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费拉不是编户齐民而是废垃

网文《何谓“费拉民族”？》（What is "Fellah nation" in Yilogy? May 22nd, 2022）报道：

词源

维基百科指出，费拉一词在中东、北非地区被普遍使用与阿拉伯征服有关。阿拉伯征服者将这一广大地区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佃农、农奴、被征服者（编户齐民）们统称为“费拉”。

After the Arab conquest of Egypt, they called the common masses of indigenous peasants fellahin (peasants or farmers) because their ancient work of agriculture and connecting to their land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Jews who were traders and the Greeks (Rum in Arabic), who were the ruling clas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name took on an ethnic character, and the Arab elites to some extent used the fellah synonymously with "indigenous Egyptian". Also when a Christian Egyptian converted to Islam he was called falih which means "winner" or "victorious".[3]

费拉与中国编户齐民的同构性

费拉这个词的概念是很含混。对于简中网络的识字分子们而言，从根底里就难以理解这个词的内涵，只能给出曲解。

费拉最显著的特点是丧失自我组织能力和社会组织资源。所有的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相互之间缺乏信赖和合作的纽带。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劫机犯悖论”，有识之士都会呼吁稳定，因为一旦乱了，个人在社会上就无从生存，就要饿死人。

中国社会所谓的“浮躁气氛”是出于对意义丧失的焦虑，因为生存没有意义，财富也没有意义，个人的荣辱兴衰是不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你家。但无论谁做皇帝，谁做宰相，都只是在治乱循环里轮回罢了，这种情况自秦以来愈演愈烈。

当然如今世界已经大变，国人的见识也早已经脱离了富国强兵或船坚炮利这些低级的器物层面。有些人到所谓发达国家考察，也就是较为年轻的，尚未完全丧失组织能力的社会去考察，发现人家有好的司法制度、有各类五花八门的非政府组织，还有独立于政治的宗教势力等等，于是乎个个以为自己发现了救世良方，有提倡司法独立的、培养中产阶级的、基督教救国的、允许中介阶层的、培养市民社会的，当然还有所谓依法治国依宪制国的。

但是搞这些的基础，人呢？仔细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发达表象后面蕴藏的是一个个年轻民族的活力和天真。没错，很多时候人就是要傻一些才会愿意付出，愿意合作从而共赢，这种品质叫做质朴刚健。中国人（如果算作一个整体民族的话）是老年化的，即便是年纪轻轻刚入社会的也已经满脑子权谋诡诈并且自以为得计。老年人气力衰竭，多疑、敏感、依赖计谋和柔劲。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相互背叛、掠夺就成了最常态。社会离文明越来越远，离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达尔文状态越来越近。

所谓“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在信任和信用完全丧失的大背景下，人们相互猜忌之严重，甚至连最基础的自我治理和组织单位（村委会、业主委员会）都无法建立，反倒是依赖赤裸暴力的黑社会能够轻松俘获大批顺民。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谓亡天下者，野兽率众而食人也。

这种整体性的迟暮心态是任何人力都无法改变的，就好像一个封闭系统的熵，也就是无序程度增加是不可逆的，除非你打破这个系统从外部引入新的秩序，否则这个封闭系统就只能越来越混乱，秩序级别越来越低。而文明的本质就是高度的秩序，信息，负熵；需要的是精妙复杂，高度组织，是社会精细分工，高效协作。

试问财富是什么？财富不就是在正确的人手里发挥正确作用的物质么？一把金属和硅片在英特尔手里能成为数字产业的基石，在儿童手中就只能是撒尿和泥的玩具。在一个流沙状的无序社会中，没有延续和发展人类知识和技能的组织，一切财富都无从谈起，贫穷是必然的。如果你总寄希望于“仓廪足而知礼节”，“现在穷，等以后经济发展了，就好了”，那对不起，整体性的贫穷是永远无法摆脱的，因为积累的速度永远低于挥霍的速度。

衰败的文明的最好体现就是社会的扁平化和散沙化。参天大树倒了，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复杂的生态系统变成单一的次生林甚至荒芜的沙漠。先辈的记忆告诉你不能种植大树因为必然会被人摘桃子做嫁衣，你唯一能做的，要么是只生长没人要的苔藓；要么就是逃离。

这就是所谓的费拉状态。

这个词原初含义就是经过近万年文明轮回的古埃及，其当地住民已经丧失了祖先的礼乐典章乃至文字艺术，彻底成为文明的灰烬。以至于外来征服者到来时，完全不能把他们与那个曾经建立起金字塔的伟大文明联系起来，甚至误以为这个民族从来就只能是任人奴役的农民（即fellah）。

这种对文明衰退和混沌降临的忧虑，不自今日始，也不自今日终。如果忧虑“诸神的黄昏”也可以被攻击是逆向民族主义的话，我看这些的攻击者自身才是不知死活的浑浑噩噩之人。

大船将沉时候，智者将漂流瓶投入海中（著书立说，留下文字），仁者将妇孺送上救生艇（把妻女送走），勇者一边补救一边向外寻求救援。只有最蠢的蠢货才会一边攻击别人，一边号称我船世界先进还能航行一百年实现伟大航路。

顺便一说，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西方只能算末流理论，在华夏世界却被视为救世的福音。藉由马克思主义传入的一整套组织方法和理论如同一台强力机器，能最大限度地将稀薄的散沙资源整合，并从中榨取每一滴产出，即便这种榨取不可持续。此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又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马列主义确实做到了痛快杀死本就濒死的华夏文明，并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所谓“崭新的新中国”不过是极其陈旧的废垃堆。

