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类越是进化，听觉就越是下降，其实不然。
何以见得？那除非证明“人们越是进步其社会等级就越是降低”。
因为我看到，社会上越是低等级的人，越多像是聋子：他们开汽车、骑摩托车放出刺耳噪音，开喇叭放出刺耳噪音，泡酒吧放出刺耳噪音，讲电话放出刺耳噪音，彼此交谈也放出刺耳噪音……
《噪音之痛：声音里的文化、经济与社会》（2015年07月06日 10:42
来源：中华读书报）说：
“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者的无理挑衅”
叔本华对噪音极为痛恨，“在所有的打扰的形式中，噪音是最不礼貌的一种，它不仅打扰了思路，而且还具有破坏性。”因为噪音干扰了其哲学思考，他连带着仇恨噪音发出者，一位聒噪的女裁缝因此被他推下楼梯，造成终生残疾。
鲁迅则有过很多“恶邻”。1912年他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日记中记录“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鲁迅为此愤恨不已，“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噪音之痛始终困扰着他，无论是在厦门、广州还是上海。
噪音被这些以思考和写作为业者视为冥顽不化而又无可预防的敌人。他们对之深恶痛绝，为此往往将其归罪于噪音发出者。鲁迅对他启蒙的大众似乎有些绝望，“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而当叔本华发现有些马车夫有事没事都要甩鞭子，一记马鞭声就扼杀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就很不客气地将噪音认定为“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者的一种无理挑衅”。
还有康德，为了避开邻居家公鸡的啼鸣而搬迁。从这些例子来看，似乎知识分子爱安静，体力劳动者喜喧闹，前者表现得被动、委屈，后者则强大、粗野。应该说，这种围绕噪音而建构起的二元对立正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再现。
实际上，在西方文化史中，噪音与安静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象征意义，不能一概论定。比如，为庆祝丰收、驱逐邪灵等进行的宗教仪式，它们产生的“神圣噪音”是权力的中心，不受普通人的干预。逢重要人物去世（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乌尔比诺医生），教堂也会鸣钟致敬。传遍城镇各方的教堂钟声由此体现出社会的等级秩序，及对混乱的征服，“对一个社区来说，通过教堂钟声再次获得凝聚力；人们由于教堂钟声而聚集在一起，这标志着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建立”。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推进，巨大噪音的发出者由神职人员变成了工业资本家，噪音由此与技术、力量、进步、富足等关联。如铁路被惠特曼赞为“喉音尖亮的美人”，它的鸣笛“像地震那样发出隆隆回响，惊醒着众人……直上毫无拘束的自由天空，欢乐而健壮”。而维也纳环城大道上那些“喧嚣、鸣响、咆哮的发动机”也被认为代表了该城市的未来，这些“音景”体现出国际化大都会的风采。对迷恋现代化的人来说，噪音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而如果一种机器不能产生大的噪音，那它受到的关注或许就要打折扣，比如电动汽车相比传统汽车而言的低销售量。速度、冒险、男子气概，也都与噪音密切相关。
噪音当然也遭排斥。与惠特曼相对，狄更斯笔下的铁路因发出巨大的噪声而被恶魔化为“疯狂的巨龙”“饥渴的魔鬼”。可以说，对火车及其声音的双面化叙事体现出时人对现代性的矛盾心态。不过这种“unwanted noise”要与沉默、安静放置在一起审视。在前现代社会，僧侣在上帝面前，廷臣在君王面前，女性在男性面前，儿童在成人面前，仆人在主人面前，都应该是沉默的。彼得·伯克认为，保持沉默意味着向社会等级秩序中的高等阶层致敬。对这些所有的后者来说，沉默是最好的秩序，而前者应该教导后者控制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以口头-听觉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前现代社会主要是“语音中心主义”的，因此拥有话语发声权即拥有社会统治权；而相比起其他感官，听觉也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种感官等级体制在印刷术产生之后发生了变化，视觉的地位渐渐凸出，知识的习得转变为以观察、阅读、实验这样的视觉经验为主。由此，“文字中心主义”取代“语音中心主义”，掌握话语权的高等阶层转为安宁、平静的一方，他们从事的阅读与写作被认为“孕育了所有的高等智慧”。
因此，叔本华对体力劳动者的指责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不过，噪音与沉默的所指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安静如何变为特权者的标志，关乎其背后的文化语境与经济技术变革。
“安静者是高贵的”
