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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

谢选骏:武汉瘟疫比六四屠杀进了一步



和1989年六四屠杀相比,2019年开始的武汉瘟疫多多少少体现了一点“历史进步”——“政府”一个月里面就承认了多一半的死亡数字。而六四屠杀都过去了三十年了,“政府”承认的死者,还是那么百分之三——即一万多人的死难者里面的三百多人!


《武汉官方大幅修订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统计标准仍受质疑》(BBC 2020年4月17日)报道:


中国武汉周五(4月17日)宣布新核增1290例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例,这意味着这座城市在疫情中的死亡数字被上调了近50%。武汉官方同时还将确诊病例数上调325例。武汉虽然已恢复对外交通,但住宅小区仍实行封闭式管理。官方解释称,这是由于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救治高峰期医院超负荷运转,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


武汉市的此次修改被认为是回应中国民间愈发强烈的要求公布真实数字的压力。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亦多次对中国的疫情情况提出质疑,但中国称,中国在疫情信息发布上始终抱着“公正、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武汉是中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当地从1月23日开始宣布“封城”长达11周,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对外交通已经恢复。


死亡人数上调近50%——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周五(4月17日)发布通报称,截至周四(4月16日)晚,武汉的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这让武汉全市的累计确诊人数上升至50333人,死亡人数则猛然上升至3869人。


武汉官方在通报中解释称,数字的变动是当局通过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对当地对所有涉疫地点的数据“进行全采集”,包括发热门诊、方舱医院、隔离点、社区、养老机构等,“逐人排查核对”得出。武汉汉口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毒工作。官方还解释称,数字的上升一方面是由于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医院收治能力不足,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便在家病亡,另一方面是在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但否认有“瞒报”。


不过,武汉官方并未说明新增的“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是指生前并未确诊、死后重新纳入确诊范围的病例,还是去世前便已确诊,但当时未计算进入死亡数字的病例。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并未回应BBC的咨询请求。“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是研究SARS(即“非典”/“沙士”)时期中国应急体制的公共政策专家。他对BBC说,虽然当局上调了病例数字,但并未说明统计的起始时间,也未详细说明统计的计算指标,这让外界“无法判断数据意味着什么”。“国际上很多国家也为这个头疼。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前,一些地方就有很多人因呼吸道感染死亡,可能就算在特别严重的流感的范畴里,”丁学良说。“所以开始的时间至关重要。”武汉是中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当地从1月23日开始宣布“封城”长达11周。“因为新冠感染的相当一部分人是老年人,他们本身就可能有很多疾病,也会产生并发症。比如美国,任何人只要和新冠沾上边去世了,都会被算进去。武汉是怎么算的,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他补充道。武汉是中国疫情最初的爆发地,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死亡的人数占据中国死亡人数的近8成。根据官方最新数据统计,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死亡人数将上升至4632人。


数字疑云——在官方发布修订数字之前,有关武汉的真实死亡与感染人数是多少、是否与官方数字存在较大差异,一直是中国互联网讨论的热点。很多武汉当地人称,在疫情爆发初期,有许多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没有送医便在家去世,还有患者送医后也未获得确诊,只能被算作因“普通肺炎”或“病毒性肺炎”去世。


有中国网友自发在多个平台建立“未被记录的Ta们”项目。号召武汉当地人通过问卷的形式,收集未被官方数字所涵盖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名单,让亡者不被遗忘。截至周四(4月16日),该项目已收集了172人的信息,他们的官方死因包括“流感”、“肺部感染”或“病毒性肺炎”等。“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真实的死亡数字比公布的要高得多,很多人的死亡原因写得都不是这个,”武汉市民王军(化名)对BBC说。他的父亲在今年2月因新冠肺炎去世,但在近期领取骨灰盒时被告知需要父亲所在单位工作人员的陪同才能领取。


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称,武汉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曾透露,在疫情期间,尤其是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20天里,由于核酸检测不足,其医院同期有几乎与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量相当的疑似病例去世,以至于在家中死亡及其他非新冠死亡病人的具体数字,只有街道及民政部门掌握。


今年2月,另一家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也曾刊发调查报道《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报道称,武汉某定点医院上报需要确诊的疑似病患需要从科室、到医院、到区再到市里层层上报。该医院医生表示,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不会被计算为确诊死亡人数,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另一名定点医院科室主任则表示,该医院门诊在当时一天有近120名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但这篇报道的网络版本已在该杂志官网下架,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的转载版也纷纷被删除。来自中国其他地区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已全部撤离武汉。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1月到3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七版确诊标准。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本·考林(Ben Cowling)对BBC说,武汉最初的检测非常细致地聚焦在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重症肺炎病例上,华南海鲜市场曾被认为是新冠肺炎的起源地。多家中国媒体曾报道,在武汉疫情爆发早期判断病人是否确诊时,武汉市卫健委曾提供两个不同版本的指南。相比于提交给国家卫建委专家组的绿色指南,武汉的地方医院接到的白色指南对于病患的上报标准更加严苛。


