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文明冲突其实是种族冲突

《如何化解文明之间的冲突？》（2020-10-31 戎小捷）报道：

现在，法国教师被斩首事件持续发酵，整个欧盟和整个阿拉伯联盟各国几乎都卷了进来，冲突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当然，此次事件迟早会过去，但如果我们不进行反思，不采取一些适当措施的话，类似的事件、甚至更严重的事件还会再次发生，并很可能导致更大的悲剧。下面我就尝试对缓解文明的冲突做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并大胆尝试一下制度上的设计，以期最大限度地防止冲突的再次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能对它做出有效的控制。

首先，我们知道，在文明的冲突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并因此都绝不让步。显然，冲突的双方，法国和穆斯林不可能在“何为真理”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他们可以在下面的一个原则上达成一致，这个原则就是：“一切遵从真理”。好了，我们就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展开我们的讨论。双方都赞成“一切遵从真理”，那么，在“什么是真理”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应该允许若干个“可能的真理”作为备选理论同时存在，对不对？在这一点上再达成共识。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往下考虑。做为每一个“可能的真理”，在它成为真正“被认可的真理”之前，是不是应该接受一下实践的检验？如果实践检验证明它很好，是个真理，那么，我们今后就遵从它。如果实践检验后，证明它不够好，那么，我们就修订它。这样没错吧？双方都能接受吧？进一步地，由于实践检验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最终的检验结果出来之前，现存的几个“备选真理”都应该做到互不干涉对方的存在，对吧？

也就是说，从“一切遵从真理”这个双方都同意的根本原则出发，我们派生出来两个原则：一个是“多项备选真理同时存在”，一个是“备选真理接受检验”。再进一步派生出两个次生原则：一个是，在检验完成之后“备选真理可以修订”；另一个是在检验未完成期间“备选真理彼此互不干涉”。好了，只要就上述的这些原则达成共识，那么法国政府和穆斯林之间就应该暂停相互指责（遵守“备选真理彼此互不干涉”的原则）；并准备好修订自己的“备选真理”，或耐心等待对方修订他们的“备选真理”（根据“备选真理可以修订”的原则），对不对？

但上面只是抽象的理论推导，属于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实际生活是复杂的，比如，双方虽然都口头承认“备选真理可以修订”，但实际上都在一方面要求对方不要干涉自己的“备选真理”，另一方面又盼着对方修订它的“备选真理”，而不情愿修订自己的“备选真理”。比如，穆斯林盼望法国修订“言论自由”这个人权原则；法国期盼穆斯林修订“不得出现穆罕默德画像”这个宗教信条。怎么办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法国的总统或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分别认识到了应该修订言论自由的原则或修订伊斯兰的宗教信条，但在广大的法国民众或广大的穆斯林民众还处在情绪化之中的情况下、还不认可应该修订自己的“备选真理”的情况下，这些领袖们也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否则他们会失去选票。显然，我们还需要有制度层面上的设计，以促使上述的理想原则能够真正实现。

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呢？我们知道，现在各个国家领导人的任免，都完全是由本国自己决定的。因此，为了当上领导人，那些竞选者们都只考虑本国多数族群的意愿，而丝毫不考虑本国少数族群的意愿，当然更不考虑外国人的意愿。为了尽可能得到本国多数族群的支持，他们甚至不惜得罪外国人民。例如，过去，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每当政府要换届时，就要在钓鱼岛或靖国神社上弄出点新闻，然后竞选者就以自己在该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来获得更多日本国民的支持。等选举完成、自己当上首相后，又赶紧派出私人代表到大陆去向中国政府私下“说明情况”（并非想要和中国闹僵，仅仅是为了选举需要）。同样，这次法国的马克龙总统，为了安抚本国多数族群，不免过度指责穆斯林；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得到本国选民的大力支持，也无不纷纷过度表态支持法国；而土耳其总统，以及阿拉伯联盟各国政府，为了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也无不纷纷过度谴责法国政府。这就使本来就很难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雪上加霜。

