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某些城市真的会让你精神病发吗？》（BBC 2019年10月22日）报道：
来自北爱尔兰唐郡（County Down）德罗莫尔（Dromore），29岁的景观园艺师奥利佛·麦卡菲（Oliver McAfee）本来应该在2017年的圣诞节以前回家过节的，但从2017年11月21日起他就失踪了。失踪前，他沿着以色列国家步道（Israel National Trail）骑行，最后出现在沙漠城市密支佩拉蒙（Mitzpe Ramon）附近，之后就不见了。两个月后，他的自行车和帐篷在以色列南部的拉蒙地坑被发现，之后他的钱包、钥匙和平板电脑也在游客步道沿途被找到。
媒体迅速猜测他可能是出现了耶路撒冷综合症（Jerusalem syndrome）——一种常与宗教经历相关的精神病状态（或是脱离现实）。患者会变得偏执，看到听到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无法摆脱，有时他们还会莫名失踪。
进入21世纪，以色列卡法尔·肖心理健康中心（Kfer Shaul Mental Health Centre）的医生们每年能接到大约100位有此症状的游客（有40位需要入院治疗），当中基督徒最多，也有犹太教徒，还有少部分穆斯林教徒。医生们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将耶路撒冷综合症定义为一种精神病，发生在一个“让人有圣洁感和历史感”的城市。
耶路撒冷“让人有圣洁感和历史感”——可能会让人承受不住！这是因为，有人本来就患有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从而一直想完成臆想中的神圣使命。医生们说有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美国人在家天天进行体能训练，希望将自己练得像圣经里的大力士参孙（Samson）一样。他来到以色列，一心想要撼动哭墙上的大石块，但最后被警察拦了下来，住进了医院，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最后在父亲的陪同下坐飞机回国了。但有些之前没有精神疾病的人也在耶路撒冷发生了精神错乱，但数量相对较少——13年里因精神病入院的470名游客中有42名没有病史，但他们的情况也很夸张。
这些人的一个典型共性是，刚一来到耶路撒冷就特别在意干净和纯洁，每天要洗无数次澡，还忍不住想剪手脚指甲。他们会制作一件白色长袍，常常是用酒店的床上用品做的。还会跑到街上或是圣地发表演讲、高诵圣诗、演唱圣歌。这种精神病态一般持续一周左右。医生们有时会给他们进行镇定治疗和心理咨询，但最根治的疗法是“让他们远离耶路撒冷”。
医生们认为，这些游客（通常来自“极为虔诚的宗教家庭”）来到耶路撒冷后，看到的是一个繁忙的商业城市，这个与他们所想象的圣城之间存在差距，于是出现了这些症状。一位医生认为耶路撒冷是“妄想的温床”，各教信徒之间对领土千百年的争夺引发了冲突摩擦、阴谋以及妄想。耶路撒冷综合症可不是什么新问题，类似的记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
麦卡菲也可能是患上了耶路撒冷综合症。这不是他第一次对宗教着迷，他本来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在麦卡菲失踪后不久，他的哥哥就对相机中的照片表示了担忧：“照片与他的性格不太相符，他可能有些不是自己了。其中一张可以看到他的帐篷边上有许多垃圾杂物，这一点儿都不像他。”不过在看过更多的证据之后，他的哥哥似乎改变了看法。在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看这些照片、日记以及与麦卡菲失踪有关的一切，最后认为这对麦卡菲来说只是一趟再普通不过的旅行。”
调查人员指出，在麦卡菲失踪的地方有几章《圣经》被撕下来压在石头底下，还有他手写的关于耶稣在沙漠里禁食的圣经故事。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他还搭了一座“小教堂”——用自行车的工具平整出一块沙地，再用石头围起来。
他失踪后Facebook上有一个专页（@heplusfindollie，意为“请帮我们找到奥利”）。最近的发帖中有一则是这样的：“我一直在想，‘无话可说时我还能再说什么？’麦卡菲失踪一周年的日子来了又去，但可惜，我们离答案似乎还有十万八千里。”
耶路撒冷的医生因为接触此症较多，可能更容易做出诊断，而佛罗伦萨的精神病学家也碰到了类似症状。游客可能因为被佛罗伦萨壮丽的艺术及建筑所深深吸引，偶尔会出现精神病的症状。一位72岁的艺术家来到佛罗伦萨的老桥后，没几分钟就觉得自己被国际航空公司监视了，酒店房间也被装了窃听器。有位40多岁的女性认为，新圣母玛利亚大教堂（Church of Santa Maria Novella）斯特罗齐礼拜堂（Strozzi Chapel）壁画上的人物在对她指指点点：“报纸上写的是我，广播里说的是我，还有人在街上跟踪我。”
佛罗伦萨的精神病医生马盖里尼（Graziella Magherini）说，从1977年到1986年间，新圣母玛利亚医院收治了100多名游客，症状表现为心悸、出汗、胸痛、晕眩乃至幻觉、迷失，感到被他人疏远或迷失身份，有些人还会出现破坏艺术品的举动。马盖里尼说，这都是因为“患者本人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加之旅行的压力以及他们来到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处处都是伟人及亡者的灵魂，弥漫着历史感”，她认为敏感的游客可能对此招架不住。
