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太平天国是中共文革的先行者

（一）《洪天王与毛主席》（谢选骏，1999年12月）说：

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史迹饶有兴趣，不仅因为我们遭遇的中共统治与太平天国有许多相似，不仅因为毛泽东与洪秀全都喜欢舞文弄墨、后宫佳丽，同时又禁止他人阅读写作并尽力阻碍他人夫妻团聚；还因为那时流行的影射史学和“叫花子掌权”惯于对号入座，给太平天国研究制造了种种障碍，反而刺激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对史学太感兴趣竟而忘记了当时的险恶，我竟然胡里糊涂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史学问题，结果此信被转给我的工作单位，并附带警告，说是应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工农兵推荐云云。

可怜被警告的此人那时才十六七岁，更可怜史学梦想至此如老毛笔下的昆仑山，被粗暴地裁为三截。一截给了复旦大学，一截给了单位，一截还给我的自学了。至今还记得单位领导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和我当年一样，不要乱想了，以后慢慢习惯了这些，忘了它，就好了。”这位领导曾经就读西北地区一家地质学院，结果该校在1962年遭到裁撤，他也就沦为失学青年了。可是我无法像他一样顺从命运的摆布。我希望在穷困潦倒致死之前，留下一两篇不朽的文章，可以进入《古文观止》一类的集子中。

由于这样的痴心妄想作祟，无论怎样煎熬，我始终习惯不了1970年代前期工农兵专政的环境，倒是越来越同情洪秀全革命，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斗争英雄”的角度，而是从张角、黄巢式的“穷秀才造反”的角度。确实，像毛泽东临死前两年反复唠叨的“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迫他们，他们要革命”，这样看待张角、黄巢、洪秀全式的“穷秀才造反“，产生共鸣，大约是当代中国人并不罕见的。只是洪老大的诗文太次，不像帮助毛老大的秘书班子那样来自五湖四海……擅长宣传工作，据说为毛修改作业的秘书多有官宦人家出身的，还有留洋经历和北京上海等官场洋场的熏陶，所以洪文不像毛文那么“上路”。倒是洪老大手下的一员猛将被俘牺牲前，口占一词，竟被满清遗老所编《清史稿》评为“其蕴藉如此”，且深得我心：“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秋风，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撒杜鹃红。”那时，我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对太平天国更深入的兴趣，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命运”。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的革命那样支持洪弟兄，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满清政权镇压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读罢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Ti Ping Tien 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似乎有所领悟，特记于下：

此书内容广泛，从拜上帝会的缘起到英、俄等国的对华政策等，分为二十六章，1866年在伦敦初版，近五十万字。作者呤唎（A.F.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来到香港，不久辞职，贩卖军火给太平军，并进入洪营，帮助招募外籍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后期领袖李秀成，这使一些中立的学者，不把此书视为客观的记录，而视为公开的辩护，甚至作者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个基本的窘境：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居民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长毛”；另方面洪党长毛则因严重的异端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更深的敌意，使得基督徒憎恨这种“异端”超过憎恨满清的异教。因为异教可以不涉及福音，异端却无耻地糟蹋福音。

洪的失败与毛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项：

1，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2，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的集团则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尽管中苏决裂后的毛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3，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毛党因为利用国际因素而昌盛。呤俐对洪党缺乏国际支持十分纳闷且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运动成败的基本要素。”（250页）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曾经说过，“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31）问题出在这里：异教可以不涉及亵渎圣灵的问题，而异端却很难不涉及亵渎圣灵的问题。例如，拜上帝会就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1，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神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2，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

3，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活人洪秀全的哥哥，从而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必然遭遇的全部暴行进行背书。

4，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礼》之道（一如毛之“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等级制度之烦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贪得无厌的小人得志。

5，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他们的罪性，从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沦为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是比佛教、道教更厉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欲的人。

6，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

7，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

上述特征在神学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观察结果显示，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于当代。试举几端：

1，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有好像信了耶稣，却宣称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与毛泽东利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改造中国”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

2，基督教古已有之。犹太人有耶和华，中国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

3，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与基督教工具论可谓异曲同工。

4，基督教修身养性论。隐士心态，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升官发财。

上述特点在我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以前，就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所以我也曾迷恋过洪秀全和他的事迹，视之为个人奋斗的典范。作为一个骄傲的异教徒，我相信历史的法则乃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而为了一个天才将领的彪炳历史，万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仅是“必要的恶”，而且甚至是美丽的。正如一位老人告诉我的，“牛栓在桩子上也会老的”，与其白白死掉，还不如为巨大的火焰添加燃料。哪怕是天京城里那样的大火，是侯景那样的野蛮，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则盛行于日耳曼地区，圣公会则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如果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过是更深地陷入这一点，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讳疾忌医。

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真理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神与人的联合，所以我们和洪秀全主义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奇怪的了。有些组织真是可怜啊：为了获得社会影响，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奉为万古不变的规律；出于欺世盗名的考虑，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一己的偏执，却奉为客观的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其实，对基督徒来说，要求并不高，那就是朝向完整的福音本身，而不是朝向对于福音的解释，结果造成了“另一种福音”。与其要“全备的被充分解释以致脱离福音原意的诠释系统”，不如要简单明了的福音原文。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远地避开洪天王和毛主席的陷阱，避免让那种也许曾经良好过的愿望，再度化为天京城内的烈火与灰烬？

（呤唎［F·A·Lindley］《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


（二）《太平天国与文革——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札记》（从“洪太阳”到“毛太阳”：太平天国与文革11相似，李乔，2016年2月）说：

读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总感觉太平天国有些东西有点似曾相识。原来，太平天国与文革在某些现象上如出一辙。五十年前的文革竟与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有相似处，说来有些匪夷所思，然细考细思之，又颇觉平常——不同时空间的历史存在某些内在联系，从而造成所谓"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乃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衣冠"革命化"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志第九·刑律》记："凡剪发、剃胡、刮面，皆是不脱妖气，斩首不留。"又卷三十一《志第十·礼制》记：妇女短衫长裤，禁穿裙，以便劳动和作战。《金陵纪事》诗注云："贼人不准穿裙，途间相遇者，尽行扯去。"

文革：破四旧，扫除时髦发型，不许留发髻，不许烫发，不许穿"奇装异服"。"剪刀要革命，专剪牛仔裤；推子要造反，专剃阿飞头"。妇女必须穿长裤，无人敢穿裙子。女红卫兵戴军帽，系皮带，不穿裙子，大寨铁姑娘更不穿裙子。

评曰：二者皆搞衣冠"革命化"。衣冠服饰，本属私人爱好，却强力干涉，不惜以暴力加之。传统与时髦的衣冠服饰，本为历史和生活的自然选择，却统统视为坏东西。明清以来，衣冠发式之受到强力干涉，除清初剃发易服、清末民初剪辫易服外，便是太平天国一次，文革一次。只有清末一次具有进步性。

开大会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志第一·上帝教》记："太平天国常有对广大群众的宣讲，叫做'讲道理'"，"讲道理的场所，都在空旷的地方搭高台，到期，群众齐集台下，经常是万众听讲……这种由政府对群众进行的宣传大会，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文革：经常开万人、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大会，有动员会、批斗会，誓师会、代表会等各种名目，目的是发动群众，宣传、落实领导人的战略部署。

评曰：开大规模会议"讲道理"，搞宣传，确是太平天国的一大创举。陈胜吴广以来虽多有"聚义"，但非政府行为，且聚会方式和频率也非太平天国那样"经常是万众听讲"。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常举行向群众讲道理的大会，对推进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其开会方式与太平天国的宣讲大会酷似，可谓一脉相承之概。文革为打倒"走资派"，必须发动下层民众，故动辄举行群众大会。太平天国的"讲道理"大会与文革的"不讲道理"的大会有一点很不同：前者不动武，后者常伴有暴力。

劳动者做官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洪秀全被侵略者鄙视为"苦力王"，太平天国政权被敌人讥为"满朝文武三百六十行全"。

