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为什么这样难听？因为那是亡国之音，所以听起来就像鬼哭狼嚎，像是亡国奴遭到抽打时刻的哀鸣惨叫，京剧作为艺术因此而缺乏基本的人性。
京剧又称京戏，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以及现在的台湾又称为平剧、国剧，是“中国戏曲”曲种之一。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京剧是十九世纪中期，融合了徽剧和汉剧，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弋阳腔等艺术的优点，在北京形成的。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内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京剧的腔调以西皮和二黄为主，主要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
京剧于2010年，获选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就给中国贴上了永久耻辱的标记。
我们记得，满洲鞑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自中国南方的四个徽剧班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称为四大徽班）陆续来到北京。第一个进京的徽班是以唱“二黄”声腔为主的“三庆”，由于其声腔及剧目都很丰富，逐渐压倒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秦腔。许多秦腔班演员转入徽班，形成徽秦两腔的融合。随后，另外三个徽班：“四喜班”、“春台班”和“和春班”也来到北京，使盛行多年的昆剧逐渐衰落，昆剧演员也多转入徽班。
满洲鞑子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大量的湖广演员进京表演，带来了汉调（楚调、西皮），造成剧团的大融合，许多汉调艺人，加入徽班，与徽班同台演出，形成了西皮与二黄合流，形成所谓的“皮黄戏”。此时在京师里形成的皮黄戏，受到北京语音与腔调的影响，有了“京音”的特色。
后来由于他们经常到上海演出，上海人就把这种带有北京特点的皮黄戏叫做“京戏”，也叫“京剧”。后来国民党北伐成功，北京改名北平，「京剧」又被称为「平剧」。又由于平剧迅速发展，使其艺术水平在中国戏曲中名列前茅，后来在全中国流行，近代学者齐如山甚至认为平剧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精华，所以平剧也被称为“国剧”。
1950年代，大批中国大陆难民南下香港，并带着京剧文化到香港，于占元1960年代在香港开办京剧班，徒弟有七小福（包括成龙、洪金宝、元华、袁和平等）。至1970年后，京剧班（七小福）解散，并各自发展。
另外在台湾方面，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政府兵败逃台，同时也有很多外省人迁至台湾，并带来了大陆各省的地方文化，其中也包含京剧。而国民党早年也有计划在台湾推广京剧，并定名为「国剧」，但台湾的京剧观众绝大多数都是外省人，无法与闽南等台湾文化相互融合；后来随着台湾意识的抬头与台湾文化的复兴，加上老一辈的外省人逐渐凋零，京剧由于失去了忠实观众而在台湾开始没落，但台湾国家戏剧院和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也有进行京剧的保存、传承与推广工作，并经常公开上演。早年台湾电视公司曾在每周播出《台视国剧》、中国电视公司曾在每周播出《国剧大展》，也是以京剧为主要表演形式。
台湾目前主要有四大京剧团：国光剧团（全名为国立国光剧团）、复兴剧团（现已改名为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团）、台北新剧团（李宝春主持）、当代传奇剧场（吴兴国主持）。 经常固定演出京剧的场地有四个：（木栅）国光剧场、（内湖）复兴剧场、（内湖）碧湖剧场、（台泥大楼）台北戏棚，以上四个剧团并每年不定期于国家戏剧院、（台北）中山堂、城市舞台、新舞台等场所进行大型公演。
如今，京剧与大部分地方戏剧一样，面对流行音乐的冲击，而逐渐衰落。
定为国粹的争议：国粹是指一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内涵独特”且经久不衰的文化遗产。京剧被定为国粹向来都极具争议，京剧是因满清杂毛乾隆的喜好而诞生，当时享有盛名的昆曲四大徽班进京演出，受到乾隆这厮的青睐，在满人导演的不断改造下，一个由江南戏曲和满州小调混杂的剧种由此诞生。在清代，作为侵略者的满鞑子，他们与汉人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京剧迎合了满人、特别是鞑子上层的喜好。时至今日，满语的唱词在京剧中仍有大量遗存。在满清“皇室”的追捧以及一些附庸风雅的京城闲人的跟风下，京剧逐渐开始在京津之间这一狭小地带流传，而受众也多限于王室贵族和追风的达官贵人。清代京剧的大部分剧目都是满清杂毛用来歌颂独裁专制、奴化人民思想的工具，京剧的唱腔难以被人听懂，唱调不符合汉族人的审美观，一直没有被汉人地区的广大民众所接受。电影，流行歌曲出现后，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多，京剧在京津一带逐渐式微。目前各地的京剧院团，特别是京津沪之外的大多数京剧院团在地方财政支持下勉强维持生计。2008年，亡国奴隶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10省区市中小学试点开设京剧课，这一举动引发了争议。
谢选骏指出：京剧为什么这样难听？因为那是亡国之音，所以听起来就像鬼哭狼嚎，像是亡国奴遭到抽打时刻的哀嚎惨叫，缺乏基本的人性。只有像毛泽东、江青这样的人类渣滓，才会恋恋不舍，也推行什么京剧现代化继续毒害人民。据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日记，1940年代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事主喝得醉醺醺的，一边谈着死亡恐惧，一边听着臭婊子李云鹤（江青）手摇的京剧唱机……难怪他们二十年后搞出了几个怪胎样板戏。
网文《正视历史需要良知和勇气──读<延安日记>》（向继东）报道：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此书的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于上世纪80年代，笔者读的是该社2004年3月再版的黑皮本。
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
我觉得，此书是一部研究中共党史难得的参考文本，虽然其中不乏偏颇之处，比如，针对当时延安的反苏情绪，彼得就完全是站在苏共“老子党”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
此书对延安的鸦片生产有较多的记述。我又查阅了国民政府禁毒方面的史料。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在禁毒方面是有成效的。1917年后，国内动荡，各地军阀为增强实力，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付诸东流。
历史学家顾颉刚1931年旅行河北、河南、陕西、山东4省后记述如下：
“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没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穿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自身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份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发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的不计其数。……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606和914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是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
