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主权国家都不在乎人民的死亡

《WHO专家：中国新冠疫情二次爆发将是大概率事件》（健康知识研究所2020-03-27）报道：

一个月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派出了国际考察组奔赴中国，实地调研新冠病毒疫情，希望快速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与中国一起交流疫情防控和救急医疗等问题。

考察组负责人是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Dr. Bruce Aylward)。很多人在CCTV新闻发布会上

观看了他详实讲述了考察团的所见所闻。

艾尔沃德博士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为抗击新冠病毒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坚决措施”。

艾尔沃德博士在抗击小儿麻痹症，埃博拉疫情等国际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领域拥有近30年丰富经验。现在他又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阻击新冠病毒疫情上了。艾尔沃德博士是WHO总干事谭德塞博士的高级资深顾问。

Q: 是否有理由担心中国会出现第二波感染？

A: 绝对可能。中国对此也非常关注。

我上次在中国考察疫情时让我感到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我和省长、市长交流时，询问他们那里的病例人数已经直线下降了，甚至已经趋于个位数，我问“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正在扩建病床，购买呼吸机；做好准备。

我们不认为这种病毒会消失，我们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的正常运行，经济的正常运行，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行。我们不希望再次陷入刚刚过去的窘况”。

中国会不会爆发二次疫情呢？从现在情况看，非常危险，中国一系列的政府组合让二次疫情爆发的概率越来越高。

一、各自为政的入境隔离政策

中国各地的入境隔离政策，都是当地制订执行的。上海市卫建委就可以规定谁是重点国家，谁不是重点国家。

而上海市卫建委的标准是各国公布的病例数。这个标准对发达国家有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根本连检测能力都很弱，检测数非常少，这个公布数字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非重点地区，上海一直到3月22日，才要测核酸，之前都是体温一量，流行病一调查就过了。

上海、广州……入境口岸都放走了大量无症状感染者。广州的传染病例，就是广州当时认定的非重点国家，体温正常，自由活动，在广州传播病毒的。

各自为政还有一个问题，是口岸对自己城市管理的好一点，对转机转车管理的送。

陕西发现一个病例是广州入境的，一个病例是上海入境的，甘肃发现一个病例是上海入境的，青岛发现一个病例是北京入境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邢台下车的病例，他从沈阳入境，先坐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坐火车到邢台被找到，带下火车。

期间在北京停留了整整一天，在北京机场、火车站，出租车上活动。

而北京的防疫对这个人一无所知。

就是说，由于口岸入境隔离失败，没有做到全部人员入境就地隔离，而是放走了一批非重点国家的。

对所有转机转车的自由放纵，允许其乘坐飞机高铁出租车。

造成了疫情在中国二次爆发的源头传染源。

二、健康码互认的隐患

为了加快省际人员流动，国家要求各地互认健康码，只要是低风险地区健康码是绿色，就不用隔离了。

这个措施本来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口岸管理不严格，让非重点国家的无症状感染者自由行动，让所有国家转机转车的无症状感染者自由行动。

这就造成了健康码不健康的问题。

一个人在上海有健康码，是健康的，但是他要去济南，只要是乘坐高铁、飞机、出租车、公交车，他就有机会同转机、转车、乘坐出租车、公交车的境外病毒携带者同行。

如果在交通工具上被感染，这个持有健康码，不用隔离，自由行动的人，就会成为超级传染者。

一直到他发病入院以前，整个潜伏期，他可以在承认健康码互认的城市中自由传播。

如果健康码不互认，这个人到了济南还是要隔离14天，就会在隔离期暴露，病毒就传播不开。

所以，交通工具传播和健康码互认制度是中国疫情二次爆发的扩大器。

三、摘口罩，外出吃饭的问题

对于新冠病毒来说，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而且它的传染力非常强大。

由于在入境检疫漏了传染源，又靠交通工具感染和健康码互认把传染源感染的国内人员大量引入城市。

这个时候，以口罩、不聚集为重要防御点的城市扩散防御，就很重要了。

如果，所有人戴口罩，不聚餐。那么发病的就是境外病毒携带者，交通工具被传染的绿色码中国人，以及他们的亲密接触者。

一个城市引入10个传染源，最后传播数量级可能就是几十个，几百个，发现后可以控制，是个问题，但是问题不大。

而目前一些地区在提倡摘口罩聚餐，那就会引发大量的本地社区传播，类似于2019年12月的武汉。

摘口罩，大量聚集的城市，也引入10个传染源，等到发现的时候，就是传播几千个，几万个，已经到了不封城不能控制传播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武汉加油了，而是全国多个城市要一起加油。

