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专制恃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

《美国民主？其实美国简直专制独裁到无法想象的程度！》（Kar Yin Lam中大學生會 CUSU 2016年4月29日）报道：

●美国雨水属于"国有资产"，私自收集雨水犯法逮捕

http://news.cntv.cn/20120802/103411.shtml

收集天上降下的雨水也会犯法吗？在美国俄勒冈州这样的事情的确会触犯当地法律。近日，一名叫加里·哈林顿的男子就因"非法收集和使用雨水"而被宣判入狱一个月。据国外媒体7月31日报道，家住俄勒冈州老鹰崖的哈林顿曾于2002年在自家的170英亩（约合为0.69平方公里）土地上挖了3个池塘，以收集雨水。后来，当地政府指控称，哈林顿非法收集雨水的行为触犯了当地法律。

7月25日，当地法院作出判决，哈林顿被判处入狱30天，并须缴纳罚款1500美元（约为人民币9554元）。根据俄勒冈州的地方立法，所有的水都是公有的。如有个人想要储存任何一种形式的水，都必须首先获得当地水利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对于判决结果哈林顿表示不服，并将提起上诉。"因为收集雨水就要入狱30天，这合理吗？农村土地所有者不能存储降在自己地上的雨水，这太过分了。对于所有池塘拥有者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

哈林顿说，他曾于2003年获得了俄勒冈州水力部门的批准，但后来这一许可证又被撤回了。"他们一开始给我颁发了许可证，但后来他们又无理地取消了这一证明。为此，我一直和他们争论至今。""我觉得政府是在恃强凌弱，他们就像是一个大恶霸。如果你被打倒或者放弃反抗，他们就会变得更加霸道。作为美国人，我们应该坚持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应该享有一切公民权利，而且一定要顽强不屈。"（据《中国日报》）

（这三个池塘都建了很长时间，最早的一个还是他37年前结婚时建的。美国政府随时都可以故意收回许可证，然后说你是非法的，逮捕你。美国西部许多州,包括犹他州、科罗拉多州，一直都在禁止个人以任何方式和道具收集雨水。美国国会还在讨论：为了控制全球变暖，要对所有国民收呼吸税、放屁税，还有阳光也是国有的，晒被子非法。）现在在美国很多州，拿脸盆接雨水都是犯法行为。变态！！！这个的目的就是控制、奴役，为控制而控制，为奴役而奴役。从心理上进行全方位的压迫。撒旦在抢夺上帝给人类的恩赐！！

美国有个纪录片《End of liberty》(自由已死)，说了美国很多这些变态的事情。美国人用雨水浇花要坐牢，美国人给朋友投公车币要坐牢，在自家院子种菜犯法！小学生分吃鸡腿要坐牢，自家院子里的草太高要坐牢……美国用很多看似搞笑的手段培养他们对警察的控制力！能对美国人的这些合理行为下手的警察，要他们做更"高级"的事，自然就不在话下！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开罚单，罚单数量不达标的会被辞退，这一点可能比上面的手段还重要，因为这个方法筛选出了听话的警察！

小型有机农场都纷纷被警察荷枪实弹扫荡，自己养奶牛卖纯正的奶是违法行为，被逮捕被贴封条，贩卖有机食品被美国政府看成是十恶不赦的事情。新法案S510将禁止自种农产品的生产、分享、交易、贩售，你在家里种菜就会被逮捕。

说好的民主和自由，居然就被从天而降的雨水洗刷的清清楚楚，就被破土而出的作物顶破了表皮。这也太"法治"了吧？话说要是哪天下雨没打伞，会不会因为用身体收集雨水或者非法洗浴而面临牢狱之灾啊？

●据说，欧洲很多国家收"雨水税"。各有各的理由，德国人的代表性普遍一些。理由是，由于城市很多水泥路面，导致雨水无法渗透到地下，因此影响到了地下水。而为了地下水回灌，必须要排水管道跟"渗透区"进行连接，这就要发生一定的费用，比如建设费用，维护费用，管理费用等等，"雨水税"就是支付这些费用的。至于居民收集雨水犯法，也是上面的理由。理由？想找理由什么理由找

