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6月28日星期日
谢选骏:语无伦次的“敦煌学”
(一)
敦煌学(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一般认为“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868年),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被伦敦大英图书馆盗窃窝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用巧取豪夺的方式掠夺文物,并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强盗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等接踵而来,从王道士的手中“拿”走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奥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由于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历代不同的少数民族都在敦煌停留。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帮助考古学家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吐火罗语、塞语、粟特语、犍陀罗语、大夏语),并且帮助了解汉语的演变。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1950年初,石滨纯太郎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日本的敦煌学专家,编成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日本学者藤枝晃还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历史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80年日本人开始编纂《讲座敦煌》,1992年出版了9卷。1981年5月26日,藤枝晃于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表示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90年10月,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隆重举行。潘重规曾言:“许多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对于满目谬误的恶本,抱著鄙视浅劣钞手的心理,遇到读不通处,便以为是钞手误钞,更常自以为是,擅自窜改。于是臆说繁兴,造成了读敦煌写本的一大障碍。”2005年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
(二)
谬说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三)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敦煌学当时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展。具体包括5个分支领域:
①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订各个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内容,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②敦煌艺术
对敦煌彩塑、壁画、书法、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进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遗书
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护
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⑤敦煌学理论
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宽度与广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有广义敦煌学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泛或狭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
(四)
谢选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把一个考古地点作为一门学术的代称的,所以,没有“耶利哥学”、“特洛伊学”、“仰韶学”、“北京学”、“罗马学”;也没有把一批文献的发现作为一个学术命名的,所以没有“死海古卷学”。
至于“甲骨学”、“纸草学”、“楔形文字学”,则是以某种书法或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显然不同于所谓的“敦煌学”。
那么,“敦煌学”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呢?
出自日本人的阴谋。日本人创造“敦煌学”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学科,目的就是把敦煌与中国割裂开来,让敦煌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为此割裂而加以“研究”。如果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的学科,叫做“皇居学”。可以由此进入日本皇宫大肆搜刮文物、甚至发掘“日本天皇”的祖坟作为考古对象,然后列为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素材。
……
可惜国人至今不察,不去日本创建“鸟居学”,却依然跟着倭寇的腔调在中国叫喊什么“敦煌学”,不知那是百年前为侵略中国做出准备的“倭谋”。不仅如此,还有更为语无伦次的“国内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敦煌学、藏学、徽学)”概念缘此还被生造了出来。殊不知:敦煌一个洞,徽州是一个府,西藏是一个族,它们遭到罗列一致的逻辑,是乱七八糟的。如果照此“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办理,那么将有任意的“学科”遭到命名,却毫无“科学”之可言。
201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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