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访谈》（2016年3月23日澎湃）报道：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喜欢像逛博物馆一样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步。如果还是意犹未尽，他就用笔驱赶书里的人物代替他走。在他的第九部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往日常见的中产阶级主人公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和、倔强、诗意的钵扎小贩麦夫鲁特。自12岁跟随父亲来到伊斯坦布尔后，麦夫鲁特挑着担子从1969年走到了2012年，经历了城市地震般的经济、社会、政治变迁。他写信劝一个女孩私奔，最后却娶了她的姐姐；他在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但贫穷始终像野狗一样嗅着他的脚跟。小说的最后，他在妻子过世后娶了最初爱上的女孩，最后分到了政府新修的房子，然而现在他眼前闪现的却是妻子年轻时的可爱的脸庞，想念的却是过去的那个伊斯坦布尔。与过去的作品相比，年岁渐长的帕慕克笔端多了几分人生况味：“城市生活的深奥，来自我们所隐瞒的东西的深奥。”
问：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开头，主人公麦夫鲁特发现等来同他一起私奔的女孩是另一个人。发现后他陷入沉默和一种奇怪的感觉中。他的沉默和不作为让我想起了哈姆雷特。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在当时或者之后去质问“媒人”苏莱曼呢？
答：我很高兴你提到哈姆雷特。有时在写作中我借《哈姆雷特》来描述我遇到的写作困难并且将之戏剧化。最关键的是将处于底层的劳动阶层看作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从而完整地展现他的人性。不要忘了哈姆雷特只是一个贵族，而我希望拓展、探索一个底层百姓的人性，从而使我们对他的理解不逊于对哈姆雷特的理解。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研究，大量的思考，大量的浪漫设想与编辑，这是很可观的工作量。
问：你是否想暗示麦夫鲁特或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脑海中的“怪东西”来自一个人未能如他所愿从生活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答：同一个错误的女孩私奔是麦夫鲁特生命中一件大事，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不走运的人。首先，爱上一个女孩却最终娶了她的姊妹源自《圣经》里拉结的故事。麦夫鲁特娶了他爱上的女孩的姐姐，这既是戏剧化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事实上他只是远远地看了那个女孩三秒钟，然后给她写信，他们之间并没有建立任何亲密关系。迎娶心爱之人的姊妹是人类一种古老的生存境遇。《圣经》里拉结的故事正是如此：雅各错娶了另一个姊妹。托尔斯泰也娶了他想要迎娶的女孩的姐妹。我很喜欢伊塔洛·斯维沃的《泽诺的意识》，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爱抽烟的商人娶了他心仪女孩的姐妹。斯维沃笔下的泽诺花了600页来抱怨这件事，而我的麦夫鲁特在600页中都很快乐。或许他快乐的秘诀就是他这个人物的秘密，同时也是这本书的逻辑所在。麦夫鲁特和妻子如此幸福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是一个直率的人，与妻子十分友好。
问：书中其他人物第一人称自述常常打断麦夫鲁特的第三人称叙述，给人一种避免他与众人直接对话与冲突的印象。采用这种叙述方式是否是为了强调麦夫鲁特的隔绝与孤独？
答：为了捕捉到街头小贩的生活细节，我为这本书做了许多调查工作。我和酸奶小贩、婚庆饭店的服务生、查电表的工作人员、烧烤串小店工作人员、米贩子以及退休警察交谈。事实上我想把这本书写成一种狄更斯似的小说，我力图避免狄更斯作品中更戏剧化的情节。我不确定是不是完全成功，因为还是有一些读者将这本书在不同国家的成功归因于某些情节剧的因素。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感到第三人称那种权威的作家口吻还不够，也无法如我所愿地呈现那些我想写的人物的语气。于是我决定将这些声音与原本十九世纪传统小说的声音穿插融合在一起。或许我心中还有一点年轻时进行后现代实验的冲动，我经常检查故事是否顺畅，我觉得这个手法最终还是成功的。顺便一提我并不认为麦夫鲁特是个孤独的人，他和妻子女儿们生活得很幸福。他和妻子相处得尤为融洽。让麦夫鲁特与其他底层人物不同的是，我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呈现他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与想象。这让麦夫鲁特看起来就像一个贵族，因为在西方文学中上层人物的内心生活呈现得不胜其多。让麦夫鲁特显得孤独的原因是我们看到、读到了许多他的内心活动。事实上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底层，还是上层——都和麦夫鲁特一样，在脑海中上演着许许多多电影、戏剧、杂音、文字、无穷无尽的意象和叙述。
