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供应链和全球化的终结》（美国之音 2020年4月3日）报道：
2020年3月14日，一名女子从特朗普大厦附近街面上一个用过的防护口罩旁走过。——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令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医疗防护用品成为急缺物资。各国为应对疫情都在限制医疗防护用品的出口。美国面临严峻的疫情，却面临无法为一线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提供基本保护的局面。美国政府一名高官表示，联邦政府医疗防护用品的紧急储备已经接近耗尽。
2020年4月2日，美国华盛顿一名妇女把星条旗图案的围巾当成口罩掩住口鼻。为什么世上最富有的国家却无法给你一副口罩？这是华尔街日报星期二的一篇报道标题提出的问题。美国政府预计此次疫情可能在美国导致10万到24万人死亡。而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往往是多重因素导致。文章批评了政府在疫情最初几周重视不足，以及在应对全球流行疫病方面的投入长期不足。文章说，对众多美国人而言，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当今世上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却在疫病横行的时候，无法为民众和医护人员提供一片救命的口罩。
口罩在这次全球流行病灾难中兼具多重象征性：经历过萨斯疫情的东亚人普遍将其视为自我保护的一道防线；中国政府在疫情趋缓时指导性扩大产能后，成为当局用于外交的一个工具；在美国面临医疗防护用品急缺的局面时，口罩反映出美国医疗产业对中国和印度的高度依赖。上述报道提出的问题，答案就在于这个脆弱的全球供应链，对它的依赖令西方的医院陷入寻求医疗防护器材的困境。这是全球化智慧面对的又一个挑战。
中国通过官方指导在全国范围推动口罩的扩产转产，今年2月29日，中国口罩日产量达到1.16亿只，是2月1日的12倍。疫情前，世界一半医用口罩产自中国。而现在，据摩根史丹利估计，中国已经控制了全球口罩产能的85%。此外，中国还是N95口罩中用于过滤灰尘和病原体的聚丙烯纤维的主要生产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中国是2018年最大的无纺布出口国，其包括聚丙烯纤丝在内的无纺布占据全球18%的出口市场。美国虽然也是一大生产国，更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及近期的一个事例，总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口罩厂商麦迪康（Medicom）发现它在中国的制造厂无法获得国内的原材料，原因是那些材料全部被政府转用于国内口罩生产。麦迪康首席运营官曾对纽约时报表示，该公司在上海的工厂每天生产300万只口罩。但是他说，中国政府要求获得他们生产的所有口罩。
美国3M公司生产的N95口罩
?
美国3M公司生产的N95口罩
总部在明尼苏达的美国公司3M同样在上海有生产口罩的工厂，其所有生产的口罩也都在中国销售。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2月在福克斯商业台上曾经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接管了为美国公司生产口罩的工厂。他说，北京选择“将3M，我们的一家公司，实际上国有化了。”
中国在疫情爆发后不仅停止了口罩销售，还购买了世界市场上大多数的口罩。纽约时报报道援引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在一月武汉封城后的一个星期里，中国进口了5,600万只N95和医用口罩。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限制口罩出口的国家，台湾、印度、韩国、法国、德国和捷克等国都相继禁止了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的出口。
而美国健康和公众服务部在3月初表示，美国当时只有应对此次疫情所需口罩的1%。美国政府估计，在此次疫情中，医护人员需要35亿只口罩。
美国同样急需救治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病人的呼吸机。华尔街日报援引的数字显示，美国目前拥有16万台呼吸机，大多数已经投入使用。而据美国医院协会的估计，这场疫情将有超过百万病人需要这样的机器维持生命。大量的短缺将迫使医护人员届时就给谁使用救命的呼吸机做出艰难的决定。
但呼吸机的制造配件往往也是来自世界各地。汉密尔顿医疗器材公司首席执行官前不久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罗马尼亚对医疗器材的出口限制令该公司一时间无法获得呼吸机中的加湿配件。
中国在基本控制住疫情时，开始允许口罩厂出口部分产品。中国政府还将口罩用作外交工具，向意大利、西班牙和伊朗等国提供过口罩援助。面对关于初期隐瞒疫情的指责，中国政府通过这些急用医疗防护品的援赠，希望改变它在此次疫情中的负面形象。
希腊雅典国际机场的工人从国航飞机上卸下装有中国政府捐赠的抗疫医疗用品。（2020年3月21日）
请同时参阅：
中国向欧洲出口医防用品质量低劣重创“抗疫外交”
各国对口罩、呼吸机和防护服等医疗器材的出口限制，令美国在面对疫情大范围爆发时，甚至可能无法保证一线医护人员的基本防护需求。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低调地暂时取消了对中国制造的医疗器材等进口产品的关税。
支持自由贸易的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退休贸易专家盖瑞·克莱德·哈夫鲍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暂时取消。我认为它（医疗器材关税）会取消。但是，昨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不能把这次全球流行疫情用作改变政策的途径。特朗普政府对关税情有独钟。”
但是，反对其关税政策、倾向支持自由贸易的意见对川普政府的临时取消关税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在面对多方需求的时候，出口商会选择没有关税或者永久取消关税的国家。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导致美国在面临重大疫情时，难以通过进口获得急需的医疗防护器材。
