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大地上的异乡者：“危险”的小说家们被责骂的背后》（2016-03-22 文/赫恩曼尼）报道：
9月24日，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新小说《我意识里的怪癖》（A Strangeness in My Mind）英文版出版。这是继2008年《纯真博物馆》之后帕慕克出版的首部小说，时隔六年之后，再次备受世界关注。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将于明年1月出版这部小说的中文版。中国的帕慕克迷们在沉默了六年之后，又一次沸腾了。
2006年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这样的评语：“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就在不熟悉土耳其的读者们从帕慕克的作品中探寻土耳其文明的神秘时，帕慕克却因为书写“故乡忧郁的灵魂”而被故土疏离。
的确，相比于外界对于帕慕克和他的小说的密切关注，土耳其国内一些怀有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人对他早有不满。帕慕克的大部分作品都涉及东西方文明的遭遇与冲突，而这种冲突在他笔下全部以西方文明的胜利告终。大概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在土耳其本土饱受争议，他也因此被那些愤怒的伊斯兰称为“西方攻击土耳其的工具”、“卖国贼”。
从帕慕克在本国遭受到的质疑甚至是谩骂开始，我们来看一看那些因为各种缘故被贴上“危险”标签的小说家们。他们的作品或被责骂，或在一定时间内遭禁。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玄机呢？
（一）指控帕慕克：“西方攻击土耳其的工具”
《我意识里的怪癖》（又译《脑袋里的怪东西》）被称作是一部“爱情故事和现代史诗”，像《纯真博物馆》一样，帕慕克仍然将他钟情的伊斯坦布尔作为背景，几乎略去高档社区的描写，笔锋直指土耳其的底层生活。
小说以进城民工、街头小贩梅夫吕特·卡拉卡跨越43年的市井生活与情感历程作为主线。他12岁从东部安纳托利亚穷苦的农村来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炫目于老城的拆迁和新城的兴起。他接过父亲的工作，上街卖酸奶和土国传统饮品。虽然一心想要致富，却因重重困阻而失败。给素昧平生的姑娘萨米哈写了三年情书，到头来阴差阳错，竟然和心上人的姐妹拉希娅私奔了。
即使如此，他仍然夜复一夜，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一边卖酸奶，思念拉希娅，一边琢磨着脑袋里冒出的一个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些念头让他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一个没钱没势的街头小贩，终于对这个大都市有了归属感，又在无法遏止的奇想中寻找另一种生活。
从1969年到2012年，主人公梅夫吕特的故事横跨四十多年。帕慕克透过他的眼睛，写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社会的风霜动荡。整部移民故事和城市史诗，用它沉着的笔调写土耳其传统婚姻观受到西方观念冲击而产生的矛盾。在土耳其社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要求。对于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妇女而言，婚姻如同一场交易。帕慕克借女主角之口，揶揄伪善的男人们：“在他们控诉完上帝、国家和道德之后，他们还该不该一天只晓得算计什么才能多赚点钱？”
虽然《我意识里的怪癖》备受世界瞩目，但土耳其国内亲政府的媒体却在近日指控帕慕克是西方攻击土耳其政府的工具。另一份亲政府媒体《Yeni Akit》甚至讽刺说他“不是人类”。大多数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土耳其人并不欢迎也不赞同帕慕克，认为他“太西方了”。
这部新作所触及的社会问题，比如土耳其妇女在社会上所受的压迫，被认为是针对去年年底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关于“男女天生不可能平等”。的言论。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峰会上公开说：“我们的信仰（伊斯兰教）已经为妇女定义了她们的角色：母亲。有些人能够理解，另一些不能。你无法向女权主义者解释，因为她们无法接受母性的概念。”他还补充说男女平等是“违背自然法则的”。
国际笔会这一作家组织近期表示：“倒退回土耳其旧军事政权时期的防御状态，那时任何心事的批评都被视为是对土耳其国家和人民的攻击。”他们还说，“过去他曾因冒犯土耳其国家政府被告上法庭，现在又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会有生命威胁。国际笔会对他深表关切。”
2005年，在他接受多家记者采访时说，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有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惨遭杀害。几乎没有人敢在土耳其人面前提到这一史实，尽管被控告有罪，被送上法庭，遭人唾骂、书被当街烧毁，但帕慕克还是想把这些没人相信的事情讲给人听。
就在这一年，土耳其订立了一条新的惩治法规：“一个公开侮辱土耳其共和国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土耳其人将被判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有人说，这条法律是针对帕慕克而立的。（参考大公网2014年3月2日《伊斯坦布尔的色彩》：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302/2314586.html）