问：对我来说苏莱曼这个人物似乎比麦夫鲁特更耐人寻味。他是怎样一类人呢，通过他你想表达什么呢？
答：他是一个肤浅、粗俗的右翼分子，但我的一些土耳其读者也很爱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政治观点并不正确，但我所有的朋友都被他逗乐，觉得他不知怎的很迷人，我还不清楚这背后的构成原因。
问：书中出现了许多清单，其中一些带来一种默片式的幽默基调。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手法呢？
答：我喜欢清单，事实上有时我开玩笑说一部好小说的配方就是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加上清单。故事好比树干，清单的标题就是树叶。
问：通过一些细节我能看见麦夫鲁特变得越来越像他脾气古怪孤僻的父亲。你认为这是一个个人悲剧，还是人类的命运呢？
答：我认为二者皆是，人类生活的悲剧实际上颇具索福克勒斯式特色：我们试图逃避父母，但我们越努力，就越模仿他们，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最让人难以接受、同时也最具戏剧性的是我们模仿了他们的戏剧，他们糟糕的失足和戏剧。我的解决方法是或许我们不应刻意过度逃避他们。
问：你曾写过许多爱情故事。能不能用一个比喻描述你认为爱情故事的本质是什么？
答：爱情故事不应当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它应当从你没有察觉的地方开始。它不应当美化爱情，而应当将它看作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场交通事故。我总是强调爱情悲伤的一面。很抱歉我想不出关于爱情的比喻，但或许它就是满怀好意却最终落空了的爱情故事。
问：《我脑海中的怪东西》的写作和《纯真记忆》电影的拍摄时间有部分的重叠，电影制作是否对你的小说写作有所影响？
答：是的，有一段时间里我既在写小说也在为电影撰写剧本。但写电影剧本要容易一些，它更短，而且更像散文。我一直想当一个电影导演，但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工作。就像当一个建筑设计师，一个军人，你需要管理很多人，而我不擅长这个。
问：你的第十部小说《红发女人》刚刚在土耳其上市。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答：《红发女人》讲的是一个挖井人和他的学徒在一片荒瘠的土地上找水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在法国哲学叙事传统之下的哲思小说。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伊斯坦布尔，马穆特师傅和他的学徒使用古老的方法开井取水，故事讲述了他们艰辛的劳作与挣扎，但同时也通过故事和意象对“父与子”、“权威与个体”、“国家与自由”、“阅读和观看”等理念进行了探索。这本短小但引人入胜的小说既是关于调查三十年前发生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一场谋杀案的现实主义文本，也是对文明的文学基石的智性探寻，对东西两大基本神话的对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弑父情结）和菲尔多西的《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弑子情结）。
问：你曾经说“一本书的情节并不重要”，然而你的许多小说都和谋杀案有关，它很依赖情节推动。这是为什么呢？
答：我喜欢强有力的情节，我喜欢戏剧性，但情节和戏剧性都不构成小说。它就像树干一样将成千上万片树叶连接在一起。我对树叶更感兴趣，但我们需要树干来讲它们连在一起，从而体会意义，感受树之美。但归根结底，我关注细节，也就是树叶，成千上万的树叶。这是我们看待人生的态度。
问：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挖井人，这似乎更确定了你将视线从优越精致的中产阶级向底层人物的转移，是什么促使了这样的改变？
答：小说不仅仅关乎表达自我，我来自中产阶级，我在《黑书》、《纯真博物馆》里写了很多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化、世俗、小资的中产阶级圈子。但随着我年岁渐长，我想通过其他人物的眼睛来观察这座城市，我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阶层、宗教、文化、个人痛苦、经历或许都与我截然不同。我们也会读小说从而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事实上，我认为小说的艺术便在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自己，使读者认为你在讲述他人；或者以独特的方式讲述他人，使读者认为你自己曾经经历过他们的故事。
