南战役,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调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二营任号目。1934年1月负伤;6月任排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后,先后任93师274团2营6连政治委员,2营代理营教导员,93师政治部共青团书记、青年干事等职。参加了长征[1]。红军途中一度病重,后经詹才芳救下[2]。


抗日战争时期,尤太忠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3营12连指导员。9月底,随刘伯承、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东渡黄河,与日军交战。同年386旅旅长陈赓率领所部进入正太路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2月,尤太忠升任特务连指导员。1938年,接连升任二营八连连长、一营副营长、三营营长,参加神头岭伏击战,突围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后率部进入平汉路以东,在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3]。1940年1月,国共军队摩擦,国军向太岳根据地进攻决死队第一纵队。6月,尤太忠率部击溃国军马鞍山旅,战斗中负伤[4]。8月,部队返回太行,参与百团大战。在攻克榆社县战斗中,他所部担任主攻,与其他部队合围歼灭日军一个中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3]。1941年2月,尤太忠任十七团副团长。1942年3月,升任团长。同年6月,改任冀豫联防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十七团团长,在山西阳城、绛县、翼城、沁水及河南济源、孟县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和9月,他率部参加一二九师发起的两次青浮战役。1945年4月豫北战役中,他率部击溃王同裕、范登科部[5]。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年9月国共双方爆发上党战役,尤太忠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参加了平汉战役、兰封战役。1946年9月定陶战役中,他率领所部在大杨湖地区围攻国军整编第二师、师长赵锡田被俘。战后,尤太忠调任十六旅副旅长,参加了河南滑县战役等。1947年4月,升任十六旅旅长。豫北战役中,解放军攻打汤阴县城战斗中受阻,尤太忠建议采用不规则火力袭击结合工兵爆破,造成守军错觉,再突击攻城。之后部队成功突破,并攻克国军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被俘[6]。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率部参加[3]。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始挺进大别山。8月24日,在汝河渡口,萧永银率领十八旅率先突围南岸。随后,尤太忠率领十六旅接替十八旅防务,用七个营兵力坚守河南大、小雷岗渡口,抵御国军罗广文兵团整编第五十八、四十八、七师共三个师的进攻[7][8]。最终以伤亡两千人代价,成功掩护野战军主力、指挥部和中原局领导机关全部成功渡河[9]。12月,他率领所部急行军一百多公里,全歼湖北广济县的中国青年军第203师。1948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他所部与其他部队合作全歼国军守军2.1万余人,国军司令康泽被俘。在淮海战役中,他率领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参加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他担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率部参加西南战役,并成功攻入重庆,出任重庆警备司令[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尤太忠率部进驻重庆担任警备任务,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卫戍司令。12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1年2月,提前返回三十四师,率部参加朝鲜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兵团12军34师师长。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他率部出击汉江南岸,一度抄小路前行并误入美军包围圈,之后部队急攻沿汉江突围[10],之后他还率领所部参加金城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1953年回国后,在解放军第七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副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1]。


1958年,尤太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59年,尤太忠得知母亲病重返乡光山。见闻当地浮夸风盛行,民众多有饿死。尤太忠将自己所带现金全部分发,返乡时县长马龙山请客,尤太忠怒斥离去[12]。1960年毕业,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副军长、军长,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委员。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3月至1971年5月,出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1970年4月至1980年1月,改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1970年7月起)。1971年5月至1978年10月,担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3]。1971年5月至1976年10月,兼任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5月至1978年11月,兼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4]。1972年一度病重,在周恩来授意下,由王雪晨护送救护车急救。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12月至1978年2月,兼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15]。


1980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之后兼任军区党委书记)。1982年1月至12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16]。1982年10月至1987年12月,尤太忠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1982年12月起),处理广州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包括派性斗争与干部老化。同时组织参加中越边境战役及防御战斗[17]。1987年11月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1988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同年9月14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98年7月24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0岁[18]。8月3日,遵尤太忠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入大海[2]。


个人生活

尤太忠在军界地位与评价很高,以其率性不避嫌、性格倔强为著称[19][20]。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王近山因与发妻离婚被撤职,由中将降为大校,下放河南农场劳动。1969年,尤太忠建议许世友向毛泽东提议重新起用王近山[21]。同年7月,王近山南从河南回南京,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避嫌,时任27军军长尤太忠与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萧永银在南京火车站深夜迎候王近山[22]。史景班因文革冲击,三个女儿下放内蒙古劳动,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尤太忠专程看望其女,并将其调回南京。1974年,邓小平由江西返回北京。当时邓小平尚未出来工作,仍身负“最大的走资派”骂名,但当日尤太忠与苏振华、李达仍冒险探视。尤太忠见邓小平仍行立正敬礼,并称邓小平“永远是我的老政委”[2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世友去世,经中央批准允许土葬;对此中共中央多有非议。尤太忠得知后,派人到广西购两棵百年楠木,直运南京,为许世友制棺用[24]。


家庭

尤太忠的妻子是王雪晨[25],两人婚后生育有两男两女,分别是:

次女尤军涛,毕业于南京卫岗学校。

长女尤兢,李和平之妻、李德生儿媳。

长子尤松涛

次子尤海涛[26],曾任第42集团军军长。2013年7月,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14年7月,晋升中将。2015年底,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副司令员[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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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尤太忠12岁加入红军,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他大概觉得,反对毛泽东的十二岁孩子和他一样是个孬种,若不立即杀死就会起来造反,像他一样打家劫舍了。或者干脆,他就是吃人血馒头上了瘾,不吃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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