一些贸易专家则在探讨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下约束各国的贸易限制行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前贸易谈判代表温迪·卡特勒上周三在一个电话讨论会上，和来自瑞士、澳大利亚以及医疗业的专家和业界人士在20国集团特别峰会前夕就如何采取行动，阻止日益扩大的医疗器材出口限制进行了讨论。
卡特勒说，国际间有越来越强的共识，认为国际间形成一个贸易倡议有助于对抗疫情大流行，并阻止全球经济滑向衰退。
但是，卡特勒也表现出担忧。她说：“目前还不清楚世贸组织、7国集团和20国集团等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作用的组织能够应对这些挑战，特别是当前处于领导者真空时期，美中两国在众多的问题上都有冲突。”
但是，期待贸易障碍的清除解决美国迫在眉睫的需求看起来并不是件易事。尽管中国控制住国内疫情，但它仍然面临输入型感染，以及复工后可能再度爆发疫情的压力，同时，美中间日益加剧的公开化的敌意，也使中国难以向美国出口医疗防护用品，至少难以公开这样做。
中国政府还需要考虑国内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避免因为为美国提供急需的医疗防护用品而受到国内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据报道，中国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鼓励口罩厂商直接和美国的州政府和代理商联系。
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顾问纳瓦罗在近日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中国有可以出口的口罩等防护用品，美国愿意购买。但是，他表示不能接受中国利用这样的交易作为宣传手段。
美国怎样度过这个难关还无法预知。特朗普总统已经对美国人表示，接下来的两周将是最艰难的日子。
但是，在这场疫情过去之后，美国会重新审视为降低成本形成的供应链，尤其是医疗器材的供应链，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的脆弱：在无法获得这些关键资源的情况下，将会有多少人丧失性命。
这场疫情凸显出供应链或难免发生变化。一些分析认为，这场疫情也会或者应该加快美中间的脱钩，尽管仍将是渐进性的脱钩。
华盛顿的国安专家瑞贝卡·格兰特（Rebecca Grant）近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站发表意见文章，称中国不是朋友或盟友，甚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商业伙伴。她呼吁在疫情结束后重新考虑美中关系，尤其是双边经贸关系。
格兰特说，这场灾难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背离全球化将会令习近平感到惊惧。习近平在3月26日致G20的一封信中承诺积极增加药品的供应，并恳请20国削减关税并保持贸易畅通。
格兰特则认为，习近平言行不一，中国对疫情的隐瞒让世界付出生命代价。她说，美中经济不会一次脱钩，但在制药、5G、农业政策和进出口等需要在疫情后表现出新的面貌。她说，首要问题就是让药物制造回归美国。
格兰特说，新冠病毒将终结我们所知的全球化，这已经表现得日益明确：这段时期就是从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贸组织，直到2019年12月武汉病毒爆发做出的拙劣反应。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为何担忧“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意味着联邦制的终结、小国时代的深入。但是美国之音不懂，全球化过程不是基于所谓的“全球化智慧”，而是基于“全球化无奈”；因为全球化面对的挑战是技术发展所推动的全球一体的现实，而不是任何前卫意识或高瞻远瞩。所以，联邦制与全球化的对决，最后遭到终结的恐怕不是全球化过程，而是力图大开历史倒车的联邦结构自身。
《如何避免疫后全球化的终结？》（2020年4月12日 15:48 独立学者 吴思 为FT中文网撰稿）报道：
新冠病毒这根稻草，能否压垮全球化这只骆驼，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这根稻草有多重，压多长时间？第二，骆驼作何反应？
先说第一个因素。新冠疫情肯定提高了人际交往成本：外出，旅行，所有与人直接接触的行为，都包含了比过去高出很多的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控制这种风险，封小区，封路，封城，封国，大大提高了经济学所谓的交易成本。
问题在于，交易成本到底提高了多少？如果交易成本无限大，任何交易和分工都会消失，市场经济就不存在了，更别提什么全球化。如果交易成本变化不大，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就不大。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导致的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现在还难以确定。有的地方死亡率大约1%，有的地方达到10%。假定死亡率5%，感染率百分之六七十，这个世界将如何？餐馆，咖啡馆，体育馆，还能剩下多少？工厂，学校，如何运作？发达国家如何，不发达国家又将如何？可以肯定，死亡率每增减一个百分点，交易成本每增减一个百分点，这个世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人类生活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如果特效药确定了，疫苗出来了，最后，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比流感死亡率高出一两倍的重流感，由此导致更多的人接种疫苗降低风险，或者群体免疫了，那么，新冠病毒就不那么重要。