问：这是否意味着你对政治更加关注了呢？
答：我关心政治，或者在土耳其发表政治观点是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普通公民，对土耳其缺乏言论自由、民主、对少数群体的尊重等情况进行批评。但我关心政治更因为我是一名小说家。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曾经对其他作家说：“当他们问起你的政治观点时，不要给读者看你的党牌，而是看你的作品。”我是这么理解他的作品的：小说艺术的内部运作机制便是人类渴望通过他人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而这本质上关乎政治。好比说，我想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写作，那么这就是关乎女权主义的政治，如果我想从一个底层劳动人民的角度来写作，比如麦夫鲁特，那么这就是另一种政治观点，如果我想从你前面提到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苏莱曼的角度来写，那么这就是另一种观点了。本质上小说就是非常政治的，并不因为你进行意识宣传，或套用政治口号，或天真地相信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洞察另一个人的人性就能打破对某一群体、某类人的意识形态。麦夫鲁特带领读者走进伊斯坦布尔众多的政治角落，他有一群右翼、民粹主义的表亲；他最好的朋友是土耳其什叶派马克思主义者，这让他更加小众；他还去听神秘主义托钵僧分会教长的夜谈，但他规避政治，向每一群体隐瞒对方的存在。或许因为他不想让他们尴尬，更重要的是麦夫鲁特是一个街头小贩，而街头小贩应当与每个人都友好相处，而非遵循某一政治观念，尤其是当你贩卖冰淇淋、钵扎的时候，你要同孩子们友好交谈，讲温和的笑话，这样才会有回头客。我很高兴麦夫鲁特并没有像我一样秉持强烈的政治观点。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书评》报道：
一、
在谈及伊斯坦布尔时，帕慕克曾说，“我喜欢透过车窗看那些赶去上班的人、推着小车走向街区的小贩、停泊在金角湾的小船，特别是那些去上学的孩子。我仔细地去念挂在杂货店橱窗里的报纸上的大标题、墙上的布告、巨幅的广告牌。我若有所思地在脑子里重复着写在汽车和卡车车身上那些意味深长的句子，感觉城市在和自己交谈。”这位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始终站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凝视他多灾多难的故乡，回顾它的前世，展望它的未来，聆听自始至终缠绕其间、几乎为城市代言的“呼愁”。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以下简称《怪东西》）有一个轻逸的开场。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一个标准的外乡人，一个以卖钵扎（土耳其传统食品）、酸奶为生的小贩。这个乡下男孩跟随父亲来到城市。其后二十来年里，逃过学，参过军，卖过盒饭，做过小贩，在餐馆当过经理……人生几度起落，屡次失业、屡次重操旧业，唯一不曾放下的是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诺贝尔文学奖称赞新晋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复调式的写作记录了我们时代的痛苦和勇气”。《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复调写作。帕慕克终于还是不满足于自说自话的讲故事模式，他安排不同人物（父亲、妻子、堂兄、同学、朋友）从事先设定的框架中跳将出来参与讲述。他们有的冷眼旁观、有的现身说法、有的语带嘲讽、有的极力辩护，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不同侧面来解读麦夫鲁特这个人。所幸，帕慕克没有陷入世俗的泥淖，他不曾带有偏光的有色眼镜。他的目光里终究含有太多的温柔，对城市如此，对人亦如是。《怪东西》是小说，也是纪实。帕慕克用最小说化的语言完成了最不小说化的情节设定，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暗含着他对伊斯坦布尔的真情实感。
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压在麦夫鲁特肩头的重担，装下的不单单是几十斤钵扎，而是整个伊斯坦布尔。这副担子压弯了父亲、伯父的腰，最终子承父业落到了麦夫鲁特身上。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经历过什么，伊斯坦布尔都与他如影随形：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公寓楼，每家的大门、门铃、院门、奇怪扭曲的楼梯……由此，一座饱经沧桑而又活色生香的千年古城，就以如此具象化的形式在纸上复活了。若是沿着麦夫鲁特的足迹走上一遭，我们很容易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伊斯坦布尔地图。只是这地图并非一成不变，岁月、时政总在其上加添自己独有的印记。久而久之，留在麦夫鲁特头脑里的就是一部色香味俱全的编年体史诗了。