不出来？要想收税，何患无辞。

（天一下雨，老百姓就得交税？剥削的好名目啊，问题是平时交给政府的税哪去了呢）。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论者显然没有见识过不经民意认定的“真正专制”，结果把政府职能中的强制性当作了专制。不过道也揭示了专制具有“恃强凌弱”的特点。

《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17日09版）报道：

赵汀阳：生活经历和思想没有关系，哲学家要像科学家一样理性地思考，要无我，要思考人的公共问题，而不是私人问题。

在采访中，仅仅为了让赵汀阳说说自己的经历，几乎发生了一场争辩，辩题是“思想者的经历和生活是否影响其思想的形成”。正方辩友（记者）说，一个人的经历、他遇到的人、他看过的书，怎么会跟他的思想无关呢，不管影响是大是小，是隐性还是显性，两者总是有关系的，更不用说那些为人生而思考的学者。反方辩友（赵汀阳）冷静又坚决地说，不，哲学家是像科学家一样无我思考的。人生经历、求学体验，那些是生活，私生活，反映他们的是文学，跟思想没关系，而且恰恰是哲学家要摈弃的东西。他指着自己新书的封面，说，你看，《每个人的政治》，是每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世界不是为我准备的，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表达个人情感非我所长，我也没兴趣。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屈服于个人的经历、情感、遭遇、挫折，带着自己的情感偏好，他就只能代表自己，就无法不偏不倚地为每个人说话了。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要有意义，就不能只为自己说话，否则就只是声辩、控诉、抱怨、宣传、推销，而不是思考了。思想需要一个纯粹状态，思想必须无私，为真理、事物或者所有人说话。一个人干什么都要有其职业要求，在赵汀阳看来，哲学工作者基本的职业要求就是研究普遍问题，像科学那样无我。

为了说明问题，赵汀阳特别提醒记者注意，他的书里很少有“我”字，除非不得已。正确的思想是“无我”的，赵汀阳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比喻成“像外星人那样”看着人类世界，然后就“看到人们是多么自私愚蠢，不断作法自毙、自取其祸”。在其他场合，赵汀阳曾经直言，他就像是一个机器人。科学家只会说“这件事是这样的”“那件事是那样的”，不会说“我觉得”如何如何，“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意义的干扰变量，会误导自己。

说这些话时，赵汀阳一口喝干了咖啡，从头上抹下软檐帽，帽子好像是当年新四军戴的那种，帽额上绣着一颗闪闪的红星，据说其实是卡斯特罗那种样式的。

当一个人执意要将生活跟学术彻底分开的时候，采访就变成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毕竟采访不是学术研讨会或报告会。虽然我一点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他来说，这大概恰恰又是一以贯之的“道”之一。因为早在老版的《论可能生活》里，他就已经提出了“无立场分析”原则：在思想的领域里，一个人不能执于任何一种立场，才能提供有意义的思考和发现各种可能性，打开不同的道路。秉承这样的方法论，赵汀阳要做的，就是《道德经》里所谓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唯独没有他自己。纯粹客观和高度普遍性的思想和真理，这大概就是赵汀阳的自我期许吧。他说：“生活中有太多的得失恩怨、私心杂念，如果生活与思想要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应该是生活向思想看齐，而不是相反”。

赵汀阳：人生来就以人类之名借贷来人权，为此必须终生支付“做人的责任”。基督教发明了意识形态的四大组成部分。预付人权。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要看是什么样的民主，而自由和法治才是必要的好东西

虽然赵汀阳在李泽厚门下学习美学，但他很少做美学，他的兴趣从形而上学、伦理学到政治哲学，一路转过几个弯，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一直在思考那些普遍的、具有公共价值的问题，关于幸福、公正和自由。他一本一本出书，是在一点一点完善自己的理论。他不是哲学研究者，他要做哲学家。

赵汀阳这些年在政治哲学领域用力最多，先后提出好些原创性的观念，其中有些观点颇有争论。他这方面思考和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每个人的政治》中均有体现。

