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张献忠李自成都是回民

（一）

网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超级屠夫张献忠、李自成都是陕西人，他们是造成明朝灭亡满清入主的元凶。他们为什么要反明？历史书上都说是农民起义，实际呢？实际是陕西回民暴动！他们其实都是穆斯林！他们的教义本来就是要杀尽一切非回民，统治全中国。而且陕西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陕西名小吃繁多，但很多的名特小吃都是回民的，甚至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一脉相承。

更有激进的看法认为：什么蒙古人灭宋，满族人灭明，都是扯淡！他们都是利用以汉杀汉，以汉治汉！说到底全是汉奸干的！中国人不要回避！

陕西回民在清朝后期也进行过一系列的大型暴动，屠杀汉民。当时陕西的汉民几乎被杀尽，然后又杀到湖北。清军无力剿灭，最后只好重用左宗棠灭回。左宗棠最后把叛乱的回民杀到只剩下白彦虎一只，并逼迫他们逃离中国，回乱才平，陕西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汉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省份。

还有人说，宋、明开国皇帝和文武大臣，其实都是穆斯林。赵匡胤，沙陀人，突厥别部，也就是土耳其种人。土耳其人那时已经集体皈依伊斯兰教。朱元璋，穆斯林圣战士“红巾军”将领。朱元璋杀功臣、谎称自己是和尚出身，其实就是背叛伊斯兰。郑和下西洋，以及郑和死后的明朝海禁，就是为了追杀叛逃的穆斯林教徒以及断绝和伊斯兰世界的往来。

有人反驳说：你跟穆斯林是有仇还是咋的！如果赵匡胤和朱元璋是穆斯林，那他门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穆斯林的中国。为什么他们没有？他们背叛了穆斯林？如果背叛了穆斯林他们也就不再是穆斯林，他们就只是中国人而已！有什么不好吗？

有人回答说：问得好。赵匡胤和朱元璋，他们为什么要背叛伊斯兰，是因为伊斯兰要求穆斯林国家是政教合一，他们可是只想自己当皇帝，而不希望让一个什么先知之类的传教士成为自己以及国家的主人。他们虽然背叛了穆斯林，但他们深知伊斯兰的厉害，所以他们要愚民，让自己的国民不知道什么叫伊斯兰、什么叫穆斯林，这也是为什么伊斯兰教早在唐朝就已经进入中国并已经大成气候，但宋、明史书中却绝口不提，让人以为伊斯兰教是直到晚清才传入中国，甚至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大家口中的“回民”，其实就是“穆斯林”。

说宋、明皇帝是穆斯林，是有历史事实做根据的。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没落，其皇帝大多难逃被杀头的命运。但宋、明皇帝，北宋皇帝宁可当俘虏，也要老死；南宋皇帝，据说是被大臣背着投海的；而崇祯，则是上吊的。对了，还要提到当了几天“大顺”朝“皇帝”的李自成，虽说有一种说法是他被湖北地主武装给砍杀了，但还有一种来自其亲信的说法，那就是死的不是他，他化妆逃跑当和尚去了。总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死的时候都落了个全尸，未见血。而据说是一种来自伊斯兰教的说法，就是，皇帝死的时候一定不能见血。所以当初蒙古人在攻破了巴格达后，为了处死哈利法，只好用毛毯把他厚厚地裹起来，然后万马践踏。

再说一遍，张献忠不是汉人，他是陕西回民，他手下估计大多也是。张献忠屠蜀，不是汉人杀汉人，是回民屠汉！

（二）

上面这些网民言论并非毫无文献根据，据百科“马守应”词条说：

马守应早年曾当过边兵。崇祯元年（1628年），率众起义，隶属闯王高迎祥、活动于甘肃东部，众至数万。崇祯四年（1631年），入山西，编入王自用的“三十六营”，是仅次于王自用、高迎祥的重要首领。八年（1635年），参加河南荥阳大会，为十三家首领之一。转战于陕、晋、豫、鲁、川、鄂、皖、湘等地。势力极盛。后与贺一龙（绰号“革里眼”）、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合军，称“回革五营”。崇祯九年，高迎祥死后至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再起之前、实力最强，在起义军斗争处于低潮时，张献忠曾两度隶其部下，他在英霍山区建立的根据地，成为当时抗明运动重要基地。十六年（1643年），义军内讧，贺一龙为李自成所杀，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仍据守荆州。十七年春，病故。

