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朱门酒肉臭、地铁病死骨

在古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在全球化时代，“朱门酒肉臭、地铁病死骨”却无法相安无事了——因为朱门和地铁竟然可以相通，病毒可以沿着病死骨的道路直抵朱门了！所以，不顾民生的达官贵人也纷纷卧倒甚至卧槽，甚至冲决了各个国家的边界，演出全球一体的大戏。

《为何还要每天挤地铁？病毒与失业哪个更可怕？（纽约时报 2020-4-6）报道：

当美国政府一再要求美国人呆在家里不要出门的时候，为什么纽约地铁还会有那么多人呢，他们真的不怕病毒，还是病毒是他们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纽约时报》这篇特写，用3000字，写尽了美国的繁华背后那些普通人的辛酸苦辣。

地铁不再是平等的象征——当冠状病毒大流行几乎使纽约陷入瘫痪的时候，它的地铁，一个城市拥挤的象征，已经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在危机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500万人挤进这个系统。如今，它的载客量不足100万，比1904年高铁开通第一个周末的载客量还低。尽管纽约的官员们在用尽手段不让人们聚集，甚至拆除篮球场上的篮筐，并派出警察驱散大批人群，但在城市地铁站那些相比贫穷的角落里，仍然熙熙攘攘，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发现，在布朗克斯区，客流量下降相对较低的两个车站，服务的社区是纽约市贫困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学高地社区的第170街站和伊甸园山地区的伯恩赛德站，被拉美和非洲移民(专题)社区环绕，这些社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约为2.2万美元（约合15万人民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这是纽约州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一。

对纽约地铁这个一向对所有人都很平等的庞大系统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因为长期以来，纽约小时工可以和金融高管可以在地铁上并肩而坐。如今，地铁更接近于成为这座城市不平等的象征，它扩大了那些有能力在家中安全避难的人和那些必须继续勇敢乘坐公共交通以维持其微薄生计的人之间的差距。许多居民别无选择，只能和陌生人挤在地铁上，不得不让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

更糟糕的是，为应对急剧下降的客流量而减少的服务，有时会导致更拥挤的环境，使公共卫生专家建议的保持社交距离变得不可能。

客流量下降幅度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这种病毒非常危险。我不想生病，我不想让我的家人生病，但我仍然需要上班，在曼哈顿下城工作的家庭健康助理约兰达安西安说。当她在第170街站等火车时，安西安把一个医用口罩戴在脸上，双手戴上乳胶手套。

在地铁里接触到冠状病毒的可能性，只是她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的焦虑的一部分。她的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非常想在外面见到他们的朋友，但她只允许他们每天一次和姨妈一起离开家出去散步。安西安的丈夫曾在一所私立学校当看门人，后来因为学校停课而被解雇，她的家庭收入因此减少了一半。她说，他们有足够的积蓄支付这个月的房租，但仅此而已。下个月我们怎么付款？我想都不敢想，我会发疯的。她说。据运营地铁和公交车的大都会运输署称，最近的一个工作日，地铁的客流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90%，安西安是这条线路上为数不多的乘客之一。但《纽约时报》对数据的分析显示，地铁服务的四个区中，每个区的客流量下降幅度都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过去两周，曼哈顿的客流量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约75%，这里的家庭年收入中值为8万美元（约合56万人民币），是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最高的。而布朗克斯区的客流量只下降了约55%。布朗克斯区的贫困率在所有行政区中最高，年收入中值最低，为3.8万美元（约25万人民币）。

伯恩赛德大道和第170街的车站，为一些最容易受到经济和公共健康威胁影响的人提供服务。在车站周边地区，大约一半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40%的人口出生在美国以外，四分之一的人没有高中文凭。在第170街站，每天清晨仍有成千上万的乘客如波浪般涌来。男乘客大多是第一批到达的，他们在黎明前就匆匆进站，穿着溅满油漆的牛仔裤，戴着破旧的安全帽，搭火车前往城市各处的建筑工地。两小时后，许多妇女慢慢走上站台，大多数是护士和家庭健康助理，在当前的危机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其他人则是富人的家庭厨师和保姆，希望在当地经济崩溃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住自己的工作。

坐地铁是我一天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40岁的苏蕾利亚诺坐在第170街站的木凳上，开始了她去皇后区的通勤之旅。作为一名个人护理助理（相当于中国的家政保姆），她在上班前一天收到了老板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用粗体字、红色字体指示她和同事，他们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上班。一方面，利亚诺庆幸自己还有收入，她的丈夫在危机前曾在一家餐馆帮忙送外卖，还在厨房里做过零工，现在已经被解雇了。但利亚诺也对自己每天在封闭的地铁车厢里与陌生人挤在一起的两个半小时感到焦虑。当她走进地铁车厢时，她扫视每一根柱子、每一个座位、每一个人，仿佛在寻找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她非常清楚自己的手该放在哪里，抑制住了想要修复掉下的一缕头发，或擦去眼睑上游离的睫毛的冲动。她知道，接触受感染的表面，然后再接触自己的眼睛，很可能是危险的。我真的很担心，利亚诺说。自从惊慌失措的顾客把口罩从商店的货架上一扫而空后，她就一直找不到口罩，这里还有很多人，我不认识他们，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生病了，他们会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坐地铁是我一天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她补充道。