文革：大批工农兵以火箭速度升官，甚至至高位。王洪文当副主席，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当副总理，李素文、姚连蔚当副委员长，尉凤英当中央委员，孙玉国当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评曰：满朝文武的阶级出身，决定不了政权的性质，即使三百六十行全，也未必代表三百六十行的利益，苦力做官，政权也可能变质。朱元璋、向忠发、顾顺章都曾是劳苦人民。文革刻意让工农做官，是"苦力出身拜物教"，是土改时"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翻版，是民粹主义的干部路线。 反孔批孔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七十八《会党起义传一·焦亮》记：洪秀全的顾问焦亮劝谏道："臣观天王所为，大类秦政……秦政掘孔墓，而天王鞭挞遗像；秦政烧书，而天王以经史置污秽中。"《太平天国史·序论》记："太平天国掀起了一场群众性反孔大运动"，"鞭挞孔子像，把儒家书丢到粪坑里去"。萧朝贵宣布孔子书"一概要焚烧"。《山曲寄人题壁·禁孔孟书》云："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妖书》云："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洪秀全"自圣公然蔑古圣"，将周文王、武王的名字加"犬"旁，称为"文狂"、"武狂"。还亲自动手删改《四书》，把"夫子"改为"孔丘"。

文革：破四旧，扫荡"封资修"，烧古书古画牌匾，藏书论斤卖，珍玩随手抛。谭厚兰率红卫兵砸孔庙，挖孔坟，焚烧孔府古书。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孔子先是被改称"孔丘"，继而蔑称为"孔老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秦政被高度肯定，郭沫若早期的反秦文章被批判。反对批孔者遭殃，梁漱溟被打击。周恩来被影射为搞复辟倒退的孔老二。 评曰：罗尔纲说，"洪秀全极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此为历代农民造反之奇事、之特例。太平天国与文革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皆大革文化命，皆有秦政之象。一个是上帝加秦始皇，一个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然二者反孔的目的不尽相同。洪秀全意图先摧毁孔子地位，树起上帝权威，最终树立自己作为上帝之子的权威。批林批孔运动则是拿批孔做幌子，反周总理，反党内健康力量，反"反文革力量"。

太阳万岁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五《志第四·政权》记：杨秀清、萧朝贵神化洪秀全，说"洪秀全是太阳，普照万方"，下凡"作主救民"，"凡属万国人民均宜赞颂，以报天恩"。主持宣传工作的黄期陞在天京召集人民讲道理说："尔等幸有天王……尔等俱要报恩。报恩若何？打仗杀妖，是第一报恩事也。"又卷四十一《志第二十·典籍》记：洪秀全自称为太阳。又卷三十二《志第十一·天历》记："伏奏我主我兄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革：林彪、江青带头神化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响彻中国。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罪人"要向领袖像请罪。宣传机器大唱"大救星"歌，号召人民紧跟伟大战略部署。 评曰：太平天国与文革都搞个人迷信，手法都不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窠臼，都称元首为太阳，都山呼万岁。熊十力说："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太平天国与文革的个人迷信皆可溯源于长久的帝制。帝制、奴性、个人迷信，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喊万岁，迷信兼奴性使然；然而不喊，脑袋可能搬家。

统帅与副统帅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洪秀全“临朝不理政，担负决策和思想指导方面的任务，国务则由具有非凡统治力的正军师杨秀清担任”。又卷二十五《志第四·政权》记：“天王洪秀全称万岁，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比天王低一级，他朝见天王，虽与群臣不同，得免拜跪于地，但却要立在陛下。杨秀清之所以迫称万岁，要夺取天王宝座而掀起了滔天大祸的天京事变，即由于此。”《李自成自述原稿》说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废除军师负责制，“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评论洪秀全这样做是“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

文革：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永远健康。副统帅待遇低一级。但党章明定林彪为接班人，且林掌握着很大军权。领袖担心军权旁落，致有“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之语。名为斥黄，实则批林。林有所谓理论纲领“天才论”，政治纲领“设国家主席”，被指为觊觎最高权力。“五七一工程”、“九一三事件”，副统帅折戟沉沙。

评曰：一个是“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一个是个人说了算，取代集体领导。一个是千岁要称万岁，一个是要设国家主席。一个引发天京事变，一个引发“九一三事件”。都是体制弊端惹的祸，不民主惹的祸，个人专权惹的祸。

罪人游街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三十《志第九·刑律》记：杖枷罪犯，使担枷游街，一人在前打锣，一人执藤鞭于后，使罪人自喊道：“我犯某罪，被担枷责打，众兄弟莫学我。”

文革：牛鬼蛇神头戴高帽，脖挂牌子，红卫兵、造反派执皮带棍棒于后，使其自打铜锣或脸盆，喊道：“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评曰：游街，敲响器，喊话自辱，鞭挞“罪人”，这些形式和方法，文革几乎与太平天国毫无二致。但要说文革直接取法于太平天国，恐不确。而要说文革与太平天国全无一点联系，恐也不确。实则，当是太平天国之后的农民运动继承了太平天国的一些做法，而文革又学农运，便与太平天国相像了。农民运动反抗剥削压迫，好得很；然以野蛮方式整人，则糟得很。

暴力恐怖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志第九·刑律》记：太平天国严刑峻法。死刑有几种，至重的是点天灯，其次是五马分尸，再次是斩首示众。为惩治叛徒又增舂沙、剥皮两刑。

文革：“红色恐怖万岁”，暴力盛行，折磨人的刑罚花样繁多。张志新被割喉杀害。

评曰：暴力、残酷、恐怖，太平天国与文革，一也。文革自然比太平天国文明，绝无点天灯、五马分尸之类，然多有绝不温良恭俭让之各式刑罚，割喉乃其“翘楚”。点天灯因残酷无比连清廷也不采用，然洪秀全青睐之。割喉亦为法外之刑，然四人帮打手用之。崇尚暴力的斗争哲学能烧红眼，令人丧失人性。太平天国实也被此种哲学所支配，只是洪氏口中无此词而已。

天法不饶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一《志第二十·典籍》记：“洪秀全是个专制的人君”，他写的《天父诗》云：“只有臣错无主错”，“一句半字都是旨”，“遵旨得救逆旨刀”。又云：“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一言既出马难追，天法不饶怕不怕！”

文革：领袖绝对正确，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领袖就打倒谁。《公安六条》严惩所谓反对领袖者。多少人一句话蒙难。

评曰：只因说错一句话便五马分尸，这是何等酷烈的文字狱！洪天王令朱洪武、康雍乾愧煞。君王口含天宪，圣旨哪能有错？最高指示乃绝对真理，《公安六条》是现代“天法”。天法不饶，谁人不怕？然较之五马分尸，《公安六条》算是福音书矣。

农业社会主义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三《志第二·天朝田亩制度》记：《天朝田亩制度》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描绘出一幅农村乌托邦的图案，在农村公社里，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天朝田亩制度》说：“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按照此原则，太平天国建立了圣库制度(公库制)，人人把钱财缴交圣库，不许蓄私财。

文革：人民公社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严控自留地，农民养禽畜、种树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私财甚少，甚至家徒四壁。

评曰：太平天国与人民公社皆为“一大二公”思想之实践。有了产品私财，前者要交圣库(公家仓库)，后者要交国家和公社。二者原本皆想“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但结果却是人人穷困，人人不饱暖。二者实行的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然《天朝田亩制度》自有其历史地位，其所反映出的平等思想或有值得肯定之处，尽管并未认真实行过。

地震之后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三《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记：建都天京后第二个月，江苏省发生地震，人们惶惶不安。同时天京内又发生叛逃的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曰：“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

文革：唐山地震发生后，四人帮之帮刊《学习与批判》发表《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对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暗喻唐山地震也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好兆头。

评曰：《地震诏》实属封建性的谶纬政治迷信，《读地震诏》也属同类政治迷信，二者都想把自己的政治行为说成符合天道，因之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四人帮不怕地震死人，怕的是抗震影响批邓，一个死党说：“中国这么大，抹掉个唐山算什么！”他们所念念不忘的是建立他们帮天下的新天朝。


（三）《太平天国与中共天朝之相似性》（林绿野，2016年2月）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政治组织非常相似：一个叫拜上帝会，一个叫中国共产党；而且，他们还分别建立了两个非常相似的政权：一个叫太平天国，一个叫中共天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为其起的格外贴切的外号，虽然中共自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显然是名不符其实的。尽管这两个政治组织之间和两个政权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然而彼此之间相似程度之高，远远超过人类遗传学上的嫡亲关系，使人不得不怀疑后者是前者的克隆体。

一、拜上帝会与中国共产党

拜上帝会：是一个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建立的宗教团体，是太平天国的核心组织。拜上帝会的首领是洪秀全，他是广东花县人，四次科举考试落第后，从传教士手中接过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创立“拜上帝会”；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四处传教，招募信徒。当时广西连年灾荒，到处是饥民，因此拜上帝会在当地吸纳了大批信徒。