即使是写个人经历，帕慕克的视野也并不狭隘。全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内容涵盖1969—2012年近半个世纪的土耳其历史，更适时引入世界范围内诸多大事，将讲述的半径由一人、一城、一国远远地铺展开来。因此，就算麦夫鲁特一再声称“高深的政治”是大人物的玩意，不是他所能考虑的，但在世事的拉扯之下谁也未必真的有“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式的洒脱。如果对《怪东西》来一番字斟句酌的考据，不难从字里行间找到动荡时局的痕迹。还好帕慕克很聪明，他深知“政治上的过激，总带有一种做作的成分”，因此绝不愿轻易地拿历史、政治大做文章。何况，这世界永远是少数人撬动历史杠杆，留给大多数人的永远是跟随。小贩身处城市神经的最末梢，快乐和痛苦皆是微小的、琐屑的，与之相依的生活也是寡淡的；很多时候，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不能左右时代的走向，唯有像鸵鸟一样漠然处之，将自己掩埋在日常的碎片当中，在人群里“不引人注意地求得生存”。
于是，我们读《怪东西》，只见帕慕克提起笔来几番游走，数个回合下来也不过是轻轻一笔挥过，将历史充作风景，以政治迂回点染，而后将之隐隐然融化在嘈杂的背景中。它们轻飘飘地走过文字的罅隙，留下或深或浅的小坑，却绝无拖泥带水的沉重与刻意夸大的痛苦。比如他写到1977年4月发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左右派战争：街头发生枪击，父子两人坐在事发地500米外的一夜屋里“在一种难得的友好气氛里喝着小豆汤”。枪声响起，父亲大叫麦夫鲁特退后。等到枪手走远，父子俩很快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喝汤”。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其时人们对钵扎是否致癌心有余悸，已有两个女儿的麦夫鲁特不禁“对这样的懦夫怒火中烧”。如此这般，历史无处不在，而其敏感度呢，反倒是难以察见的。
其实，所谓“怪东西”并非真的怪诞、荒谬，让人不忍直视。在走街串巷的日子里，麦夫鲁特眼见城市的蓬勃生气，揣度着别处的生活，不断增加着记忆的重量，于是脑中满满当当地装着各式各样的怪念头。同样，帕慕克不也是一个脑中装满“怪东西”的人吗？比如前作《纯真博物馆》，痴情的青年凯末尔固执地珍藏心上人芙颂的一应物品，从盐瓶到顶针，从发卡到钥匙，甚至连烟头都不放过。以此推之，《怪东西》恰恰是另一座“纯真博物馆”。只是这一次，帕慕克心之念之的不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宣礼塔、小吃店、棚户区、路边的老屋、偶遇的美女，这城的一呼一吸、一消一长、一荣一衰，始终被他牢牢地握于掌心。不管他写什么，《黑书》还是《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还是《怪东西》，每一次写作就是一片破碎的拼图——伴随着悠远伤情的呼愁，他一次次重重地拿起，又一次次轻轻地放下，只待有朝一日能够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乡。
反过来看《怪东西》，它和回忆录《伊斯坦布尔》如出一辙，皆是对这座城市细致到毛细血管的刻画。不过《伊斯坦布尔》终究是悲伤的，帕慕克下笔之间和着血、带着肉，字里行间总有抹之不去的愁绪。相形之下，《怪东西》反倒是轻盈的、散漫的、随意的。这是一座纸上的城邦，帕慕克带领我们尾随小贩的脚步深入城市的最深处，抚摸其粗糙的肌理，倾听其轻声的呢喃。因此，即便麦夫鲁特天性里的保守善良、天真懦弱无法让他走得更深更远，不能使之成为翻云覆雨、操控城市未来的成功者，却并不妨碍他以瘦弱的双肩投入其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创造者帕慕克一样。他们都依附于这座城市，城市也用相同的仁善包容了他们，而不管他是人微言轻的小贩，还是声名显赫的小说家。
二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许才是一座城市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主人公麦夫鲁特，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从最初的社会最底层渐渐融入到了城市生活。他从自身的经历中也看到并感受到了伊斯坦布尔城市的变迁。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著名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在他的作品中，几乎都围绕着一个城市创作，那就是伊斯坦布尔，本书也不例外。《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作者走入社会最底层，通过观察人们，亲身经历，耗时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本书主要描写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麦夫鲁特平凡又“传奇”的一生，同时通过他的成长，看到了伊斯坦布尔城市的变迁。作者呈现了一部从20世纪60年到2002年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变化的纪录片。