大都会运输署一直试图保护仍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它已经部署了清洁人员，每三天用医院和养老院使用的消毒剂，给所有的火车车厢和公共汽车消毒。但是上周，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人生病，客流量直线下降，导致票价收入锐减，该机构决定削减25%的地铁服务。官员们说，截至周一（3月30 日），共有七名大都会运输署人员死于这种冠状病毒，另有至少152名工作人员检测呈阳性，1181人被隔离。大都会运输署的主席福耶检测结果呈阳性。

在第170街站外，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大多数商店已经关闭，他们的金属安全门也关闭了。只有两家药店开门营业，生意很好，顾客们排着队从前门出去。每天早晨，乘客们仍源源不断地涌向它的户外月台，月台随着每一列火车的到来而隆隆作响。

辛迪加西亚是曼哈顿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社工，在等车时，她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她的消毒工作非常细致，客户接触的每一支笔，她抓的每一个门把手和坐的每一把椅子，她都会用来苏水（甲酚皂溶液，一种消毒剂）擦干净。当她会见客户时，他们坐在房间的两端。但在列车上，加西亚对这种距离的控制没有任何幻想。她可以蒙住双手，她可以戴上口罩，但不可能保持两米的距离。看看这些地铁车厢，还是很拥挤，她说。4号线是服务减少的线路之一，卫生官员警告说，这一政策可能会导致列车拥挤，增加必要工作人员的健康风险，包括需要乘坐的医护人员。

如果我死了，那就死了吧——尽管如此，对站台上的一些乘客来说，感染冠状病毒的可能性仍是他们最不担心的。43岁的达乌达巴是来自塞内加尔的移民，他在伯恩赛德大道站等车时，双手夹在膝盖之间。他住在附近的一个避难所，他说，那里有50多名男子共用三间浴室。给门把手消毒，甚至使用洗手液的想法都是可笑的。他说，光是在水槽边腾出时间洗手就已经够难的了。我已经被困在避难所一个拥挤的箱子里了，我不能为我的健康做任何事情，他看着站在附近的其他人说，我唯一担心的是经济问题。

12月底，巴先生被一家观光巴士旅游公司解雇了。他的老板说，他们将在3月底之前重新聘用他，但随着疫情的蔓延，他的就业前景一如既往地飘忽。最近的一个早上，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提供了一份薪水不多的活，有人要搬出他们的公寓，需要帮个手。巴先生坐着等火车把他带去布鲁克林，小雨敲打着金属雨篷。如果我死了，那就死了吧，他说。

 

谢选骏指出：“如果我死了，那就死了吧！”——这样的哀嚎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如果我死了，那就死了吧！”——它说明“死了比活着更好！“如果我死了，那就死了吧！”——它的背景就是纽约的悲惨现实——“朱门酒肉臭、地铁病死骨”！而所谓“政府的救援”在哪里呢？在朱门！不在地铁！

《老人疑因疫情封锁政策绝望自尽 临死前杀死妻子》（综合新闻 2020-04-05）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4日报道称，一名71岁的退休老人因对政府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采取的封锁政策感到绝望，最终选择自杀并在临死前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文章称，3 月 25 日，居住在英国剑桥艾伦 · 史密斯被发现死在家中的床上，在他旁边的是他妻子埃尔西的尸体。报道称，由于封锁政策，这对夫妇担心买不到食物，史密斯先生还忧虑买不到药物控制他的疾病。

史密斯夫妇的一位邻居乔安妮·托马斯称：“最近没怎么见到他们，听到他们死在房子里的消息有点让人担心，但警方一直告诉我们，没有其他人牵涉其中。”史密斯夫妇的另一个邻居，76岁的丹尼斯·金斯利表示：“他们是一对人很好的夫妇，在这里住了很久了。上周一他们去商店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了，我跟他们打了声招呼，但是我没看到他们回来。我听说他们担心在商店里买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东西都卖光了。他们从来没有被送过食物，所以他们不得不出去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我知道他病了，新冠病毒产生的影响很容易就能把他逼到崩溃的边缘。”

剑桥郡警方在上周宣布，他们将这对夫妇的死亡视为 “一个孤立的事件，不会寻找或调查相关的任何人。”在进行尸检后，警方表示史密斯夫人的死因是源自头部和颈部的刺伤，但仍需等待进一步的神经病理学测试，而史密斯先生的死亡原因目前仍未确定。报道称，除了史密斯夫妇外，英国在封锁期间还发生了几起相似的事件。

谢选骏指出：警察说这是 “一个孤立的事件”，显然不是人话。而警犬们如此推卸责任，凸显了政府的严重失职。这不仅是由于黑心首相约翰逊一手导致的，因为他已经恶有恶报地“优先入院治疗”了——这是由于政府的救援，在朱门！不在地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