1851年初，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事，建号“太平天国”，这时参与的信徒约有一万人。起事后不久，太平天国攻占广西永安城，在这里，太平天国进行了历史上的所谓“永安封王”：除了最高领袖洪秀全当皇帝——天王外，还分封了“东西南北王”等一大堆“王”，特权阶层人数之多，等级壁垒之严密，使当时的大清王朝也相形见绌。此后太平天国一路向北进军，绕过长沙，攻击了武昌，然后沿着长江东下，占领九江、安庆、南京，并且“定都”南京。此时，太平天国表明上处于鼎盛时期，然而，不久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高层发生一场多角内斗，从而导致的大规模自相残杀，结果元气大伤，在外部清军的进攻下很快就彻底覆灭了。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这一天成立了，共产国际领导的，而共产国际则是苏联共产党操控的一个傀儡。中共从建立和建立后的活动经费，包括党领导的生活费用，大部分由于苏俄提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任免也由共产国际决定。当然中共也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以苏俄的国家利益为中共的最高利益。因此，当时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共是一个外来政党，或者是苏俄的代理机构。中共刚成立时，党员的主体是一些受马列主义影响的激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城市工人，后来随着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只能跑到山沟里占山为王，尤其是到了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共党员的主体就改变为农民、地痞流氓、土匪、军人。例如，毛泽东虽读过一点中国古书，但从本质上还是个农民；朱德、彭德怀则是军人，贺龙是个土匪，毛的第四任妻子贺子珍也是个土匪。尤其是自从毛泽东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后，中共就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不一样，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党章都这样写：“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但是，在毛泽东那里就悄悄变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当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96%以上的中国，实际上就“以农民为基础”。所以，一直以来，许多接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欧洲共产党人和苏俄共产党人，都认为中共不是正规的共产党，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几十年后，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又抛出“三个代表”，这时候，中共竟然变成代表“先进的阶级”即资产阶级。

中共几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党内恶斗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按照1971年毛泽东的说法，中共历史上“重大路线斗争”有“十次”——如果算上毛死之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算上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抓捕毛的妻子江青及毛的亲信的政变，再加上邓小平操控党政最高权力后几次“重大路线斗争”，那么，这种你死我活的“重大路线斗争”至少有十五次以上。

中共几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发动内战、卖国求荣的历史：从1921年李大钊公开叫嚷把外蒙古让苏联统治，到1929年李立三、恽代英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和行动；再到抗日战争时毛泽东教训某些尚有民族情怀的中共将领“不要到前线去当抗日英雄”、“要让日本人多占领中国领土”；再到1960年把南坎、江心坡8万平方公里领土送与缅甸；故意把藏南领土让给印度……中共统治中国后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国难史。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更是一个接一个：土改斗地主杀地主；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89“六四”血腥镇压人民民主运动，1998年镇压法轮功，……

【点评】

拜上帝会，如果按照字面上来了解，那应当是一个基督教支派。全世界所有的基督教派都相信《圣经》上写的：上帝只有一个儿子——耶稣。而拜上帝会却又让上帝再增添一个儿子——洪秀全。所有信徒都对洪秀全这个活人当神顶礼膜拜，都愿意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去战斗解放全中国。

记得1998年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为了证明法轮功是邪教。曾经让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御用学者提出一个邪教标准：邪教有三个基本特点：一、对活人当神顶礼膜拜；二、是宣扬末日；三、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按照这个标准，拜上帝会，是邪教；中国共产党，也是邪教。

中共也对活人顶礼膜拜，对毛泽东、邓小平在还没有死时候，中共就已经当神顶礼膜拜，中共也一直说资本主义会爆发总危机，并且说只有中共和中共的社会主义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拜上帝会篡改《圣经》，即篡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中共一开始篡改共产党的基本阶级属性，最后连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也统统抛弃了，但是还继续打着共产党的招牌。

邪教组织还有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杀戮“同志”来比杀戮敌人更凶残。拜上帝会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二、天朝田亩制与中共土改

天朝田亩制：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了南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此文件主要内容如下：“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来分配土地，似乎很合情合理。但是，后面接着还这样写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换言之，天国把耕地平分给民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民众获得饱暖，继而发家致富。相反，民众耕作所产，除满足其最基本食用需求外，余下部分需全部收归国库。而且不独粮食如此，杂粮、布帛、鸡狗、银钱等等，全都“亦然”。其最终目的，需做到“物物归上主”，并声称此乃“太平真主救世旨意”。

在中国大陆，中共编写的历史书中，这个文件被当作太平天国的划时代的政治经济纲领，甚至被当作中共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先驱，赞扬其是彻底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使天下人人享有温饱。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农民分得了土地后，却失去一切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即成为拜上帝会领袖的奴隶。

中共的土改：1946中共与国民政府爆发全面内战，中共开始在其占领的“解放区”进行土改。随着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土改的运动也随之被推向整个中国大陆。到1952年，中共宣告除西藏外中国大陆的土改运动已经完成。中共的土改运动一般分为几个阶段：一、发动本村的不务正业者或者相对贫穷的农民；二、诉苦、批斗地主大会，包括游街示众，用惨无人道的酷刑等肉体折磨手段，最后大部分地主都被枪杀，有的甚至全家被杀，连未成年的幼童也难幸免；没收地主财产甚至连妻子、女儿也被分配给“贫农”；三、没收地主的土地，按家庭人数平分土地，即是中共说的“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然而，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绝非如此。几年后，中共就借口要在农村搞集体经济，开始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到了1958年中共搞人民公社时，宣布土地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其实是中共一党所有的。所以，如果说，土改前，中国大陆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话，那么，土改后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奴隶主土地所有制”，而且是中共一家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直到今天，中共天朝还把土地当作中共一党私产，对民众的房产随意强拆，对农民的土地随意强征。

【点评】

《天朝田亩制度》大部分没有实施。如果实施的话，也必然会与中共土改一样，以血淋淋的杀戮开始，以表明上平分土地告一段落；最后也会如同中共天朝一样，土地变成太平天国的“国有资产”，即拜上帝会的“党产”，而实际上则是太平天国核心统治者如天王、东王等人的家产。幸好太平天国的很快被清军所剿灭，来不及实行太平天国版的土改——《天朝田亩制度》，否则，1949后中共土改运动的灾难将不是中国的第一版，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上，在短短的九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将出现两次土改的灾难。

中共的土改，推毁中国农耕文明的优良道德传统。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农村，上下和谐，贫富相安，秩序井然。自从中共搞了土改把谋财害命、杀人越货当作革命行动后，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崩溃了，而代之以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好吃懒做；土改中为了打倒地主，人为制造了仇恨，制造无端的杀戮和恐怖，彻底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 今天之中国大陆的种种恶劣社会状态，如物欲横流、厚颜无耻、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共的土改。

三、太平天国的男女平与中共的妇女解放

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在中共的官方的史学中，实行男女平等一直当作太平天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伟大进步，被大书特书的。不明历史真相者，以为生活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男女很幸福，至少是女性一定生活在比以前更平等的制度下。然而这不是真实的历史，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事实上，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实行男女分营制，男性住在男营，女性住在女营，即使是夫妻也不得逾越，否则斩首。然而，伟大领袖洪秀全等各个王的王府里，却美女如云。例如，洪秀全本人就有88个娘娘，而当时的咸丰皇帝也只有10个嫔妃。

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后另外一个结果是，把妇女解放为其无偿的劳动力，把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有人身自由的女人倒退回奴隶社会的女奴。

中共的妇女解放：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就高唱男女平等的口号。但是，中共落实男女平等的政策，主要是作为一种革命动员的需要，为了动员妇女起来参加共产党的“革命”，以达到推翻国民政府的目的。在革命时期的“解放区”，被中共解放出来的妇女，其作用除了为革命去牺牲外，就是当“生产拥军”的劳动力。中共夺取中国政权后，全国妇女都成为中共革命和生产的“半边天”——在毛泽东统治的几十年中，全国妇女都成为“女同志”，她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爱情婚姻、养儿育女的基本权利都受到严重的侵害，女人与丈夫儿女长期两地分居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被中共“解放”出来的妇女，尤其是在中共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业工作的女性，常常成为各级领导以权谋色的对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带头玩文工团的女演员，有数不清的女演员被迫为毛泽东提供性服务。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共推出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对全国妇女实行强制节育和绝育，甚至是强迫堕胎引产——仅强迫引产就谋杀了六千万以上的在母体里已经是活蹦蹦的婴儿，其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女婴。

【点评】

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是人权的一部分，而邪教组织是世界上最反人权的，所以，想在邪教组织统治下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无异于缘木求鱼。太平天国建立小政权后，对于太平天国集团内部女性的基本权利的侵害之严重，简直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以至于像傅斯年这样的“天国女状元”也难免成为东王杨秀清的性玩具。而中共更可怕，从早年党组织统一安排“女同志”的婚姻，到后期的计划生育及强迫堕胎引产，再到如今中共官员动不动一人包养几十个二奶或情人，有的还要性侵女下属。