本书的写作方式与其他小说很不同，特点在于分角色描述一件事的观点。从自身来讲述事情，更加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内心世界。譬如，在抢新娘、私奔这件事中，麦夫鲁特其实只是一个被摆弄者，本以为好友苏莱曼会真心帮助他抢到心仪的姑娘，可是最终却抢了拉伊哈。文中苏莱曼亲自讲述了这段故事之后，麦夫鲁特才恍然大悟。在苏莱曼的内心世界中，这件事是故意的。
故事从一场私奔开始，而令人吃惊的是抢来的新娘却不是麦夫鲁特相中的女人，他选择了默默地忍耐着，这样的选择让他拥有着幸福的生活。而后，作者调转了时间，采用倒叙的写法，回顾着麦夫鲁特的成长。文中出现一种古老的饮料钵扎，伴随着主人公长大。
20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贫穷，乡村的孩子只有去往城市才能上中学，麦夫鲁特以上学为借口终于来到伊斯坦布尔，与父亲一起在社会最底层打拼。钵扎最初成为他的生计，在夜间随着父亲开始叫卖，叫卖声叫醒了娱乐的人们，也叫醒着夜空。钵扎的生意开始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可是随着城市的变化，街道的拆除，娱乐场所的关闭，生意一天天惨淡。
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混乱，发生过战争，朋友费尔哈特被杀。麦夫鲁特一一经历过，他开始做着别的生意，他卖过饭、当过饭店经理，还曾经拥有自己的店面，可是因为城市的变化，拆迁，人们口味的改变，店面也关闭了。同时，麦夫鲁特的妻子拉伊哈的去世也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打击。麦夫鲁特重新捡起夜间钵扎的叫卖生活，这一次的叫卖，也许不光是为了生计，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一种慰藉，在黑夜中思考着人生，寻找着未来。夜幕中的伊斯坦布尔也开始灯火辉煌，城市气息。2002年的伊斯坦布尔已经是人口大城市，高楼叠起。
当看完这部小说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城市的变化，让人不禁联想到了现代中国城市的变化，中国成立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不也靠着叫卖的小贩生活吗，那种叫卖我还清楚地记得，亲切而且带着一点沙哑的声音。叫卖在城市中几乎已经消失，代替他们的是小作坊或是一家家农贸市场。同时人们居住的环境也从一间间平房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
三
帕慕克在新作中为伊斯坦布尔添加了当代庶民的视角。
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让所有“看不见的城市”都成为威尼斯，奥尔罕·帕慕克同样是伊斯坦布尔不可救药的恋慕者。他在作品里随处缀饰这座城市的面容，实乃一次次将它推向文本的中心。一个人可以如何爱一座城？对帕慕克而言，就是写出伊斯坦布尔的无穷立面。它不是一座城，而是在历史的褶皱之间无限繁衍、增殖、幻化，如分形曲线般拥有无数样貌的城中之城。帕慕克为这座城市构筑的每一个观看维度，如3D立体的建模，正观、俯瞰、侧视，深入又远离，清晰又蒙昧，雾气氤氲熏染，雪色喑哑掩埋，也有阳光普照，或洒落萧瑟暮雨。它的历史地位，它的现代角色，它在不同阶级眼中的隐喻寄托，都在帕慕克的作品里一一呈现。
《杰夫代特先生》、《寂静的房子》留有帕慕克自传的印痕，他年轻的身影倒映在伊斯坦布尔的故事里，中产阶级的毁誉遭际，间奏着20世纪初至七八十年代城市的余响。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脱下小说的繁绣锦袍，换上回忆录的朴直长衫，让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成为个体记忆与文体阅读的注脚，让“呼愁”之雾成为伊斯坦布尔的纯色。《纯真博物馆》关于20世纪70至80年代，一个富家公子眼里隐喻着爱情、失落、浪漫、惆怅的伊斯坦布尔，让它化为满载“爱之物”的城市博物馆。《白色城堡》和《我的名字叫红》回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奏响它历史的回音。这块织锦上既有欧洲的开放和先进，又杂沓了苏菲文化的天命和神秘。无声的斗争缓缓拉开帷幕，这座城市成为东西方矛盾与和合的舞台。《黑书》、《新人生》和《雪》中的伊斯坦布尔则更加先锋和实验，没入暗影成为魔性象征，亦真亦幻，不可捉摸。尤其是《雪》中化名为边境城市“卡尔斯”，茫茫白雪沉没了独裁的血色，吞噬了反抗的声音，是伊斯坦布尔政治死角的黑色隐喻。