国民政府看到了烟毒的严重性，于1935年4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
禁种方面，规定了绝对禁种、分期禁种、分年减种，直到绝对禁种。
禁吸方面，以1935年最后登记截止人数为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5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烟民为数至少递减五分之一，至1940年底完全戒绝。
《禁毒实施办法》规定，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限于1935年内自行投戒，如查获未经投戒者，拘送戒毒所勒戒；1936年内如仍有未经投戒而私吸者，除勒戒外，并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自1937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一律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凡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依法处以死刑，从犯按情节轻重，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公职人员对于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有帮助者，概处死刑。另外，国民政府还规定，凡制造、贩卖烈性毒品者，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刑……。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措施空前之严厉。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以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政府虽未废止禁毒令，但常力不从心，因此鸦片烟禁而不绝。
读了《延安日记》后，又想到顾颉刚的感慨，于是想弄清楚，延安的鸦片生产是否在国内其他文献里有所披露。
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单世联告知：《谢觉哉日记》下卷734页有记载。
1945年1月5日谢觉哉写道：“……仁政观点不够，容易发生毛病。同一事物，有仁政观点的人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某种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接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里的“某种物”、“某货”、“不种度不过难关”，指的当是鸦片。
彼得在《延安日记》里所述如下：“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166页）彼得和任弼时谈话结束时，任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67页）任弼时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
尤任曾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46页）“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46页）
彼得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但不见命令原文。
笔者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发现了当时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下辖的“淮太西”县政府（由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颁布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 是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颁布的，有7条17款。
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说，“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其具体规定是，“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交易税率是15%。凡“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凡“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这里的“出口”，当是指向国统区出口。
2005年5月18日，笔者采访李普老，问他“淮太西县”是不是有这样的“烟土税办法”，他说没听说过，延安种鸦片的事他倒是听说过。李普1930年代参加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国统区，没有去过延安，但在延安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李锐等老友都对他谈过此事。
解放区种鸦片的事，当时的《西安晚报》也曾有报导，说“栽种以晋北及陕北各县为最普遍”，“初时尚避开交通大道，佯作种棉之宣传”，后来竟“随处播种”。“在舆论的催促下，国民政府对边区之种植与运销鸦片，自不能不采取措施，乃于1943年4月， 准备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烟毒检查团赴陕北实地调查，先由陕西省政府于4月9日电知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萧却拒绝检查，说“查边区烟毒，早经禁绝”，“实无派人前来之必要”。这样，“检查团”当然不能成行。
从谢觉哉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可知，延安确实存在着鸦片问题。
谢当天的日记第一句就说，“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以下是指示全文，兹照录如下：
“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但查还有少数未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
一、各乡（市）政府接到此指示1个月内，把境内烟民，分别瘾的大小，年龄大小，禁绝期限，彻底清查一次。一般规定：30岁以下的限3个月戒绝；40岁以下限5个月戒绝；60岁以下的限10月戒绝。衰老有病的，可酌量延长，但至多不得超过一年半。
登记时要把烟民找来，当面说定戒绝期和逐步戒绝的方法。乡（市）政府应随时检查或委托行政村（或关坊）主任、自然村长（或街巷长）检查。不可于登记后就听其自流。
烟民隐匿不肯报的，逾期未戒的，戒后又复吃的，查出后送司法机关罚办。