所以，口罩和堂食，是一个城市小规模爆发和大规模爆发的区别。

《北京疫情多紧张？餐馆开业也门庭冷清》（阿波罗新闻网2020-03-27）报道：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仍在大陆扩散，餐饮业经历两个月停业后，虽复工仍生意惨淡。北京餐厅被曝即使开业，仍然入不敷出，有的饭店营业额甚至大减90%。

北京餐厅被曝即使开业，仍然入不敷出，有的饭店营业额甚至大减90%。图为北京一家饭店门口。（摄于2020年3月6日）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仍在大陆扩散，餐饮业经历两个月停业后，虽复工仍生意惨淡。北京餐厅被曝即使开业，仍然入不敷出，有的饭店营业额甚至大减90%。

香港《明报》3月25日报导，一家拉面店的老板是青海人，至今仍在青海未回北京。他说，一些青海人回北京后先被隔离，即使开店，客流量也大减九成，他现在还不想回去。

位于西单购物中心商圈的“甲乙饼”店店员表示，疫情前在用餐时间座无虚席，疫情导致现在一天进店用餐的顾客只有十几位。

现在有的饭店为节省开支，关闭了部分就餐区；有的饭店晚上提前打烊；还有的挂出合租的招牌，希望合作经营，分时营业，分摊租金。

北京情况有多紧张？从餐饮业一窥究竟

近日有北京朝阳区市民在推特留言表示，“刚才看见楼下的饭店都营业了，但没看见堂食，只有外卖的取餐。”

还有民众发推文表示，“我相信北京每天被确诊的人绝对少不了，中共正在全力掩盖。”

目前即使中共高层要求复工，但北京市政府对餐饮企业、单位食堂、网路餐饮服务平台做出硬性规定，比如要求堂食必须用一次性餐具，顾客不能面对面吃饭，外卖不能进小区，餐桌间隔要在一米以上，用餐需分时段进行，餐厅需提供“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匙”或“一人一公筷、一人一公匙”等。

有饭店老板表示，上述一些规定又增加了饭店成本，另外民众仍对疫情感到紧张也是餐饮业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市3月24日公开通报一个确诊病例，但通报中未清楚说明感染原因，仅称“可能接触了一名患者3月11日之前所污染的楼梯环境”，并未提是否与患者有接触，其家人也未有确诊。

知情人处获悉，实际上北京内紧外松，医院开放但没人敢去，军队大院、小区管控仍然严厉，说是疫情缓解，但重灾区的湖北及首都北京管控甚至更严厉。

《白宫抗疫首席医学专家再泼冷水：复活节复工不实际》（南方都市报2020-03-27）报道：

白宫抗疫小组首席医学专家弗茨博士（Dr. Anthony Fauci）3月26日晚间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提议在4月12日“复活节”复工，虽然“令人鼓舞”，但最终决定必须依据疫情的实际数据。

弗茨博士接受CNN采访时认为特朗普总统“复活节复工”的提议不切实际。

“我想总统试图要做的是，他在提出一项令人鼓舞的计划，给人们一点希望，”弗茨博士说，“不过当我们说的确需要实时重新评估这个计划，他会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做出的任何决定必须根据疫情数据。”

弗茨博士表示，如果今天感染人数大幅减少，明天又大幅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就没有退路了。他警告说，疫情数据必须逐日解读，然后才能预言何时解除封锁令。