虚构的人物活跃在真实的伊斯坦布尔，时间延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维度。许多标志性事件点染在市民的生活里，成为他们的节奏与背景。历史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养料，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地位与性格，市民则是这座城市活动的因子，是城市性格的具体表现。历史之线缚住他们的生活，他们又能从中脱逸，造影出独立的形象与态度。遵循这条书写脉络，帕慕克在最新作品中，在自传的、上层的、历史的、隐喻的伊斯坦布尔之外，又添加了当代庶民的视角，并将它的时间线延伸到21世纪。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部小说讲述麦夫鲁特·卡拉塔什的人生与梦想。麦夫鲁特是一个卖钵扎（土耳其传统发酵饮料）和酸奶的小贩，他原本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农村，十二岁时和父亲来到伊斯坦布尔。他有一副好听而忧郁的嗓子，他的叫卖声总能吸引顾客，他用脚步踏出了一幅伊斯坦布尔的“清明上河图”。
一个挑着钵扎的游荡者，一个目睹了伊斯坦布尔变化的外来人，在街巷间与自己脑中涌出的怪怪想法对话，绘出自己对伊斯坦布尔的理解。麦夫鲁特年轻时的一个爱情误会串联起整部小说，城市的大历史串联起麦夫鲁特家族的小生活，大历史是麦夫鲁特生活的回音，像水一样遥遥流过，麦夫鲁特在电视上看到、在远处观望到，总能“碰巧”遇见这些故事：霍梅尼领导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全民公决通过《1982年宪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柏林墙倒塌、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军队冲突、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选举、“阿拉伯之春”突尼斯革命……麦夫鲁特听不懂大历史，他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大历史星星点点的反射，撒到他这样的庶民之间。
麦夫鲁特是本雅明所推崇的城市“漫游人”。本雅明认为阅读城市文本不能仅停留在对城市场景的仔细观察上，还要深入探究闭锁在城市感受里的幻想和梦境，造物不仅存在于观察者的眼里和心里，只有打破“瞬息之间”的场景画面，开动无意识记忆，才能揭示城市复杂隐晦的关系。麦夫鲁特怀有一种笃定的乐观，无论生活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像流水一样乐天知命，回到生活里，跟随这座城市的节奏。在这座城市，他做过酸奶小贩、鹰嘴豆鸡肉饭小贩、快餐店员、停车场管理员……帕慕克借麦夫鲁特的脚走遍伊斯坦布尔，走过一个个地名，它们反复重现，让麦夫鲁特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又一个导航和指向标。
其他人的插叙让小说有了复调的音乐效果，也补充了故事的枝蔓，丰富了故事的节奏和韵律。众声合奏，成为交响。麦夫鲁特的部分使用第三人称叙事，其他部分都采用第一人称，这是对读者说吗？还是另有言说对象？这本书背后是否有作家“帕慕克”的采访痕迹？叙述者没有告诉我们，但他放置在正文之外的索引和大事记，已经暗示了这个整理者的影子。
这部作品笼罩着初春阳光的暖意，坚持笃定的乐观，奏鸣着欣悦的合唱曲。伊斯坦布尔六十多年的绵密画卷徐徐展开，涂抹了麦夫鲁特的底色。绵延的历史裹卷着麦夫鲁特一众人，他们被历史的分子撞击，并不改善良的初心。他们结婚、生子、成为祖父母、有了自己的屋子，被这座城市接纳。生活里也会有无奈的分离、意外与死亡，他工作失意、生活窘迫，但希望是永在的。
帕慕克借麦夫鲁特这架潜望镜回望伊斯坦布尔的过去（1954年至2012年），标注出每一个历史性的瞬间，没有凌厉的咆哮，只有轻柔的照拂。伊斯坦布尔以最大的宽容和善意接纳了麦夫鲁特这些外来者，这座城市对他们温情而和煦，而非恐慌和动荡。它愿意敞开自己，给予他们机会。
“城市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在向他传递的这些符号和文字”，现在麦夫鲁特感到要对这座城市说些什么，他想了想，觉得还是“钵扎”这个词最合适。它是城市接纳他的通路，是他和城市对话的语言。“麦夫鲁特现在恍然大悟了，四十年来自己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夜晚游走在城市的街道，让麦夫鲁特觉得畅游在自己脑海里。因此当他和墙壁、广告、影子，还有黑暗中无法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交谈时，就仿佛是和自己在交谈”。麦夫鲁特在夜晚和这座城市交谈时，这座城市同样用四十年告诉了麦夫鲁特，它自己的一切秘密。
四