他说基督教在精神政治方面的发明是意识形态，包括四方面：心灵管理、宣传、群众和绝对敌人。

他反对“天赋人权”（natural human rights）理论，早在1996年他就提出的“有偿人权”，后来被修正成“预付人权”（credit human rights）。他认为天赋人权在逻辑上有隐患，而理论的基本要求，是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并预先加以补救。人权不是神圣天赋的，而是一个人生来就获得的人类预付借贷的权利，是不劳而获的，但不能不劳而享。为了“偿还”这个“贷款”，人必须支付做人的责任，否则就算自行放弃部分或全部人权。这个责任的门槛是很低的：不伤害他人。如是而已。但赵汀阳也提到，放弃和被剥夺的人权是有底线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干了多坏的事情，无论放弃了多少责任，仍然有不能被剥夺的人权，那就是人的尊严。因为没有履行责任，一个人可以被剥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虽然赵汀阳支持取消死刑），但不应该被扇耳光、不被吐唾沫、不被罚跪。以死刑犯为例，可以依据法律枪毙他，但不能勒令他跪下受刑。罪犯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应该有选择姿势的权利，比如站着、坐着或躺着。这些事关人的尊严。

关于公共事务和公共秩序，赵汀阳强调的是，任何人不能因为犯罪而获利。而制度如果不健全，违反规则就反而会获利，即使被揭发了，承受的损失仍然可能远远小于获利，如果这样，规则就被解构了。这显然不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惩罚和罪行必须是相称的。当然对罪行严重程度的认识有历史性，在英国早年，还有许多国家，偷东西会被吊死，但现在盗窃便不被认为是那么严重的罪行了。

早在《坏世界研究》里，赵汀阳就秉承从柏拉图开始的一派，对民主表示质疑，最近在《每个人的政治》等论著中则深入分析提出，民主不是价值，而是一种政治制度或公共选择策略。按照柏拉图的看法，专制倚强凌弱，是坏的，民主以众暴寡，甚至导致暴民乱政，是“其次坏的”，而不是“最不坏的”制度。

但民主具有技术优势和可操作性，完善民主制度要回到其源头。希腊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公议和投票选举：公议是把事情说清楚，默认智力和德性的差异；投票是对事情做决定，默认的价值是平等，而抹杀了个体间能力的差异。这两方面都有待改进。

在投票方面，民主投票的典型坏处是：A方案有利于所有人，每个人的收益为n，B方案有利于51%的人，收益为n+1，却有损于41%的人，收益为n-1，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结果往往就是B方案。赵汀阳认为，应该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在赞成票之外引入反对票，用双票制得出净支持率，比如说，B方案支持的51%减去反对的41%，净支持率仅为10，因此未必能够胜出。这样可以增加弱势群体的自保能力。而在公议方面，则应遵循“最大兼容原则”，反对多数决胜，通过理性辩论促成普遍可接受的公意。总之，现代社会的优点在于法治和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不是一种自足的政治制度，必须与保证个人自由的法治相配合，才能获得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效率。

谢选骏指出：上文出自真正的专制社会，在恃强凌弱之余，顺便揭示了“民主就是以众暴寡”的特性。

网文《柏拉图：让群众为国家做主是危险的，「民主是"其次坏的"制度」》（慧小田哲思学）报道：

作者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来节选自《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刊登

与其提问民主代表了什么，还不如提问民主反对了什么，这才更能看清楚问题。按照民主的逻辑，民主至少反对了这样一些事物：

（1）公正的规则，因为民主是偏心的；

（2）公共事业（public），民主考虑的不是社会一切成员（the public）的利益而是大众集团（demos）的利益，除非公共事业碰巧有利于大众集团；

（3）个人自由，民主为大众集团谋利而侵犯个人自由；

（4）卓越事物，比如高贵、高尚、高深的思想和文化，因为卓越事物限制了大众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一种政治是否公正而具有正当性，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是否惠及所有人，是否能够促进有利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这一要求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显然过高，因为民主在理论上注定了有利于多数人集团而非所有人，而更糟糕的是，「民主在实践上往往只不过有利于多数人集团的政治代表们而非多数人」，或者说，民主这种群众运动的胜利果实通常归于群众领导而不是群众。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如果民主有什么优点，也与道义无关。如果民主显得好像有些道义优势，完全是与专制对比而被衬托出来的。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民主确比坏的专制好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好的。群众总是按照利益去思考，他们在算计自己的利益上大致不差，但让群众为国家做主则是危险的，因为思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需要更大的眼界。