从《我的名字叫红》（1998）中讨论散点透视法的土耳其细密画和使用焦点透视法的法兰克风格绘画两种不同艺术理念的交锋，到《雪》（2004）中写流亡德国的土耳其诗人在回国路途中遭遇的政治纠葛和宗教纷争，再到《伊斯坦布尔》（2005）将个人对于故土的记忆延展至一段民族的历史，帕慕克始终关注土耳其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历史隐忧和现实处境。他自称为“伊斯坦布尔讲故事的人”。这一次，这位讲故事的人的新作，又会如何技惊四座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拉什迪：一部小说招致的杀身之祸
1989年初，一本关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小说《撒旦诗篇》在英国出版。这部小说一经出版，其中对穆罕默德充满争议的描写使得整个伊斯兰世界被激怒。1989年2月14日，伊朗前精神领袖霍梅尼签发了一道对他的追杀令：“我在此告诉全世界有尊严的伊斯兰教徒，《撒旦诗篇》一书反伊斯兰教，反先知，反《古兰经》，其作者及所有知道其内容并参与出版的人都被判死刑。”
收到追杀令不久，拉什迪曾被迫公开道歉，但很快被霍梅尼拒绝。尽管他删除其中任何亵渎伊斯兰教的言论，停止出版和翻译工作，也无法平息伊斯兰世界的怒火。除了他自己多年处于英国警方高度严密的安全保护之外，与这本书相关的人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日本一名翻译者被谋杀，意大利和挪威的翻译者也收到人身攻击。
拉什迪早年关注伊斯兰世界和移民置身新社会的心理挣扎，后期尝试从多元角度观察西方。其文风多变，作品糅合奇幻、神话、宗教与口传文学，叙事风格近似拉丁美洲魔幻写实。他被看做是当代英语文坛上的领军人物，被誉为“后殖民”文学的“教父”。至今，他已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非小说文集。其中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引起了不俗反响，先后获得英国以及美、德、法等国30余种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午夜之子》更是三获英语界最有影响文学大奖——布克奖，并名列英国兰登书屋出版社评选的“百部二十世纪最佳英语小说”前茅。
也有人感到好奇：拉什迪的小说为什么总是“招人恨”，甚至屡屡为自己招祸呢？以他1981年获英国布克奖的小说《午夜之子》为例。这部小说以充满神话密码的历史拼贴，借用政治寓言和魔幻史诗的形式，表达了作者自身难以归类的身份认同。他似乎在暗示：印度这一千年古国，像一个负载过重的老人，早已失去自我改造和把握历史的能力，其民族情感也因为过度早熟而注定过早老化。
拉什迪想通过“历史真实之不可理解性”，来阐释“不可理解的真实历史”，进而表达他对印度命运不可测的无奈与疏离感。恰恰是这种无奈和疏离背后的政治隐喻，在媒体话语的层层裹挟之下，让人分不清是政治小说还是现代的寓言；让那些无法接触到他小说的人群分不清，究竟是对于精神故土的忧虑，还是居高临下的道德嘲讽。或许，这才是拉什迪“招人恨”的真正原因。
（三）劳伦斯：“有伤风化”的性与爱
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1928）曾在英国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淫秽丑闻，因为书中对性爱露骨的描写，被英国法院以“猥亵罪”为名立案审查，遭到官方查禁30余年。然而，在该书被禁的同时，这部小说的各种盗印版本不胫而走，在20世纪的小说世界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他的另一部小说《虹》（1915），因为描写自耕农布兰文一家三代在性爱观念和心理上的冲突和转变，包括男女主人公之间肉体的吸引和性爱描写，被认为是“一片单调的，阳物崇拜主义的荒原”，而最终被诉讼，遭到禁毁。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对德宣战，因为《虹》明确谴责了战争，娶了德国媳妇的劳伦斯被指责为间谍，而被迫限期离境，从此开始流浪异国。直到50年代，《虹》才因为对两性关系的先锋性探索，以及其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被公认为现代主义小说经典作品。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的劳伦斯选择了背井离乡，他在他的小说《儿子与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0）和《查泰来夫人的情人》（1928）中，一次又一次将他的故乡诺丁汉郡——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矿区——作为故事背景。在那里，男人们和女人们从近代文明的精神压迫中脱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恋爱、做爱、欢笑和哭泣。“用这纯粹的肉欲火焰，烧毁那些虚伪的羞耻心吧，把人身体里最沉重的古老石碑溶化掉，溶化成单纯的需要，永远的需要。”（摘自《查泰来夫人的情人》）
就这样，他一边被世人残酷地辱骂，骂他有伤风化、伤风败俗，一边被精英的青年知识阶层崇拜，说他逼疯了虚伪的卫道士。一边被放逐他乡，一边被故乡凝望。他的作品，一边被讽刺鞭挞，一边被竞相传阅，大概是上个世纪最让人不解的事情之一了。
（四）大江健三郎：《冲绳笔记》引发的官司
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我在暧昧的日本》中说：“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在大江健三郎看来，自开国之后在现代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日本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暧昧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侵略者的角色、置于孤立境地的同时，得不到西欧的理解。深知日本困境的大江，与那些在战后背负战争创伤、渴望新生的作家们一起，一边以一己之身，为日本军队的非人行径赎罪，一边努力用文字流露的正义感填平日本和西欧之间的沟壑。正是秉持着上述信念，大江才顶着巨大的压力，对日本军国主义不进行深刻反省的暧昧态度提出批判。正如他在获奖之后所言：“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21世纪。”