在奥尔罕·帕慕克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庞杂的历史变迁，字里行间都浸润着他对故土的热爱，这也成为他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管时代和故事有何不同，都可从中窥见他的历史观和他对土耳其现状的影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也沿袭了这一特点，同时又涵盖了很多元素，历史文化、爱情故事、对社会现状和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描述、多视角的叙事方式，它们一起构成了伊斯坦布尔几十年的变化。
从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人生中，帕慕克绘出的是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的生活画卷与社会现实。这个城市在他笔下变得特别生动鲜活，它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也不是我们无暇顾及的生活幕布，这个城市甚至被拟人化了，它像麦夫鲁特的朋友，随着麦夫鲁特年龄的增长，它也在悄悄成长和变化。在这二十五年中，大多数房子从三层洋房变为高层公寓楼、鹅卵石路面变成柏油路、钵扎被更便捷的饮料所取代，从前夜间的叫卖声成为回响在时空中的声音。麦夫鲁特晚上出去贩卖钵扎时总怕碰到野狗，这些野狗总是做出一副要攻击他的样子，甚至让他一度放弃了晚上的营生，但到书的结尾时，它们根本没理会他，仿佛麦夫鲁特是它们的同类，这个意向很有意思，像是城市与麦夫鲁特的互动，意味着他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
对麦夫鲁特这个人物的塑造，帕慕克也是推进得润物细无声。从伊始，帕慕克就提醒读者麦夫鲁特的善良和稚气，在看着他一路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时这种感受越来越深，他在面对诱惑、面对别人给予的一些“方便”时，仍然选择走自己的坎坷的道路，这种决定有时甚至显得笨拙，但也因此让人产生想亲近他的感觉，看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夜晚，在大街上叫卖钵扎，这于他而言，也是与内心对话的时间。在这本书中，帕慕克还有很多对自我认知的思考，耐人寻味，比如内心的意愿和口头的意愿、个人的观点和官方的观点，这其实就是真实所想与表达内容的不统一，我们也经常会在这两者中间摇摆，可以看到麦夫鲁特在最后找到了平衡。这类的思考也丰富了整个故事的层次。
另外，书中涉及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库尔德人长久以来遭受的严酷对待、战争和政治骚动带来的动荡不安、城市的扩张和中产阶级的壮大、猖獗的腐败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问题仍然影响着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对当时女性生活状态的描摹也值得一提，村庄里的年轻女子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与结婚的对象，书中几个女性形象很有层层递进的感觉，维蒂哈最是循规蹈矩，她的两个妹妹拉伊哈和萨米哈都是与人私奔，而萨米哈的形象最为反叛，在有未婚夫的情况下与麦夫鲁特的好友费尔哈特在一起，其实费尔哈特于她如同一个逃生口，她想逃离被桎梏被安排的命运，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如人意，她的思想应和了时代的变化，但终究没办法完全改变命运，现实与梦想的距离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及至麦夫鲁特的大女儿，她上了大学，选择了想要一起生活的人，并到别处安家，这是帕慕克营造的希望。
往近了看，是个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的样子，往远了看，是一座城市的变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非常迷人的小说。
谢选骏指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个题目，让我想起了久远的往事，那时候我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要我的脑袋却要我的脑袋！”——“他们不要我的脑袋（软件）却要我的脑袋（硬件）！”……这就是思想家活在世上的苦恼。所以，只有等思想家死了，他的脑袋（软件）才有了意义，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脑袋（硬件）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硬件不存在了，世人才容忍了他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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