柏拉图相信，具有智慧和公正的卓越美德的人才能够按照原则去思考，才能够发展各种美德和好生活。从现代观点来看，专制无法在制度上克服政治偶然性，无法保证不出现暴政和奴役，圣君可遇不可求，因此，专制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海耶克、波普尔、柏林都论证了这一点），而民主虽无美德光辉，但据说能够杜绝最坏的政治状况，因此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个说法是现代人在玩弄措辞，柏拉图会更实诚地说，民主是"其次坏的"制度）。除非能够证明每一种现实可求的政治制度都非常坏，才能使民主以"最不坏"制度获得相对道义优势，但要证明这一点恐怕无望。

民主的一个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都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伤害多数人，恐怕太难。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专制总是迫害多数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太真实，这种故事违背政治博弈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专制采取的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而迫害少数人的政治策略，因为这样的博弈策略才能够获得更多人民的支持而巩固统治。只有不可理喻的暴君才会昏到搞成众叛亲离，或者只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专制政府才会狗急跳墙与多数人为敌。按照理性人假定和博弈规律，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明智的统治策略都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触犯众怒是很冒险的，而暴政更是最失败的政治策略，除非疯了，没有人会采取自取灭亡的策略。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都更可能选择损害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这才是真实故事。当然，关键问题不在于专制和民主何者伤害的人数更多，而在于伤害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专制以权力去害人与民主以票数去害人都同样缺乏道义理由，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偏离了对所有人同样有利的普遍价值，就不是一种好制度。何种行为是否体现了普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遍价值，有一个或许最好的检验原则：普遍模仿原则。它意味着：

（1）当一个行为策略s被普遍模仿，s就被推广为任何个体之间的对称相互关系，无人能够独自幸免于难，也无人能够独享其成，既没有人能够排斥他人同时受益，也没有人会单方面受害；

于是（2）如果s由于被普遍模仿而导致玩火自焚自取其祸，导致每个人利益受损，s就显然是坏的，而如果s被普遍模仿而使每个人获得利益改进，则显然是好的。其中道理是，只要一种行为被普遍模仿，就形成波及所有人的游戏，人们就只好同命运了，这一游戏之善恶立判。

显然，有许多事情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就被证明为人神共愤的罪恶（比如战争、杀人、侵犯和欺骗等），那些经得起普遍模仿考验的事情就必定体现了每个人能够共享的普遍价值（比如公正、自由、和谐等），那些通得过普遍模仿检验的普遍价值就将被视为任何一种制度必须加以参照的正当性指标。

根据以上理由，民主显然是不正当的。专制以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同样都违背公正。民主的逻辑是多数人的偏好高于正义或天理，这是对少数人的歧视和对真理的蔑视。专制和民主还同样都抑制了部分人的自由。关于民主优越性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论证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论证暗中非法占用了不属于民主的证据。民主国家比较自由的真实原因与民主几乎无关，「真正在保证自由的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而不是民主」。民主的本性是反对个人自由的，正如伯林论证的，民主此类过于"积极的"行为往往以假自由之名去反对自由。对于一个成功的制度，法治比起民主重要得多，而法治的原理是公正。

自由可以是民主的一个条件，但民主却不是自由的条件，两者关系不能颠倒。至于社会和谐，就更与民主无关，也远非民主所能，民主不能减少社会冲突，不能增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尤其不能增加公共利益，因为民主的本性是为大众集团（demos）服务而不是为社会全体成员（thepublic）服务。