四、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与文化大革命中共内讧

天京变乱：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首领洪秀全与第二号领导杨秀清为争夺万岁的宝座矛盾激化，于是洪秀全就密令韦昌辉回师南京除掉了杨秀清，韦昌辉和秦日纲率领几千精兵回到南京包围东王府，杀了东王杨秀清及东王府内数千男女，随后全城继续杀戮杨秀清部署属，也屠杀其他异己和无辜者，一共杀了两万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洪秀全又感到韦昌辉尾大掉不了，威胁到他，于是彼此又刀枪相见，最后韦昌辉失败被捕，被洪秀全下令五马分尸并剁成肉块，跟随韦昌辉一起的高级将领秦日纲等也被杀，又有几千无辜者死难。

经过这样两次自相残杀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了，甚至朝中主政也没有人了。因此，洪秀全不得不请石达开回南京主持朝政工作。但是，没有过多久，洪秀全又无端猜忌石达开，并且任用其兄弟对其进行牵制和监视。最后，石达开被迫带领十万军队逃亡出走。

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最终免不了灭亡。

文化大革命中共内讧：话说毛泽东搞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致使中国大陆饿死了5000万人后，觉得其本人暂时不适合在前台呼风唤雨了，就把国家主席和主持党国的日常工作的位置让给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刘少奇管理国家经济有方，经过两三年恢复和发展后，中国的经济又有新增长。这时候，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在老百姓中，刘少奇的威望都如日中天，大有压倒毛泽东之势。毛泽东无法容忍天上出现两个太阳。于是，毛泽东就命令国防部长林彪元帅调动军队，然后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发动政变，剥夺刘少奇和大部分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权力，同时又在北京以至全国发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对刘少奇及其支持者进行“批倒批臭”，直到刘少奇和其支持者大部分都被整死；同时，也株连全国几百万无辜者：从首都到各个省，从大城市到偏远的乡村，从大学到偏僻的山村小学，到处都在抓刘少奇的路线的代理人。这些无辜者要么被折磨死，要么投入去监狱，运气好一点则被送流放。在刘少奇等人尸骨未寒的时候，毛泽东开了“九大”，这时又觉得林彪成为对他权利的新的威胁，又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清洗林彪及其拥护者的阴谋。最后，毛如愿地把林彪逼死了，并且又株连大量的无辜共产党干部和军人。清除了林彪集团后，毛泽东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有能力者帮其执政。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起用文革开始时就被打倒并流放的邓小平，让邓回到北京主持党政工作。邓小平主政后着手整顿文革祸害，但这样做触动了毛敏感的神经，于是毛率领其妻子江青及内臣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就这样，毛就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搞他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秋天他死了。

【点评】

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与文化大革命共党内讧，非常相似，相似得好像中共的那些历史人物是演员，在演出前朝的历史剧。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天京变乱的重演，那么毛泽东扮演是洪秀全，刘少奇扮演是杨秀清，林彪扮演的是韦昌辉，邓小平扮演是石达开，……对中共来说，好在毛泽东死了。不然中共天朝早就灭亡在毛泽东手里，如同太平天国灭亡在洪秀全手里一样。太平天国是个邪教集团，中共也是个邪教集团，在内部斗争中凶残屠戮同伙，是邪教集团的一大特点。


（四）《中共革命与太平天国》（一平，2016年8月）说：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残部在贵州败亡，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历经21年（至天京陷落为14年），至中国人口损失四分之一——有学者估算为七千万至一亿两千万，其破坏性是空前的。太平军破扬州，“扬州因死尸堆积如山，不堪其臭……官军埋尸，有一二里之长。”（鹤湖意意生《癸丑纪闻录》，载《太平天国史料专辑》）占领南京后，“有仓卒路遇者俱被杀，城初破，尸横街巷皆满。”（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载《中国近代史通鉴·太平天国》）“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浙江省，一片劫灰，道？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曾国藩《豁免皖省钱漕摺》记：“……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皖北滁全来天盱等属，为豫胜营驻兵之地，亦为群贼往来之路，淮北凤颍泗等属，苗捻出没，恣意焚杀，至再至三，此皆受害较重者也。沿江安池太庐和六等属，多系水乡，又遭兵燹十年之久，此亦受害次重者也……”

马克思惊呼：“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马克思《中国纪事》）

洪秀全落第，偶然得到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加之病中幻觉，山寨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以往的流民造反主要目的是夺得：地盘、权力、财富；而天平天国革命除此之外，更在要全盘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社会构成、家庭建制及文化——思想、道德、习俗，按照洪秀全的虚幻，建立上帝之国——太平天国。由此，太平天国为革命，而非仅仅是造反；也因此，其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中言：“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太平天国是神权为上，政教合一。洪秀全作为上帝之子、基督之弟，为天下统领、救世主，实行天王集权。中国自古官不下县，乡村自治，太平天国改制，设各级乡官，每5家立伍长，25家立一两司马，100家立一百长，500家立一旅长……，2500家设一师帅。12500家设一军帅。自伍长至军帅即为乡官，受县监军的直接领导，同时受本地守将的节制。由此，乡村自治社会改制为准军事化组织，兵农合一、军政合一。太平天国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极权制度与社会。

太平天国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总纲，具体实行是“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荳、芋、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天朝田亩制度》）杨秀清发布的《待百姓条例》中规定：“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归天王。”“店铺买卖本例，皆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所幸，由于处于战时，这些政策未能得到全部实行。但当代国人对之则不会陌生，百年后毛的人民公社、工商业改造实行的就是这套政策——集体化、国家化、公有制，结果是全国三年的大饥荒，人相食，饿死数千万农民。

太平天国是一神教，对其它宗教采取摧毁的政策，史景迁在“洪秀全的上帝之城”中记述：“南京城中许多道观、佛寺（其中许多是已有数百年的建筑精品）都被太平军焚烧殆尽；佛像石雕被捣毁，许多僧道出家之人被剥去衣裳，甚至被杀掉；必须认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教义，才能幸免于难，而太平军也手持刀剑来宣教。”“幸存的天主教徒聚在城里的天主教教堂前，太平军在此找到了他们。这群天主教徒不愿按拜上帝教的仪式进行礼拜。于是，太平军给他们三天宽限，逾时违令者斩。1853年的受难日是在3月25日，天主教徒对着十字架开始礼拜，太平军闯入教堂，捣毁十字架，推翻了圣坛，将教堂中七八十名天主教徒的双手绑缚背后，推到太平军临时设的法庭进行审判，若不遵从拜上帝教的祈祷，就判处死刑。天主教徒断然拒绝，一心期盼殉教。但太平军又赦免了他们，原因不明。原因不明。妇孺被赶进教堂，男子仍被绑缚着双手，拘在教堂附近的地窖里。……。其他坚不改信的教徒就送到前线充军做工，有十人逃脱。”

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捣毁孔庙、焚烧儒家经典、烧毁寺院、破坏文物、禁祭拜、废节日、改婚俗……。“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凡一切妖物文书一概焚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曾国藩斥之：“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与传统的农民造反不同，天平天国所求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摧毁一切，建立一个上帝的天国。因此，它的破坏性是空前的，乃至进入家庭、婚姻。天平天国以军事编制取代家庭，男住男行，女居女行，即使夫妻也不准同宿，违者死罪。“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 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不准私藏在家，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编制和管理。”《天条书》第七天条强调“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凡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这里所谓“男人女人奸淫者”包括夫妻行房。太平天国的此种政策，就连杨秀清也不得不承认，天京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以至于“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参见：夏春涛《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太平天国的统治非常残暴。凡攻占一地，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1853年太平军进入南京，大肆屠杀，将“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悉数屠杀。同时清查合城汉族户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职者皆视之为‘妖’，随意捕杀。”“男女市民，则勒令分为‘男行’、‘女行’。青壮男子则编入军营；妇女则编入‘女馆’，随同劳动。百工技艺亦按职业性质，编入诸‘馆’。所有公产均入‘圣库’；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加以没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妇不许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合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遂恍如一大军营。——此实中国历史上，在百年后中共搞‘大跃进’。”（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某次，杨秀清手下搜捕一千四百多“反叛”，非刑拷打投入大牢，几天就把这些人全部斩首。“东王有令要全城十三岁至十六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为制造太监，“东王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在那个”杀头之外无他法“的革命政权淫威之下，谁敢违令？”（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大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道州，将其刚去世一年的母亲的尸体从墓葬中挖出来，对尸体的口中撒尿，“复褫去下衣，取牡狗只鞭纳其牝户之内，下体裸露，丑秽难堪”。（参见《盾鼻随闻录》）作为神权统治，太平天国要求百姓必须参与礼拜日崇拜，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则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则斩首示众。凡不拜皇上帝、不颂扬皇上帝恩德，或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均属违犯“天条”。而犯天条者，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