马守应绰号“老回回”，陕西绥德人。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他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早起义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国。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带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祸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份“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发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苜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苜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之众。

“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马守应最早是与高迎祥、罗汝才等人以边兵身份共同揭起义旗的。边兵或者叫镇兵，他们的起义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财政困难和军官长期克扣军饷所致，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军饷竟积欠了三十六个月，士兵无衣无食，忍无可忍，纷纷逃散，并与饥民联合起义反抗。而在边兵当中，不仅有汉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员，所以高迎祥、马守应的这支队伍，就是由所谓“夷汉降丁”组成的“坚甲铁骑，兵有纪律”的汉、回各族联合的流民武装，开始时他们转战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崇祯三年（1630）三月，马守应与八金刚、王子顺（据说就是白水举义的王二）等几支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祯四年，马守应与高迎祥都成为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的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中的著名首领。崇祯五年，马守应与紫金梁等一度进军河南，活动于清化、修武，不久转入太行山。崇祯六年五月，马守应又与混天王等率军数万出太行山东进河北，逼邯郸、沙河诸县。这一年紫金梁不幸牺牲，三十六营起义军由高迎祥率领，他们又由黄河北岸渡渑池，突出豫西，开辟新的反明战场。

崇祯七年（1634）三月，马守应的一支武装连同过天星、满天星等共五营，以疾风般的速度由豫西进入湖北，经枣阳、巴东，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远近震动，这是明末农民军最早进入四川的一支武装。马守应与过天星等三万人马在川东停留的时间很短。

不久，他们又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作短暂屯聚后，又转入陕南商雒山区，同混世王等几支农民军数万人一道，面对强大明军的包围，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他们曾突入关中，连营五十里，猛扑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胁。崇祯八年八月，马守应等营由陕南商雒东进河南，开辟了淅川山区作为据点，在豫西卢氏、永宁、陕州、灵宝、南阳一带坚持抗明斗争。