在3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人已经准备好复工。

据报道，很多医疗卫生专家都表示，美国必须继续大幅度限制社交接触，不上班，宅在家，自我隔离，否则感染人数将使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截至3月26日，美国确诊的感染人数已达86038人，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据报道，在3月26日白宫例行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坚称美国人已经准备好复工。特朗普表示，复工的同时也可以继续限制社交接触，例如不握手和勤洗手等。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指桑骂槐，指着美国领导人骂中国领导人——但也说明，主权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在乎人民的死亡，因为在他们眼里，人民只是生产工具，“不生产，毋宁死”！主权国家都不在乎人民的死亡，只在乎自己的盈利！

《张杰：中国在疫情中死了多少人？手机用户突然减少2千万》（波讯 2020年3月27日）报道：

目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趋于稳定，但世界却处于爆发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新冠疫情已蔓延到182个国家，被感染达46.9万例，死亡2.1万例。其中，中国确诊为8.2万例，死亡3293例。而武汉市感染确诊为5万例，死亡人数2531例。但很多人认为中国官方隐瞒了真实的数据，真正死亡的数据远远不止3千人。

3月26日早上8点，武汉市汉口殡仪馆内，已经排着一条200多米的长队，两人一排，从殡仪馆静雅厅的大门口一直蜿蜒至东侧乾和厅的门前。汉口殡仪馆静雅厅是逝者亲属办理殡葬手续和领取骨灰的场所，每位逝者只有一位亲属可以进入大厅。有位武汉网友的父亲此前因脑瘤住院，1月底医院清空病房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父亲只能回家，但家中没有治疗条件，父亲的病越来越重。3月初医院恢复门诊，他的父亲才得以重新住院，但为时已晚，几天后就去世了。他也在这条队伍中等待着领取父亲的骨灰。一直到下午2点，他的号才被叫到，才在“发灰台”窗口领到了骨灰。

当这位网友领取完骨灰盒出门时，一辆大货车停到静雅厅西侧门口，车上装载的是汉口殡仪馆订购的骨灰盒。司机表示，他这一车一共装了2500多个骨灰盒，昨天已经来卸过一车。殡仪馆十几位男性工作人员来到大货车上，把骨灰盒搬到静雅厅的侧厅存放，每500个一垛，目前一共有7垛。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向财新记者介绍，在疫情期间，尤其是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20天里，由于核酸检测不足，她的医院同期有几乎与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量相当的疑似病例去世，至于在家中死亡及其他非新冠死亡病人的具体数字，只有街道及民政部门掌握。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汉阳区永丰街道在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69人。资料显示，整个武汉13个市辖区总计有108个街道办事处，21个镇，15个乡，1107个社区，2033个行政村。

3月25号，网上视频显示，武汉扁担山公墓门外排起了长长的人龙，人们等著登记，为自己的亲人安葬。公墓办公室里，更是挤的水泄不通。有推友说：“扁担山公墓登记，人满为患堪比楼市摇号买房，家属排3小时排不上号。”很多武汉市民认为，从武汉领骨灰的排队情况，还有欧美国家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但他们的肺炎死亡率都比中国高，就可知道中国隐瞒了真实的死亡人数。武汉市民张先生说：“买墓地排了这么多人，到底是多少？绝对不是3000多人，加一个零或是加两个零，这个都有可能。”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网络上曾流传着一张殡仪馆遗弃的手机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图片，尽管后来有网友指出图片有假。但通过手机用户的减少，我们或许可以估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

近日，国内三大电讯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相继对外界发布了2月份最新数据报告，结果显示移动电话用户量均出现了严重下滑，堪比“断崖式下跌”，十分惊人。移动手机用户数2月份比一月份：中国移动减少725万，中国电信减少560万，中国联通减少660万，合计环比减少1945万。3月2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韩夏对此进行了回应。她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受疫情影响，2月份电信企业的很多实体渠道无法正常营业，虽然开通了线上服务，但很多用户还是习惯到实体营业厅办理新开户等业务，因此新发展用户速度有所放缓。还有部分存量用户因为不能复工复产，社会经济活动需求减少，对临时卡进行了销号处理。二是随着携号转网在全国实施和提速降费深入推进，部分双卡用户不再需要单独流量卡了，也注销了号码。三大运营商也给出了他们的分析意见。他们认为，第一，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其分析意见与韩夏的意见一致。第二，在疫情爆发期间，绝大多数用户都选择长期待在家中，这导致他们在日常使用中对流量需求大幅减少，因为家中有更快更稳定的WiFi，所以有很大一批原来有双卡的用户，不再需要单独的流量卡，从而注销了号码。