专制和民主都是权力游戏，而权力游戏的逻辑直接就把人们划分为赢家和输家，这必定有损共同幸福。

总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同样严重偏离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现代人为了支持民主而给民主想象了太多好处，比如达尔给民主开列的优点清单，其中大多不靠谱，有些甚至毫不相干。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各种优点基本上都来自法治与自由，而不是民主。

谢选骏指出：上文出自专制社会，否定民主但又不敢直接为专制辩护。所以只好曲线救国，胡说“现代社会的各种优点基本上都来自法治与自由，而不是民主。”因为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自由只能在民主的前提下发展起来。所以，在“人民民主”之下是发展不出“自由民主”的。那么，应该怎么说才是正确的呢？我认为，应该这样说才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现代社会的各种优点基本上都来自‘自由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

《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 短视近利漠视未来》（BBC 2019年4月18日）报道：

1739年，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写道，政府的起源，是人们舍远图近的偏狭心理，无法根本地救治自己或他人。休谟相信，政府机构，如政治代表和议会辩论，有助于缓和我们冲动、自私的欲望，促进社会的长期利益和福祉。

在今天看来，休谟的观点似乎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显然已经变成了短视泛滥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短视的良药。很多政客除了下一届选举几乎无所在意，所关注的也仅限于最新的民意调查或网络舆论。政府往往更偏向权宜之计，比如把罪犯关进监狱就算了，而不解决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在地球升温、物种灭绝之际，各国在国际会议上争吵不休，只盯着短期利益。

当新闻媒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报道英国脱欧谈判的最新进展，或对美国总统的即兴推文喋喋不休时，现代民主政治的短视昭然若揭。那么，有没有针对政治短视的解药，能够长远地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呢？

先从这个问题的本质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的短视政治是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造成的，是它们加快了政治的节奏。但是，政治对“当下”的执迷，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

一个问题是选举周期，这是民主制度固有的设计缺陷，导致政治周期短暂。为了在下一届选举中赢得选民的支持，政客可能会提出诱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忽略长期问题，比如应对生态毁灭、养老金改革或儿童早期教育投资，因为这些问题不会为政客直接赢取政治资本。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制定形式就被称为“政治的景气循环”。

此外，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企业，利用政治制度为自己争取短期利益，并将长期成本转嫁给社会其他群体。无论是资助竞选活动，还是耗资巨大的游说，企业对政治的入侵和操控都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导致无法形成和实施长远的政策规划。

政治短视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原因，是代议制民主系统性地忽略未来人的利益。未来公民没有任何现世的权利，在绝大部分国家没有代表未来公民利益的机构，即使今天的决定无疑将影响未来公民的生活，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盲点，但我们却几乎注意不到。在10年间，我作为政治学家专门研究民主治理，但从没想过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像过去的奴隶或妇女那样被剥夺了权利。但这就是现实。这也正是全球成千上万小学生在瑞典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鼓舞下罢课游行，要求富裕国家减少碳排放的原因。他们拥有民主制度，却被剥夺了发言权，现世的政治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

虽然不舒服，但我们需直面现实。现代民主，尤其是富裕国家，能够殖民未来。我们把未来当成一个遥远的、没有人的殖民地，在那里我们可以任意“倾倒”生态退化、技术风险、核废料和公共债务，随意掠夺。英国18、19世纪殖民澳大利亚时，利用“无主地”的法律原则来为自己进行殖民统治辩解，无视原住民的存在和土地所有权。今天，我们的态度也像对待“无主地”一样，把未来当作“空白时间”，无人居住、无人认领，任凭我们主宰。

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重塑民主本身，以克服其固有的短视并停止盗窃后代的权利，后者是导致我们对未来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所在。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有人认为，民主根本就是短视的，因此依靠“善良的独裁者”或许会更好，他们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里斯（Martin Rees）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撰文称，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武器扩散等长期严峻的问题，“只有开明的专制君主才能推行安全度过21世纪的措施”。前不久在一个公开论坛上，我问他是否真的把独裁作为应对短视的政策处方，并暗示他也许是在开玩笑，他回答说，“实际上，我是半认真的。”然后，他给出中国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在长期规划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从中国对太阳能的持续巨额投资便可清楚看出。