与其说太平天国灭亡于满清的镇压，不如说灭亡于其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及内部自相残杀。太平军进入天京后，大兴土木之。洪秀全扩建天王府，拆毁万余间民宅，征民工万余；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外有深宽各二丈的御沟，上设五龙桥；宫殿内雕梁画栋，黄金装饰，泥金彩画，大理石铺地。天王所用器皿俱以金造，奇珍异宝无数。其它各级官员亦争相腐败。东王杨秀清出行要乘四十八人抬的大黄轿，前后仪仗长达数里。普通官员的一身穿戴可抵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财产。天国朝里朝外各级官员达三十一万之多。

太平天国，普通百姓财物公有，男女分行，然而，在实行男女隔绝军营式的管治中，太平天国的领袖、高级官员却实行多妻制。洪秀全颁旨规定东王、西王11 妻，从南王到豫王各6 妻，高级官员3 妻，中级官员2 妻，低级官员与其余人等均为1 妻。洪本人则有妻妾88人，宫内2000名女官服侍。1857年，洪秀全为9 岁的幼主洪天贵福娶了四个年龄相仿的妻子.洪秀全自从进京后再不踏出宫门，但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六十四人抬龙凤黄舆。东王杨秀清有一张几十平米的大床，珍珠作帏，嵌以宝石，周围还流水不断，可与众多美女一起寻欢。洪秀全等诸频繁选美，官员中盛行赠送美女。据《盾鼻随闻录》记载，“重阳日，群贼在钟山设宴，取妇女数百人，尽去衣裤，驱逐下山，赤身裸体，无处躲藏。群贼在山顶观看，以为笑乐。”

1856年，“杨韦内讧”，洪秀全和韦昌辉密谋，屠戮杨氏及部下两万多人。石达开对之谴责，洪密令韦杀石，石缒城逃脱，韦杀石全族。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杀韦及亲信二百余。后，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但受到洪秀全猜忌，于是率十万部下出走，太平天国分裂。

中共革命和太平天国类似，某种程度上说，毛的“新中国”是得胜的太平天国。这两场革命就主体都是传统的流民造反，其成员主要是底层农民，骨干多是乡村流氓无产者。太平天国与传统流民造反的区别是其宗教性——中国山寨版基督教，欲建立虚幻的“天国”——乌托邦，因此对中国传统的制度、社会、文化、习俗进行全盘摧毁和革命，因此更残酷、更具破坏性。中共革命也是要建立虚幻的乌托邦世界——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被宗教化了，太平天国革命与共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并且中共革命也是实行对传统制度、社会、文化、习俗全面的摧毁和革命。

中国底层民众有宗教需求，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和社会破碎，国家动荡，民生艰困，人心恐慌，民间对集体性宗教有了更强烈的需求。太平天国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延续十数年，这种民间宗教需求提供了土壤。宗教是人性的需求，是盲目、非理性的，甚至可达至迷狂。宗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特别是集体性宗教。因此，成熟的宗教需要漫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秩序与传统。宗教没有传统——如新创宗教，或离开传统是很危险的，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宗教所导致的战争、灾难比比皆是。当今恐怖主义、ISIS，究其根源也在宗教。

基督教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旧约》，历史则有4000千年，经历了无数苦难、挫折、战乱、鲜血、失败、错误、暴行、死亡，乃至自身的黑暗、残酷、腐败、恶行，有如此漫长丰富经验的积蓄，而成为成熟有益的普世宗教。基督教并非仅是一部《圣经》，更重要的是稳固的世代延续的教会、训练有素的教士团及其所储备的经验。没有后三者，《圣经》就可能被山寨出太平天国、“人民圣殿教”。

近代以来，正统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带动中国步入现代世界，可以说正统基督教为中国现代文明注入了基本元素。别的不说，中国现代医疗、教育体系，即由基督教所奠立。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精神、文化的吸收，乃是学习西方文明之本，在“德、赛”之上。

洪秀全数次参加科举，数次落地，人生的失败摧毁了他内心，在极度绝望中，他接触了《劝世良言》的传教手册，据此创立了拜上帝会。无疑洪秀全很有宗教天赋，如果当时他有机会进入正宗基督教会，会成为了不起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于是自创拜上帝教。就他的意愿，其所敬拜的上帝和《圣经》中的上帝是同一位。以后，洪秀全研读了《圣经》（马氏译本），并按照自已的意愿对之删改，如他说：上帝是一个老男人，满口金须，不光有妻，还有许多妾。上帝不光生了耶稣和他两个儿子，还生了许多女儿。儿子都娶了媳妇，小妹们有些也成了亲，等等。他还说“我就是上天，我的话就是圣经”。同一部《圣经》为什么会演绎出太平天国？而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却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福音”？

人世，没有比宗教更复杂、更困难、更不可思议、更危险的事情了，宗教一旦离开正统的教义、教会——包括教士、经验传承，就可能跌入歧途，甚至走上邪恶。异端，如果仅仅限于精神层面，应可宽容；但是如果其采取行为，就很危险。美国人民圣殿教是一例，ISIS也属于此类。如果将人民圣殿教、ISIS放到中国150年前，就是太平天国；或者说洪秀全150年在中国就做了二者的事情，而且规模远比它们宏大而“成功”。太平天国的教训是：中国民间需要宗教，但是需要正统宗教的引导和纳入。宗教也是有传统的，传统意味必不可少而有益的经验，其关涉人所存在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它是任何理性、思辨、想象、理想、激情、情操所不可取代的。

天平天国最终被镇压，但是打败太平天国的不是朝廷，而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乡绅组织起的团练和地方武装。这说明当时中国，儒家道统还占统治地位，为士和多数民众所信奉，太平天国毁孔庙焚典籍违风俗，滥杀肆掠，致使儒家士子率民抵抗。这是一场中国儒家道统与太平天国邪教的战争，最终前者获胜。

但是，半个多世纪后，共产革命在中国兴起，儒家道统已经势弱。一系列对外战争和外交的失败，士人心衰志丧，返身质疑中国传统文明。特别是“五四”运动，一代新知识青年集体反叛中国传统，批孔子弃儒学，倡科学，要民主，求自由；中国的旧传统可谓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五四”运动之所以气势如虹，势不可挡，乃是因为其后是先进的、强势的、必将统领世界的西方文明。但致命的是，当人失去传统之后，也就抹去了其以往的经验记忆和衡量砝码——价值判断的准则；而一旦没有了经验和价值准则，人也就丧失识别与判断的能力。不是西方文明不好，不是自由、民主不好、不是学习西方不好；而是摧毁了传统，抹去自身储备的经验积蓄，人即丧失了识别、判断、汲取、融汇的能力。一个没读过书的本分老农即知道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得，平白杀人、分他人的田财要遭报应；但是一个“五四”热血青年，却会献身其中；二者的差异在于人的内在经验和道德准则。摧毁传统即摧毁看护文明的底线。

“五四”之后，一大批知识青年，从科学、民主，转向共产主义；没有他们，中国兴不起共产革命，其更成不了神话；中国的共产革命是由从这批“五四”知识青年兴起的。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青年，大多是经由“五四”新文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五四”新文化导师，径直带领一批新青年投向苏俄，何其悲哀；另一位“五四”旗手鲁迅先生，率领左翼文化阵营，为共产革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知识界即使是一批自由、民主派，以“七君子”为代表，也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倒国民政府。所幸“五四”另一领袖胡适先生与一批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持守欧美自由精神。他们与另一批文化保守派成为中国近现代文明建设的支柱。

从“五四”到延安，再到文革，其间有内在的逻辑：理想、革命、破坏、反传统，这是一个不断激进和极端化的过程；文革最终实现了“五四”打到孔家店、打到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知识青年敞开了接受共产主义的大门。事实说明，唯持守传统，方可更好的汲取西方文明，得其精髓。各种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尊重传统，乃是持守文明的基本准则和经验——传统之核心；而抛弃兮二者，人即陷入迷茫，易被“美丽”的口号所迷惑，而步入歧途。近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激进青年的经历，值得我们反省，汲取教训。