马守应率领所部，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常常以智诱敌或者反败为胜。崇祯八年（1635）十月夺取陕州之役，马守应让部下打扮成明军模样，到陕州诈称换马，乘机突入关厢，出敌不意一举夺取了这座豫西北的重镇。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在陕西作战中不幸被俘牺牲，八月，马守应率军进攻河南省开封府城，火焚西关，明廷深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沟，明军左良玉率部紧追马守应不舍。左良玉是颇为凶悍狡猾的，马守应沉着应战，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向郑州方向转移，并避入深山派人骂阵诱敌。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军追入夹山，被马守应义军团团围住，不久粮尽援绝，左良玉自杀未遂，后来才率残部突围狼狈逃窜，这是马守应以智胜敌的一个典型战例。正由于马守应在流动作战中的胜利和不断给官军以打击，他在明封建统治者眼里被认为是属于农民军里“反复狙诈，怙恶不悛”的一个。也正由于马守应在农民军中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的“多权谲”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义军的信赖，并被奉为“谋主”。崇祯九年七月，闯王高迎祥的牺牲，使农民军遭到严重损失，农民战争一时陷入了低潮，就在这时，马守应不仅耀威开封，痛击左良玉，而且抓住战机，开辟新战场。他乘秋高足食和官军不备，联合罗汝才、张献忠等营共二十万人马，马守应被推举为盟主、总掌盘子，这说明他一度在各支农民军中处于相当高的地位。这支大军由豫西南经湖北襄、樊，浩浩荡荡沿江长驱而下，进军至湖北东部，与久据大别山区的英山、霍山地区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营会合，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五年（1642）间，回、革、左等营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开辟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善于利用山区的险阻，盛夏时在深山休整，秋高马肥再主动出击，又能避开官军的围攻和追击。他们还善于侦察敌情，掌握主动，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官军的虚实动静，农民军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兵多则窜，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④的灵活战术，主动攻击。所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明朝将官们在屡败之余也一再哀叹。由于回、革、左诸营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带竟然出现了“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的“民贼莫辨”的局面。就这样马守应与革、左诸营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和江淮平原，他们曾占据过和州、含江、江浦，明统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以致沿江戒严，所在告警。农民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明皇朝在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慑于农民军的威势，不得不“洁印视事于濒江洲渚”，在安庆竟出现了明朝守将与农民军之间“有无贸易，酒食交欢”①的情况，明皇朝的威严扫地以尽，以致凤阳总督朱大典受到罢官的处分。在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回、革、左诸营在江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农民武装的活动，为不久李自成、张献忠的东山再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守应不仅足智多谋能征惯战，而且如同许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气节的英雄。明统治者曾经多次向他诱降，都被拒绝。崇祯九年马守应在河南淅川军营里还杀死了前来劝降的明朝总兵王进忠，然后移营而去。这也是明统治者把马守应视为“反复狙诈，怙恶不悛”者的一个原因。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壮大，马守应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闯王旗帜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带活动，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这期间马守应还率军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击败明军主力的战役，发挥了积极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马守应为“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李自成北上进攻北京的时候，马守应继续坐镇承天、荆州、澧州等处。牵制了这一带的明朝军队，成为独当一面的势力。在四川的张献忠这时也派人专程前来同马守应修好，表示进一步联合对敌。

老回回马守应本人和他这一支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据吴伟业在《绥寇纪略》里记载说，到了崇祯末年，“老回回已病死，众推其妻掌营”。又说，从马守应营里分出来一支别名“摇天动”的农民武装，共有八营二十余万，仍在江北的潜山、桐城一带坚持斗争。吴伟业的书中还有“大、小老回回”等绰号的出现。说明马守应虽然病死，他的队伍并未溃散。值得注意的是，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朝顺治帝在诏书里还说，当时在四川有张献忠、湖北有老回回等农民武装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由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到坚持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是由反封建压迫为主的斗争转变为以反抗清朝民族压迫为主的斗争，老回回一支人马在湖北的抗清同顺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发动的抗清斗争一样，都属于遍及全国的抗清总运动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汉族人民采取联合行动的正确方向。

那么，《绥寇纪略》和顺治帝诏书关于老回回存亡的记载是否产生了矛盾？老回回马守应到底在崇祯末年已经病死了，还是清朝顺治初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呢？问题在于对“老回回”一词的解释，“老回回”应是一种旗号，“老回回”有时指马守应这个人，有时指马守应和他所率领的那支武装，后来又指已经没有马守应的原马守应所率的那支武装。这样就可以说，崇祯末年“老回回”马守应已经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辈掌营，继续打起“老回回”的旗号，或者使用“大老回回”、“小老回回”的旗号来统率这支重要的农民武装，而顺治初年仍在湖北坚持抗清斗争的“老回回”，则已经是没有马守应的那支“老回回”武装了。“老回回”马守应和他的那支武装的结局大致如此。马守应从崇祯初年同高迎祥、罗汝才一起成为明末最早起义的著名农民领袖之一。他历经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先后转战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有三个被明统治者称为“巢穴”的最主要的活动地区，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区，这是起义最早发动地区；另外两个是以商雒山区为主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和以大别山区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马守应和他率领的这支“老回回”武装，则一直是这三大地区的积极开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别是正当农民起义低潮时期，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坚力量。回、革、左的斗争及罗汝才诸营的斗争，对于张献忠的入蜀，对于李自成的北上推翻明朝的统治，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论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时说，这不单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实际上是各支农民军即所谓“群盗”的共同作用。这一评论是颇为公允之谈。马守应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同时具有坚定不渝的革命气节。