其中,有“华南市场暴露史”或“类似病人接触史”是必要条件。有一线医生表示,这导致初期上报的病例数量相当稀少,“按照这样的标准,几乎没有病人能报上去。”本·考林教授与同事的研究估计,如果在整个爆发期间使用第五版病例的定义,他估计到2月20日将有23.2万例确诊病例,该数字是中国当时汇报数字的近3倍。


武汉解封:湿货市场老板说“今年是个荒年”——不过,也有医生认为,尽管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但不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不可能有很多,因为那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王行环医生在4月12日对记者说,他是此次疫情期间临时修建的雷神山医院院长。他强调,他不是在为政府说话。


国际压力——除了国内民众的质疑,中国政府显然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次批评中国隐瞒疫情。在周三(4月15日)被问及为何美国感染人数如此之高时,他再次指责其他国家在死亡率方面撒谎。“有人真的相信其中一些国家的数字吗?”他点名中国。马克龙提出质疑后不到一天,中国宣布低估了武汉新冠肺炎死亡数字,新的数字比原有数字多一半。 


此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直警告白宫,中国少报了新冠病毒的感染数。该机构认为,根据美国的抗击病毒预测模型计算,中国的数字不可靠,但其并未提供更加准确的数字。《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由于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层官僚一直在感染率、检测和死亡计数方面隐瞒实情,中国政府“自己也不知道该病毒的规模,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盲目”。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已超过66万人,死亡人数接近29000人,死亡率约4%。根据中国公布修正后的官方数据,中国整体的死亡率约为5.5%,武汉约为7.6%。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周四(4月16日)对《金融时报》表示,他尊重中国,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中国很厉害,处理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英国外相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又译蓝韬文)说,外界必须就新冠肺炎爆发的原因向中国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也必须深究为什么不能早些预防。


中国政府对这种指责多次表示反对。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始终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每天都向世界公布疫情数据。“现在还有500多位外国记者在中国常驻报道,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问题。”


谢选骏指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只知中国而不知美国,结果完全闭着眼睛说胡话——“比如美国,任何人只要和新冠沾上边去世了,都会被算进去。”显然他一点都不懂美国。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可以说,“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而去世,都不会被算进去,更不会做尸检。”但是,这不算中国式的瞒报,不算中国式的掩盖疫情。


《世界报:冠状疫情,为什么孩子很少中招?》(综合新闻 2020年4月16日)报道:  


标注日期4月17日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为什么少年儿童在这场大瘟疫中很少中招,即便中招,绝大多数也是轻症。该文试图找到答案。但这款病毒还没被认识清楚,所以只有一些假设。 世界报的文章暗示,总统马克龙宣布5月11日解除隔离,从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开始,大概与这款病毒对少年儿童威胁很小有关。不过该文警告说,孩子们并未完全幸免,统计数据显示,少儿中招率约为总病例的1%。


这篇由Pascale Santi 和 Faustine Vincent 联合撰写的文章例举了少儿冠状病毒的几个死亡病例,指出,这些年轻患者的死亡引发震惊和担忧。在法国,最年轻的死亡病例只有10岁。但据法国卫生总局局长所罗门4月7日说,这名孩童之前有严重的并发症。但在3月24日死亡的16岁少女病例,据她家人说,她没有其他疾病。


该文引述法国卫生安全局的数据说,截止到4月7日,110名14岁以下孩子检测阳性病例住院,其中32人被送深度抢救。这个数字不到总病例的1%。而15-44岁的病例则占比7%。在美国,美国疾控中心4月2日的数据显示,18岁以下的确诊病例为总数的1.7%。该文说,即便少年儿童感染了冠状病毒,也只有轻微症状,比如眼皮下垂,短暂面部神经麻痹,手脚有皮肤病变。


那么,孩童症状很轻的原因是什么?世界报说,目前冠状病毒还没有被认识清楚,现在只有一些假设。罗伯特-科恩医生假设认为,孩子能更好控制自己的免疫反应,比如对于天花,麻疹,腮腺炎等传染病,孩子的抵抗力就优于成年人。


还有一个解释:孩子比成年人多接种一些疫苗,这让他们的免疫系统处于不断增强之中。另一个推测是,孩子们比成年人更经常被一些无害的冠状病毒感染,他们体内产生了免疫抗体,这使他们能抵抗冠状肺炎病毒。


