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和他身边的男人们：文艺复兴巨匠鲜为人知的感情世界》（BBC 2021年9月2日）报道：
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首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估计多数人都很熟悉他对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兴趣，以及在飞行器、武器和供水机械方面的研究；更不用说他非凡的绘画才能。但是人们对这位艺术巨匠的私生活和个人感情世界却往往知之甚少。这位文艺复兴巨匠所留下的日记，也更多关注的是外部世界，而不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话虽如此，无数作家和学者一直在寻找线索，从16世纪传记作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到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人们遍查达芬奇留下的数千页笔记，并在其中发现不少线索。
2019年，欧洲各地当时都大规模举办过各式活动庆祝活动，纪念这位文艺复兴巨匠逝世500周年。那前后出现的一些剧目就选择展现了大师最私密的一面。
其中一部歌剧作品就是曲作家米尔斯（Alex Mills）和词作家莫林（Brian Mullin）合作的现代歌剧“莱昂纳多”（Leonardo）；剧情聚焦了伟大艺术家和他两位助手之间的感情故事。
达芬奇的两名助手（谢选骏指出：都很有“问题”！）——
第一名入戏的助手是被达芬奇昵称为“沙莱”（Salai）或 “小魔鬼”的卡普罗蒂（Gian Giacomo Caprotti）——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年。沙莱1490年10岁时候进入达芬奇工作室做助手，当时他主人已经快40岁了。歌剧词作家莫林的研究发现，达芬奇的笔记中经常提到沙莱从主人和客人那里偷窃物品，或是偷吃多于配给的食物。莫林说：“他是个劳动阶级男孩，显然很难调教，但却能前后陪伴达芬奇25年”。
第二名助手梅尔奇（Francesco Melzi ）1505 年左右进入达芬奇的生活。与第一个助手不同的是，这位年轻人来自一个米兰贵族家庭，最终成为等同于达芬奇私人秘书的角色。他和达芬奇很快就形成了被歌剧词曲作家认为情同父子的紧密关系。莫林指出，达芬奇对待梅尔奇与对待沙莱的态度截然不同。出身豪门的梅尔奇没有昵称；达芬奇一直用“弗朗切斯科师傅”的称呼描述他。
尽管歌剧作曲选择的是当代曲调，但选用的则是16世纪流行的中提琴重奏组合形式。莫林的词也几乎完全来源于历史资料，其中最多直接来自达芬奇的笔记。这位左撇子艺术家，当年记笔记时为了“隐私”，常常选择用镜像倒影书写反向字体方式。
莫林介绍说，歌剧遵循了“达芬奇与这两个年轻人一起维持的不断变化的三角关系”为故事主线。在不断变化的三角关系中，沙莱最终似乎失宠。达芬奇晚年带着两名助手搬到法国生活，然而沙莱中途搬回米兰，连主人1519年去世时也没在身边。莫林说：“达芬奇留给他（沙莱）的东西很少，只有半个葡萄园，很怪”。而对梅尔奇来说，他则继承了达芬奇的很多绘画和大量笔记，而这其中的故事就好比一幕幕的个人感情剧。
达芬奇的俊美男模特
作为历史人物，沙莱和梅尔奇不但出现在达芬奇的笔记中，也出现在绘画中。他们二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俊美男子。比如说，沙莱就被认为曾为“酒神”和“施洗约翰”充当模特。对于歌剧词曲作家来说，达芬奇与助手的关系远比艺术家与模特的关系更加深切和激荡。作曲家米尔斯说：“达芬奇画了好多沙莱的画像，以至于不难得出他是画家意中人的结论”。
“人们都认为他其实就是达芬奇的伴侣——因为达芬奇不断送他昂贵的衣服，两人一起旅行，不断评论他有多俊美”。
为了弥补剧情中有关达芬奇私生活中的空白点，米尔斯和莫林还专门请教权威专家，并得到文艺复兴专家肯普（Martin Kemp）和克莱顿（Martin Clayton）的帮助。专家们的推论都是，达芬奇“非常，非常，非常可能是同性恋”。
据介绍，其实达芬奇的性趣向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题目之一。16世纪艺术家洛马佐（Giovanni Paolo Lomazzo）就曾在 1560年代虚构过一段联想达芬奇与古希腊雕塑家菲狄亚斯（Phidias）的对话。在对话中，菲狄亚斯质询达芬奇与男模特究竟是什么关系：“你有没有和他一起玩过佛罗伦萨人热衷的‘后门游戏’？” 虚构对话中的达芬奇则给与了积极正面的回答。不过，20世纪心理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则推测认为，尽管达芬奇一生都有美男子陪伴左右，但他很可能还是意淫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展开同性恋情。
传记作者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有关达芬奇的传记中则写得更为随意一些。他直接将达芬奇总结为“私生子、同性恋、素食者、左撇子、精神不集中，有时甚至是异端”。近年有一部由著名演员艾丹·特纳（Aiden Turner）主演的电视剧，则正是把上述这种达芬奇的形象鲜活搬上银屏。
英国皇家展览品收藏托拉斯负责版画和素描收藏的马丁·克莱顿在歌剧构思早期就开始与米尔斯和莫林会晤。克莱顿说：“他们将梅尔奇和沙莱用正反对比方式描写非常明智。他们的行为 —— 沙莱是黑暗、缺乏理性和原则性的一面，而梅尔奇则作为一个可靠、勤奋的一面 —— 这有利塑造一个真实的达芬奇形象”。
对克莱顿来说，达芬奇临终前决定让梅尔奇继承他大部分艺术遗产——绘画、设计和笔记等等，也证明了他觉得后者更加可靠和值得信赖。而坊间所谓沙莱最终拥有更多达芬奇绘画的说法，则表明要么是他偷的，要么就是伪造的。莫林也表示：“他（沙莱）始终有骗子的名声。而最后也是在一次铤而走险的弓弩决斗中死亡”。
虽然达芬奇从很多层面讲都是远远超前于他所生活时代的人，但他与沙莱的暧昧关系在当时来说其实并非十分特别。莫林说：“成年男性和青少年之间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在达芬奇生活的时代相当普遍”。达芬奇在佛罗伦萨生活的时期，同性恋关系非常普遍，德文中Florenzer（佛罗伦萨人）一词甚至最终成为形容同性关系的德国俚语。
尽管如此，佛罗伦萨当局为了控制同性恋行为和“维持秩序”，也督促民众放弃这种行为。达芬奇23岁时就因与其他三名艺术家一起被匿名举报参与“肛交行为”而被控有罪，尽管他最终是否因此坐牢不得为知。
有专家认为，遭遇当众羞辱事件可能导致达芬奇开始变得更加隐私。以至于后人对他个人生活的了解很少。米尔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歌剧作为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能允许很多事情不用过于直白地描述也能让人们意会的优势。
谢选骏指出：从我的“历史力学”（参见1987年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角度看，正是当时非法的同性恋的犯罪活动，迫使达芬奇不得不像鼹鼠一样进行着“见光死”的地下生活……这样的压抑所造成的心灵扭曲，生成了灵魂之火，激发并且成就了达芬奇的天才。这也算是一个“天才与病”的案例吧。
（天才与病，就是历史力学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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