佚名网文《流官与户口：编户齐民下的芸芸众生》（2018-12-10）报道：

编户齐民对国人来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作为一个绵延两千年的政治制度，虽然屡遭反复，又体现出诸多不足。但总是充满独特的魅力，让历代统治者都对其趋之若鹜。

很多人对于编户齐民的理解，是想当然的将其等同于人口统计。所以，认为编户齐民是非常有意义的进步性举措。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人口统计与税收 是所有文明都必备的技能

古代世界的各个文明，往往都有自己的人口统计的手段与方法。由于人口统计与赋税和征兵工作挂钩，所以是很多地方都不能避免的重要工作。但无论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希腊罗马，还是具有更多封建属性的波斯和中亚，都没有一种治理手段能达到编户齐民的效果。

其他文明的人口统计与编户齐民无论相比，在立意还和结果上都是大相径庭。因为封建主或者总督往往要对各自的领地负责。如果发生天灾不去及时救济，酿成的民变就会毁灭自己和所属家族。若是封建主需要开战，就会给麾下的工匠下达所需数量的武器装备的订单，不会拖欠费用也不可能恶性杀价。所以，封建制度下的相关人口统计，只是在确定每一个人在封建系统中所需要承担的义务。

基层的豪强大族 往往也有保境安民作用

相比之下，编户齐民便是要在非常有限的人口基数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资源。这其中既有赋税和生产力方面的需要，也有上层对人力资源的索取无度。今人想当然的人口大国概念，并非编户齐民产生的基础性因素。恰恰相反，编户齐民的产生，反映了制度设计时的诸多困境。包括人口数量不足、社会资源生产效率不高、土地数量有限，以及贸易网络的不够发达。

早在战国时期，编户齐民制度的雏形便以设计完成。诸夏原有的各级封建领地，被连绵不断的战火慢慢吞噬。各级贵族也在频繁的叛乱和争斗中失势或绝嗣，他们的封地往往被国君笑纳，成了王室的直辖领。然而，光是靠国君和他的家族无法统辖所有领地。唯一的选择就是授予某个人代理权，使其帮助自己去管理地方。这催生了后来的流官制度。

编户齐民就是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扣出更多资源

可以说，编户齐民与流官制度是一对相辅相成的集权双子星。在数百年的战国历史中，类似的进程被几乎所有人在不断地重复。

但凡事都有与之抗衡的对立面。基层社会长期形成的封建制度残余，还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在对抗着编户齐民的侵蚀。例如，很多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被略去不表的地方势力，就在国君控制军饷的周围，维持着自己的一方领地。流官们尽管带有君令，还是不能随意对这些诸侯后裔开刀。甚至在遇到突发事情时，还要找这些地方大族商量对策。

项羽的崛起 背后就是地方大族号召力的体现

因而，一直到秦始皇驾崩的前后，除了秦国直属领地外的地区内，还是流官郡县与封建豪强的对峙局面。正是这种社会基础，让秦末的农民起义，迅速转变为关东六国旧势力的复国之战。项羽本身不在楚国旧都故地，却在吴地享有很高的名望与号召力。同时代的秦国流官，也经常为如何从豪强领地内扣出更多人口而心烦。

随着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胜，大汉王朝开始有了远多于秦始皇治下的编户齐民郡县。当然，为了获得这些郡县的控制权，长安的朝廷还是在更远的东方、南方和北方，都册封了诸侯王。后者继续依靠地方上原有的大族势力支持，成为了抵抗编户齐民侵蚀的保留区。这个进程一直到文景之治时期，才被汉朝皇帝们逐渐打破。因为有限的编户齐民地区，根本不可能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资源榨取。所以就需要定期补充入新的领地，以便汲取新的血肉。

编户齐民是一种双方义务不对等的制度

也是由于统辖人口和领地的数量远胜任何领主，皇帝的权力便不再受到任何大的制约。所有的官员与诸侯王只需要对皇帝负责，而不需要对治下的领民负责。流官只需要保证治下不出现大规模的民变，并按时交付中央所需的税收与物资便能仕途通畅。这个进程在汉武帝时代，便大大加速。越来越多的诸侯不是被取消封地，就是用推恩令分化瓦解。次级的地方豪强，则被大量捕杀或流放。剩下宗族体系，在流官之下苦苦支撑。

以往国民献出劳役和赋税，目的是为了获取强势领主的庇护。当编户齐民开始运作，社会被改造成一个扁平的形状，这种关系便宣告结束。国君和流官们虽然理论上还有对国民的义务，可实际操作上完全靠着个人自觉。仅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显然是不够的。任何有意愿的皇帝，都可以让他的流官将国家当作是自己的种植场，民众则是免费的韭菜。上位者对下位者只有掠夺没有责任与义务，皇帝也不需要有底线，只要愿意付出一些“名声”上的代价便可以为所欲为。

编户齐民世界的典型结构

所以，历史上关于编户齐民的讨论也多次发生。主流的士大夫都赞同保留它。他们认为这套制度能够将原本被封建主截留的资源如数奉还给朝廷，由中央统一调配实现按需分配。这是通往尧舜之世的唯一途径。可他们忽略了残酷的现实。当人们长期生活在责任与义务不对等的生活环境中，时刻担心自己被收割，便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安逸与富足的。这个结论在十几次王朝轮回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奈何大部分人依旧不懂。

谢选骏指出：上文英明，但还是不懂，秦汉鬼子之所以能够推行“编户齐民”，是因为据有狼心狗肺的唯物主义。而其他文明由于受到宗教信仰的钳制，就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压榨百姓了。编户齐民虽然如此卑贱，但毕竟还不是废垃；现代中国的废垃，要比古代秦汉的编户齐民更为悲惨。所以我说，费拉不是编户齐民而是废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