这样的言论，在“暧昧”的日本自然很难被接受。政府和右翼人士对他大肆攻击。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翼分子公开称他是一个“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让他滚出日本。虽然大江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读者遍布世界。但是当时，在他的家乡日本，他的作品却乏人问津。
早在1970年，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日记》就因为针对冲绳之战末期几十万日本军民集体自杀事件进行问责，波及日本军方，而被军方告上法庭。过程中，日本右翼势力大骂大江是“丑化日本的非国民”。
以冲绳为切入点不断逼迫自己与冲绳历史废墟上的幽灵对话，探讨日本的精神内核与立身之本，拷问日本和全人类在军国主义盛行之下的命运，对于大江健三郎而言，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和‘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的责任和勇气”。
（五）帕斯捷尔纳克：因获奖而死
1955年，在苏联文学的“解冻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日后闻名世界的《日瓦戈医生》。小说透过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一生，表达了一代人对于十月革命的迷茫心态。然而，编辑部却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而退回原稿。三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则，没有本国语言版本的小说不能得奖。而《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之后，苏联政府和报纸都对其猛烈炮轰，因此这部小说虽然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垂青，但却不能在苏联本土出版。最终，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了这部小说俄文版的出版。出版后，因为苏联众多舆论的反对，帕斯捷尔纳克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标语游行要求将他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最终，在舆论的逼迫和当局的威胁之下，他被迫拒绝领奖。
之后，一份由组织代写的“悔过书”以帕斯捷尔纳克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在苏联作家联盟给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请愿信里，呼吁执法机关剥夺他的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很快表态，但警察和侦探一直不离他左右，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在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一年半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因癌症和精神抑郁，死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
2005年到2006年间，帕慕克因为公开提及土耳其历史上发生的大屠杀而遭受人身威胁。政府为他安排了贴身保镖。他回应说：“我喜欢那种‘复杂’。人类生活的纹理和细节、贫穷、趣味……我喜欢在街头漫步。这本小说是一部‘城市小说’，我曾经为中产阶级发声，这次我试图写一个普通人。”
对于帕慕克而言，反复上演的失去及它所带来的伤痛或许无法慰藉，一座房子做不到，一个博物馆也不行，只能不断地写下去，用故事把自己包围。
和他一样，一些作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渴望借自己手中的笔墨，表达人类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求，表达那份隐藏在社会乱象背后的隐忧，发掘人性中的光明与黑暗。这些，在飞速运转的时代和各种话语的更迭之中，可能被无视、被遗忘、甚至被唾弃。但正如劳伦斯所言：小说是生命的一本最辉煌的书。书不是生命，只是空气中传递的震动而已。可是小说却可以让所有活着的人都颤动。这种颤动比诗歌、哲学、科学或者其他书籍更甚。只是希望制造这种颤动的人，不要一再成为大地上的异乡者，“见放于父母之邦”。
谢选骏指出：首先，“收到追杀令不久，拉什迪曾被迫公开道歉，但很快被霍梅尼拒绝。尽管他删除其中任何亵渎伊斯兰教的言论，停止出版和翻译工作，也无法平息伊斯兰世界的怒火。”其次，“‘悔过书’以帕斯捷尔纳克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在苏联作家联盟给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请愿信里，呼吁执法机关剥夺他的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很快表态，但警察和侦探一直不离他左右，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在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一年半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因癌症和精神抑郁，死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由此可见，对暴君下跪是无济于事的。小说家们，你们应该学学胡说家们，例如穆罕穆德先知和列宁同志——干脆号召武装起义算了！这样，暴君才会对你们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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