他的威名和实力，使敌人闻风变色，受到各路友军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老回回”马守应成为仅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重要领袖。
最可贵的是马守应始终坚持团结合作的品质，他的绰号是“老回回”，说明他公开打出了民族的旗号参加到以汉族人民为主力的大起义中来，他继承和发扬了明代回汉联合战斗的历史情谊，他同其他各支农民军首领们的团结合作关系一直很好。在当时尽管明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特别是对于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反抗斗争，总是极尽挑拨污蔑之能事，但是在有关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回汉联合斗争方面发生过任何纠纷。在起义军内部回汉族人民之间，在马守应与各路农民军首领之间，没有因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产生矛盾与不团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汉族人民能做到这一点确是极其可贵的。马守应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罗汝才，后来同张献忠、李自成、贺一龙、贺锦等农民军领袖们，都是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马守应同张献忠、李自成的关系尤为突出。崇祯初年马守应起兵反明的时候，张献忠响应马守应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马守应的赏识，号为“黄虎”，后来才独树一帜的。不少文献提到，崇祯十一年（1638），李自成在一次严重失利之后，部伍失散殆尽，他单人独骑由陕西商雒跑到河南淅川马守应的营里，养病半年多，后来由马守应分给他一部分人马，再度起事反明。这件事对于李自成后来的恢复与发展壮大显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鉴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后期，在各路农民军中彼此猜忌，倾轧事件屡有发生，而马守应那种始终主动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作风就更加可贵。这种作风不仅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即使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中，也不多见，这是很值得重视并给以充分估价的。

据史料记载，当时使用“老回回”绰号的，有马守应、马光玉和孙昂等数家，说明回民参加明末农民起义者不止一支。本文专述马守应一支。此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

……

谢选骏指出：马守应的妻子在他死后可以统领部队，这显然只有回民可以做到，因为汉女小脚，无法上阵。而我注意到，李自成也是靠老婆发迹起家的，这显然也不同于汉人的常规。至于毛泽东靠贺子珍发迹起家，那已是民国大脚时代的事情了。何况毛泽东并非汉人，而是湘间苗侗。

（三）

确实，元明清时代回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日益深远的。

网文《同治伊斯兰革命——白彦虎是民族英雄吗？》指出：

十九世纪的回民，对渭南两岸的汉人进行了疯狂的种族大屠杀。想一想，当年这里的人口总数不过七八百万，被杀了五百多万，这是一种怎样的惺风血雨的景象。据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的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

据富平县志载，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全县有４６５７９户，２５４２５７人。到光绪二年（１８７６）统计，有２８５４３户，１２０３０２人。户数和人数都减少了一半。如果考虑到１８６９年之后的新增人口，估计1862--1869七年间回民杀了６０％的富平县人。

据三原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三原县人口１６万人，由于回民起义加之光绪年间两次瘟疫和大旱，三原人口锐减至４万人。回民起义两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据路伟东资料，回民起义前的１８６１年，高陵县人口６。９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县内人口锐减至３２１９２人。”两年时间减少６０％。

回民在甘肃杀了六百万人，大约占全省人人的60%。

回民起义从没有进攻北京打击清政府的意图，说回民起义是反清，没有事实依据。而所有的事实都是，不断杀汉人村庄，攻击县城。一年时间关中２６个县长被回民杀害。所谓的回民起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杀汉人。

回民起义之初，主要是回汉民之间的矛盾，经常有械斗。当时７０％的汉民抽大烟，身体不好，而回民常习武，心齐，凶狠，械头时多数是汉民吃亏。回民起义起初的原因是，回民借清朝军队集中到南方对付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起义，关中地区防务空虚，一些回民首领屠杀汉民报私仇。

当时的陕西巡抚面对防务空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派朝庭大臣陕西团练头目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义的发起人任武杀了张芾。为了鼓动回民，任武再杀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全家，以表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及，血战到底。