在场的人中点头者出奇得多，但不包括我。历史上长期保持善良和开明的独裁者的例子即使有，也很少（比如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专制政权在长远考虑和规划方面比民主政权做得好。比如，瑞典没有专制君主，但瑞典设法做到了近6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仅为26%。

也许有办法重塑代议制民主，以克服目前的短视政治。实际上，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为未来公民赋权的开创性实验。比如，芬兰议会设立了一个未来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Future），负责审查立法对后代的影响。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以色列设有一个名为“子孙后代权利监察专员”（Ombudsman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职位。但后来，因为被认为权力太大，导致立法延迟，该职位被废除。

当代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威尔士。威尔士设立了“子孙后代权利专员”（Future Generations Commissioner）的职位，是2015年《造福子孙后代法案》（Well-be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ct）的一部分，由苏菲·豪（Sophie Howe）担任。此职位是确保从环保到就业等领域的公共机构在制定政策时至少要把眼光放到30年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出台一个类似的覆盖整个英国的子孙后代法案。这个想法可能会受到新成立的议会跨党派子孙后代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欢迎。该小组成立于2018年，得到了身兼上议院议员的里斯的支持。显然，里斯仍对此民主程序有一定信心。

然而，这类行动因为过于改良主义且无法根本改变政府结构而遭到抨击。加拿大资深生态活动家铃木（David Suzuki）提出更激进的替代方案。他希望用随机选出的公民议会取代加拿大的民选政客。公民议会将包括普通无党派加拿大人，每人任期六年。在他看来，这种类似于政治陪审团形式的议会能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和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长期问题，解决政客只关心下届选举的问题。但是，由当代公民组成的议会真的能够站在子孙后代的角度，代表他们的利益吗？日本出现名为“未来设计”（Future Design）的运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京都人类与自然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的政治学家西条辰义（Tatsuyoshi Saijo）领导下，该运动在日本各市举办公民集会。一组参与者站在当代居民的角度，另一组想象自己是2060年以后的“未来居民”，后者甚至会穿上特殊的服装来想象穿越时空。多项研究表明，与现在的城市规划相比，“未来居民”设计的城市规划更激进、更进步。最终，该运动的目标是成立一个由中央政府管理的未来部（Ministry of the Future），并在所有地方政府机构中设立未来厅（Department of the Future），用未来公民议会的模式制定政策。

“未来设计”的灵感部分来自美洲原住民遵循的第七代原则（Seventh Generation Principle）。该原则要求相关政策将第七代后人（大约150年后）的福祉考虑在内。这种原住民思维也引发了美国一场重要诉讼。在这起诉讼中，年轻人主导的组织“孩子的信任”（Our Children's Trust）试图为当代和后代争取稳定的气候和健康的空气。这起案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原告都是10几岁或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故意推行导致未来气候和公共资源不稳定的政策，因而剥夺了他们未来的宪法权利。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环境法教授卡尔森（Ann Carlson）最近对網路媒體Vox所说的那样，“这就是让孩子做原告的聪明之处……他们讨论的是地球的未来。”如果胜诉，这将是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最终将使未来公民获得权利。

所有这些举措加起来，说明了什么？我们正处在一场历史性的政治变革之中。显然，为子孙后代争取权益的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在未来几十年内随着生态毁灭和技术风险加剧而逐渐成长。梦想着善良独裁者不是解决长期危机的唯一选择。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到18世纪代议制民主兴起，民主出现了多种形式，也经历了多次重塑。下一场民主革命将是一场为子孙后代争取权益、停止掠夺未来资源的革命。它很可能就在眼前了。

（作者罗曼·克兹纳里奇是一位公共哲学家兼前政治学家，也是全球首家同理心博物馆（Empathy Museum）的创始人。他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从长计议的力量的书。）

谢选骏指出：休谟和一切大哲学类似，要么是政府的应声虫，要么是政府的设计师——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位不被“官学化”的伟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