怎么办呢？我想，一个可能的制度设计上的解决方案是：让法国总统或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领导人的当选，不仅仅取决于本国人民，同时也取决于阿拉伯联盟各国的政府；阿拉伯联盟各国领导人的当选，也不仅仅取决于本国人民，同时要取决于欧洲各国政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法国选出本国总统后，那么，还要请所有驻法国的阿拉伯各国的大使再来集体投一次“确认”票，过半数的大使赞成后才能真正当选、走马上任。做为对等，比如土耳其选出总统后，也要由欧洲各国驻土耳其的大使们再集体投一次“确认”票，过半数的大使赞成后才能真正当选。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显然，法国就绝不会再像这次那样过度指责穆斯林（还会指责的，否则不会得到法国人民的选票；但不会过度指责，否则不会得到阿拉伯各国大使们的认可票。）土耳其总统也不会像这次那样过度指责法国（还会指责的，否则不会得到土耳其人民的选票；但不会过度指责，否则不会得到欧洲各国大使们的认可票）。总之，如果说过去某个国家谁当领导人，主要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有关，那么在全球化的当代，某个国家谁当领导人，不仅涉及到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涉及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大国、强国领导人的更替，更是如此）。

当然，如果上述方案确实可行，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样，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等等，都会得到改善。总之，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产生方式，都是在全球化之前确定下来的，它们已经不再适合全球化的现状。为了避免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了避免爆发战争（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了避免大家同归于尽，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大胆改变各国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以新的体制代替旧的体制，以新的思维代替旧的思维，最终达到全世界各国都赢的结果。

我坚信，在这种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共同任命领导人的新体制下，法国迟早有一天会主动修订自己的“言论自由”原则，而穆斯林各国也会主动修订自己伊斯兰教的某些信条。果真如此，则世界大同，不亦乐乎？

（注：现在当然不具备实行这个新体制的条件，但将来，总有一天会实行的。否则，大家一起玩儿完。）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文明冲突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质是种族冲突。为什么反对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专政。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专政？因为它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因为它不把中国人当中国人。所以，面对不把中国人当人的外国人的时候，一定要反对他们。

《是文明的冲突还是种族的冲突？——美国人如何认识美中关系》（06/05/2019 法广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报道：

如今的美国，抵制和反击中国的渗透和侵害，已成为共和、民主两党以及政、学两界的主流意识，但如何认识日益恶化的美中关系？美中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还是“种族的冲突”，或者是其他什么冲突？却仍未形成全民共识。

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是把美中关系恶化定义为“文明的冲突”第一人。金里奇不久前在美国“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的会议上指出：“美中之间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他说，“美国正在失败”；美国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醒来，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也不清楚应对的规模有多大。”他还说，“美国到现在没有形成政治基础来应对中国”。 

接受了“文明的冲突”这一理念的是美国共和党执政当局的高层官员。

4月29日，在一个由美国智库“新美国”和亚利桑那大学共同举办的美国未来安全论坛中，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的一篇讲话，表达了美国政府高层对金里奇“文明的冲突”论的认同。斯金纳说：中国与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斯金纳指出：美中这种竞争和对抗的关系，甚至超越了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程度，因为前苏联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西方意识形态，因此美苏之间的文明和意识形态对抗，仍然只是“西方集团内部的一种对抗”，而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结构，和西方世界所认知的完全不同。斯金纳的结论是：这种“文明的冲突”，对美国甚至西方将具有更大的威胁。

去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和今年以来，国务卿蓬佩奥、参议员卢比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虽然并没有使用“文明的冲突”这样的词句，但他们都指出：美国面对的中共，是一个专制、落后、野蛮并且野心勃勃要称霸世界的政权。

在斯金纳讲话后，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华盛顿观察者》发表了《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的报道。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

然而，在美国，对美中冲突还有另一种解读，《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写道，对于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不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视为是“文明的冲突”，而认为“种族”是这场争论的核心。“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丹麦(Abraham Denmark)发推文表示，如果说美中竞争是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强大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那么二战的太平洋战区怎么算呢？更重要的是，种族与这些有什么关系？

对美中冲突还有一种解读，那就是前一段时间流行美国学界的所谓“修斯底德陷阱”论，指美国感觉到“崛起的中国”对自己的挑战，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这种说法也抽去了美中两国因意识相态、价值观不同而发生的“文明的冲突”。