为了给回民起义找到正当的理由，一些历史研究者不断提说，当时有一个“秦不留回”的传帖，因而回民才要起义。对此，现在有案可查的是，当时陕西巡抚的初衷是要安抚回民，并不是“秦不留回”。一个事实是，清朝政府对当时住在城里的回民未杀一人，现在的西安西大街回民坊还住着大量的回民。当时清朝政府把城门紧闭，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

对于“秦不留回”的传贴，当时也许有，但清朝政府没有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是有人有意挑拨回汉民族关系。更有可能是，这是一个编造的说法，以鼓动回民对汉人仇杀。

满清政府在对待民族关系上，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是最受歧视的民族。在清朝期间，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这说明清朝的经济并不是民不聊生，而且发展很快。另外，回民多做小买卖、不抽大烟，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回民比汉民富裕。说回民起义是因受清政府压迫或是汉民压迫，是有意识找出来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为大屠杀辩解。

回民起义是陕甘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劫难。回民对汉民的屠杀是挨村挨户，不分男女老幼的杀害。１０００多万人死于这场劫难，相当于３０多次南京大屠杀。说这是起义，真不知道义在何处。疯狂的大屠杀，也把回民带向了苦难的深渊，承受着近乎灭族的灾难。反思历史，更让人明智的选择民族团结，而不是以反封建之名歌颂大屠杀。

在中国闹回民起义和太平天国的时候，日本人开始明治维新，从此中国落后了。日本人以他们的历史上，皇室从来没有改变、没有人推翻而骄傲，而中国人却在歌颂改朝换代，而从没有人去考虑，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杀掉６０％的国民人头，毁掉经济和文化。对于研究回民起义历史的很多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拚命地为大屠杀找根据，而一千万条人命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就连动物也不会吃掉同类，也知道惺惺相惜。而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对人的生命却漠不关心，甚至歌颂大屠杀，将之称为义举，真是连其码的人性都没有。

清朝大臣左宗堂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平息回民起义。凡是放下武器不再杀人的，都给予安置让其安居乐业，包括对待领导回民起义的大元帅，也放弃追究责任。对不放下武器，还要杀人的人则进行振压。他救了汉人，也救了回民。当时的回民起义精神领袖和幕后人物是宁夏的马化龙，他的目的是要把西北地区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如果不是左宗堂，可能陕甘两省的汉人会被杀光，并把中国分裂。左宗堂从侵略中国分裂新疆的土耳其匪徒阿古柏手中，夺回了新疆，他粉碎了俄国沙皇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英雄，今天没有人纪念，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在骂他，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回民起义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投降，白彦虎。他大字不识一个，２２岁参加起义，有勇无谋，只因杀人多而成为回民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其他元帅多数是能识字的阿訇。面对左宗堂的进攻，其他回民起义领袖为保回民免受灾难，都投降了，但白彦虎自知罪孽深重，担心左宗堂不会放过他，不顾跟随他的几万回民的性命，坚持抵抗。在他参加起义时，他的母亲投井自杀。他的嫂子不想奔命，发了几句牢骚，他杀了他的嫂子，以挟迫他人。白彦虎到新疆后，投靠了侵略新疆的匪徒阿古柏，帮阿古柏侵略中国，后又投靠沙皇俄国侵略新疆。

面对全族快要灭绝的境地，他没有想着保全回民亦然要血战到底；他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把他奉为民族英雄。理由是他反封建最坚决。这样一种没有人性、没有国家民族大义的历史观，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当年，在反封建的大旗下，我们毁掉了多少文物，毁掉了多少优良的文化传统。今天，这种反封建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在很多高层次的搞学术研究的所谓历史学家心中亦然根深蒂固。学术扭曲了这些人灵魂，面对血流成河的历史，他们在高声的赞美。他们已成为魔鬼，哪是什么饱学之士。

更有象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还在鼓动圣战，赞美牺牲。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真善美，以体恤生命为良知，热爱和平。歌颂屠杀、赞美屠杀，是不为人类所齿的。