1908年，德国文化哲学家西奥多·莱辛发表《噪音：反对我们生活中的声音》。他对包括教堂钟声、敲打地毯声在内的传统噪音，与机器、留声机、电话、汽车等现代噪音都表达了不满，不过他认为后者比前者破坏力更强，更易耗损人的精神。与叔本华的批判思维一致，莱辛认为噪音从根本上是反智的，它提升并夸大了人的本能与感情即人灵魂中的“主观”作用，却窄化、减弱了灵魂的知性与理性即“客观”作用。可以说，要想搅乱意识，噪音是“最原始也是应用最广的方式”。因此，莱辛将日益严重的噪音污染视为文化衰落的表征：现代人需要噪音作为一种麻醉品，来驱逐个体存在的空虚感，但是有教养的人一定会憎恶这种缺乏规范的喧嚣的生活，并为自己的安静权而据理力争。文化应该是“走向安静的文化”。
随后，莱辛在汉诺威发起成立反噪音协会，并提出“安静者是高贵的”。该协会在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汉堡、维也纳等地也有分支，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作家、艺术家、建筑师等的支持。为配合协会，莱辛还创办了一份期刊，即《反对喧闹，呼吁安静权：一份反对德国经济、贸易与交通中噪音、野蛮横行而文化缺失的运动月刊》。该刊为噪音受害者提供法律建议和发牢骚的平台；支持受害者向当局请愿，分发上面印有协会口号的卡片；将那些安静住所以蓝皮书编订成册，而那些喧闹之地则很不幸地上了它的黑名单。这些行动让协会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不过从这场反噪音运动的参与者来看，中产阶级是其核心与领导，比如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他们大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多居于城区安静地带。但是，反噪音运动没有联合工人阶级，而劳作的工人正承受着巨大的噪音污染、环境污染，如小说《南方与北方》所示。一方面，工人们或许对城市喧嚣已经麻木不觉，发展出一种较强的抗噪能力。另一方面，在中产阶级的想象中，工人的生活往往是粗糙的、未加节制的甚至是动物般的（左拉的小说有助于增强这种印象）。叔本华就说过，劳动者的“大脑组织太粗糙”，所以他们不惧噪音，也会主动制造噪音。莱辛持同样的观点，“体力劳动者以噪音这种方式向为其制定法则的知识分子复仇”。
在这种精英主义的取向下，莱辛将这场针对噪音的行动称为“知识分子的法则与日常生活庸俗化之间的战争”。他将安静视为“智慧与正义的标志”，认为应该将安静作为首要的义务，并建构起一套以安静为中心的认知观念。为此他不遗余力，发表大量文章，并亲赴各大城市演讲。1911年3月，他在维也纳接连做了两场演讲，分别关乎反噪音运动及噪音心理学。听众对其演讲很是欢迎，但也略微有所嘲讽，因为当他们向莱辛致意时，并没有采用传统的鼓掌方式，而是挥起了手绢。
莱辛及其协会的困境亦在于此：既然噪音还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等同于现代性、进步与都市生活的标志，那他遭遇质疑、反对乃至抵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批评者将他视为过度敏感、抵制发展的狂热分子，认为他神经衰弱，无力适应现代生活。在批评者看来，只要努力尝试，噪音是可以被接受并习惯的，“白天，它刺激我们的大脑；夜晚，则成了安眠的摇篮曲”。反对噪音就是要反对进步与现代性，这正如蚍蜉撼树，注定要失败。
事实的确如此。1911年，因资金匮乏，且成员范围较窄，反噪音协会停止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精英化的等级思维解决噪音问题，是不能得到普遍认可的。
“你不可发出噪音”
“城市中，汽车司机的喇叭随意侵犯受害者，无时不刻，而且无处不在。其刺耳、尖利、强烈，有如口哨；幅度之大，有如长号喇叭或者向雾中船只发出警告的雾角；其震撼程度，又像炸药包那般强烈。……这种声音损伤并折磨我们的耳朵与神经，像被活生生地解剖一样痛苦。”（1912）
以上抱怨来自莱辛的一位支持者，其对汽车喇叭的痛恨并不逊于叔本华对马鞭声的怒斥。可以说，大城市居民抱怨最多的噪音就是来自交通，因为它无休无止、无处不在。叔本华真该为自己庆幸，因为他离世后各种蒸汽、电气交通工具才相继问世，而城市从此就再也没有了真正的安静时刻。
有轨电车一度是大都市中标志性的现代交通工具，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留下了许多浪漫情景，但是它在轨道上嘎吱运行的声音、刹车声在现实中却被斥为“幽咽般的咆哮”和“地狱般的噪音”。还有公交的报站声、小汽车的鸣笛与摩擦路面声、自行车的铃声，等等，都是颇具冒犯性、干扰性的，那些交通繁忙的主干线简直可以用“震耳欲聋”来形容。1912年，有人做过统计，一位汽车驾驶者在十分钟内至少鸣笛50次，每次大概要干扰50-100人；于是，短短的十分钟内就会有2500-5000人受到影响。这份统计有些夸张，却凸显出交通信号在大众意识中的频繁性。交通噪音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残忍的暴君”。