二、要和生产与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烟民多是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人（大部是二流子），要用说服与强迫的方法，使其卷入生产大潮，即使其生产劳动很小。同时要他知道自己是社会一份子，至少不应为社会上看不起，以激发他戒烟的决心。今年的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运动中，不少有烟瘾的二流子戒绝了，有的也赶上做好人。可见用积极方法策动戒烟是很有效的。
三、要造成群众运动。不只是劝烟民说吃大烟怎么不好，而且要在村民大会上，市民大会上做劝戒运动。一村一市有抽大烟的人，是不美满的。使烟民不能不愧悔。且要发动儿童、妇女劝戒烟，儿童能劝服其家大人戒烟的，是模范儿童；婆姨能劝服其丈夫戒烟的，是模范婆姨。如果丈夫顽固，乡村政府可允许在其丈夫未戒绝大烟的时期，婆姨有管理其家经济的全权。
四、登记烟民后各级政府及各地卫生机关应帮助烟民找戒烟丸药，按瘾发给，如期戒断。必要时可设立戒烟所，集烟民在一处禁戒。戒烟丸药及住戒烟所，贫者可不收费。戒烟药品，除特许者外，不得在市面出售。
五、要彻底做到禁绝种、禁绝卖。
六、各级政府应将办理戒烟事宜──烟民多少、戒的情形随时逐级向上报告。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
从这则“禁吃鸦片令”可以得知，如果不种鸦片，财政本来困难、老百姓本来很苦的解放区何来鸦片？从上引谢觉哉语“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也可印证解放区的烟民吃的鸦片就来自解放区的“内销”。
《延安日记》还提到：1944年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积极邀请美国使团来延安访问。美国人为帮助中国找到出路，答应到延安，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后来罗斯福总统对蒋几乎是下了最后通牒，蒋才同意了。
4月28日，彼得在日记中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243页）这种对付办法，迄今已成一种“检查文化”了。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也可以说，革命就是用非常手段去达到目的──这“非常”，就是不择手段吧。国民党是革命党，它不择手段得到了政权；共产党也是革命党，它也可以不择手段实现党的利益和目标。当时，国民党要封锁，共产党要生存，鸦片就“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了。
而今距延安时代近70年了，正视这段历史我倒觉得尤其重要。
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开创未来。
历史学家们、尤其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只需拿出良知和勇气，就象袁伟时先生说的那样，“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因为真话绝对是有益无害的！
网文《延安日记》报道：
《延安日记》是苏联人写作的一本纪实书籍，作者是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当时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身份，进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该书记录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间，作者以自身主观角度记录了在延安的见闻、感想。弗拉基米洛夫死后，该日记经其子弗拉索夫(V. P. Vlasov)编撰后于1973年在苏联以《中国特区：1942－1945》（Особ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1942—1945）为题名，由莫斯科文学通讯社出版。1975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英译本《弗拉基米洛夫日记》（The Vladimirov diaries）。
1976年，台湾国联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由周新根据英文本翻译而成，名为《延安日记》。1980年，中国大陆北京现代史资料编刊社根据英译本由吕文镜、吴名祺、唐秀兰、石菊英等翻译，内部出版了中文版《延安日记》。2004年3月又由东方出版社作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出版，封面上注明“内部发行，仅供研究”（即内部书形式），英文版中的照片都没有收录。
该书记录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记录了延安整风、中共七大部分情况，披露了当时中共与苏共、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之间的交往情况，也披露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政治立场及在根据地种植鸦片贩卖以换取经费的情况，以及中共领导人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如何秘密保持直接联系。
有评论认为《延安日记》是前苏联政治需要的产物，并非弗拉基米洛夫当年著述，其真实性和严肃性都值得怀疑。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也承认《延安日记》是中苏交恶（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官方为了政治需要而撰写的。苏联方面根据弗拉基米洛夫从延安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以及苏联方面的其他情报编写了本书，部分内容涉嫌杜撰。
有论者则认为《延安日记》中提到有关中共于延安种植鸦片的情况在其他文献也有提及过。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另外晓剑所著《沧桑》一书也因涉及了延安时期共产党种植鸦片而被禁。
还有论者认为《延安日记》中提到的中共与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联系，由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负责。文革时曾山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此事在被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知道，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说是按照延安指示，造反派不信，由时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经由汪东兴、谢富治批准，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证实了新四军与日军接触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孙宇亭后来因此被批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孙的领导严佑民1968年3月因此被关进秦城监狱。
《延安日记》摘录：
1942年5月10日
我们到了兰州，这是我们乘苏联TB-3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后，在中国机场停留的第四个晚上。我们在伊宁过了一夜，以后两夜是在乌鲁木齐和哈密过的。目的地是延安。我将代表共产国际并作为塔斯社的随军记者，在延安工作。从1941年7月以来，我就是个军人。
1942年5月11日
飞机由于负载过重，在哈密起飞时很费劲，后面扬起了厚厚一层尘土。