陕西回民趁清朝军队到南方镇压太平军，准备屠杀汉人。目的是将陕西的汉人杀光。起义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刀，刀打好后将铁匠杀掉，以防泄秘。为准备杀人的竹杆，将街上的竹竿买光了。大荔县有一个汉民大村八女井，回民起义第一次杀人就是将此村的汉人全部杀光，一早上杀了一万多人。紧接着，挨村杀，不分男女和老幼，很快大荔，渭南，华县的农村被回民杀光。杀完了农村，再进攻县城。一些县城的老百姓进行了顽强抵抗。在临潼县，一个有文化的回民教师在接到第二天的杀人传贴后，紧急报告县长。县城紧急关门，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汉民村庄，全部被杀。全县被杀30万人，不留一人。回民组织了30万人的军队，在关中平原杀人。几个月时间杀了五百万人。80%的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保住了少量人口，向北逃的人都被回民杀了，少量逃进骊山里的人，因回民不敢进山杀人而留了下来。

清朝将军胜保，看回民人多势众，不敢出城迎战。任由回民屠杀。后被慈禧太后赐死。湘军将领多隆阿，作战勇敢，将回民赶出陕西，救了陕西人的命。当年，关中到处都有多将军的忠义祠，现在他则成了罪人。那个向临潼知县通报情况的回民老师，通报情况后，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当年临潼人为他修了祠堂。但现在已没有人知道，这个勇救汉人的回民。

陕西回民1862年起义，又不断动员甘肃回民起义。甘肃回民1863年开始起义，甘肃回民杀汉人乡邻难以下手，从陕西逃过来的回民则走一路杀一路。甘肃汉民被杀了600万。甘肃全省人口减少70%，中部地区的汉民几乎全部被杀。这就是回民起义。回民为了在黄河以西地区建立一个纯粹的回民国家，借着清朝后期的衰弱，对中华民族发祥地上的汉人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年时间杀了1100多万汉人。

陕西回民的首领之一白彦虎杀人最凶，杀遍陕西杀甘肃，最后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一些历史学家以这个人敢造反，誉此人为民族英雄。现在还有人准备给这个人过节日。而平息了回民起义的左宗堂，现在则成为罪人。回民起义是典型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要残忍得多。比南京大屠杀严重得多。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这悲壮的历史。反而要把它说成是义举。

1862年，因为买竹事件，在陕西渭南爆发了回回叛乱，很快波及西北五省区。这次叛乱导致的直接的后果是种族屠杀，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非洲卢旺达、乌干达的胡图与图西人仇杀。表面看是一场叛乱，其实是积压了多年的汉回矛盾的总爆发，而不是人们理解的什么人挑拨，叛乱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在这次叛乱中，陕西原本人口有1300万，回回大约400万，战后统计的陕西人口约700万，回回人口为5万。战乱中有大约有350万回回被杀，45万人逃亡；汉人被杀者有100余万。叛乱后的陕西，回回人数下降了93%，陕西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为单一的省份，关中农村几乎难觅回回的踪迹。但这次叛乱给后世的陕西和西北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陕西兴平，曾经是回回叛乱的重灾区，兴平北部有一道塬，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北莽山，这个塬上就是当年汉回大仇杀的主战场，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回回叛乱的传说和故事。据老人们讲，当年北塬上住着许多回回，平日里和汉族有不少矛盾，同住一个村子，回回很霸道，不许汉族在他们所谓的井里打水，两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回回孩子回家要漱口。同样汉族也很讨厌回回家里的羊膻气味，讨厌回回的礼仪有失风化，互不婚嫁。在叛乱期间，白日里看似平静，到了晚上回回就开始聚众围困汉族村庄，一般是整村灭绝，除了陕西回回，还有来自甘肃的回回，宿居当地回回家中，晚上集体行动。就这样北塬上的村庄几乎被回回屠杀殆尽，以致于100多年后的今天，北部塬上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南部地区。