如果共产主义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不一定是坏事；思想自由即意味各种思想并存，有好有坏，有黑有黄，彼此间可冲突，亦可竞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思想文化的革命，有之弊端，但亦有其贡献，它打开了文化大门，使西方思想文化全方位涌入中国，其所倡导的白话也是中国迫切所需的文字语改革，非此中国没有现代文字语。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以自由为前提，激进、极端的思想、文化即无可避免，如果文明的力量足够强大，那么激进、极端将被保守文化所平衡，并最终被消化掉，而成为激发文明活力的因素。因此，越是自由，也就越需要保守传统，由此与激进、极端构成平衡，这是自由中保守主义的意义。反之，如果保守传统的力量过于薄弱，文明就将被颠覆；或传统所积蓄的道德和文化贮备消耗殆尽，文明也将解体。自由本身是一个不断激进、放大的过程，因为人的欲求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尤其是当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体，高调理想总是更有鼓动性，而理想的不断拔高，越来越超越人性和现实的可能，就将颠覆文明，法国大革命、共产革命正是。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势微，逐步走向崩溃；二十世纪的中国远没有，曾国藩时代那么幸运，儒家道统已经破碎，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是中共革命之成功的潜在文化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剧烈动荡和变革中，其间更需要的文化保守的力量；但是，失败的中国传统是破鼓乱人捶，加厉了其倒塌，从而为共产革命腾出了空间和力量，促生了一大批“五四”知识青年，投身其中。他们在中国燃起共产革命之火，而这场大火也最终将其焚毁。

太平天国和中共革命有诸多相同之处，在前已经提到，这里再梳理一下，二者都是：1、传统的流民造反——主体是陷入生存危机的农民，但纳入了不同的革命模式；2、有宗教性（其间有所差异，后面再述）；3、要建立一个虚幻的集体制、共产制的乌托邦世界；4、要清除现政权、制度、思想、道德、文化、习俗，即对现世界进行全盘革命；5、暴力革命，残酷屠杀；6、实行极权和恐怖统治；7、军事化管理；8、民众、士兵实行集体化，平均主义；而统治阶层实行严格的等级制；9、内部清洗，残酷杀戮；10、单一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管制；11、严刑酷法；12、公有制，收缴天下财产；13、最高统治者随心所欲，胡作非为；14、夺得政权后，腐败泛滥。

绝对化的单一意识、蛊惑底层愚昧民众、暴力强制、建立地上天国或乌托邦世界，凡此类四位一体的宗教或政治，其政治模式与上述都大致相同，包括当下的ISIS。

相比太平天国，中共革命太幸运了。

1、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和各列强有了诸多接触，且经历了鸦片战争，但是民间还是很封闭，除了传教手册和《圣经》，天平天国完全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性的宗教及政治革命，拜上帝会的教义和组织都是洪秀全自攒的，低俗而粗糙。而当时，儒家道统仍据统治地位，主导社会，因此太平天国最终被士、乡绅所统领的民间武装所打败。

西方现代工商文明是更高形态的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属于古代农业文明，性质不对称，故而无以对应，经济——鸦片贸易、军事、政治一败涂地，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文明已分崩离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的集体反叛和清算，儒家道统成为打到的对象，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成为时尚。加之，白话兴起，报纸、杂志流行，其主导舆论，以文言表述的儒家传统，无以置喙。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潮，是先锋意识，席卷世界，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其在许多国家占有话语优势，比如欧洲作为当今人类文明的中心，左翼思想比右翼更有影响力。共产主义思想是有广泛国际背景的意识形态，儒家道统在其在中国流行之前便以败北，为新一代青年所不屑。

2、太平天国革命受到中国整个士阶层的抵抗，并最终被后者消灭。但是随着中国传统文明的倒塌，至二十世纪初，士阶层已经解体——传统的支撑国家的精英集团解体，国家走向混乱。国民党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民族、民生、民权”开创了中国新时代，标志古老中国迈向现代中国。其时，国民党和袁世凯“旧势力”合作，和平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乃是国家新生之始。这种合作本该全力维持，长眼光，大心胸，求实缓进，多宽容、多妥协，逐步将国家带入共和正轨。但是，国民党领袖急功近利，无视国情，先贸然发动二次革命，将国家推入战乱；继而，为求资金军援，联俄容共，引狼入室，养虎为患。由质而言，国民党乃是共产党的天敌，可竟然犯如此大错，乃至最终被赶到台湾。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新兴的政治精英集团何其幼稚、短浅、狭隘；孙中山远逊于曾国藩、左中堂、李鸿章、袁世凯；直至抗战，蒋介石先生方重新整合了各地政治集团，聚合为相对一致的力量。蒋介石先生代表了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道路和方向，可惜国际大背景太糟糕，中国被其所左右，中国的命运非中国所能决定，而取决于列强间之角逐。

3、“五四”新一代知识青年高举反传统、倡“德赛”的大旗，但是列强各国并为此而怜悯中国，于是一部分人便随之转向共产主义。在中国，他们是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太平天国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的革命运动，思想也是自攒的。而共产意识则是由欧洲、苏俄、日本传入中国的，首先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正是他们的狂热和牺牲精神青年，奠立了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信仰。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士阶层所排斥，其本身缺少知识人——没有训练有素的教士团；但是中国共产革命，却有一批又一批的进步知识青年投身其中。在中共革命中，他们的人数所占比例很小，但是作用甚大，相当于宗教中的教士。其主要的作用是宣传共产意识，对加入革命队伍的农民进行思想灌注，及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4、中共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以下两点。一是苏共提供的组织运作模式。中共是苏共建立的，是第三国际的分支；中共完全是按照苏共的组织运作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运动经列宁，而有根本性的改变，此转折点，即是极权制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列宁式极权党包括以下特征：1、宗教化，“主义”绝对化，成为信仰；2、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党员忠诚和献身；3、掌握武装，实行暴力革命和统治；4、领袖独裁；5、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高度秩序化；6、集体化、军事化；7、严格的纪律和惩罚；8、清洗异己，严惩叛徒，形成恐怖威慑；9、保守秘密，消灭异议；10、党内设立监察机制，监控每个成员；11、没有退出机制，成员只能加入，不可以退出，退出者为叛徒；12、党具有绝对权力，领导一切，不接受任何外在束约。

共产党实际是一个宗教化的武装恐怖主义组织，这使它在革命战争中或专政统治中，极具战斗力，并且高效率运作。这种组织运作模式于中国本土是无论如何产生不了的，因为传统中国是自然农业经济，社会以家族家族为中心，讲伦理，重亲情，因此如此非人性的、高严密、高秩序、高效率的组织模式。在家族之外——包括它的延伸形式，中国人历来是一盘散沙，难以组织起来。孙中山看到苏共革命的成功，敏锐地感到其组织运作模式的重要，因此要将国民党改造为列宁式政党，但是最终不能做到——尽管国民党模仿了其某些形式。因为国民党属于上层阶级政党，承接中国传统，讲人性，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它做不到共产党的非人性化，在党内下不了那般残酷之手。苏共组织的原型来于基督教教会，早期基督教遭受迫害，长久处于地下状态，这使其教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在以后的发展中，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都是最有凝聚力、秩序、效率的组织，并影响到整部西方文明。苏共在此基础上，加进了暴力、极权、残酷、恐怖的元素，而创造了苏共组织运作模式。的确，苏共在组织上有其创造性，比如在军队中设立党委和政委——基层是支部和书记，保障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

由于中共是苏俄按照自身的组织运作模式建立的，这是其和传统流民起义和太平天国有了质的不同，使其高统一、高集权、高秩序、高效率。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败于中共的组织系统。比如，蒋介石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却很难调动各地军阀的部队，为了整合军队，他与诸多军阀结拜为兄弟——中国传统的联合方式，但他们却不断背叛他；当然蒋也将自己的嫡系军队和“杂牌军”区别对待。中共之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其组织运作模式的胜利。苏共所创立的党组织运作模式是现代文明中最划一的、最有效率的，当然其以牺牲人性、恐怖威慑为代价。

5、再者，苏共的资金和军事援助，这是中共得胜的决定性原因，非此别说中共没有取胜的可能，连其能否存在都是问题。楊奎松先生在《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中说：“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的快慢，明显地是成正比的。……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要影响。”

1946-1949国共内战，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战争，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中共仅凭“土八路”的小米加步枪，断无获胜的可能。当时，苏军将缴获日军的海量武器转交给中共，苏联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而在此之前，整个八路军总共只有154门炮。同时，中共还从苏军手中接收了诸多兵工厂和战争物资，使军火得以源源不断运输到前线。1946年，林彪的部队只有6万人，而苏军将投降的伪满洲国近20万军队交给中共整编，使林的部队转眼扩充到30万人。