由于感官受到了过多的噪音刺激，神经衰弱成为城市居民的典型病症。19世纪末，医生们已经发现，“在大城市不断增加的噪音与居民神经问题显著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如果说原先的城市问题主要集中于水、土壤或者气味，那么世纪之交的城市焦点已经转向了噪音。噪音因此成为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对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危险的健康杀手”。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机器噪音被列为公共卫生中的特殊问题，卫生部门开始记录统计数据，虽然科学的定量测量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莱辛的反噪音协会正是应时而生，但在噪音开始作为全民性、公共性问题引发关注的时代趋势中，他所奉行的精英化路线就显得有些孤芳自赏；而且在汽车问世后的几十年内，拥有私家汽车的基本都是富人，因此将噪音简单归罪于体力劳动者显然是片面的。
不过这只是文化意义上的争论。莱辛并不反对技术本身，他坚信汽车、摩托车和飞机是未来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需要改变的是社会自身。为此，如莱辛一般的反噪音知识分子都将教育公众作为降低噪音的最佳策略。米歇尔·哈勃兰特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向学生讲授“第十一诫”，即“你不可发出噪音”。人们被普遍告知，制造噪音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文明的行为。在更多情况下，这种对公众的教育主要通过法律来规范，如保护居民在住宅内的安静权，禁止晚间使用汽车喇叭，限制甩鞭子、敲钟等行为。另外，金属物体要用稻草或被单包裹并隔开，弹钢琴被限制在早10点至晚9点之间。可以说，这也是培养公众“噪音礼仪”的过程。
很多人还寄希望于以技术来解决噪音问题。比如巴黎，截止到1900年，该市已将30%的街道改造为无声路面；相比之下，当时的维也纳还主要在昔日的石板路上置放稻草。再如，修建宽阔的马路，创造新的都市风景；将工厂移至郊区，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等等。噪音问题引发都市公共空间的重组。
同时，既然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视觉社会，那噪音带来的困扰即可用“视觉化”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当时的德国火车站以“朴素而不突兀”的指示语取代鸣笛、口哨、大喊、铃铛声等声音信号，人们立即感到车站没有往日那般喧闹了。
相比起莱辛在德国，反噪音运动在美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06年，抑制非必要噪音协会创建于纽约。它同样将安静与文明等同，但噪音却只是“效率低下”，而非“粗糙野蛮”。工业噪音源自生产力下降、机器老化，且干扰员工注意力；城市噪音则危害了全体公众的身体健康。因此，美国反噪音运动从一开始就将公众健康而非知识精英的安静权作为重心，为此，它先从病人和儿童的健康开始，向公众普及噪音危害，由此赢得工业与媒体支持；再将重心转向与技术进步相关或无关的非必要噪音。因为反噪音志士都已认识到，由人制造的噪音，包括喊叫、摇铃、按喇叭等才是最难控制的。
但人们早已明白，在移动性不断增加的现代社会，城市噪音不可能被消除。于是，人们一直致力于培养应对噪音的能力，“现代人必须知道并思考上千件事，把他经历的多种感官印象统统吸纳”。只是为了躲避马路噪音，有人被迫“睡在卫生间”；还有一些，“不满楼上大妈带孙女噪音大，男子持刀杀死老邻居”“天津男子不满邻家噪音，上门打伤对方被判刑”。如此极端生存境遇及其导致的邻里冲突远超当年的叔本华，可见噪音的确不只是知识分子独受的“苦刑”。作为一种公共危害，噪音可以控制乃至断绝、根除人的理性。
最后，抛开阶层差异，现代住宅的不隔音往往是引发邻里冲突的直接原因。早在1844年，恩格斯就发现投机商建造的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甚至“最漂亮的最打动人的资产阶级建筑物和公共工程也是一次性的”。为了盈利，房产商在设计墙体、地板时远低于隔声标准，也就是说，噪音之痛可能并非源自知识精英与劳动民众之二元对立，而是关乎一个巨大的产业秘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资产阶级社会建设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
……
谢选骏指出：不过上述文章里对于资产阶级的批判有时也会掩盖一些貌似无产阶级专政的弊害——在文革时代，由于毛泽东这个低等级的人武装夺取了统治权，就在全国各地装上了高音喇叭（这可能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剽窃了回教的“宣召塔”），系统地播放噪音，以便摧毁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灵魂。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似乎没有一个阶级是好东西，难怪会有阶级斗争，“一个巴掌拍不响”。
据说人类越是进化，听觉就越是下降，其实不然。
何以见得？那除非证明“人们越是进步其社会等级就越是降低”。因为我看到，社会上越是低等级的人，越多像是聋子：他们开汽车、骑摩托车放出刺耳噪音，开喇叭放出刺耳噪音，泡酒吧放出刺耳噪音，讲电话放出刺耳噪音，彼此交谈也放出刺耳噪音……正因为低等级的人听力下降了，所以他们才需要噪音，只有噪音才可能让他们听见。也许，低等级的人，才是“人类进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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