在陕西户县，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依然是发生在回回叛乱期间，牛东乡有个村子叫马家村，1867年冬天，回回围困了该村，从西往东开始埃家杀，杀完人开始放火烧房子，等杀了村子中间，一看有一家店铺，上面写着“马家当铺”，他们以为是错杀了同族兄弟，这才放过了村东人家离去，使得该村半数人家侥幸逃生。当年户县东部临近沣河岸边的地区和长安、兴平、泾阳、三原、渭南等地一样，是汉回大仇杀的重灾区，汉族的人口损失近半，这个回回聚集区在叛乱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回回踪迹。

陕西周至，是关中民风最为强悍的一个县，回回叛乱期间，该县各村结寨自保，但是回回在这里也是最为残忍的杀人，汉族也是最为残酷的复仇。有个村子叫萧家村，回回围困该村后全村奋起抵抗，最后回回采用了种族灭绝的方式，一把火将该村男女老少全部烧死，大火两日不灭。还有个叫“五屯”的村庄，主要是回民，在左宗棠的汉军抵达陕西后，人们尊称左爷来了，左爷的大军对五屯同样进行了种族灭绝，这个村庄彻底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据当地的老人说，左爷来了以后，汉民纷纷相助，带领汉军四处搜查回回，周至所有的回回村庄荡然无存，活着的回回都逃到新疆去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该县也没有一个回回村庄，个别村庄的散居的外来回人很难立足，不得已多数已放弃宗教改为汉族。

类似的故事在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在炎黄故里和汉民族的龙兴之地，回回尚且如此猖狂，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在左爷大军面前回匪不堪一击，仓皇西逃，但是逃往甘肃后又和当地回回结伙成匪，大肆屠杀本地汉人。在甘肃，他们血洗张家川，围城后有3万多汉人被悉数屠缪。接着又在泾川、平凉、华亭固原等地对汉族实施集体屠杀。据统计，甘肃宁夏两地，由于汉族居住分散难以结寨自保的原因，汉族被屠杀十分惨重，叛乱前甘肃有人口700万，汉族居主导地位，叛乱后不足300万人，当地汉族起码有200万以上被屠杀。

140年前的种族屠杀结束了，当代西北汉人提及回回依然心有余悸，回回在民族政策的关照下、野蛮本性再次显露，利用伊斯兰教煽动，在西北地区有恃无恐。伊拉克战争，西宁的回回YX闹事；在兰州的大街上回回经常聚众殴打汉人；西安的西大街，提起回回，汉人无不全身发怵；青海、甘肃的农村地区回回凌辱汉人是家常便饭。这些违法行为在民族政策的幌子下愈演愈烈，长此下去，在甘青宁三省，汉人恐怕又要重回蒙元了。

伊斯兰教徒的观念就是：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真主的，是真主赏赐给穆斯林的，只不过有些暂时被异教徒霸占着和管理着而已。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穆斯林终究会全部抢回来的，并且要严厉报复和惩罚异教徒。男的都要杀死，女的都去做奴隶。完成穆斯林神圣的圣战使命。等时机成熟了，就杀光一切非伊斯兰信徒。

穆斯林利用伊斯兰教可以让他们以一个整体的方式对付这个国家没有组织的普通的松散国民，甚至可以让平日里来对付松散国民的警察和法律无所适从，不得不给予特殊的宗教待遇；利用公民的身份渗透到国家各种组织和政府机关，然后利用这些组织和政府机关为伊斯兰教服务。

一旦这个势力在这个国家内部发展受挫，或者受到排斥，那么他们又可以利用伊斯兰教在国际上紧密联系寻求国际社会干涉。

（四）“陕西人”其实就是“穆斯林”

网文有说中亚的“陕西村”，那其实是西北回民后裔，至今已有130年乡音无改。

他们就是生活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营盘和新渠的陕西回民，是一百多年前西北回民大起义失败后流落境外的“义军”残部后裔，目前约有12万，至今乡音无改，说一口纯正陕西方言，还沿袭晚清陕西风俗习惯，他们居住的村自称“陕西村”，后被沙皇政府称为“东干人” （陕西方言“东边的人”）。离开故土已100多年了，他们还固守着家乡的传统，在文化和传统上都传承得很好，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同样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兴趣。