从现在的诸多不确定，到最后尘埃落定，假定这个过程持续两年，即使两年后新冠病毒不再可怕，交易成本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这两年的危机应对，也可能对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因素，骆驼对稻草的反应问题。骆驼感觉负担重了，当然想甩掉一些负担。负担越重，甩负担的动作越猛。在疫情导致交易成本或交往成本急剧提高的时候，虚拟空间的交往技术就有了普及和提高的动力。电子支付，网购，网游，网上会议，网上签约，网上就医，远程办公，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如此对冲交易成本的上升。
面对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活动困难，政府也不得不应对危机，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例如降税降费，减少各种管制限制，简政放权，将来还可能放松对小商小贩的限制，以应对失业率的提高。总之，大幅度放宽搞活，提高经济自由度。我想强调一种可能：如果应对得法，危险确实有可能变成机会。例如，早就有人提议零关税政策，在疫情横扫世界之时，宣布中国零关税如何？再如，经济下行肯定导致财政困难，顺势而为，大幅度压缩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减少甚至取消国企补贴，如何？对言论的过度管制，导致李文亮事件，引发民愤和中美关系紧张升级，顺势调整政策，逐步落实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又将如何？这些措施，都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减轻骆驼的负重。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发展势头早已受挫。受挫的原因，主要是受损者的抵抗。美国蓝领担心就业机会持续外流，美国白领担心科技成果流失，自由经济体担心无法与享受政府补贴的企业竞争，民主国家担心专制国家在全球化中强大而霸道，威胁全球的自由秩序，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但找到一个各方认可的解决办法还是有可能的，例如严格遵守各种经济贸易承诺，公平竞争，然后接受公平竞争的后果，无论输赢。零关税，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顺势取消对国企补贴，与民企公平竞争，减税降费，压缩负面清单，放宽言论管制，这些降低交易成本的危机应对措施，恰好有助于缓解国外的种种担心。
如此改革之后，交易成本降低了。假如新冠疫情一两年后减弱到重流感的水平，新冠疫情给骆驼添加的交易成本也降下来了。在虚拟空间技术的帮助下，交易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那时候，骆驼的感觉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压垮骆驼的情况不仅不会出现，或许骆驼还能走得更稳当。
再进一步，如果新冠疫情不仅逼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还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都会改善，全球化就有了更加令人乐观的前景。乐观来自正确应对，来自降低交易成本取向的应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旦严格管制有效，严格管制的体制已经建立，这股力量就有了自我扩张的动力和条件。危机越大，管制越严，这是另外一种循环。这种循环的结果是交易成本上升，自由度下降。历史经验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如此走下去，经济衰退，社会萎缩，最后走投无路，折腾一圈，还是要改弦更张，放开搞活。
这个世界同样如此。全球化，思想、知识、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短期内，某些群体，完全可能受损。如果缺乏补偿，就会招致强硬对抗，互不妥协让步，对抗还会升级。相应的，各种主张主义也会上台争斗。在长时段上，全球化呈波动向上之势，但短期已有下行态势。波动是正常的，只要人类整体趋利避害的本性不改，只要少数人的利益适当得到照顾，只要相关技术和法规要顺应趋利避害的人性，全球化就不会被折腾死。即使倒退几步，折腾够了，感觉得不偿失了，还会重拾升势。
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各国政府当下的应对。大瘟疫的作用是改变当下的利害计算，改变某些要素的成本和收益。当年黑死病流行，欧洲人口锐减，劳动价格上升，这种成本的变化，在欧洲大陆冲击了农奴制，在英国刺激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为工业革命做了铺垫。人类历史由此改变。黑死病通过劳动价格的提高改变了历史，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交易成本的降低改变历史？
我在网络上看到印度农民工蜂拥回乡的场面，想起了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没有坚持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如果印度实现了惨烈的群体免疫，那么，大疫之后，印度大概会像二十年前的中国那样，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吧。全球化的潮流不会倒转，但可能绕开某些孤岛。事在人为。那么，中国的决策体制如何选择最佳政策？历史展现的真实轨迹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谢选骏指出：历史展现的真实轨迹，并非“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撞了南墙也无法回头，直到粉身碎骨”。这个粉身碎骨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联邦结构的终结——这个联邦结构不仅是美国的联邦制度，而且也是中国的“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这可能是为外国刊物撰稿的“独立学者”始料未及的吧。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