完全否定美中之间存在任何冲突的也大有人在：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前民主党籍副总统拜登5月1日说，中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曾与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籍前国务卿希拉里5月2日说，要找中国来支持民主党。

美中两国“文明的冲突”其实自中共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存在，只不过中共对美国采取攻势而美国对中国采取绥靖，美国早就失败了。当然现在觉醒也不晚，但如果美国的智库仍然充斥“种族的冲突”和“修斯底德陷阱”之类的愚昧，或者让拜登和希拉里大行其道，那么就如金里奇所说“美国正在失败”，美国最终将输掉这场“文明的冲突”。

谢选骏指出：文明冲突是借口，实质是种族冲突——只有黄俄黄香蕉不懂这些。所以他们投靠共产猪夷或别的诸夷，以为就此可以获得“平等待我”之待遇。

网文《总理遗嘱》报道：

国父遗嘱的国事部分

《总理遗嘱》是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遗嘱。1925年，孙中山病逝，孙中山之子孙科与文胆汪精卫、戴传贤等中国国民党要员恐怕总理未留遗嘱即辞世，遂商议替总理代拟遗嘱。遗嘱由汪精卫于2月24日写下。遗嘱起草者有诸说，传有汪精卫、戴传贤、吴敬恒等，至今仍众说纷纭。据说孙中山很满意遗嘱内容，一字未改。随后，又由宋子文向孙请示，另外留下一份家事遗嘱，把底稿也读给孙听，孙又点头表示赞成；汪精卫取笔来，请孙亲自签名。3月11日，孙病势极其危险，中午孙在遗嘱上签名，由其妻宋庆龄帮助。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邹鲁等，也在遗嘱署字证明。翌日逝世。

1940年4月1日，孙中山被正式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华民国政府亦称《总理遗嘱》为《国父遗嘱》。

遗嘱内容

遗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总结40年来国民革命成果，并为日后的革命指明方向；第二部分交代身后家事。一般提到《总理遗嘱》多指第一部分。

（一）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宋子文

孙科

孔祥熙

邵元冲 戴恩赛

吴敬恒 何香凝

戴季陶 邹鲁

（二）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何香凝 宋子文 邹鲁 孔祥熙 吴敬恒 孙科 邵元冲 戴季陶 戴恩赛

总理遗嘱的家事部分

其他遗嘱

致苏俄遗书

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在完成前两篇遗嘱后，用英语口述，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起草《致苏俄遗书》，孙中山于1925年3月11日签字。此份遗嘱当时在中国亦仅为少数国人所知，并且在苏联刊发时出现几种不同版本。其中文翻译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

1925年3月11日签字，证明者：

宋子文 汪精卫 何香凝 孙科 戴恩赛 邹鲁 孔祥熙 

遗嘱影响：总理遗嘱对中华民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早期的革命志士。中国国民党专政期间，“恭读《总理遗嘱》”曾经是许多集会、会议与典礼开始时的制式程序之一。随着时代变迁，该程序逐渐废止。现今政府机构除了国防部各级机关，会在中山室悬挂国旗、国父遗像及国父遗嘱，并于重大集会时宣读国父遗嘱外，余仅偶尔可见。

参考文献：据北京《晨报》1925年3月14日影印遗嘱原件；“孙文”二字系1925年3月11日夜9时由孙中山亲笔签署，见《孙中山非常言：论道1896－1925》，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99页，ISBN 9787511502537。此遗嘱为汪精卫捉刀。当日孙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两个遗嘱文件上签名。据北京《晨报》1925年3月14日影印遗嘱原件；“孙文”二字系1925年3月11日夜9时由孙中山亲笔签署，见《孙中山非常言：论道1896－1925》，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02页，ISBN 9787511502537。

谢选骏指出：孙狗临死向着苏狗哀嚎——“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结果二十年后，苏联群魔就割掉了外蒙古。——这就是孙文这个畜生“联俄容共”的反动纲领招来的横祸！这都是由于孙狗做的大头梦实在有病——因为他梦想有个“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存在于世。事实证明，孙狗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胡言乱语，狺狺狂吠，给中国带来的不过是可耻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