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我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这次起义被誉为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清政府委派名将左宗棠出马，任他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率清军向太平天国时期反清最强烈最彻底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进行了“剿杀”。

1877年，义军节节败退，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对回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当年冬天，义军被逼至中俄边境，为了求生，他们兵分三路翻越中俄边境的天山，向中亚哈萨克斯坦（当时是属于沙皇政府）逃亡，这三支逃亡队伍中最大的一支，由当时的义军首领白彦虎率领。天山的冬天特别寒冷，暴风雪肆虐，积雪齐腰，约有四分之三的人没能走出雪山，幸存下来的三千人在楚河边扎下了营，他们把住的地方，叫做“营盘”。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菜籽，成了义军新生命的开始，这便是“陕西村”的由来。此后，这些陕甘人便在那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到目前陕西村总人口已达12多万。

在中亚扎根后，东干人不忘本，非常注重对文化和传统的保护和传承，代代相传牢记自己是 “大清国人”的后代。在村里建起了东干人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有白彦虎的眼镜、玉佩、腰刀等遗物，有当年翻山越岭从中国带来的坛坛罐罐，还有传统的清朝服饰、绣花鞋等。他们还把陕西的语言和文化很好地留存下来，老人经常对下一代人说；习惯和文化不是几十年几百年，而是几千年的文化，你把这个改了，就把民族丢了。所以，东干人走亲戚，参加婚丧嫁娶仪式，必须使用母语——陕西话，不然会遭人白眼，近乎完整地保留了晚清时期中国西北民间的风俗习惯。

如今东干人还操着一口带有浓重西北口音的清朝时期的“陕西官话”，如称领导称为“头领”，政府机关称为“衙门”，政府官员称为“大人”，警察称为“衙役”，称店铺老板为“掌柜”，学校叫“学堂”，妻子为“婆姨”，大人小孩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由于迁居国外长期与中国隔绝，加上当时迁徙过来的东干人多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已经不认识汉字。为了保留中国的文化，东干人创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用俄文字母拼写出的东干文，因此村上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文的，一个俄文的。现在陕西人去了，一点语言障碍都没有，完整保留了130年前中国风俗对话背景，不知他们是太留恋家乡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把所有的传统都看得特别珍贵，只要是陕西带出去的，只要是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任何一点改变都是对他们信仰的背离，这里的人们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回陕西看看。

1990年，一个陕西人去”陕西村”寻访，由于对老家陕西不甚了解，东干人还问起来访的陕西人；你是从“清国”来的吧，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来的时候，陕西衙门批准不？国骂省骂时时都会冒出来，而且非常地道——可谓是研究清末中国西北民俗的“活化石”，有学者认为东干人是世界上唯一说中国古话又完全用字母拼写中国古话成功的人群。

近几年，许多东干人回陕西寻根问祖，每年都送300多个孩子到西安学习汉文和“老家的文化”，更多的是回祖国做买卖，同时奔走于古丝绸之路上，做起了边贸生意，现在的东干人生活水平一点都不比国内差，几乎家家都有小车，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且都是原装货，当然最多的还是俄罗斯的伏尔加和本国生产的。

2013年，东干协会会长，“陕西村”村长安胡赛到西安参加西洽会并参加黄帝陵公祭活动，来自“陕西村”20名东干族青年还举行了沿古丝绸之路由中国西安骑自行车抵达哈萨克斯坦营盘乡的活动，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中亚东干族华人的脚下，已不仅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回乡路，更是一条让中国与中亚近在咫尺的“连心路”。

今天，“陕西村”人在创造并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也固守着先辈们从中国带来的百年传统。相信随着“陕西村”与我国联系的日益紧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华裔们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

由上述论述可见：“陕西人”其实就是“穆斯林”。

回民、东干人可以自称“陕西人”，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些“陕西人”为什么就不是回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