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的历史：这个19世纪医生曾呼吁这个习惯而被毒打至死》（BBC 2019年9月30日）报道：
塞麦尔维斯曾断定，在医院处理不同病人时必须洗手，而当时人类对细菌尚无认识。曾经有一段时间，将病人送去医院绝不是一件好事。
19世纪的医院，是各种感染的温床，那些生病甚至垂死的人也只能使用最原始的设施。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在家里就医更安全：当时在医院里的死亡率比在民居环境下高三至五倍。
死亡之屋
当时的医院总是弥漫着尿液、呕吐物和其他体液散发的恶臭。那种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工作人员在医院里走动时，有时候要用手帕捂住鼻子。当时的医生绝少会洗手或者清洁医疗用具，而手术室就和那些不讲卫生的外科医生一样肮脏不堪。因此，那时候的医院也被人称作“Death House（死亡之屋）”。
美国画家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在1975年（？）的画作《肮脏的诊所》；之后不久，外科手术室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在那样一个对细菌仍然一无所知的世界里，有一个人曾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阻止感染的蔓延。
他是一个叫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的匈牙利医生。在19年纪40年代，塞麦尔维斯曾试图在维也纳的产房内实行洗手的制度，以此来降低死亡率。现在听来这个提议当然值得采纳，但是当时他却失败了，而且还因此而被同僚排挤。不过到后来，他被看作是“母亲们的救星”。
对细菌一无所知的世界
塞麦尔维斯当时在维也纳总医院工作。那时候，就像其他所有医院一样，里面的房间时常放满死尸。
在19世纪下半叶细菌理论正式得到世人认可之后，很多医生都没有想过，医院里恶劣的卫生条件可能是造成感染蔓延的原因之一。像伦敦圣乔治医院这样的地方，在过去曾被称作“死亡之屋”。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我们不知道细菌存在的世界，”纽约大学的医学史专家巴伦·H·勒内尔（Barron H. Lerner）告诉BBC说。“在19世纪中期，人们认为疾病是通过有毒的雾气传播的，一种叫‘瘴气’的有害微粒被锁在里面。”
一个无法忽视的差异
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之一就是产妇，特别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出现阴道撕裂的母亲——裂开的伤口正是细菌最理想的栖息处，而医生当时就是细菌的载体。
塞麦尔维斯首先注意到的，是维也纳总医院里两个产房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别。一个是由男性的医科学生管理；另一个则是由一些中年女性料理。
由医学院学生监督的那一个，在1847年里每1000次接生当中造成死亡的个案是98.4个；另一个由中年妇女操作的产房，1000个接生个案中只有36.2宗死亡。这种差异，一开始曾被归因于男性医科学生在处理病人时“比中年妇女而粗糙”。
同僚之死
人们相信，这种粗糙令母亲们更容易出现像产褥热等一类的病——那是一种生产之后的子宫感染，当时几乎是所有医院产妇死亡的元凶。不过，塞麦尔维斯却不相信官方的解释。
就在那一年，他的一个同事在进行尸检时割伤手，给了这名匈牙利医生一个他所需要的线索。在当时，真正的死因尚未被看到：化脓性链球菌。 在那个年代，解剖尸体有致命的受伤危险。解剖刀造成的任何皮肤伤口，不论多小，是长期存在的危险，哪怕是对有经验的解剖学家来说也是一样。
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叔叔在1778年就是因为在解剖儿童尸体时受伤致死。在维也纳，塞麦尔维斯看着自己的同事死去，发现他的症状与那些患上产褥热的女性很相似。
有没有可能，是解剖室里那些医生将“有害微粒”带到了产房？雅克- 皮埃尔·梅吉尔（Jacques-Pierre Maygrier）在1840年的一幅画中展示当时的医生所使用的方法，只不过实际上医生的手并没有画里那么清洁。
塞麦尔维斯观察到，很多医学院学生会从解剖间直接走去为孕妇接生。由于在当时，没有人会在解剖时戴上手套或者使用任何保护措施，医学院学生在课后走进产房时，衣服上沾有少量肉或者人体组织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失控的医疗感染
而中年妇女们却不会去上解剖课。
这是否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塞麦尔维斯。
在人们对细菌了解更多之前，要解决医院环境不洁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辛普森曾认为，医院应该定期拆毁重建。
第一个证明三氯甲烷（俗称氯仿）对人体有麻醉作用的妇产科医生詹姆斯·Y·辛普森（James Y. Simpson，1811－1870）指出，如果交叉感染不能得到控制的话，医院就应该定期拆毁重建。
19世纪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1853年《外科手术的科学与艺术》一书的作者约翰·埃里克·艾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对此很认同：“一旦医院的脓血症感染不可修复，用任何已知的清洁手段都不可能解决，就像要将已经占据整堵墙的蚂蚁清除，或者将一块腐坏乳酪上的蛆清除一样。”然而，塞麦尔维斯却不认为必须通过如此激烈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
在断定产褥热的病因是尸体上的“感染性物质”之后，他就在医院里增设一盆子的氯化石灰溶液。塞麦尔维斯曾提出，医生在手术前必须使用氯仿溶液洗手。 从解剖室出来的医生，必须用这种杀菌溶液洗手，才能再去照顾病人。到1848年，医学院学生主理的产房，每1000宗接生的死亡率下降到12.7个。
生命的代价
可是，塞麦尔维斯却未能令他的同僚信服，产褥热的多发与接触尸体造成的交叉感染有关。那些愿意测试这种方法的人常常做得不正确，从而得出不尽人意的结果。
“你要知道，虽然他没有直接说，但他相当于是说医学院学生在造成这些女性的死亡，而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勒内尔解释说。事实上，使用杀菌剂洗手直到1880年代才成为产房的惯例。
他关于这个话题而写的书收到一些负评之后，塞麦尔维斯猛烈抨击了他的批评者，甚至将那些不洗手的医生标签为“杀手”。后来他在维也纳总医院没有得到续约，塞麦尔维斯回到了祖国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一所小医院里，他以无薪的形式担任产房的名誉医生。
在那里和他后来任教的布达佩斯大学，之前都是产褥热肆虐，直到他的到来，几乎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对于他这个理论的批评仍然猛烈，塞麦尔维斯对于同僚不愿意采纳这种做法的愤怒也越来越强烈。在死后，塞麦尔维斯的贡献才得到了承认。
到1861年，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四年后，塞麦尔维斯被关进了疯人院。一名同僚以带他去一家新的医院为托辞，将他带去维也纳的疯人塔。当塞麦尔维斯发现真相后试图逃跑，卫兵对他施以毒打，用缚住袖子的紧身衣套在他身上，将他关进小黑屋。两星期后，塞麦尔维斯死于右手的严重感染，终年47岁。
在后来微生物学奠基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外科消毒法创始人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和细菌学始祖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等医学先锋所做的贡献中，都没有塞麦尔维斯的参与。不过，塞麦尔维斯的贡献后来得到了承认：时至今日，洗手仍然被认为是医院避免感染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谢选骏指出：我写过一本“天才与病”的书，现从塞麦尔维斯的遭遇也可以看出，天才必须变成疯子，否则就不能创造历史。天才如果不能变成疯子，只有和庸众妥协，要想成功还得和权贵打成一片，磨去自己的特殊棱角，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那样，他就无法像天才那样创造历史了，而只能像猴子一样被社会耍弄了。所以我看，权贵侮辱天才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他死后隆重地纪念他，并把他封为自己的预告者和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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