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曾记录自己1817年到访佛罗伦萨，从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 Basilica）出来时“思绪沉浸在超凡的美妙当中，心脏剧烈颤动，生命之泉在我体内枯竭了，我感到随时都要跌倒在地。”马盖里尼就以作家的名字命名了这类症状，称为司汤达综合症（Stendhal Syndrome）。
最近，有位男子在欣赏波提切利的画作《春》时发病——虽然现在每年不过出现两、三例所谓的司汤达综合症，但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Uffizi Gallery）还是会遇到这类紧急情况。最近，有位男子在欣赏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画作《春》（Primavera）时发病，还有位观众在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作品《美杜莎》（Medusa）前晕倒了。有人在波提切利另一幅作品《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前犯了心脏病，之后不久，乌菲兹美术馆的馆长对当地的《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表示说：“我并不是在诊断，但来到我们这样件件都是杰作的博物馆，肯定会让观众受到情感、心理甚至是身体上的冲击。”
相反，有些城市却不尽如人意。日本游客来到巴黎后被现实击碎了憧憬，所出现的精神病态被称为巴黎综合症（有63例记录在案）。巴黎人严厉的样子以及相对没那么友善的店员都让怀着美好憧憬的日本游客难以接受而心理崩溃。一位专门帮助日本家庭在法国安家的机构代表解释说：“在日本的商店里顾客就是上帝，但巴黎的店员基本不理他们。”
这些症状只限于耶路撒冷、佛罗伦萨和巴黎吗？这些城市就是危险的吗？游客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就是精神方面的。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因医疗原因而出动空中救援的案例中，最常见的就是“紧急精神病问题”。具体来讲，急性精神病占到游客精神健康问题的五分之一，而病人大多并不是在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或是哭墙（Wailing Wall）前发病的。
令疲惫的游客精神状态发生变化原因有很多。缺水、失眠以及时差都与旅行时发生精神疾病有关，跟在飞机上服用安眠药或是饮酒也有关系，有时也可能是因为一些药物，譬如治疗疟疾的甲氟奎。游客中有2.5%-6.5%的人有飞行焦虑，但有60%的人会突然感到焦虑。机场安检、博物馆门外的长队、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都会带来压力，如果这还是一场个人期待已久的宗教或是文化朝圣之旅，完美风暴就形成了。
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例中，游客可能在来到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或是学院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之前，早就有了精神问题，只是没有被诊断出来，或是已经有精神病倾向很久了。在马盖里尼的研究中，被送进医院的病人中有一半以上之前都曾看过心理医生或是精神科医生。《英国精神病学杂志》的评论员认为：“不应该把耶路撒冷视为病因，发病游客那些病态的想法在其他地方就早已萌芽了。”
司汤达本人的故事也对我们是个警醒。他当时的日记写了1817年到访佛罗伦萨的情况，但只抱怨靴子太紧，枯燥乏味，对对圣十字教堂的惊险经历只字未提——虽然他在出版的游记中称这是“最有意义的经历”，他“仿佛到了天堂”。
这会不会是因为说自己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会神魂颠倒，反而显得比较有品位、有教养呢？还是说此等光彩壮丽——既非时差原因也不是博物馆的大长队，真的会让人精神崩溃？
正如近百年前的诗中所写：
……美无非就是
我们勉强所能忍受的恐怖之开端，
我们之所以能惊羡它，是因为美根不屑于
摧毁我们。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
——《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ies，1923年作）
谢选骏指出：“日本游客来到巴黎后被现实击碎了憧憬，所出现的精神病态被称为巴黎综合症（有63例记录在案）。”——日本人到了巴黎为何丑态百出？因为日本人是乡巴佬——他们以前模仿中国，后来模仿欧洲，现在模仿美国，毫无原创性。这就像那个捷克农民和犹太奸商的杂种希特勒一样，内心崇拜巴黎，所以在征服了这个弱不禁风的城市之后，还要多此一举跑到落伍的埃菲尔铁塔之下照了一张相，不仅如此还要到处宣扬——就像中国的农民到名声地旅游的时候，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下了“XXX到此一游”，就像毛泽东、江泽民那样到处用笔墨尿尿。难怪他们生前死后洪水泛滥，因为他们的下水太多了。至于我呢，到了耶路撒冷并无不适，因为我不觉得那里是天堂——那里是耶稣基督受辱受难的地狱；我走过十架苦路，默想主的伟大卓绝、犹太人和罗马人对上帝的叛逆和他们遭到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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