“苏军撤出中国东北后，继续援助中共反对中国国民政府，苏联为支援中共军队，留下军事专家和部分技术官兵参加中国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解放军中有1012名苏联专家和顾问。苏军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了根据地，中共军队凭藉苏军经验、苏军顾问和教官的帮助建立起有战斗力的能进行现代战争的军队。1947年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军教官、战车兵、飞行员、炮兵和政工人员参加了共军的战斗行列，1947年中期中共军队反攻得力于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和松花江舰队。”

“1947年苏联为中共提供武器、装备、商品和物资价值为15100万卢布，1948年为33540万卢布，1949年为42 060百万卢布，总计约90700万卢布，约相当于15亿美元。”

“苏联外交家A.M. Дедовский这样记述：红军进入东北的军事任务是击溃日本关东军，重要的政治目的是全力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苏军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获取东北后，苏联政府的方针是把东北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中共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军司令部不允许国民政府军由旅顺大连在东北登陆，而且还协助中共军队在东北建立了战略根据地，并参与中国内战。苏联人认为：是苏日远东战争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参见：太阳史家《苏联红军帮助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1951年，毛出兵朝鲜，将中国拖入朝鲜争。这场战争本无关中国，毛之参与这场战争，一是出于其虚幻的“世界革命”宏伟蓝图；二是取得苏联的信任，换取其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三是他的好大喜功。“抗美援朝”充分显示了毛的流民领袖本色：虚妄、愚昧、贪便宜、残忍。

哪里有什么世界革命，只有斯大林红色帝国的扩张，从雅尔塔会议便可看到苏联对中国的蒙古及整个东北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关键的时候，斯大林甚至可以与中华民国政府合作，而抛弃中共。苏联支持金正日发动朝鲜战争，这是苏俄帝国控制东亚的一颗棋子。毛完全被斯大林忽悠了，用中国人的生命、物资去为苏联打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这场战争，苏联成为最大的赢家，坐视便赢得与美国分霸世界的冷战格局；而中国却平白倾尽国力，牺牲了几十万军人。毛对世界的了解，除了虚幻的“世界革命”“美帝国主义”，近乎于零；愚昧而掌握权力，人世没有比此更可怕的事情了。

国人先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是四年的内战，国家破产，民生凋敝，“新中国”建立，国家、百姓本该修养生息，但是毛毫不在意民生疾苦，不在乎再死多少万青年军人。不错，此战赢得了斯大林对中国的信任，其后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帮助建立了基础工业体系；但是中国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断送了与美国百年来的传统友谊，作为世界公敌被孤立、封锁了二十年。失去了与世界交往，尤其是与欧美国家为敌，中国封闭于一隅，不仅丧失了二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珍贵机遇，而且自我愚昧；而毛满腔的革命宏图无处施展，而专心“内斗”，让国人自相仇恨残杀；其后二十年间，毛不断发动“运动”，将中国国家和百姓折腾得死去活来。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其可谓是祸国殃民之战。

更可怕的是，这场战争的真实性全然被掩盖了，反而中共却利用这场战争，鼓动国人的爱国热情，将这场不义的战争，宣传为一场正义之战、“保家卫国”之战，打败了世界首强美帝国主义之战；一洗中国百年来为列强欺凌的屈辱，强大的中国终于立于世界之林；国人泪如泉涌，雀跃欢呼，高呼“万岁”.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新中国”、中共、毛的神话被推向高潮。这三个神话的确立——毛神话为中心，标志其成为国家新宗教，中国进入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时期。由此，中共和毛无论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英明的、神圣的，需要全民绝对服从，如果有谁胆敢质疑，即国家之敌，全民共讨之。这就为其后毛制造一系列政治灾难做好准备。

斯大林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上与下、主与从的关系，斯大林是个罩子，中共需要遵守其立的规矩和指令。斯大林毕竟成功地建立并控制着了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他对中共的支持和制约，是中共存在及取胜的保障。在某些历史关头，斯大林的确挽救了中共，制止了毛流民式的妄想和滥为。比如，西安事变，毛主张“审蒋”、“除蒋”，但被斯大林制止，并指示释放蒋介石，要求中共在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

1941年皖南事变，毛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对蒋大举反攻，但被苏共驳回。1945年日本突然投降后，毛泽东马上“连下六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大中城市进军，马上在当地接受日军投降，立刻占领上海、南京，让新四军包围上海，然后这边鼓动上海工人起义，里应外合拿下上海。同时让粟裕赶快进军南京，地下党也已说服周佛海投降，然后拿下南京。只要上海、南京一拿下，半个中国就是共产党的，然后再跟国民党谈判。共产党甚至任命了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还有江南五省省长。”“斯大林来了封信，说：不行，你所有的命令马上撤销，立刻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你要以合法的手续、合法的手段来参加政府，不要搞武装斗争，因为你搞武装斗争，中国就内战，中国一打内战就完了，中华民族就要灭亡了。”毛最终只得撤销命令，听从斯大林的指令，去重庆谈判。（参见：沈志华《斯大林在中共和蒋介石之间徘徊》）幸亏有斯大林的约束，如果听任毛的山寨式的妄为，哪一起对中共都是灭顶之灾。

2015年，俄罗斯历史学家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发表了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其披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于斯大林，“是斯大林让毛泽东在30年代后期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策，不允许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许多常规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潘佐夫最终评价毛：“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但也是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参见BBC《苏联档案解密：还原真实的毛泽东》）在这里，“理想主义者”是个美好的褒义语，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毛类似洪秀全，为虚妄走火入魔。当然，毛泽东有他的理想和好心；但是洪秀全也有他的理想和好心。但是，愚昧、妄想和权力欲，加之内心的残忍使他们做下恶魔的暴虐，他们是事实上的假冒为神、杀人如麻的恶魔。

斯大林在，是毛和中共的幸运，因为他对后者是限制和约束，这使毛的流民本性不得随意施展。这里不是说斯大林的统治更好，而是说没有了斯大林，中共和毛更糟糕。斯大林除了红色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个俄罗斯帝国传统，其好歹也是个秩序；而流民无产者的劣根性则是捣毁一切，恣意妄为。斯大林逝世后，毛即解脱了束缚，本性尽露，欲顶替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领袖。没了斯大林的罩子，毛就还原回山大王。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残暴、个人崇拜，并提出三和路线，毛不悦，认为苏共放弃了刀把子。中苏分裂由此开始。1957年，毛异想天开要大鸣大放，而当“意见”落到头上，毛则恼羞成怒，覆手为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置于死地。1957年11月，毛二次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中毛出尽风头，俨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会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毛不甘落后，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回国后，毛即推出“人民公社”、“大跃进”，“毛泽东的真实目标是赶超苏联”，当社会主义阵营老大。“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1957年11月，毛泽东郑州一次讲话中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参见：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毛可谓是异想天开，结果导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

由于赫鲁晓夫蔑视、批评毛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激怒毛；而“人民公社”“大跃进”恰恰又是失败的，这就让毛更加恼怒。“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中苏彻底分裂，最终赫鲁晓夫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和援助项目。（参见：同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遭世界主要国家封锁孤立，苏联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依靠，而毛却因个人恼怒，翻脸与苏联为敌，全然不顾国家利益与数亿民生；并且尚饰以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尤其恶劣的是，还将大饥荒的恶果栽到前“老大哥”的头上。可谓是流氓之至。这与毛在庐山会议上整治彭德怀如出一辙。

大饥荒后，毛退居二线，将烂摊子推给他的官僚集团。刘、邓将大跃进改为大撤退，老老实实回到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经济刚刚有点起色，1962年，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中国又进入新一轮的政治折腾——四清运动。四清是文革的预演。毛的《后十条》颁布后，仅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

“四清”未了，毛又趁势发动了文革。毛之发动文革：1、虚妄的乌托邦理想；2、清洗党内官僚集团；3、个人掌控绝对权力；4、充当世界革命领袖；5、开创永世、前所未有的革命新世纪，为世代所欢呼。至此，毛已以神明自居，他是革命之神，以不停息的革命——以暴力消灭一切障碍和私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里解释一下毛的乌托邦。如果说，青年时期，乌托邦尚是毛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而到了毛执掌“新中国”，这个“乌托邦”便成了其帝王权力肆意胡为的妄想；而到了晚年，他和最后的洪秀全没什么两样，只是更残暴，“乌托邦”成了其病态的臆想：永世的革命帝国，他为教主，所有的政敌被踩在脚下，万众向其欢呼。）