一个未取得共识的假设是,冠状病毒进入身体的门户之一是ACE2。而在孩子体内,这个ACE2还没有充分发育出来。另一个线索是,孩子的免疫系统产生的,用于抵抗冠状病毒的“干涉蛋白”比成年人多。


至于罕见的儿童重症病例,该文说,那些重症病例令人想到“遗传易感性”。儿科免疫学家卡萨诺瓦(Jean-Lauren-Casanova)刚启动了一项对于遗传易感性病例的研究。接下来,就是无症状传染问题。人们担心5月11日解除隔离后,孩子们首先返校,会不会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家人。目前有关无症状者传染的研究数据很少。但在三个星期前,一般认为是孩子把冠状病毒传染给父母,而现在这个判断被有些大夫颠倒过来,他们认为更多是父母传染给了孩子。对此,法国儿科门诊协会发起一项有关儿童在传染中的角色的研究。儿科医生们正在跟踪检测600名无症状少年。


今天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批特朗普冻结对世卫组织提供资金。说他破坏国际合作,玩危险游戏。因为世卫组织在冠状疫情大流行之际,承担协调全球抗疫斗争的责任。而2019年世卫组织获得来自美国政府和私人的资金为5亿美元,相当于总预算的22%。但世界报也说,世卫组织的管理远非无懈可击,正如世界报1月以来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成功影响到世卫组织的某些决定,包括拖延宣布人传人。若早一些宣布,可能挽救许多生命。另外,讽刺的是,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却成为这次抵抗这次疫情的模范。


世界报还批特朗普惩罚世卫组织,指责世卫组织掩盖了疫情的严重性,是想让人忘记他自己的错误,为11月3日的大选作准备,削弱了国际合作,把全世界置于危险中。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冠状疫情为什么孩子很少中招”的原因之一,就是孩子们吃到的人血馒头较少而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辈,由于负责对华政策或进行对话交往,三十年来已经吃进了太多的人血馒头里的隐秘之物。


《新冠病毒三个想不到》(综合新闻  2020年4月17日)报道:


新冠病毒肆虐如今,仍然令卫生当局的决策者,甚至传染病学家感到有许多未知的领域,费加罗报报道总结:至少有三个想不到。 

 

法国传染病学家,医学院士Anne-Claude Crémieux,2009年出版过一部如何应对sars及其他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的专著,她解释说,“人们每次遭遇新的病毒都感到非常吃惊,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反应”。


第一个想不到,小小新冠病毒征服全球。这个过程并不必然,中国公开的第一批信息并未预示这一病毒会在如此大范围流行,错误就在于以为疫情已被中国基本控制。顶多不过一如另外一个危险的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2012年出现在沙特,从来也没有传染到世界,至今仍然在中东地区负隅顽抗。可惜中国提供的官方数字最后留下的是一场巨大的幻觉,只有那些了解这个政体的人没有上当。另一位对中国颇有研究的医学院士Christian Géraut表示,“当我看到那些视频,我明白了情况要比官方说出来的严重许多倍”。费加罗报东亚记者Sébastien Falletti早已逃出中国官方数据的迷宫,他这样评论:“我不相信这些数据,因为这是官方的数据”。


第二个想不到与第一个有联系,是以为这一新冠病毒如同他的表亲SARS一样,主要是由带症状的患者来传染的。如此,一旦发现一个感染源,就有可能尽快阻断其传染路线,这一战略在于对所有接触过确诊患者的人进行排查,从而遏制传播路线。这一战略给卫生当局造成一个疫情可控的幻觉,法国新冠病毒教授Jeanne Brugère-Picoux说,这一战略2003年管用,但是那时候中国人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批来到巴黎旅游。自从发现无症状和轻症状也能感染他人后,2003年建立起来的这一套应对方式被击得粉碎。


最大一个没想到涉及抗体寿命。4月12日,法国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Jean-Franois Delfraissy在意大利《共和报》披露的一个重大信息:“新冠病毒是一种很特别的病毒,我们发现能够应对它的抗体只存活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已经感染过的患者再次感染。”这一次,整个免疫力大厦,被视为有利于解封的王牌,垮塌了。让我们重新从零开始吧,每个人都戴上口罩。


谢选骏指出:“新冠病毒是一种很特别的病毒,我们发现能够应对它的抗体只存活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已经感染过的患者再次感染。”——这样的武汉病毒,俨然像是一个“复仇天使”!“让我们重新从零开始吧”——这样的哀嚎,正是我1990年1月写作完成的《零点哲学》的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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