起先，我们周围是一片澄澈的蓝天，后来飞进了浓厚的雾层。往后，飞机飞了出来，在晴空按航道飞行。可是半小时后，飞进了一大片云层！飞机尽可能爬升，但无法钻出云层进入晴空。再降低一些高度试了试，还是没用。我们偶尔也飞过小块晴空，得以瞥见山峰、深谷和悬崖峭壁。有时，飞机贴近山岭飞—只隔了50至100米的距离。
机长嘟囔说：”今年到这时候了，怎么还有雾？这气候真怪！”半小时后，他使飞机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但还是在盲目飞行。每隔两三分钟，机长就说：”驾驶员，注意方向！”
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
幸亏机长和驾驶员都是有经验的，要不我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写日记了。
我为玛丽亚安排好，让她到了阿拉木图(玛丽亚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妻子——编者)。1941年7月以后，我一直没见过她。我们在阿拉木图机场见了面，又分了手。她现在想必已经回到列宁斯克—库兹涅莰基，回到我们儿子身边了吧！
没想到尼古拉牺牲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朋友——编者)。确实没想到！这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只有一点是可以安慰的，那就是他死得很快。尼古拉的装甲车被炮弹击中着了火，可他还在向敌人射击。一个气浪把他甩到公路上，德国人当场把他击毙了。
现在，所有这些，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都已成过去，但这个过去是多么悲惨和痛苦哇！它不会消失，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飞行进入第二个小时。能见度很低，我们尽可能以最慢的速度飞行。炸弹架上堆满了货物。客舱里也乱七八糟地塞满了箱子、盒子和汽油桶。箱子和盒子里装的是，给中国人在延安的医院运去的医疗用品、电台零件和一架新发电机。延安的电台设备陈旧不堪，随时都可能失灵。汽油是供电台的汽油机用的。它每年耗油两桶！按这样的消耗量，我们供应的汽油足以维持好几年。不知什么时候另有飞机来。要是日本进攻苏联，我们就会被封锁在陕西的丛山之中了。
我说的”我们”，是指奥尔洛夫、里马尔和我们在延安的朋友。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被派到延安的医院去做外科医生。他身材瘦小。去延安前，他在基洛夫军医学院任教。我们还不太熟。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里马尔，是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管他叫科利亚，他是去协助我们在延安工作的报务员多尔马托夫的。
我们都穿了皮大衣，还冻得牙齿直打战。我们从机窗口往外看，暗地担心有可能碰上日本战斗机？我们毕竟是完全处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架几经修理的TB-3飞机远非强大的新式日本战斗机的对手。机枪手不时警惕地看看SHKAS(一种在机上用的1.62毫米口径机枪)，其实，万一日本人袭击，我们是毫无防御的，很容易被击落。我们不是在飞行，而是在偷偷潜入延安，飞机简直都要贴近地面了。
下面，山连着山，到处都是山。
黎明时候，天空蔚蓝而明朗。
我心中在反覆考虑着同朱德、康生和彭德怀的会见。
驾驶员在忙着看地图。
这是在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写下的记录。
TB-3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他问我身体怎么样，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然后他说：”我很快就能会见你，也许明天。”
他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笑时面带倦容，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他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志。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生拥抱我，还吻了我，其他的人在一旁看着。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在兰州时，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遭受了重大牺牲，当然，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乃至三倍。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日本轰炸机就无法命中目标。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务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我不可能消除对此人的印象，他装得像个要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康生虽说很谨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康生的吻是犹大的吻。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同机组人员交谈，而康生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拉长了声调在我耳边说：”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就向他的汽车走去，后面跟着手持毛瑟枪的年轻警卫。司机开动车子，车子一溜烟走了。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毛就看不见了。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译员。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也叫李文)，是报务员，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尤任，他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阳光闪耀。TB-3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
我现在跟多尔马托夫一道，坐在一间装设电台的房间里，在记下这一切。多尔马托夫在向莫斯科发报，报告我们的顺利到达。汽油机在外面突突作响。里马尔在端详那套无线电设备。尤任和奥尔洛夫在隔壁房间里安排餐桌。屋内点着蜡烛，气氛显得很舒适。
除了奥尔洛夫要搬到医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我们全都将在这个小屋里住下来。多尔马托夫对我说，医院就设在山腰上的几个窑洞里。
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是因为到了延安；尤任、多尔马托夫和阿列耶夫则是由于听到了苏联最近的消息，收到了亲友的来信。
这几位老资格的延安人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多尔马托夫搞的电台，实际上昼夜都能收听到新闻。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喜欢京剧，说明他骨子里就是亡国的奴婢。《延安日记》纵然不可全信，但是有关毛泽东醉听江青手摇京剧一节，大概不是局外人可以杜撰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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