有关文革暴虐和破坏，记述甚多。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数据：（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再，有一事常为人们所忽视，即1969年事件。毛发动文革，导致全国混乱，为转移国内视听，并完成九大对刘邓集团的清洗，毛挑起中苏珍宝岛之战。如果不是苏方克制，中苏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并且苏联将对中国进行核武攻击。此后，毛发起全国三线迁移和修建防空洞工程，可谓劳民伤财，祸害国家，三线遗患至其死后仍未了解。毛以一己之愿，为一己之权，折腾全国全民数年之久。

从人民公社、大跃进到文革，这就是毛泽东的道路，是他所创造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何为毛泽东思想？何为毛路线？唯湖南农民运动和1956-1976这一阶段是其真正的体现，可谓毛革命。此外是斯大林路线、苏联模式，毛后则是邓模式。说到底，毛是流民政治、流民政权，毛革命即作乱。于此，毛和张角、李自成、洪秀全的本质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此时的“天下”已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

自1949到1976，“新中国”的这三十年几乎就是毛个人不断作乱。毛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和能量？这正是现代极权体制的所至。现代极权体制与传统帝王专制、现代威权体制全然不同。后二者的权力集中和控制都是有限的，主要限于政治、军事领域，而其社会自治，经济私有化，文化遵循传统，并且保障法律。而极权体制的权力集中和控制趋向极端化、绝对化，无限制，其专制控制不仅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也深入到社会、经济、文教、司法等所有领域，可谓是全面专政，直至控制每个人。但是如何做到呢？这就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此可谓是现代极权国家的模式，纳粹、苏俄莫不如此。

于中国，这个模式首先是孙中山由苏俄搬过来的，之后蒋介石先生也重提该模式，但是国民党却始终不得实行。其一，国民党的主干是社会上层阶级。上层人物人格独立，各有主见，也各有家产、事业、地位，乃至地盘、军队，互不买账，故无法整合为一；其二，国民党奉儒家传统，讲仁、礼、情，下不得狠手，做不到恐怖治党，因此保障不了组织的有效性。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漫”，国民党可谓是一盘散沙；其三，世俗化。极权政党的重要一条是宗教化，唯宗教化可其“主义”和领袖神圣化，致使成员对之效忠、献身，保障党的凝聚力及统一行动的力量。但由于国民党的主干是上层社会，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其主义、领袖也只能限于世俗政治范畴，完成不了宗教化。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是中国传统式的个人对“主公”的私人化效忠，但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主公”甚多，众党员是各效其主。故此，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建立以蒋公为首的现代威权政府——国民政府。实际上，由于国民的散漫、不团结，连此也未曾做到，蒋公从未曾做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独裁”，这也正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原因。

中共与国民党相反：其一，其基本成分是流民，无产无业无文化，生计无着，朝不保夕。“党”是其可寄生之处，而且革命赋予其居高临下的社会身份——阿Q一旦革命，便頤气指使，不仅是咸鱼翻身，并有望发达——“新中国”建立，昔日的痞子都成了“达官贵人”。其二，承苏共模式，中共内部实行残酷恐怖统治，不断进行清洗杀戮，凡有非议、不忠、违纪、有碍党和领袖者格杀。党内的分歧斗争也最终以暴力清洗为解决手段。残酷的恐怖统治，形成威慑，保障成员的效忠、党的统一力量和统一行动的有效性。其三、宗教化。中共的成本成分是流民，多无文化亦无信仰，而人性有宗教的需求。苏共成功的经验是将神化其“主义、党、领袖”，将之宗教化，由而使其成员和民众自觉自愿地效忠党，忠实地执行党和领袖的指令，乃至不惜为之献身。中国没有此种高度组织化秩序化集化的宗教传统，如果仅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共至多是重复天平天国，不可能取胜全中国。但是，中共是由苏共所建立的，从起始便遵此模式；而苏共的这一组织模式，其后有一神犹太教及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传统。由此，国民党所不能做到的，中共却实现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且有过之。

极权政党和极权体制需要“主义、党、领袖”的宗教化，唯此其极权体制和统治才能实行。由此，从延安“七大”，中共便竭力制作毛泽东的神话，这是中共为夺取中国政权及建立极权政体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缺失的，非此，中共就不可能动员如此广泛的军力民力，最终战胜国民党，并在中国“赢取”民心——特别是知识分子（哀哉，中国知识分子是如此脆弱，又缺少宗教经验），建立“新中国”。而毛本有“帝王”之心，对神化自己是求之不得，其本人就是神化“毛”的最大推手。从“东方红”到“毛主席万岁”，到“四个伟大”，到“万寿无疆”、“最红的红太阳”，毛有意鼓励民众对领袖的神化。毛最终将主义、党、军队的神化也归并于一身，可谓是“四位一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实行极权统治，中共制作了毛神话；但是毛了成“神”，“党”也就失去了对毛的制约——毛就是主义、就是党、就是国家，特别是斯大林死后。“新中国”经过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等一系列的屠戮、清洗和洗脑，精英阶级被消灭，私人财产被没收，传统断绝，文化遭铲除，整个国家陷于赤裸之恐怖、贫困、愚昧之中，在党的严厉监控下，国人不得想、不得说、不得动，甚至不得逃，除了信奉毛，为之欢呼别无选择，也别无出路。于中国，活人而作为全民崇拜之神，可谓空前绝后。中共内部并非没有明白人，刘、周官僚集团也还是想建设国家——即使是极权国家，但毛成了全党、全军、全民之“神”，其就具有了对之支配的无限权力，任何人对毛有任何非议，都会成为全民公敌，被撕成碎片。由此，毛即可无法无天，肆意胡为，凭其一己而能收拾整个官僚集团。

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个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与利益争夺，直至战争。于此，一些落后国家，为了急速完成工业化，强大国家，并在剧烈的竞争战胜它国，而截断时间的进程，以非常的强制手段高度集中国家的权力、民力、财力、资源及精神文化，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力量、统一行动，不惜种种牺牲，而实现强国之目的。此即极权政治，在战争中此极端手段也常被使用，比如军事管制。但极权政治极其危险，其是国家与全民命运的赌博，其有效性是对未来的透支。因为极权高度压缩个人，牺牲社会，牺牲文明，以其精血强化国家。当然，在短时间内极权政治是有效的，可以急速国家实现工业化，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甚至打赢战争。

依靠苏联的全力支持，中共战胜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极权政体。刘、周官僚集团也都是极权者，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要强盛国家，世界上大多极权统治者均如此，包括斯大林；他们的统治虽然残暴，但是其国家还是强大了。但是毛的思想和人格都是破坏性的，极权在其手中不是用以强盛国家，而是无休地作乱，平白杀死饿死数千万人，国家被推到崩溃的边缘，并险些遭到苏联核武摧毁。

毛被他的胜利和权力弄得神魂颠倒，丧失理智，而毛的神化及极权体制，则使其个人可操纵国家和全民之命运。于是，其个人之任性，便为国家、全民之灾难，唯在极权体制中，毛成为祸害国家、全民的恶魔。这正是极权体制的致命要害。为国家急速之发展，一时之强大，而赌上整个国家、民族、人民与文明的命运，大不智，可谓偏执、愚昧、恐怖之政治。此教训当为国人，以致人类永久之教训。


（五）

谢选骏指出：《洪天王与毛主席》是我初信耶稣三年之后的写作。现在，将近二十年（1999年12月）后，我更多是从“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

太平天国正如后来的中共文革，在实行“土洋结合”发明创造了一个奇怪的“范例”。在“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上，无意之间穿插了一些足资谈论的闹剧。它们都是打着外来意识形态的旗号，同时却用最为土著的方式，拒绝和外来意识形态进行现实的交流——这就等于关闭了自己的生命之源，从而走上了自宫甚至自杀的道路。毛的晚年很像洪的晚年，洪、毛死后立即遭到清算、翻盘，仿佛悲剧，其实闹剧，没有留下积极遗产可供后人建设所用。诚然，毛比洪更加机会主义，通过背叛革命、投降美帝而保全了自己，邓小平后来居上，改革开放、推行先富而变成了慈禧。毛泽东牺牲了林彪，就像洪秀全牺牲了杨秀清，这才有机会让邓小平等人可以做曾国藩、李鸿章的事情。

思考“基督教与民族主义”问题，不难发现，基督教如果背离了民族主义，则无从发展；基督教如果迎合了民族主义，则不会健康。

……

我们争论了十几年，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特别启示”和“普遍启示”的区别了吧？！

耶和华神是忌邪的。阿门。愿荣耀归于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