我基本赞同韩夏和运营商的分析，但认为还有以下原因：一是，疫情期间微信的免费适时通话系统对手机的使用起到了替代作用。据工信部统计，今年1-2月，我们全国移动互联网的累计的流量达到了235亿GB，同比增长了44.2%，2月份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8.88个GB，同比增长了45.5%，也达到了近12月以来的最高点。二是，中国今年正式启动了5G商用服务，各大运营商都在普及5G业务。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正在陆续清理旧系统的“僵尸用户”。三是，工信部去年年底实施了“人证一致”的电话入网政策。此后，电信企业需要全面实施人像比对技术措施。于是，电信运营商近期开始清除一些不符合“人证一致”要求的用户，导致用户数量出现萎缩。

关于疫情中去世的患者与目前手机下降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我认为关联性不大。有网友分析说：“一般来说，中国大部分的手机用户会绑定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因此即使人过世了，他的家属也不至于马上就去销号。这类数据不会立即显示出来。”“手机用户一般欠费两三个月才会被自动销号。数据显示，用户数量在2月份减少。如果说人不在了，运营商不可能当月就销号。因此，这些数据和疫情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随着城市的解封，人们生活趋于稳定，因疫情而去世的手机用户销号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出来。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肺炎疫情，这对中国人可能永远是个谜。但中国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是三千人，它应该包括确诊死亡人数、绝大多数疑似死亡人数、因为封城和隔离而导致其他疾病无法得到救治的死亡人数以及自杀人数。有网友认为，因为肺炎疫情死的人只有三成，而因被剥夺了救治权利而亡的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将这些数字加起来会是多少呢？按网友所说加一个零就是三万，加两个零就是三十万。

这一瞬间，我想起了，绝望中的常凯一家人；那哭喊着妈妈，跟着救护车奔跑的女孩；饿毙在家中的小孩；那绝望的跳桥人。有网友说，更让我悲痛失望的是，直到今天，那些瞒报谎报失职的官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道歉，没有一个人引咎辞职，没有一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我觉得你们去汉口殡仪馆看看，看看这些可怜的家属，看看那一个个冰冷的骨灰盒，看看受害者人员的名字，然后摸摸自己的良心，不会痛吗，不会睡不着觉吗？

作家苏小玲说，武汉究竟死了多少人似乎无从确定。2月28日的《武汉发布》曾有这样的通告文字：“为加强运力，已争取市指挥部、省民政厅支援，调配了一批殡仪车辆、人员以及防护装具，充实到殡仪馆，提高了遗体运送和服务保障能力。”有位网友就此看出了常识破绽。按照简单数学计算：病亡累计104例，除以封城8天，平均每天才13人，需要运力援助？如推断成立，无辜的逝者可谓死不瞑目。而人类，似乎只有屠杀才需对死者数字进行隐瞒！一位支援疫区的一线护士“弱水吟”，以一首《请不要打搅》的诗做了回答：

累了一天，一夜

休息，睡觉

比你们的赞美更需要

如果可以，请你们去看看

那些灭顶的家门

是否升起了炊烟

火葬场那些流浪的手机

有没有找到主人。

在中国寻找真相是艰难的，因为我们有太多疑问无法得到解答。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国人死了多少？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死了多少？唐山大地震中国人死了多少？天安门大屠杀中国人又死了多少？为探求三年大饥荒真相，杨继绳先生进行艰辛的调查得出了3600万人死亡的结论，震惊世界。他在《墓碑》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在肺炎疫情中死亡的无数中国人的萦绕的魂灵不就是一座新的墓碑吗？

谢选骏指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两千万人，在中国大陆十四亿人口中只占七十分之一，按照毛泽东一次可以消灭百分之五的比例也就是二十分之一的人口来说，十四亿人应该有七千万人的死亡——目前还是远远不够的。换言之，牺牲如此，连一次打击都不够数呢。这就是“按比例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